观音信仰探讨

观音信仰探讨
　　作者：武高寿
　　一、观音信仰的源流
　　观音是佛教里众多大菩萨中的一员。但是观音菩萨在中国的知名度却远远超过了其他的大菩萨甚至佛祖。在民间，好多人不一定知道释迦牟尼佛,但不知道观音菩萨的人却很少。流传甚广的俗语“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毫不夸张地反映了两千年来我国民间供奉观音菩萨的盛况和观音菩萨在信众中的深远影响。过去，无论在繁华都会的深宅大院，还是在穷乡僻壤的陋室茅屋，几乎凡有人烟的地方，都有人供奉观音菩萨的圣像。直到今天，在一些家庭院落、公司商店、车辆舟船，也常常见到观音菩萨的尊容，更不要说那无数佛寺道场、甚至宗庙道观里袅袅香烟中无数观音菩萨的身影。而且还不只在中国如此，在日本、韩国、越南以至世界其他国家，观音菩萨也是处处受到人们的敬仰。历史与现实都说明，观音菩萨与我们众生的因缘的确是非常深厚的。
　　观音菩萨之“观音”，是“观世音”的简称。“观世音”是梵文的意译，也有译作“观自在”、“光世音”的。到了唐代，由于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略去“世”字，称之为“观音”。
　　观音信仰在古印度由来已久，在佛教产生之前的公元前７世纪，婆罗门教中就已流传观世音故事。公元前５世纪，佛教创立，有的婆罗门教徒转而信奉佛教，观世音就被带进了佛教而成为一位大菩萨。
　　印度佛教认为，观音菩萨原为转轮圣王的王太子，因见众生遭受许多苦恼、恐怖等灾难，就在宝藏佛前发下宏愿，愿行菩萨道以救苦救难。他说：“若不能免除众生一切苦恼，我终不成正觉”，于是宝藏佛就替他取名为“观世音”，意思是“观”到声音即能去救难。
　　而有的佛经上说，观世音菩萨其实早在过去的无量劫中，已经成佛，名叫正法明如来。因为看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五恶浊世的众生苦难深重，为了发起所有的菩萨一齐来娑婆世界救苦救难、普度众生，所以投身人世仍然作菩萨。
　　在净土诸经中，观音菩萨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协侍，协助阿弥陀佛演说妙法，接引众生。《无量寿经》中说：西方极乐世界“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不过观音菩萨虽然是极乐世界的一位首席大菩萨，但出于慈悲救世之心，经常来往于娑婆世界，“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
　　所以，观世音菩萨是集中体现佛教慈悲精神的菩萨。他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把有苦有难的众生从苦海中解救出来，或者满足祈愿者的种种愿望。
　　观音菩萨是在西汉末年随着佛教传入而来到中国的。最早的历史记载于三国时期，魏国译师唐居沙门康僧铠于嘉平五年（２５３）到洛阳，首译《无量寿经》二卷，其中有介绍阿弥陀佛、观世音和大势至菩萨的内容。而信众对观音菩萨有详细了解和广泛信仰，却是在《法华经》译出之后。《法华经》是最早对观世音菩萨做详细描述的大乘佛教经典。在西晋竺法护译出《正法华经》后，就有一个单独流通的《光世音经》或《普门品经》。而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妙法莲华经》出来之后，其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就以《观音经》之名单本广泛流行。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在中国观音信仰传播和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巨大意义。正是这部经，对在古印度占主流地位的观音救难信仰进行了完整的表述，而这就成为后世中国观音信仰最基本的信念依据。在这一经文中，说明了此菩萨为什么被称之谓“观世音”：“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观世音”，是寻声救助世间苦难的意思，就是说他能观其声音，救度大众。经中还介绍了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法力的具体表现：“假使兴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或值怨贼绕，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咸即起慈心。或遇王难苦，临刑欲寿终，念彼观音力，刀刃段段坏。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扭械，念彼观音力，释然得解脱。”这就是说，不论人们遇到什么灾难，只要能够念诵观音菩萨的名号，就可奉凶化吉，遇难呈祥。观音菩萨不仅救难，而且解忧，有求必应，实现人们在生活中的种种愿望。其中特别提到：“若有女人设欲求男体，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不仅如此，经里面还说到，观音菩萨还能够随愿众生，“随类化度”。即为了教化不同类的众生，观音常因时代、环境、风土人情、文化传统、众生根器的不同，而显现各种不同的形象：为官吏说法，就显现官吏身；到婆罗门说法，就显现婆罗门身；为妇女说法，就显现妇女身；为老人说法，就显现老人身；为小孩说法，就显现小孩身。无量化身，随机而现。
