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语译《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中残存的回鹘语因素

作者提供（原刊《甘肃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第75～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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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吐鲁番出土蒙古文文献的价值
　　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收集的“吐鲁番出土蒙古文文献”总共由105件文献构成，虽然总量不是很多，但在内容上却包括了叙事诗、格言诗、佛教文献、占卜、行政文书等丰富的体裁。对于研究13～14世纪蒙古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料。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始于1909年，发轫者是兰司铁（G.. Ramstedt）。后来，海尼希（E. Haenisch）于1954和1959年将文本影印出版。此后，有关研究开始兴盛，波普（N. Poppe）、傅海波（H. Franke）、李盖提（L. Ligeti）、策仁索诺姆（D. Cerensodnom）、卡拉（G. Kara）等都致力于对这些文献的研究。1993年，陶贝（M. Taube）将这些文献裒为一辑，作为《柏林吐鲁番文献（Berliner Turfantexte）》丛书第16卷出版，对全部文献的版本状况进行了介绍，并有罗马字母转写、德语译注、词汇索引和照片等。通过这一著作，我们可比较容易地把握吐鲁番出土蒙古文文献的全貌了。[①]
　　正如策仁索诺姆所指出的，可以把这些吐鲁番出土蒙古文文献看作是具有丰富意义的“文献作品”。的确，将它们与13世纪的蒙古文文献《蒙古秘史》中所见到的纯粹蒙古文要素相比较，不难发现，这些出土文献深受外来文化，尤其是以回鹘语为中介的邻近诸民族文化的影响。[②] 因此之故，许多蒙古学者将吐鲁番出土的蒙古文文献视为远离蒙古本土，与蒙古传统文化有差异的独立的资料群，并以此为线索进行研究。
　　毋庸置疑，属于13～14世纪的吐鲁番出土蒙古文文献含有两种文化因素。首先是蒙古文化与回鹘文化的混合形态。此后，至15～16世纪时，这种形态不复存在。17世纪以后，蒙古地区被蜂拥而至的藏传佛教文化所渗透，蒙古文化被外来因素即“藏族模式”所替代。
　　但另一方面，直到17～18世纪，蒙古文佛教文献中仍残存着一种“古风”，即通过回鹘语借用佛教术语的形式。[③] 令人不解的是，并没有见到哪一部蒙古文佛经中有以回鹘文佛经为底本再转译成蒙古文的明确记载。在吐鲁番出土的蒙古文文献中，大多都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从历史的脉搏讲，“蒙古佛教产生于回鹘佛教而成长于藏传佛教。”但通过具体的事例来验证这一说法，目前却受到了资料的制约。
　　本文拟通过整理在内亚地区普遍流行的起源于中国的“伪经”《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④] 的蒙古译文中存在的回鹘语因素，旨在证明此经是由回鹘文翻译成蒙古文的。
　　二、《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的翻译过程
　　14世纪前半叶，中原地区尚处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汉文伪经《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被相继翻译成回鹘文、蒙古文、藏文等多种文字。该经典引人注目的最大理由，首先就在于它的翻译顺序，汉语最早，蒙古语次之，藏语再次之。其中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在藏传佛教经典中明确记载着该经的藏文本来源于蒙古文本。这篇文献自从20世纪初受到劳费尔重视以来，[⑤] 许多学者都致力于对该文献的研究。第二个理由是，在这一经典的藏文和蒙古文本中都有跋文，其内容中记有“蒙古文译本的刊行是为了纪念文宗孛儿只斤图帖睦尔”，并有关于刻印者和翻译者的记述。文宗曾二次君临大位，第一次是1328年9月至1329年1月，第二次是1329年8月至1332年8月。题跋首次明确记载了元朝后期蒙古文佛典的翻译情况，时代清楚，可为其他文献的断代提供坐标。[⑥]
