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寺地理——给佛国历史开一扇透明的窗

　　三寺地理——给佛国历史开一扇透明的窗
　　佛学种子 在此扎根

　　三寺者， 王寺、嵩岳寺、会善寺。
　　地理者，千年一叹的“文化苦旅”为小识，“体国经野”的学问为大识。无论大识小识，在其主题下，放诸社会可是政治操作、军事部署、文化展现、历史反思；求于个人，又牵扯情感世界及人生体验。我讲三寺地理，却不知一己所得，是深是浅。
　　3月21日，嵩山，一日间时阴时晴时雨时风，凡十数变，我看尽山岚云雾变幻。
　　晨八时，一入嵩山，宋代范宽的巨幅山水在车外，五岳的大概念在我的心中。
　　五岳，东西南北中，嵩山居中。五岳和九州，共同构成中国古代王朝正统性的地理认同，北京地坛上供着嵩山牌位，30多位帝王曾登临嵩山，祭祀封禅。它景观显赫，地理布局均衡,它是庄严“地德”的神圣象征。讲华夏安宁，是“五岳之安”，讲华夏地域之乱，是“五岳尘飞”。
　　庵、观、寺、庙、书院，林中的梵唱，山间的一角飞檐，塔被描画在天际线上，寺中的娑罗树，书院的柏与松，我恍悟嵩山是“释、儒、道”三教的圣地。
　　佛教，源自东汉明帝的一个梦，那是东汉永平十一年即公元68年。他梦见金色的神人像鸟儿一样飞来飞去。明帝梦醒，大臣傅毅告诉他，这金色的神人是西方的佛。
　　那就派人西行求佛吧。白马驮着一大批佛经、佛像从印度回来，摄摩腾和竺法兰也跟着一起来了，汉明帝在洛阳西雍门外建白马寺供两人译经。
　　摄摩腾、竺法兰在白马寺埋头译经，市廛繁华，有时不堪其扰。两人抬起头来，悠然望见东南方有高山耸峙，烟云出于其间，因此奏请明帝，派人去那里另寻清静之地，再造僧刹。高僧们就此踏进了嵩岳福地。
　　寻寻觅觅，发现太室山南麓有山峰三面合抱、清流流响之地，二位高僧佛心大动，决定在这里“面南岭，建经台；倚北阜，筑讲堂；傍危峰，搭方丈；临浚流，立僧房”。寺成于东汉永平十四年，即公元71年，汉明帝敕名“东都 王寺”。
　　汉明帝笃信佛教。 王寺建成后，由于嵩山地处京畿，往来方便，明帝及随从官员多次亲临道场，听经拜佛。明帝还下令，新任命的官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必须到 王寺听经学法后方可上任。当时许多国家政策、法律的制定以及改革措施都由此产生，之后又经历代皇封御敕， 王寺无与伦比的尊崇地位就此奠定。
　　古时， 王寺有“嵩岳第一胜地”之称，它胜就胜在自然风貌的奇绝和地位的尊崇。
　　今日，以景区作为地理概念， 王寺景区是方圆五公里，山峰六七座，含法王寺、嵩岳寺、会善寺在内的一片风景绝佳之地。
　　三寺地理，嵩岳寺与法王寺是一岭双刹，一冈之隔，历史上渊源极深。西去双刹两公里便是会善寺，会善寺唐塔与法王寺唐塔的形制惊人一致。三寺共处同样的环境空间，似乎有一个神秘的“气场”。
　　嵩岳寺繁华落尽，只余一塔，但那塔“厉害”之极，衬得嵩岳寺如龙钟贵族，绝不失其世家尊严。
　　会善寺“剑走偏锋”，历史上是四方僧众受戒之处，现在早没了这项“行政事务”，能想起它，只是因为曾修行于此的僧一行。
　　王寺，当得起一个“大”字。大风水、大气势，“有寺之始、有僧之始”的大历史，大起大落、大开大阖的极尽跌宕的命运传奇，是属于法王寺的，也是寺内“中兴一代方丈”释延佛的。至今，传奇仍在创造和续写。
　　三个寺，全是“国保”。它们密集分布，让我明了什么是大手笔的奢华，人工与天然的美好造物在一起，厚重深沉与美丽动人并行不悖。
　　对它的感觉，借用我热爱的张承志的一句话：
　　“我至今喜欢那片自然，只是我明白我不能向它寻找我的人生答案。”