　　东晋时佛驮跋陀罗译出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介绍的观音菩萨所修持的法门，也被称为大悲行解脱法门，善财童子参访观音时，询问应学何菩萨行，观音对他说：菩萨应学的法门无量无边。但在这无量无边的法门中，我是修学大悲行解脱法门。所以观音被称为大悲观世音，与他有关的咒语、拜忏，也简称为大悲咒、大悲忏。
　　东晋时期的法旷大力推崇《法华经》和《无量寿经》，“常念咏二部”。由于他的宣传，观音信仰开始在民间流行。隋唐以后，随着密教的兴起，汉译佛经中以观音菩萨为名的经典，数不胜数，特别是那些以“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称号的经咒更为繁多。
　　正因为观音菩萨具有无量的化身，观音的形象在中国也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人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向往重新塑造了观音的形象。
　　在中国，早期的观音为男身，如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南北朝的木雕都为男性造像，造像的嘴唇上还有两撇小胡子。《华严经》也说，善财童子参拜观世音，到了补怛洛迦山，见“勇猛丈夫观自在，为利众生住此山。”
　　但到南北朝末朝和隋朝初年后，中国寺院里的观音造像出现了女身。后来观音又汉化、儒化为妙善公主而被固定为女身。河南宝丰县香山寺的宋代蔡京所书的《大悲观音菩萨得道远征果史话》碑和元朝皇亲管夫人精心编纂的《观世音菩萨传略》，都记载了妙庄王的三女儿妙善由于从善尽孝、舍己为人，而成为千手千眼观世音。
　　大约刊于元代的《三教搜神大全》也记载说，北阙国妙庄严王的三公主，叫做妙善，修成正果，玉帝封她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南无灵感观世音菩萨，这就又把观音菩萨道教化了。因为在印度佛教的传说中，天帝是佛教的护法，而在皇权专制主义的中国，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教权、神权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观念上，都不可能高于皇权。许多神仙和高僧大德的封号都是由皇帝御赐的。观音的称号要由玉皇大帝赐封，就完全是有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和政治观念的体现。
　　道教接纳观音，是与三教合一的思想观念的形成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三教合一的思想观念在宋金元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王重阳所创的宗教组织，大多以“三教”命名，诸如“三教金莲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等。道教吸收观音之後，一般称为慈航大士。
　　自古以来，我国女性的苦难比男性更为众多。观音菩萨固定为女性后，就可以方便地进入闺阁绣楼。这对佛教的传播和教化是十分有利的，因为她能大大地扩展女性信众的数量。就是对于广大的男性信众来说，作为女性形象的观世音菩萨，增添了许多慈母般温柔亲切的色彩，因此同样是大受崇敬和欢迎的。
　　观音形象的这种变化，又是与佛教的教义完全相符合的。因为按照佛教的观点，佛菩萨本来是没有男女性别之分的，只是随顺众生的愿望和传法的需要，而变现其身相容貌。所以现男相方便就现男相，现女相方便就现女相。
　　出于崇敬之情，民众又以自己的理解和心态去想象观音的形象，所以在民间形成的观音造型十分丰富，除前面所说的千手千眼观音外，还有海岛观音、白衣观音、鱼篮观音，杨柳观音、水月观音、送子观音，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与汉传佛教一样，藏传佛教也有着非常广泛的观音信仰，甚至更为深入。如果说汉传佛教的观音信仰是印度大乘佛教中的显教与中国固有儒道文化相互渗透的产物，那么，藏传佛教的观音信仰则是印度大乘佛教中的密教同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西藏，就有整个藏民族都是由观音化现所生的传说。在藏族历史上，许多著名的藏王及高僧也多被认为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如历史上著名的松赞干布和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达赖喇嘛等，就被认为是观音菩萨所变现。在他们的佛教宇宙观念中，整个世界为一朵莲花，西藏的拉萨就是这莲花的中心，观音净土就在这里。所以松赞干布就把所建的王宫名之为布达拉宫。后来布达拉宫就成为达赖喇嘛的居所。布达拉之得名与浙江普陀山之得名一样，是由梵文的补怛洛迦转译而来。
