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高僧最澄与越州上虞的茶缘

日本高僧最澄与越州上虞的茶缘
　　日本茶道学界认为，日本的茶是由最澄和尚（日本称为传教大师）于公元805年由中国带入日本的。传说他将带回的茶种种于近江坂本的日吉神社，形成了后来的日吉茶园。据日本《类聚国史》记载，弘仁六年（815年）四月，嵯峨天皇巡幸近江国滋贺韩崎时曾接受了永忠和尚进奉的煎茶，茶才开始出现在日本的正史。
　　据《显戒论》、《显戒论缘起》等记载：唐贞元二十年（804），日本僧人最澄一行来中国天台取经，天台一家法门已具，即到明州（宁波）准备回国之际，明州刺史郑审则在接待他时，建议他应去越州（今绍兴）学习密宗佛法。贞元二十一年（805）四月，最澄一行乘舟至曹娥江，时密宗开宗祖师之一善无畏的再传弟子顺晓正在上虞泰岳寺和峰山道场弘法（峰山，清康熙前称峰山，后称丰山），最澄即随顺晓研习密宗，于峰山道场得顺晓授密宗灌顶。之后，又随顺晓入越州龙兴寺，其“取得”的经卷和“种种道具”在《越州录》中大都有载。郑审则题赠最澄云：“南登天台之巅，西泛镜湖之水。穷智者之法门，探灌顶之神秘。可谓法门龙象。青莲出池。”
　　据我国一些文史专家考证，日本最早的茶，就是最澄从越州上虞带到日本的。
　　上虞是我国较早种植茶叶的地区之一，茶文化源远流长、茶文化氛围非常浓厚。可以说，正是上虞深厚的神仙信仰和兴盛的道教、佛教活动，特别是唐代工艺水平达到登峰造极的青瓷茶具为茶文化的传播插上了飞越的翅膀。从文化的角度来说，远至汉代的神仙思想与饮茶的神秘关系，魏晋以来佛教、道教与茶的水乳交融，特别是以谢安、王羲之、支遁、许询、谢玄、谢灵运等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文人群体在东山一带品茶对弈、饮酒狂放的倜傥风流，给越州，包括上虞的茶文化披了神秘的面纱。
　　汉至唐的漫长历史时期，包括上虞在内的越州作为茶文化最为发达的“茶都”，它所蕴含和承载的文化意义，是无与伦比的。
　　对最澄和日本佛教而言，越州龙兴寺、上虞峰山道场，有着与天台国清寺同等重要的地位。
　　据日本佛教史料记载，最澄在日本曾看到的《起信论疏》、《华严五教章》等经典就是鉴真带到日本的。越州龙兴寺不仅是南山律宗开山禅师道岸为鉴真授菩萨戒的地方，也是密宗的一处重要寺院。据绍兴地方志记载：龙兴寺，始建于南朝宋泰始元年（465），号香严寺。唐神龙元年（705）改名中兴寺，二年（706）更名龙兴寺。其地大致在今绍兴市区人民路西北段、府山后街西、偏门直街南。在唐代，龙兴寺高僧云集，名声远播。綦毋潜《宿龙兴寺》诗云：
　　香刹夜忘归，松清古殿扉。
　　灯明方丈室，珠系比丘衣。
　　白日传心净，青莲喻法微。
　　天花落不尽，处处鸟衔飞。
　　《传教大师将来越州录序》说：“大师入唐求法目录有二本。其一则记于台州所得经疏名目，谓之圆宗录。其一则记于越州所受密典名数，谓之越府录。”《越州录》说：“向越府龙兴寺，诣顺晓和上所，即最澄并义真。逐和上到湖镜东峰山道场。和上导两僧治道场，引入五部灌顶曼荼罗坛场，现蒙授真言法，又灌顶真言水。“”去年向台州，两僧等受大小二乘戒，又写取数百卷文书。今年进越府，二僧入五部灌顶坛，又抄取念诵法门。前后都总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也。”
　　峰山道场位于上虞市百官镇梁巷村，泰岳寺位于今上虞岭南乡，这两个地方都是顺晓弘法和最澄拜谒过的地方，1925年，当代茶圣吴觉农就曾在泰岳寺创办茶场。中国学者关于最澄在峰山道场研习密宗和从这里带走茶种的研究成果见诸媒体后，引起了日本佛教界的关注。日本天台宗宗典编辑所所长野本觉成率考察摄制组数次来峰山道场考察朝拜；日本天台宗总本山召开各教区会议，认可了“最澄大师上虞峰山道场灌顶受法”这一考证结论。1999年5月，以日本国佛教协会会长、天台宗座主渡边惠进为名誉团长的天台宗朝拜团一行240多人到峰山考察朝拜，渡边惠进先生题写了“传教大师最澄峰山受法灵迹碑”立于峰山之上，使这一遗忘了一千多年的道场再现昔日的辉煌。
　　（2007年9月21日初稿）
　　［附记］写这篇东西，是想说明日本茶文化与绍兴的关系，但资料甚少，似乎说服力不足，还望朋友们补充或者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