　　印度高僧传经译述 王寺“有寺之始”
　　第一次看法王寺，是老老实实从山门看起。我的状态一直是仰着脖子，吃力，脑子也转不过弯儿来。第二次看法王寺，是在寺西山坡之上，我与法王寺肩并肩，自山腰至山脚，由上而下。下山的路有点儿陡，我重心前倾，法王寺在我的左边，它似乎成了铺开的一幅画：一带蜿蜒的红墙圈起百亩大寺，殿堂七层，迭进六个院落，落差百余米，有360个台阶。
　　自上而下，依次是卧佛殿、西方圣人殿、地藏殿、大雄宝殿、天王殿、未来佛殿、精武院。最上两层的玉佛殿和西方圣人殿以及进门处的钟楼、鼓楼是金色琉璃瓦顶，夹在大片灰色屋瓦之间，十分抢眼。天王殿前两棵大银杏，在树下不觉其体量，寺外俯看，纵横的枝柯遮蔽了几乎整个庭院。寺外俯瞰，屋顶的飞檐，上部巍然高举，下部如翼轻展，无趣的屋顶经此翘角的装饰，一跃成为整个建筑的美丽冠冕。
　　庙堂墙壁大面积赤红，配以金色琉璃瓦顶，檐下冷色的青蓝碧绿彩画，十分“中国”，十分传统。
　　这幅画不是静的，殿堂四角的风铃传来细碎的敲响，着土褐色、米黄色僧衣的僧人在院中走动，最前面精武院内两棵大银杏下的一群习武的孩子，凌空飞踢出去，显现着力与美。
　　我的角度，与法王寺并行，可俯视可侧视，从一个大的背景看它：背倚玉柱峰，下托卧龙岭，葱翠群山如同一个圈椅，寺就那么舒舒服服地坐着。地势的自然起伏造就了天然的气势和韵律，比平地建筑要灵动许多。
　　公元71年的摄摩腾和竺法兰应该不懂风水——这传统的中国“哲学”，他们能知晓的仅是自然景观的神奇美丽。汉明帝的大臣们是懂得并且看重这点的，他们停下脚步，对工匠们说，就是这儿了。
　　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的三寺为白马寺、 王寺、显通寺， 王寺确可谓“有寺之始”。
　　竺法兰和摄摩腾两位高僧在此“对千年之乔木，纳万代之芬芳”，神思静虑，译经布道。继永平十一年他们在白马寺完成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四十二章经》后，又于嵩山 王寺陆续译出几种小乘佛教的早期经典，包括《十地断结经》四卷、《法海藏经》一卷、《佛本生经》一卷、《佛本行经》五卷等。他们于山寺传经译述，那是高度审美化与高度精神性的生活，一颗来自印度的种子，首先在嵩洛地区扎下了根。
　　法王寺的名称，历史上曾有多次变更，但寺名的每一次更换，都是经帝王御赐命名的，可见其地位独特。这就是它的“一寺五院皆皇封，沧桑变迁都是缘”。
　　明朝傅梅在《嵩山》中说， 王寺创建于东汉明帝时即公元71年，魏明帝时（公元234年）更名为护国寺，西晋惠帝时（公元291年）于护国寺右侧建法华寺，隋文帝（公元602年）更名舍利寺，唐太宗（公元629年）更名功德寺，唐玄宗开元年间更名御容寺，唐代宗时更名法王寺，宋仁宗时赐名东都 王寺，元、明后一直沿用“ 王寺”旧名。
　　“地涌金莲”刘峻削发 王寺“有僧之始”
　　王寺不仅是有寺之始，而且是有僧之始。
　　走进 王寺，大雄宝殿月台上有一长方形水池，池栏雕刻着各种图案，池中有水，池底莲叶业已凋残。池中心有莲花座，传说拿硬币掷中莲花座是吉祥的。池中遗落许多硬币，我很游客味地投掷，未中。
　　这个池子大有来头。传说是为度东土第一个经皇家批准的嗣法僧人刘峻，佛陀显圣，在 王寺开山二位祖师讲法处留下的“地涌金莲”景观。
　　永平年间，摄摩腾与竺法兰译经布道，专设嵩山 王寺道场，善男信女成群结队朝圣拜佛，香火大盛。佛法初闻，大家多是求菩萨消灾解难、增福增寿，而慧心彻悟、求修正果的却是寥寥无几。两位高僧十分着急，双手合十向佛祖祈祷：“弟子异域布道，多有困难，请佛祖再开甘露之门，度一东土法嗣，传法度众。”