　　根据跋文，该经的蒙古文本是由著名的回鹘人必兰纳识理（蒙古文作Bradir-a siri，回鹘文作Piratya?iri，来源于梵文Praj?ā?rī）翻译的。天历元年（1328）十月一日印刷了2000部。同时刻印的还有阿邻铁木儿（Al?nt?mür）翻译的回鹘文本，印刷了1000部。之后，于丁丑年（1337）再译成藏文。
　　遗憾的是，属于该经典的14世纪藏文本、蒙文本都已失传，只有回鹘文本在吐鲁番有所发现。今天能够见到的蒙古文本、藏文本都是17世纪以后的本子。汉文原典目前所知的也只有《大正藏》所收的本子，它是以19世纪初日本刊的本子为基础的。
　　1937年，热合玛提（G. R. Rachmati）将《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的回鹘文本收入《吐鲁番突厥文献（Türkische Turfan-Texte）》第7卷中发表，内含11件写本和残片。其中在第1件刊本的跋文中，提到此回鹘文本在癸丑年（1313）印刻了1000部。
　　由此可见，回鹘文本于1313年和1328～1337年曾两次刊行。那么，第二次刊刻的到底是阿邻铁木儿根据蒙古文本新译的本子呢还是1313年刊本的重版？不得而知。[⑦] 如果是1313年的刊本，那说明该经只有一种回鹘文译本，系阿邻铁木儿所译。
　　三、《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各种译本的最新情况
　　有关该文献之回鹘文译本情况及有关研究状况，艾维尔斯科已有详细介绍，[⑧] 不再赘述，这里仅是想谈及一些艾维尔斯科未曾提及的信息。
　　汉文本
　　此经典在中国从未被收入过大藏内经，作为伪经也未被记载过，敦煌也未见出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仅有大正时期收藏的汉文本为人所知，一直通行至今。1802年被收入日本刊行的《享和仪轨》，与《大日本缩刷大藏经》、《卍续藏经》所收的汉文本相同。《享和仪轨》所收本子，利用的就是京都栂尾山高山寺法鼓台文库所藏的写本。
　　直到1994年，《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之北宋刊本残件才在中国发表。[⑨] 此残片雕版印刷于雍熙三年（986），说明在10世纪后半叶，《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在中国就已经得到广泛流传了。笔者阅览了被认为是《大正藏》底本的京都高山寺所藏文本，发现高山寺写本与中国新发现的986年的刊本为同一系统，却与《大正藏》所收的文本有部分不同。最大的异点在于986年刊本与高山寺写本中有用于表示五色和五行的相应内容，即“金命人白幡子，木命人青幡子，水命人黑幡子，火命人赤幡子，土命人黄幡子”。在蒙古文本和藏文本中都有这些内容，但在《大正藏》本中却付之阙如。
　　回鹘文本
　　回鹘文本的校订与刊行，茨默（P. Zieme）正在进行中。
　　藏文本
　　藏文本已由庞隆校订、出版，[⑩] 它以1717～1720年北京康熙版《甘珠尔》（大谷大学图书馆所藏）藏文本作为底本，参照柏林所藏1680年的《甘珠尔》写本以及其它写本进行校订。
　　实际上，藏文本中存在着更古老的东西，1410年的北京永乐版《甘珠尔》，1605年的北京万历版《甘珠尔》中都含有古语成分，语句较长。最近，笔者有幸看到1410年刻永乐版《甘珠尔》藏文本的复制本，据此，文本的竖行与康熙版《甘珠尔》完全一致，只有后缀的字有细微的差别，例如，跋文最后提到的藏文本翻译者名字时，在1410年的文本中写作Ma ha pha la，这与1680年的《甘珠尔》写本相一致，但在1717～1720年康熙版《甘珠尔》中却变为Ma ti pha la，这是区别藏文本两大系统的重要因素。
　　蒙古文本
　　蒙古文本唯一公开发表的只有北京版《甘珠尔》（1717～1720年）所收的本子，由李盖提（L. Ligeti）转写发表。1990年，傅海波发表了研究《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的论文，参考了北京版《甘珠尔》所收蒙古文本。[11]
　　世界各地图书馆收藏的《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蒙古文本有十数种，笔者通过比较研究，发现现存的蒙古文本可分为以下五类：
　　甲本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部图书馆所藏《甘珠尔》写本（1628年）
　　乙本 蒙古文gZungs-’dus所收的刊本和写本；
　　丙本 北京版蒙古文《甘珠尔》本（1717～1720年）；