　　这里就不能不涉及观音菩萨的道场问题。《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其中参拜观音地点是“于此南方有山，名补怛洛迦”。有一颂描述云：“海上有山多圣贤，众宝所成极清净，花果树林皆遍满，泉林池沼悉具足，勇猛丈夫观自在，为利众生住此山。”由此可以看出，南印度海滨的补怛洛迦山就是观音菩萨在印度的道场。后来，佛法在印度消亡了，印度的观音道场也就随之消失了。之后，浙江的东海普陀山和西藏的布达拉，就成为观音菩萨在中国的两个最著名的道场。其实，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普度众生，随缘示现，无刹不道场。哪里有虔诚的观音信仰，哪里就是观音菩萨的道场。太虚大师就说过：“清净为心皆补怛，慈悲济物即观音。”
　　如今，海南三亚南山108米的海上观音常居南海，已经成为吸引众多观音信仰者的一个新道场。从此，观音菩萨也就成为名符其实的“南海观音”了。
　　二、观音信仰的缘由
　　观音信仰在中国之所以能够具有如此的广泛性和普及性，一方面，是印度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教理教义能够吸引信众，随缘而化、随顺众生方便法门的弘法方式又能够适应不同环境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中国从固有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特有的民族性格出发主动选择的结果。
　　古代印度佛教的观音信仰，实际上并不是单一成分的信仰观念，而是由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三种信仰成分所构成的信仰体系。根据观音研究专家李利安先生的分析，这三种信仰成分分别是净土型观音信仰、般若型观音信仰和救难型观音信仰（参见《佛学研究网》李利安主持的《菩萨信仰》专栏）。
　　从观音信仰的输入时间上来看，倒是净土型和般若型观音信仰传来中国更为早一些。东汉三国时期，印度净土系经典就输入了中国，但那时净土观音信仰根本没有流传开来。《般若心经》也是基本流于无人问津的状态。而救难型观音信仰传来之后就立即引起中国人的共鸣，人们不但在心理上很快接受了这种外来的信仰，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开始实践这种外来的信仰。
　　为什么中国人对不同信仰成分会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呢？这与中国人自身的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物质生活条件的综合反映。一个民族以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为核心的整个精神文化的内容和特征，都与这个民族在特定地理环境中所形成的物质生产方式有着最为直接和紧密的联系。中国的绝大部分国土是处于暖温带地段，最适宜农耕经济的发展。而封闭的大陆又没有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因而形成了稳固的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社会。正是这种特定的地理、历史和社会因素，决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忠孝为核心的宗法等级文化，并始终保持着独立的难以突破的发展道统，形成了中国人注重实际、不务玄思的民族性格。正是这种民族性格，决定了人们在接受和处理外界事物时往往采取一种讲究实用的原则，一般较为重视眼前的短暂的得失利害。这就使中国人既缺乏科学理性追思的热情，也缺乏宗教理性超越的兴趣。所以，尽管两千年来虽有种种外来的宗教流传，但世俗的、入世的思想始终压倒超越的、出世的思想。