　　这一年盛夏酷暑，“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阳城侯刘峻轻车简从来到 王寺消暑纳凉。他到处游玩，直至夕阳西下，来到大雄宝殿献香跪拜祈祷：“吾佛如来，弟子阳城侯刘峻，不喜官场争斗，难耐世态炎凉，我已厌世，请佛开示。”摄摩腾与竺法兰看到这个具慧根、有佛性之人，相互点头：嗣法传人已到。两人即同拜佛祖，见如来金身放出万道毫光，又听殿外隆隆有声，二圣僧拉刘峻至殿外，惊见殿外月台金光紫气由地腾起，殿前涌出紫金莲花，朵朵盛开，大如宝盖，接着佛光渐隐，唯留紫金莲花。刘峻惊异地问：佛坐莲台开示的是什么经？摄摩腾说：是六波罗蜜。
　　何为六波罗蜜？
　　度众生到彼岸。
　　彼岸何解？
　　涅槃净土。
　　孰为？
　　脱生死苦海，到不生不灭境界。
　　刘峻问：吾是凡夫，能达彼岸否？法兰说：可，适才佛现灵光，你亲睹莲台已备，只待众生修坐。
　　刘峻心中迷雾尽散，决心出家修行，即拜求二位圣僧：请度弟子刘峻皈依佛门。两高僧含笑应允。第二天用梵汉两种文字，上表奏明朝廷，汉明帝刘庄即颁诏命刘峻削发为僧。
　　自此刘峻成为经皇家批准的第一个东土出家僧人，同时又批准洛阳妇女阿潘出家为尼。这是中国有僧之始，刘峻与洛阳孟福、南阳张莲成成了中国第一代汉人佛教徒。 王寺二位祖师说法使“地涌金莲”的神奇传说至今流传。多番兴废，这个莲池是释延佛大师重修，欣逢盛世，紫金莲花年年盛放。
　　近五百年后，达摩首开少林禅宗祖庭，传法二祖神光。相传神光曾求法传法于 王寺，开坛说法，四众皈依，妙语连珠，天降妙花。因此，也有人说“神光说法地涌金莲”。

　　嵩岳寺风水绝佳 会善寺维修正忙
　　“双刹夹虚谷，缘云一径通。”大唐诗人白居易深夜从法王寺走了一段山路回到嵩岳寺时，这样描写两寺地理。玉柱峰下一道山岭蜿蜒而下，岭两边便是法王寺和嵩岳寺，一岭双刹，相隔咫尺。历史上嵩岳寺还曾是 王寺的下院， 王寺的法门如今还在两寺公路正中。
　　和法王寺一样，嵩岳寺坐落在三面青山环抱的大山坳子里，占着一方极佳的天地风水。我绕了一圈从寺东转到门前，寺门紧闭，绝无人迹。我并不着急，转到寺院东墙边铁栅栏门往里看，这应该是一个塔院，塔后大雄宝殿，殿东伽蓝殿，殿西六祖殿，皆为硬山式晚清建筑。
　　院中静极，铁栅栏门边有辆红色男式摩托车，是唯有的人迹。其实到了这儿我眼里已经看不到别的东西，完全被那座“惊才绝艳”的塔所吸引。漂亮、伟大之类都不足以形容，观止矣！齐岸民老师所写的《千年天穹下的嵩岳寺塔》，已将其描述得淋漓尽致，不用我多说！
　　嵩岳寺建于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公元509年），原为宣武帝离宫，520年改为闲居寺，隋文帝时改为嵩岳寺，北魏与隋唐时建筑很多，曾经“堂宇千间，僧众七百人”，现在存留的只是个塔院。院内尚有唐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大证禅师碑》和唐《萧和尚塔铭》，字迹残蚀、模糊不清，也可佐证往日这佛门曾经有过高德大僧。庭院内散落的还有石幢、柱础等，依稀印证了这寺院曾经“楼台交辉，亭阁毗连”的境况。塔西塔北都有大型建筑遗址。
　　从一岭双刹一路向西走两公里，就看到会善寺的标牌。从一条偏僻小路拐进去，几棵大松树下，有三间灰色拱形山门，门漆颜色褪净，有一种素朴的美。又是寺门紧闭，侧耳听，山门里头斧锯声响得热闹，从寺东角门进去，满庭古树，一座大殿。大殿在修，配殿在修，山门也在修，整个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劳作场面。