　　丁本 译自藏文底本新译本；
　　戊本 含有蒙古星辰信仰的写本。
　　综上所述，所有的蒙古文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藏文本的影响，特别是跋文部分都由藏文本重译而来，就蒙古文本受藏文本影响的程度而言，依次是甲本→乙本→丙本→丁本，越靠后受影响程度越深。相反，最古老的甲种蒙古文本中仍保留有较多与回鹘文本接近的内容，继而以乙本→丙本→丁本的顺序，越靠后回鹘文本的因素就越少。
　　四、蒙古文《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中的回鹘要素
　　与其他的蒙古文佛典相同，现存的蒙古文《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的种种异本都受藏文本的影响，甲种蒙古文本，即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部图书馆所藏《甘珠尔》本最引人注目，现以此本为例进行探讨。
　　1. ürks?r b?lingl?s?r
　　该词为汉语“惊恐”在回鹘文本中的相对应的表述，各种语言的文本都有与之相对应的内容，简列如下。
　　回鹘语译文
　　U 4738 (T III M 238)，第39～40行：?g-k?ngül-i ürks?r b?lingl?s?r（他的内心很恐惧）。
　　藏语译文
　　北京永乐版《甘珠尔》（1410年刻）诸经部卷ā，第288页背面第2行：rang gi sams(sic.) dngangs skrag par gyur na（自己的心里变得很恐惧）。
　　蒙古语译文
　　甲本：oyun sedkil inu ürgügdebesü bilingdebesü（他的内心很恐惧）。
　　乙本：oyun sedkil inu ayu?u so?iqu bolbasu（他的心变得很恐惧）。
　　丙本：oyun sedkil inu ayun emiyebesü（他的内心很恐惧）。
　　丁本：?ber-ün sedkil ayiqui so?iqui bolbasu（自己的心里变得十分恐惧）。
　　回鹘语的ürk-意为“惊恐、胆怯、恐怖”，[12] b?lingl?-则为“使恐惧”之意，[13] 两个词语被合为叠词使用，这种形式在甲种蒙古文本中可以看到。
　　那么，为什么这个单词在乙种、丙种与丁种蒙古文本中却都被置换为别的词呢？单词ürgügde-“胆怯”在蒙古文文献《元朝秘史》是可以看到的，但bilingde-在中世纪蒙古文文献中却无法看到。18世纪中叶编成的梵文、藏语、蒙古语对译词汇集《翻译名义大集（Mahāvytpatti）》中也见收录。另一方面，bilingde一词在1717年编成的满文、蒙古文辞典《御制清文鉴》中有出现：
　　beleng?i----aliba kümün-ü aγasilaqu kelel?eküi-yi sanaγ-a ügei yosuγar daγariyaqu kümün-i beleng?i kememüi
　　按照莱星（F. Lessing）编《蒙英词典（Mongolian-English Dictionary）》（布鲁明顿，1982年）的解释，beleng?i指的是精神不正常的人。
　　也许这个起源于回鹘语的单词在17～18世纪时在蒙古社会中被赋予了“疯癫”的新含义，故而蒙古文的翻译者们运用其一般的意思，将该词置换成ayuqu“胆怯”、so?iqu“惊恐”和emiyekü“恐怖”等。
　　2. 作为“元素”义项使用的qut
　　如所周知，在回鹘文中，qut具有“幸运”、“幸福”、“陛下”、“佛果”等多种义项，同时，又有指代火、水、土、金、木“五行”中“元素”的意义。[14]
　　《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中五种“元素”和色的对应关系：
　　金命人白幡子，木命人青幡子，水命人黑幡子，火命人赤幡子，土命人黄幡子。
　　在986年的汉文刊本和高山寺藏汉文写本中都是有这部分内容的，但《大正藏》所收文本却全然不见。在藏文本与蒙古文本中也有这部分内容。与之对应的藏文译文：
　　dpal ldan gser gyi mi ni gzugs dkar po 吉祥的金命人呈白色容貌
　　dpal ldan shing gyi mi ni gzugs sngon po 吉祥的木命人呈青色容貌
　　dpal ldan chu’i mi ni gzugs nag po 吉祥的水命人呈黑色容貌
　　dpal ldan me’i mi ni gzugs dmar po 吉祥的火命人呈赤色容貌
　　dpal ldan sa’i mi ni gzugs ser po 吉祥的土命人呈黄色容貌
　　与之对应的蒙古语译文（见于甲、乙、丙、丁四种本子）：
