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戏曲

佛教与中国戏曲有着密切联系。魏晋后，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佛教形象、佛教仪式及佛教思想逐步融入早期戏曲中，促进了中国戏曲的发展。
　　佛教影响中国戏曲最主要的是佛教史实，诸如出自佛经的故事以及观音显迹、僧尼高风、僧俗交通、神僧异行等，这些内容作为戏曲创作素材，丰富了戏剧的内容。
　　据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元节》载：“七月十五日，中元节……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倍增。”“目连救母”为佛经故事，在我国民间流传久远。唐代即有《大目连犍冥间救母变文》，说的是目连之母刘氏，生前悭吝作恶，死后堕入地狱。目连是个孝子，他求佛救度其母。佛祖让他每年农历七月十五设盂兰盆会，这样便能使其母得救。后来母子同升天界。这出戏在当时能连演8天，可见情节已较为曲折复杂。剧中将佛教关于轮回报应、冥界地狱、礼佛敬僧的理论与儒家所主张的孝道结合起来，成为中国古代戏曲中以佛经故事为题材、影响广泛的一出戏。在宋代戏曲剧目尚不多、排演经验亦不足的情况下，这样的连台戏对戏曲剧本创作和表演有重要借鉴作用。目连戏内涵丰富、生命力极强，在不同社会形态下均得以保留，是佛教与中国戏曲结合的代表作之一。
　　中国戏曲在佛教的影响下，产生和保留最多的是观音戏、目连戏、布袋和尚戏、达摩戏、济公戏、度脱戏、西游记系列戏以及众多的高僧、神僧戏等。这方面的作品有关汉卿的《泗洲大圣锁水母》、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李寿卿的《月明和尚度柳翠》、尚仲贤的《洞庭湖柳毅传书》、郑廷玉的《布袋和尚忍字记》、李好古的《沙门岛张生煮海》、杨讷的《西游记》等50余部。
　　《月明和尚度柳翠》，从主题到细节都取自佛教，可以看作是借佛教内容增强戏曲艺术效果的一个典型例子。剧中讲述南海观音净瓶中的柳叶，偶染微尘，被贬到人间，转生为美女柳翠，在杭州沦落于风流场中，罗汉月明奉命化身和尚度化柳翠。该剧宣传了佛教清净生活的美好和超脱尘俗的精神。情节充满人情味，有些对白还颇具哲理。
　　《布袋和尚忍字记》讲汴梁富户刘均佐为罗汉转世，他积钱守财，自私自利。弥勒佛化为布袋和尚前往开导，终使刘均佐信佛，并成为护法罗汉。这部戏将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与佛教思想结合起来，在宣扬佛教四大皆空超脱思想的同时，又显现中国传统观念和神仙故事情节，语言浅近风趣，比喻贴切生动，情节生动曲折。
　　佛教变文对中国戏曲也有一定影响。六朝时佛教产生了一种佛经讲唱形式，谓之“唱导”，主要是宣讲佛理、演唱佛教故事或史诗传说。南朝梁代僧人慧皎《高僧传》(卷15)说：“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在戏曲的发展过程中，为适应民众需要，又将讲经文改写成白话，以吸引更多的听众。这种具有表演性的变文艺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到了唐代，俗讲已相当发达。这时的俗讲不仅内容广泛，而且听众已遍布各阶层。为适应这种需要，僧、俗作者以原有的俗讲题材为基础，汲取中国古代说唱文学的表现形式、手法，编写出变文，以供俗讲之需，使这种形式自成一体，并相对固定下来。在僧俗作者参与的这种再创作过程中，变文的内容在佛教经义、佛经故事的基础上，逐步增添了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及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题材。前者如《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庐山远公话》等；后者有《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等。变文语言通俗易懂、讲唱结合、情节曲折多变、富于传奇色彩，每事均喻佛理，创作意图明确。这些特点对中国的说唱艺术，如诸宫调、鼓子词、弹词、平话的形式和创作手法均有明显影响。如《降魔变文》，讲述佛及其弟子们战胜邪魔的故事，表现了正义者勇敢、坚定、无所畏惧的斗争精神，扬善抑恶，褒贬分明，符合中国民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意识，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类似题材、内容、情节和结构形式的变文，稍加改编，即可成为一出好戏，故南戏、金院本、明清传奇及历代杂剧中，都有由变文演化而成的剧本。
　　佛曲也是影响中国戏曲的重要因素。佛曲是以乐曲旋律配以佛经偈颂谱成的歌曲或描述佛教精神的乐曲。佛曲先于佛教传入我国，在早期的传播和影响上也大于佛教本身。
　　《晋书·乐志》云：“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张骞于公元前139年至公元前119年间两度出使西域，此时佛教尚未传到中原，但张骞带回的《摩诃兜勒》佛曲受到音乐家李延年的重视。李延年将其改编成一组多达28首的军乐，使其艺术价值大增。
　　到南北朝时，佛曲传入的途径增加，数量增多，影响渐广，并日益与中国传统戏曲结合。《隋书·音乐志》载：“西凉者……其歌曲有《永世乐》、解曲有《万世丰》、舞曲有《于阗佛曲》。”《旧唐书·音乐志》也说：“自周隋以来……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典度皆时俗所知也。”在敦煌发现的史料中，唐代佛曲就有200多首。在《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及《佛祖统记》等书中，还记录了不少佛教音乐家，其中少康、文淑、段善本等成就卓著，影响颇大。这些佛教音乐家，在灵活运用佛曲的同时，还注重学习中土民族民间音乐，成为民间艺人和教坊效法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