　　会善寺是北魏孝文帝的一座离宫，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年）建闲居寺，僧众达千人。隋文帝开皇年间，赐名会善寺。唐时大规模增修并建琉璃戒坛，相传是著名僧人科学家一行及其弟子所建，琉璃戒坛成为天下许多僧徒受戒学律之地。历代多有整修，规模逐渐缩小，往昔辉煌不再。会善寺内古建2001年成为“国保”。
　　我在工人堆里找到会善寺文物管理所所长范治家，随和的范治家所长带我转了一圈儿，我问寺内的维修啥时能完，范所长说，五一吧！
　　寺内中心建筑就是一座大殿，范所长指着殿下的月台对我讲：月台踏步是直接凹进去的，这是元代风格。别的朝代月台踏步全是斜着上去的。
　　踩着元代的踏步上月台，走进宋代的大殿。大殿内空落落的，地上打满工人的地铺。往顶上看，所有的木结构全部裸露，墙角的斗拱梁架极其复杂。范所长指着殿内石柱说，柱子原是木头的，明代嘉靖年间房子大整修，柱子由木头改成石头，石柱是当时香客捐建的。
　　范所长说，这种维修是不落架翻修，尽可能保持原建筑构造。中国古建的木结构最负盛名，所谓“墙倒屋不塌”，现在建筑的框架结构就由此而来。
　　林徽因曾高度评价中国古建木制构架之美，她说：中国木造构架中凡是梁、栋、檩、椽及其承托，关联的结构部分，全部袒露无遗，或稍经修饰，或略加点缀，大小错杂，功用昭然。
　　这个大殿是宋代民间工艺，建筑时间仅次于少林寺初祖庵大殿。

　　三寺塔群 令人观之不尽

　　在法王寺景区方圆5公里范围内，原本有塔24座，5座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目前仅余19座。其中的嵩岳寺塔是国宝，会善寺禅师塔是国宝，法王寺唐塔群仍是国宝。
　　先有塔再有寺，早期佛寺称塔寺，以塔为中心建僧舍。和尚诵经是绕塔念经，煞是好看。唐以后塔逐渐被挪到后院、旁院或寺院墙外。
　　塔之美，是建筑之意，是宗教符号，也是中国传统哲学——风水的要素。水边山巅，常矗立着风水塔，成为这一地区的标志性景观。
　　塔是“进口货”，比如嵩岳寺塔，梁思成说这座塔：“塔自柱及卷面均呈显著印度影响，外来基因已化入塔自。”塔又被化入中国古建的血液骨髓，别开生面，成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福寿绵长，泽被后世。
　　1999年，上海金茂大厦竣工，“上海新地标”出现，并荣获伊利诺斯世界建筑结构大奖。上海新地标的灵感源泉却是来自嵩岳寺塔。
　　1992年金茂大厦立项，多国设计师参与了设计竞赛。美国SOM事务所的设计师们首先把视野投向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发现了——嵩岳寺塔。美国设计师们把嵩岳寺塔的简洁和细腻，淋漓尽致地体现在金茂大厦的造型中。金茂大厦的体形分为十三段，层层和缓地向上收缩，每段间距也不断收紧，呈现出密檐塔体形舒缓圆浑的抛物线。金茂顶部宝石状的收缩处理也借用了嵩岳寺塔刹巨大的仰莲瓣组成的须弥座及相轮、宝珠。建筑每段的叠涩层檐成为视觉上最突出的元素，塔身本身反倒隐在其后。由细密的金属杆件织成的面层罩在玻璃幕墙之外，呈现出细腻闪烁的光影效果。
　　建于古老嵩山之上的最东方的寂寞古塔，就这样被1000多年之后最“西方”的美国建筑师化用，在一个国际大都会的万丈红尘中，用玻璃、钢铁建造了一座88层的现代嵩岳寺塔，一出倾城传奇从此开唱了……
　　大舍利塔风格 延续嵩洛寺塔