　　altan qutuγ-tu kümü ?aγan bey-e-tü 金命的人现白色体态
　　modun qutuγtu kümün k?ke bey-e-tü 木命的人现青色体态
　　usun qutuγtu kümün qar-a bey-e-tü 水命的人现黑色体态
　　γal qutuγtu kümün ulaγan bey-e-tü 火命的人现赤色体态
　　sirui qutuγ-tu kümün sira bey-e-tü 土命的人现黄色体态
　　今天虽然在热合买提整理的回鹘文本已无法见到与之相关的内容，但笔者在最近的对比研究中发现，黄文弼所著的《吐鲁番考古记》（上海，1954年）的图版109（图98）即为与此部分相对应的回鹘文本，只是这件文献残片是木刻本而非写本而已。
　　行1 xamo ratxa ?ir?ti mxa di?a
　　行2 ?ir abira aki svaqa……
　　行3 altun qutluγ kisi yürüng ban 具有金元素的人持白幡子
　　行4 ?γa? qutluγ kisi k?k ban 具有木元素的人持青幡子
　　行5 suv qutlu kisi qara ban 具有水元素的人持黑幡子
　　第1～2行内容与汉文本所谓“若善男子善女人。须知北斗七星管人生命。一生之中”内容相当，在藏文本和蒙古文本中也可见到完全一致的部分。回鹘文的ban在汉语中拼写为“幡”。
　　在这段文字的蒙古文译文中，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其一，蒙古文本的内容不是由藏文本翻译过来的，故蒙古语qutuγ-tu也不可能由藏语dpal ldan转译而来，在《翻译名义大集》中，与蒙古文?oγtu相对应的梵文和藏文分别是?rī和dpal。[15] 在这个对译辞典中，与蒙古文qutuγ-tu相对应的藏文是’ phags pa，相应地，蒙古文qutuγ-tu baγatur的梵文藏文对应词分别为ārya?ūrah和phags pa dpa’po。[16]
　　实际上，在蒙古文本中也有例外的情况，如丁种蒙古文本是译自藏文的新译本，其中有藏化成分，如：
　　tegüs ?oγtu altan-u kümün inu ?aγan d?rsütei 吉祥的金命人呈白色容貌
　　其中也有用?oγtu的例子。但是，在大部分的蒙古文本中qutuγ-tu并未改变。理由是在14世纪用蒙古文记有回鹘语“qut=元素”的概念，这种用法一直延续到18世纪。
　　其二，需要证明蒙古语qutuγ与回鹘语qut一样，也具有“元素”之意。表示“元素”之义的单词在17～18世纪的蒙古语是用maqabud（梵文作mahā-bhūta）来表示的，而qutuγ有“元素”义项的例证在《翻译名义大集》中是看不出来的。
　　有幸的是，1607～1611年编纂的蒙古文编年体史书《阿勒坦汗传》中有用六十甲子纪年的情况，其中有三处都使用了qutuγ-tu一词，其用法值得注意。
　　第一处，bodistv altan paγan γal qutuγ-tu em-e taulai ?il-ün……菩萨阿勒坦汗，火命之女，兔年……（第4页正面第18～19行）
　　第二处，temür qutuγ-tu ere morin ?il-e dayi?ing e?ei tayi?i ekile?ü……铁命之男，马年， 始为dayi?ing e?ei tayi（第13页背面第5～6行）
　　第三处，tegün-ü qoyin-a γal qutuγ-tu noqai ?il-e ??nggen qatun-dur……之后，火命狗年，??nggen qatun-dur（第42页背面第3～5行）[17]
　　这样,根据《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和《阿勒坦汗传》可以确定，回鹘语qut所具有的“元素”之义被蒙古语继承，写作qutuγ。
　　五、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判定现存17～18世纪的蒙古文本《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不是根据藏文本新译的本子。14世纪译成的蒙古文本，在经历了15～16世纪以后失传了。可以断定，14世纪的蒙古文本与回鹘文本是极为相似的。分析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与其时代最近的写于1628年的蒙古文《甘珠尔》本子。
