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先霈先生《佛语哲思》

读王先霈先生《佛语哲思》
　　读王先霈先生的《佛语哲思》，深佩先生之博学。先生于佛教典籍十分稔熟，且有精微之体验，故能做到旁征博引，运用自如。但也许由于先生撰此书之目的，在于借佛教有益于人生，故于佛理多所引申，也多站在似乎“正确”的立场，对佛教某些教理予以“批判”。比如“一丝不挂”一节，在肯定了佛教破除贪欲和执着的积极意义之后，也对其“消极”方面作出了批评。“一丝不挂作为一种人生态度，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说它消极，因为它明显地表现了厌世倾向，诱导人不去履行应尽的社会职责，不去履行对家庭、对国家、对社会、对民族的义务。”其实这批评未必中肯，因为一，真正有良知的佛教徒，并不放弃社会责任。比如近代高僧敬安（八指头陀）就是一个著名的爱国僧人，读他的诗“谁谓孤云意无着，国仇未报老僧羞”，热血沸腾，泪不禁出，哪里看得出对现世的逃避？其二佛教有所谓世间法，倡“即烦恼是菩提”，此岸生死，彼岸涅槃，并不主张弃现实人生于不顾，而去追求所谓的功德圆满。大乘菩萨发愿普度众生，地藏菩萨著名的誓言：“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与吾辈所仰之人道主义精神一脉相通。所以认为“一丝不挂”就是厌世，就是放弃社会责任，其实是一种谬见。一丝不挂是讲空，劝道人不要执着三界虚妄，而并非让人耽于虚无，那恰恰是对佛教精神的歪曲。先生所以堕此外道，原因就在于内心中先入为主地存在着一种“正见”，而此“正见”又与社会主流意见相一致，甚至未必就是先生所能认同的，不过是为文之道，表现了先生对现实的妥协。
　　先生《佛理哲思》一书，最大的特点在于会通整合，最值得质疑之处恐怕也在于此。比如第二节“静坐胜于造塔”，在介绍了佛教的禅定后，又列举了老庄和宋儒的静坐理论，视三者为一途。“静坐并不是佛家所专有，不是佛徒最先发明。……中国先秦道家倡求虚静，其中包括了主张静坐。后来道教更把静坐当作修行的基本方法之一。……道家和道教的主张、信仰与佛教不同，他们所说的坐忘、收心、安坐，作为修养或修行方法则接近于佛教的静坐、禅定。宋明理学称为新儒学，‘新’的一个最重要方面就是吸收了佛、道思想，包括把佛、道的静坐方法吸收过去，作为修身养性之法。不过，他们对道家的吸取是公开的，而对佛家的吸取则往往是不声张的。”先生的这种看法，初看没有什么不妥，细究却有漏洞。在我看来，儒、释、道三家虽然都主张静坐，但儒家静坐的目的在“体道”，道家在“丧我”，佛家才是体悟真如。儒家的“体道”近于迂，道家的未免枯槁，只有佛家光明生动。我们讨厌世之道学家，最不堪的就是他们的“道貌岸然”，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结果倒显得虚伪做作。鲁迅最看不惯这种人，所以在小说中予以讽刺。比如《祝福》中的鲁四老爷，读着《太上感应篇》，挂着陈抟老祖的字幅，主张“事理通达心气和平”，可面对祥林嫂的不幸，却屡屡大光其火，无法做到真正的心平如镜。即使如程颐“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也不是真乐，多少有些作秀的成份。老庄是厌世派，想不清楚的事，干脆放弃，主张物我同一，取消事物间的差异，以此自欺。所以老庄的坐忘，干脆就是逃避，“身如槁木，心如死灰”，看不出有什么光风霁月的境界。但佛家不同，表面看来，佛家认四大皆空，但实际上佛家的空不异色，色不异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和色是矛盾统一的。所以佛家禅定，不是要进入一片死寂的世界，而是断灭一切污染，体会内心澄明的真如境界，而这一境界并不脱离现象的生动。浙江师大教授张节末《禅宗美学》一书，专讲禅宗现象美学的特点，认为佛家的真如体悟都是与绝对现象结合在一起的，并没有脱离现象的虚无的真如境界。我以为张的见解是正确的。张谈到王维的《山居秋暝》，李白的《敬亭山》，柳宗元的《江雪》，认为“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都不是比喻，而是一种现象直观，是主体内心境界的外现。苏轼的诗句：“静故了群动，空能纳万境。”生动的境才是佛家禅定的自然结果。儒家和道家的静坐皆另有目的，只有佛家的禅定本身就是目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一时解悟，便可以进入一种全新的生命境界，众生也就是佛了。王先生没有仔细区别三者间的差异，概而言之，易为粗心的读者所误解。
　　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以我之浮浅，完全没有资格妄评先生的著作。但先生向来主张“各言尔志”，即使一派胡言，只要心正意诚，也未尝不可言之。谨如言教，不揣冒昧，祈望先生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