　　3月21日，记者一赴嵩山，看完法王寺，撒腿就往后山跑，去看我心仪已久的唐塔群。
　　不见唐塔，先见清塔，像大戏开场前的垫场，安排得很好。清塔是六角实心塔，11米高，底层特高，塔身熟黄，塔檐下有彩绘。彩画鲜明、保存完好得令人诧异。这是座典型的清初和尚塔， 塔主是弥壑和尚，名叫行沣，江南人，素来喜欢嵩洛。和法王寺无甚干系，却葬于此，也是找了个好地方。
　　沿山径田垄北上，清塔后不足百米的台地上，隋唐塔群出现——大戏开幕了，却忽然发现杂树丛中四座唐塔有两座被脚手架和防护网包得严严实实，我失望得大叫，抱怨法王寺负责外联的李鸿光怎么不早告诉我，李鸿光一脸无辜：我都没到后山来过。
　　好像一美眉，咋也不肯摘掉面纱，郁闷呀。四座塔，大的两座包得严严实实，小的两座没塔铭没标志，好像一脸捣蛋：猜猜我是谁？就不告诉你。
　　塔下有工棚和绿帐篷，看料的老人说，他们是一个专业修古建的建筑队，塔修好两年了，啥时修好的也不知道。修塔用的大蓝砖是从河北某厂拉来的，那厂子给故宫维修供砖，一块砖拉过来要好几十块。
　　按考古学家路秉杰枯燥、专业的考察报告，个头最大的那座塔叫做大舍利塔，高15层，约15米，外涂白灰膏，空心四方形，塔身为密檐，层层迭出塔身，宽达90厘米，俊俏秀丽，漂亮得可以印在明信片上。
　　趁看塔工人不备，我还是钻到了大舍利塔里，塔身外涂的白灰膏变黄，新旧砖颜色颇有差异。下部的龛室里有两尊佛，后面一尊石佛，造型质朴，前面那尊是明代玉雕，玉色熟黄偏褐，佛像面目柔和秀丽。往上看，透过工人遮挡的木板缝,依稀可见塔身中空。
　　这佛是明成祖永乐七年九月周王生子时所赠，称“南无阿弥陀佛”，共三尊，另两尊存于会善寺和少林寺。我去会善寺时没有见到，是翻修大殿时先放了起来？
　　佛前有香，都潮了。我拿起三根，恭恭敬敬点燃。
　　我在一座隋塔的肚子里，给明代的玉佛敬了香。
　　站在塔角上仰头，视线被脚手架切割得很零碎。仰头上看，塔四角有砖洞痕迹，原来应该装有檐角木梁，可作为上塔的阶梯，攀援上下。
　　大舍利塔，没有塔铭、碑记，无直接记载文献，长期以来这座塔无名无姓，只是由于法王寺的名字变来变去。明朝文献记载说，这个寺建于东汉永平十四年，名 王寺。至魏青龙名护国寺，隋文帝时名舍利寺，宋仁宗庆历仍以法王寺赐号。名字换来换去的，明朝人都不知该叫它什么好了。
　　梁思成、刘敦桢考察之后，以形制把此塔定为唐塔。他们未提出特别的证据，只是与西安小雁塔做标准比定。据今人考证认定它为隋塔，为隋文帝仁寿二年所建。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曾“颁舍利于诸州”，建塔供养。法王寺位列其中。这是大事件，皇帝赐下的佛舍利，必须建塔供奉，这就是塔的由来。
　　嵩岳寺塔与大舍利塔仅一冈之隔，层数相同，规模大体相当，只是前者是接近圆形的十二边形平面，后者是简洁端庄的正方形。两塔属同一类型：底层特高，自二层以上塔身骤然降低，形成密檐式塔，皆用叠涩密檐，通体有明显的卷刹。与其说大舍利塔是对远在西安的小雁塔的模仿，不如说是对近在咫尺的嵩岳寺塔的直接延续。
　　法王寺塔高耸秀丽的风格，又成为不久以后唐塔的蓝本，造就出风行一时的唐塔风格，此风远播南诏大理。
　　大舍利塔的方位经测定是十分准确的正南正北向，与子午线相差仅1度。在封建社会里，除非天子的宫殿、衙门或神佛庙宇，均不可正南正北。大舍利塔位置十分之正，证明它的身份非同一般，但到底比不得天子，还得有所偏离，故向南偏东1度。
　　塔名舍利塔，该与舍利有关。塔叫大舍利塔，却是未出土过舍利。隋文帝曾颁赐的舍利到底在哪儿呢？

　　二号唐塔 惊现佛宝舍利
　　依文物编号，隋舍利塔为一号塔，东边的唐塔分别为二、三、四号。