　　今后，对吐鲁番出土回鹘文佛典及与其相对应的藏文版、蒙古文版的比较研究，如对《金光明最胜王经（Altun yaruq）》和《须达拏太子本生（Vi?vantara Jātaka）》的研究等，可利用15～16世纪以后的蒙古文资料，以解析蒙古文佛典的形成过程。因而，这种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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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见松川节：《评策仁索诺姆、陶贝著〈柏林吐鲁番特藏中的蒙古文文献〉（Dalantai Cerensodnom and Manfred Taube, Die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Berlin, 1993）》，《东洋史研究》第54卷1期，1995年，第105～122页。
　　[②] 策仁索诺姆（Dalantai Cerensodnom）、陶贝（Manfred Taube）：《柏林吐鲁番特藏中的蒙古文文献（Die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柏林，1993年，第17～28页。
　　[③] 庄垣内正弘：《关于蒙古语佛典中的回鹘语佛教用语》，《亚细亚诸语言和一般语言学》，东京，1990年，第157～174页。
　　[④]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307号。
　　[⑤] 劳费尔（B. Laufer）《回鹘佛教文献（Zur buddhistischen Literatur der Uiguren）》，《通报（T’oung Pao）》第8 卷，1907年，第390～409页。
　　[⑥] 傅海波（H. Franke）：《〈北斗经〉中的道教因素（The Taoist Elements in the Buddist Great Bear Sūtra Pei-tou ching）》，《大亚洲（Asia Major）》第3辑3卷1号，1990年，第75～111页。
　　[⑦] 茨默（P. Zieme）：《关于回鹘文印本的断代（Bemerkungen zur Datierung uigurischer Blockdrucke）》，《亚细亚学报（Journal Asiatipue）》第269卷1～2期，1981年，第385～399页。
　　[⑧] 艾维尔斯科（J. Elverskog）：《回鹘佛教文献（Uygur Buddhist Literature）》（《丝绸之路研究（Silk Road Studies）》第1种，多伦多，1997年，第93～95页。
　　[⑨] 赵冬生：《山西曲沃县广福院发现宋金（齐）佛经》，《文物》1994年第7期，第44～51页。
　　[⑩] 庞隆（Jampa, L. Panglung）：《〈七星经〉藏文译本（Die tibetische Version des Siebengestirn-Sūtras）》，施泰安克尔奈（E. Steinkellner）编：《吐蕃历史与文学——乌瑞七十寿辰纪念文集（Tibetan History and Language. Studies dedicated to Uray Géza on his 70th Birthday）》，维也纳，1991年，第399～416页。
　　[11] 傅海波（H. Franke）：《〈北斗经〉中的道教因素（The Taoist Elements in the Buddist Great Bear Sūtra Pei-tou ching）》，《大亚洲（Asia Major）》第3辑3卷1号，1990年，第75～111页。
　　[12] 克劳森（G. Clauson）：《13世纪以前的突厥语语源词典（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 Century Turkish）》，牛津，1972年，第221页。
　　[13] 同上，第344页。
　　[14] 同上，第594页。
　　[15] 石滨裕美子、福田洋一：《翻译名义大集新编——梵藏蒙佛教术语词典（A New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Mahāvyutpatti. Sanskrit-Tibetan-Mongolian Dictionary of Buddhist Terminology）》，东京，1989年，第2748号。
　　[16] 同上，第3477号。
　　[17] 吉田顺一编：《阿勒坦汗传译注》，东京，1998年。
　　本文译自森安孝夫编《中央アジア出土文物论丛》，京都：朋友书店，2004年，第85～92页。内容略有节略。作者松川节，系日本大谷大学文学部助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