　　净土型观音信仰就是一种超越的、出世的宗教信仰。在净土信仰中，观音菩萨是作为阿弥陀佛的助手出现的。净土信仰的基本目标是，离开这个充满烦恼痛苦的现实世界，往生到无有众苦、但受诸乐的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系观音经典，也就把重点放在传扬观音菩萨所在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景象，以及众生在寿终之时得到观音菩萨陪同阿弥陀佛接引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信仰。在这一信仰中，菩萨的主要任务不是到现实生活中去救苦救难，而是让人们认识到人世苦难的实相，从而看破红尘、放下俗缘、出离苦海、决意往生。观音菩萨的主要职能就是和阿弥陀佛一起去接引那些修成正果的信徒前去西方极乐佛土。而修行信众也并不希望佛菩萨解除他的现世苦难，反倒是常常为了修成正果而甘愿去吃苦受难。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成就功德，佛菩萨才能够把他接引往生，从而永远摆脱生死六道轮回的苦难。这种放弃今生现世而追求来世往生佛土的取向，对绝大多数力图摆脱现实苦难、追求现世幸福生活的民众来说，显然并不具有多少吸引力。
　　佛教的般若智慧，更是具有深刻哲学玄想的庞大理论体系，其核心是缘起性空、无我无住的理论。从实质上来说，只有般若学说才真正体现了佛教的根本教义。按照这一教义，信仰者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在精神上得到解脱，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觉悟。而所谓觉悟，就是认识到一切法皆是虚妄，人生无非是苦，不仅灾难祸患是苦，“五欲之乐”同样是苦。而体现般若观音信仰的《心经》，将内容庞杂的般若理论以极为简洁精炼的二百多字加以浓缩，高度总结了全部大乘佛教般若学说的“性空假有”的理论内涵，被认为概括了全部般若理论的心要。包括般若观音信仰在内的全部般若智慧，既不提倡来世往生极乐佛土，也不强调现实苦难的解救，而是在追求一种精神上的彻底解脱。只有这种通过般若智慧的观照而达到涅槃的精神境界，才是实现了最终意义上的解脱。而这种极其抽象玄妙的理论，可以得到像苏轼那样的读书人的青睐，但是对于具有现实功利性而又不具备起码文化知识的中国普通民众来说，就比净土型信仰更加难以接受了。
　　而救难型的观音信仰就具备上述两种信仰类型所不具有的优势。救难型观音经典的重点，是在弘扬观音在现实生活世界慈悲救难的信仰。净土观音信仰给人的希望是来世，而救难观音信仰给人的希望就在此时此刻；净土观音信仰是让人憧憬他方佛土的庄严美妙，救难观音信仰是让人得到此地的平安吉祥。“未知生，焉知死”的古圣哲言，倒是较为准确地揭示了中国人信仰习俗的一个重要特点：解决当下直接现实的生活问题、摆脱现实的苦难处境才是当务之急，至于死后的解脱、来生的幸福，一般就不予过多的考虑了。
　　观音菩萨是佛教中慈悲的化身，他誓愿宏深、慈悲广大、法力无边、神通无碍，能寻声救苦、随类现身、有求必应。而在宗法皇权专制主义的中国，传统的世俗文化中并没有那种平等博爱的大慈大悲观念。墨子主张兼爱，还被儒家亚圣孟子戴了一顶“禽兽”的帽子。中国传统的宗教文化中，也没有一位热切关注人类现实生活并能够平等解救一切众生现实苦难的神灵。
　　马克思说过，理论是否有力量，在于理论是否能够满足人类现实的需要。佛教的慈悲文化，正好弥补了中国文化的缺失；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音菩萨，正好填补了中国传统宗教神灵的缺位。慈悲是佛道的根本，没有慈悲就没有普度众生的大乘。观音作为主悲的菩萨，正集中地体现了大乘佛教这一最根本的特征。观音的慈悲不同于世俗的爱，而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即没有任何分别、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限制的绝对平等的慈悲。也就是说，观音的慈悲不是爱有差等的儒家之仁爱，而是对一切众生都一视同仁的宏大博爱。世俗众生，无论贫富贤愚，在逢灾遇难之时，只要称念观音菩萨的名号，就能得到救助。
　　观音菩萨不仅能救苦救难，而且能满足人们的种种合理祈愿，如求福求富、求禄求寿、求儿求女，都可通过礼拜供奉观音菩萨而得到满足。那些饱受命运作弄、深感无依无靠、又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世俗民众，怎么能不把观音菩萨引以为救星而生崇敬之情呢？
　　还应该看到，观音菩萨东来之际，中国正处在频繁的战乱之中，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人们面对频繁发生的天灾茫然无措，在永无休止的人祸面前更是无能为力。随时会遇上不测风云的众生必然会拥有一颗期盼救助和需要抚慰的心灵。观音这位“广大灵感的菩萨”、“拔苦予乐的菩萨”和“有求必应的菩萨”，正好满足了民众干渴心灵的需求。
　　所以，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上所形成的宗法社会所造就的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传统文化的特征、战乱频繁的现实苦难，构成了民间对救难型观音信仰特别虔诚、特别普遍的深厚的社会基础。同样，中国佛教所宣扬的观音解救现世苦难、获得现世人生福乐观念，虽然有古印度佛教的渊源，但更多的是佛教随顺中国国情、在中土重人生、重现世的传统意识影响下发展出来的新观念。出世的宗教也不得不带有入世的色彩，是文化交流互动的必然结果。所谓“三教合一”，也是这种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结果之一。