　　二号唐塔，在大舍利塔东边，也被脚手架和防护网包围着，个头上数第二。我觉得没大舍利塔那么潇洒漂亮。式样古朴，塔身特高，平面方形，高约9米，是座单层单檐式的砖塔。南面开券门，拉起防护网，我钻进塔室看，里面供的佛工艺粗糙。
　　塔内顶端为锥形尖的圆石球，塔刹上面莲花、卷草和飞天浮雕，刻线柔和，图案十分精致。顶刹与雕花等皆用青石雕刻而成，工艺特精。覆钵硕大，建造年代为晚唐。建筑样式和少林寺的法玩禅师塔、会善寺的净藏禅师塔制式完全相同。
　　这座塔，风雨中沉默千年，却在2000年4月，一下子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
　　2000年4月，河南省文物局考古研究所在登封市文物局配合下，对法王寺塔群进行考古发掘。打开二号塔地宫，发现由宫道、隧道、宫室三部分组成。第二道门墙为单体石刻，门上线刻仕女图，造型优美。宫室为平面方形直壁四角攒顶式结构，砖砌地面北半部有一坐坛，坛上有一趺坐真身坐像，虽残损严重，但彩绘袈裟依然可辨。据专家称，这是河南省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真身坐化像，国内罕见，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和宗教价值。
　　地宫中还出土了白瓷、黑瓷、鎏金镂孔铜炉、玉念珠、珍珠、玉戒指、飞天舍利盒、开元通宝等珍贵文物二十余件。经有关专家初步鉴定，白釉细颈瓶等瓷器为晚唐时期邢窑系产品，世所罕见。鎏金镂孔铜炉造型独特，是不可多得的文物珍品。
　　出土文物中最为珍贵的要数飞天舍利盒，小巧玲珑，鸟身人首，作吹箫状，雕刻精细，极富想像力和创造力，盒内有三颗佛牙。舍利盒和佛牙的发现对于宗教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出土的典型文物和地宫的建筑形制，结合塔的造型特征，专家们初步推断二号塔为晚唐时期的墓塔。
　　隋舍利塔迄今未在天宫内发现文物，塔内自明朝永乐年间至今一直供奉的是玉雕佛像，地宫在2000年4月开挖时也未发现任何东西。因此可以肯定二号唐塔出土的是释迦牟尼真身舍利，即隋文帝赐下的佛舍利。
　　为什么隋朝大舍利塔没有真身舍利，却惊现于二号晚唐墓塔呢？是为保护圣物而故弄玄虚，还是确实有不得已的隐情？
　　佛教历经劫难，最严重的是“三武之厄”，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朝武宗的灭佛。尤其以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的灭佛运动为甚，被称为“会昌法难”，它使佛教从此由盛转衰。“毁寺四千六百，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
　　当此“生死劫难”，一个日本和尚圆仁法师挺身而出，与法王寺天如法师等人机智地将佛宝巧妙转移到小塔之内，使佛宝舍利免遭劫难。法王寺现存的“释迦舍利藏志”碑刻，记载了这一惊心动魄的秘史。
　　作为佛门圣物，舍利已于2004年正式归还寺院，寺院准备投资数百万修建灵骨堂。3月22日，在郑州某宾馆，我采访释延佛大师时见到相关部门的批准文件。释延佛大师说，将要建成的灵骨堂方形院落，四周长廊围绕，灵骨堂四面水绕，象征佛宝舍利佛光普照。
　　如果说法王寺塔群是一部大戏，大舍利塔、二号唐塔作为全剧的高潮，看得人荡气回肠，之后的三号、四号唐塔与元塔，依然余音袅袅，余韵悠长。
　　三号、四号唐塔几乎并排，个头比起一号、二号马上降了下来，矮墩墩胖乎乎很可爱的样子。三号塔的龛门也是矮墩墩胖乎乎的，台基采用重台处理，连续三级低矮踏步托出塔体，然后是平直高大的台体光洁静莹。
　　四号唐塔立面上最突出的是叠涩出檐，又高又深。
　　元代塔位于寺西卧龙岭巅，名月庵海公塔，六角七级，六米多高，水磨砖垒砌。塔身虽小，叠涩檐形较大，束腰大帽，别有风致。

　　最老的八角形砖塔
　　3月21日，第一次去看会善寺净藏禅师塔。现在的会善寺仅有一进院落，大名鼎鼎的琉璃戒坛遗址与净藏禅师塔在寺西，位于一个军事管制区内。
　　下着雨，会善寺文管所的范所长陪着我，给把门的军人作了解释，军人放我们进去了。穿过一个练兵场，远远看见细雨草丛里的塔，不高不壮，却是韵味悠长。
　　中国古塔形制多种，以往认为八角形砖塔出现在宋代以后，净藏禅师塔却为盛唐建筑，而且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八角形砖塔。塔建于唐天宝五年（公元746年），塔平面是等边八角形，下部为两米多高基座，座上部砌出简单须弥座，塔座上是仿木结构的八角形塔身。塔身北面嵌一方石铭，记述净藏禅师的生平事迹。塔身以上为叠涩檐，再上有一层须弥座和山花、蕉叶等装饰雕砖，最上部是石雕莲座及火焰宝珠状的塔刹。其亭式建筑的制式让我又一次温习了法王寺二号唐塔。
　　这个塔最好玩的部分还是塔身，古建风格，八角塔身做得有门有窗，东西两面门上钉着乳头钉，门上有栏额，再雕出人字形斗拱，其余四面均是假百叶窗，叫做破子棂窗。这些东西完全模仿古建的木结构，有特别浓厚的世俗生活气息。
　　隋唐砖石塔的成就主要在艺术方面，技术上创新不很突出。外观用预制型砖或磨砖砌出柱子、栏额、斗拱、门窗、塔檐、塔刹等，外形秀美，工艺精致，表现出较高的砖饰面技术，净藏禅师墓塔和山西运城泛舟禅师墓塔都是其中代表作。
　　范所长指着塔说，上面的砖是老砖，水磨砖，还是很漂亮结实。下面1982年补修用的大蓝砖，有些已经风化了。
　　这个门窗俱全的塔，敦厚而世俗化，十分有亲和力。
　　塔主净藏禅师，是唐代著名高僧，是六祖慧能的得意弟子，自禅宗五祖乱法后，形成以神秀为代表的主张“渐悟”的北禅和以慧能为代表的主张“顿悟”的南禅。由于历史原因，北禅逐渐衰落，南禅逐渐发展壮大。净藏禅师是禅宗七祖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他把南禅带回嵩山，使嵩山禅宗重新树立了在中国佛教界的地位，所以称为“净藏北归”。

　　圣德嗣法有薪传

　　嵩山七十二峰叠翠，峰峰有寺，正所谓“天下名山僧建多”，嵩山历代高僧辈出。名寺古刹，历来都是通过“高僧讲经播真谛,圣德嗣法传佛灯”的形式广结善缘。未去嵩山前，知道的嵩岳高僧是在会善寺出家修行的管天高僧一行（张遂），高中课本里早已广而告之。我去嵩山后，又结识了 王寺的中兴方丈释延佛，他极为丰富的个人经历，巨大的弘法业绩，在民间被反复渲染，他的形象也在满城争说中变得神秘莫测。
　　他的弟子遍布各地，他是“大乘普度入世慈航”（马万祺语）的高僧。
　　援引登封市宗教局办公室主任徐乃立的话：延佛法师不要国家一分钱，拖着病残的身躯，呕心沥血十余载，多方筹集资金8000余万元，无私奉献，从不居功，是法王寺的好当家。
　　援引登封市一位领导的话：延佛大师佛学造诣高深，社会知识渊博，上懂天文，下晓地理。十多年来，他以禅宗的见性成佛为根源，熔自然科学与宗教为一炉，兼用儒、道之法讲法开启，解说禅机，吸引了海内外各界、信士香客前来随喜功德。在嵩山地区形成了一个“释延佛现象”。