　　而造成“三教合一”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中国民众宗教信仰所带有的浓厚的实用性功利色彩。从实用性的功利观念出发，人们对自己所信奉的对象究竟归属于哪门哪派，并不做过多的理会。所以，为了吸引香客，道观中也供上了观音菩萨。在某些城乡民众自己所立的庙宇里，多是祖宗、神仙、菩萨、人鬼济济一堂。还应该看到，在中国，不仅儒家、道教供奉佛教的观音菩萨，而且佛教也把儒家、道教供奉的忠义之神关帝圣君请进了寺院，让他做了佛的护法神。在这里最明显地体现了中国各种宗教精神在实用理性支配下所实现的大融合趋势。
　　此外，大量信仰观音菩萨应验故事的流传和汇集，有关观音菩萨的艺术作品的大量涌现，既是观音信仰的产物，又进一步扩大了观音信仰的影响。关于种种信仰观音菩萨应验的故事，现在人们往往把它们当作文人学士们所创作的志怪小说。其实，那些故事并不是某些人有意识的凭空杜撰，而是观音菩萨的信众们在信仰实践中所获得的真实体验的记录。应该看到，宗教信仰实践是不同于生产活动、科学实验和艺术创作的另一种人类实践活动。我们既不能用宗教信仰实践去取代或否定生产活动、科学实验和艺术创作的实践，也不应该用生产活动、科学实验和艺术创作的实践去取代或否定宗教信仰实践活动。虔诚的宗教信仰信念所产生的奇特效果，也许是没有这种信念的人永远都无法理解的。
　　三、观音信仰的现代意义
　　人是有限的存在，因而也是需要信仰的存在。一切社会的危机，归根到底是信仰的危机。
　　也许有人会认为，人们对观音菩萨救苦救难的信仰是虚幻的，因而是毫无意义的。其实不然。马克思说过，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2页）。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深入持久的观音信仰，曾经发挥过十分重大的积极作用。一个深深体会的自身有限性和脆弱性的人，坚信有一种拯济力量可以改变命运，在不可抗拒的天灾和社会暴力面前，祈求大慈大悲、法力无边的观音菩萨的佑护，从中激发起的是一种对抗和摆脱苦难的信心。这种信仰心既包含对现实苦难的抗议，又有着抗拒“天命”的意味。这不仅会给苦难民众以巨大的精神支持，也可以在一定意义带来直接的实践效果。确凿的事实是，观音信仰在历史上实际地发挥了某种抚慰人心、提升人性、和谐人际、稳定社会的作用。
　　主张缘起性空理念和随缘而化原则的佛教，是最能够与时俱进的宗教。慈悲救世的观音信仰既能满足自然经济宗法社会民众的需要，也必然会满足社会转型、正在走向现代化市场经济社会民众的需要，并发挥其新的现实的积极作用。
　　应该看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的激烈转型带来了人们普遍的信仰缺失。而正是这种信仰的缺失，导致了众多社会问题的产生。因为社会是一个多领域、多要素耦合互动的有机系统，任何一个领域、要素的缺位或薄弱，都会造成木桶效应而影响整个系统的健康有序的运行。和谐社会实质上就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领域相互协调、良性运行的社会。而以价值信仰为内核的文化是和谐社会的灵魂。正是以价值信仰为内核的文化这一渗透在社会整个系统的灵魂，使得制度合法化、结构合理化、行为规范化、社会和谐化。事实上以价值信仰为内核的人文环境状况正成为某些地方制约社会深入持久和谐发展的瓶颈，因而也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最为深层次性质的一个环节。
　　国内屡屡发生的某些官员利用公共权力强征土地、强迫拆迁而对民众的实际利益毫不关心的事件；一些煤矿、金矿不注意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特别是事故发生之后，矿主那种不是积极采取措施抢救员工，而是千方百计地隐瞒事故真相、甚至移尸焚尸灭迹以逃避责任的做法；那黑砖窑主为了利润以残暴的手段胁迫民工整天卖力十六七个小时而不给一分钱工资、甚至把民工活活打死的现代包身工悲剧的上演；某些人见利忘义制造假酒假药、有毒食品不管消费者的死活；某些人对弱势群体冷漠无情、歧视排斥；某些人遇到落难的妇女儿童见死不救、冷眼旁观；这种种触目惊心的事实说明，在一些人的心中是一片信仰的“空白”和道德的“荒原”。
　　每个个体人格的尊严是神圣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任何无辜生命的牺牲都应该让我们感到痛苦，以暴力和任何其他手段随意剥夺一个无辜的生命，都是对整个人类的犯罪。对生命尊严的重视和张扬，实际上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同样，对生命价值的忽视，也同样显示了一个社会文明的落后。对人的尊敬关爱已成为构建和谐幸福社会的一个基点。所以，填补以价值信仰为内核的人文精神的“空白”，就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而要填补这个“空白”，最主要最有效的途径，当然是要加强马克思实践人道主义的研究、宣传和教育，使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同时也应该继承和发扬佛教大慈大悲观音信仰的传统精神。
　　过去，人们往往把信教的人多，看做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社会问题。但是实践证明，最危险的并不是信神信教的人，而是什么都不信的人。没有信仰的人往往是无所畏惧的。而无数实践证明，没有信仰的无所畏惧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能干出来的。
　　费尔巴哈批评基督教的上帝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异化。而则我以为，佛教的佛陀及菩萨则是人的本质力量或人性的一种升华。佛教是出世的宗教，但同时也是最关切现实人生人心的宗教。“佛”、“菩提”，本来都是觉悟的意思。佛陀是大彻大悟、拥有圆融智慧的人，是佛教的最高的修行目标。菩萨是觉有情，也是一个觉悟了的人，同样是大乘佛教修行者追求的目标。信佛、学佛、修佛、敬菩萨，目的就在于使自己的人性得到提升。佛教确立佛菩萨的存在，不是为了让佛菩萨与人类对立，或者高居于人类之上，而是为了人类的现实生活不断迈向和谐，并最终在人间实现永恒幸福的极乐净土。
　　所以，真正信仰观音菩萨的人，就要做一个如同观音菩萨那样的人，就应该像观音菩萨那样利乐有情，真诚地去实践“拔除众生痛苦，给予众生欢乐”的慈悲情怀。
　　但是，现实中有不少的人拜佛、拜观音菩萨，只是求佛求观音菩萨给自己消灾解难，带来好运，而他们自己却以冷酷的心甚至残忍的手段来对待别人。有的所谓企业家，在公司里供着观音菩萨圣像，为得是自己更快地发财。而对于手下的员工却漠不关心，甚至把他们当作牛马来对待。有的贪腐官员求观音菩萨保佑他贪腐的劣迹不被发现，能够使他在贪腐的道路上越走越顺畅，越闯越猖狂。这正是佛所批评的强者伏弱、残害杀伤、嗔恚愚痴、欲自厚己、欲贪多有、奢淫骄纵、居上不明、在位不正、爱保贪重、心劳身苦。拜观音菩萨但不依观音菩萨的行愿行事，相反却背道而驰，这是对观音菩萨最大的亵渎。正是在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中，人性升华的佛教变成了人性异化的宗教了。而这异化所反映的，也是这些人自身的人性的异化，而不是佛教本身的异化。
　　如果我们把净土观音、救难观音和般若观音等不同体系的观音信仰以及整个佛教理论融合起来看，就应该明确，观音菩萨的救苦救难、佛教里“有求必应”的说法，归根到底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修身积德的自然果报，而决不会让那种满怀贪欲、甚至恶念恶行不绝者的图谋得逞。
　　只要人间还没有变成净土，只要现实的苦难还不能真正消除，观音菩萨的香火就不会断绝。虽然民间拜佛拜观音解难免灾、祈福求利、许愿还愿的世俗化的佛教信仰还不是纯正的佛教信仰，但却为弘扬真正纯正的佛法提供了契机。《维摩诘所说经》中就有“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的说法。这就需要在观音道场为信众提供接触整个佛法的机会。要使佛教真诚、清净、平等、慈悲、智慧、宽容、和平、和谐的精神深入人心。
　　佛教僧侣主张“六和敬”，而“和敬”所突出的是因缘和合、一体和谐的思想观念，是佛教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方法。人我、物我无不相关同体，因缘互存。出家僧人称作和尚，“和尚”，实际是“尚和”，以“和”为“尚”、崇尚和谐、和合、和气、和蔼、和睦、和平。
　　佛菩萨主张众生平等。在佛陀看来一切众生都是过去之父母、未来之诸佛。所谓菩萨，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就是认为众生都有佛性，人人都可成佛。这就有了“在佛性面前人人人格平等，在成佛面前人人机会均等”的观念，而这正好可以契合民主社会“真理面前、法律面前人人人格平等”和“政治、经济、教育面前人人机会均等”的理念。所以，每一个人，不管有多深的学问、多高的地位、多富的财产，都不应该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强，都没有权力去支配别人的命运。平等是和谐的基础，有了平等才有和谐。所以，如果每个人都学习观音菩萨平等慈悲的精神，把解脱众生的困难放在第一位，那社会就和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