　　援引2003年年底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大和尚为其题联：
　　延佛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事云衣，浮杯渡海刹那时赴感应群机；
　　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亏，我今稽首悉遥知振锡杖提携。
　　写 王寺，他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一位标志性人物。
　　释延佛十年 苦修终有成
　　用文学笔法渲染一下，释延佛的前期经历符合“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一切前提条件，甚至更甚，那是将一个血肉之躯逼到偏峰绝崖处，置他于死地，陷他于绝境。
　　释延佛，1946年生在登封县马庄村笃信佛教的农民家庭，他是母亲侯荣花从庙里求子得来的唯一男孩，取名连福。1952年，他成为少林寺永山法师的俗家弟子。1973年被登封市电业局聘为职工。1977年3月，在高空线杆作业时不慎坠地致伤，造成下身高位截瘫。这几乎是人生绝境。
　　母爱是人生最初和最深的温暖，而宗教成了当时他唯一的救赎，母亲带着他，背上观音像，踏遍嵩山庵、庙、寺、观流浪修行，长达十年。这一历程，生存空间被极度压缩，一个生龙活虎的男人活在一个汽车轮胎上；生存条件极度恶劣，无衣无食无医无药。
　　这样的生涯几乎绝无可能造就一位高僧，有多少人在晨钟暮鼓中修行一世也未能修得正果。释延佛用苦修的精神拯救了自己，在最卑微的生存环境中，他尽力活出生命的尊严。
　　他读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黄帝内经》、《六祖法宝坛经》、《道德经》、《易经》、《金刚经》……他抄录的书稿手迹装满整整十箱。
　　更多的时间，他用来冥思、开悟，身体的极度被束缚让他更容易保持内心的宁静纯净。他用更多的时间回归本我,寻求平衡。正如一个盲歌手唱出天籁一样的歌声，他的内心世界却逐渐变得很大很大。
　　流浪到大仙庙，他看到一副对联：“三教一体，万法一门”，他初步体验到三教荟萃的文明含义。流浪到清凉寺，是连福由道教的宫观洞庙来到的第一个佛教寺院，他如同回家，兴奋莫名。流浪到莲花寺，苦修渐进佳境，夜来参禅，朝暮上香。闲时则探求无为，精研《易经》，苦攻岐黄，以求佛法入世之圆融。
　　在莲花寺，他开始说法释疑。莲花寺香火渐旺。他先后用香火款修建了大殿和两侧廊房。

　　复建 王寺 宣法于世扶危济贫
　　1984年3月，连福正式出家少林寺，永山法师为其剃度，法名延佛。
　　1986年，恩师圆寂，慈母西归。为母守孝，结茅披缞十旬。他决心以自己有限的生命广报国恩、三宝恩、众生恩以慰母愿报母恩。
　　1987年，少林寺方丈行正大师赋他以重任，带单金、生活费1万元去恢复中国第一菩提道场—— 王寺。那年农历七月“地藏王圣诞”之日，释延佛带侍者和弟子数人来到 王寺。
　　在释延佛来此之前，九华山曾有两位僧人试图复此道场。到此一看，一片断瓦残垣中两棵大银杏半死不活，无奈大哭而去。释延佛师徒在将要倒塌的殿檐下用石头砌起灶台，扎下营盘。至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复建征程。
　　他摇轮椅、拖残躯，四处筹措建设资金，先后筹资8000余万元，将法王寺历史上遗留下的破烂不堪的三进寺院，建成如今鎏金溢彩、金碧辉煌的七进寺院。
　　他以寺养寺，首创全国“四免”道场：进寺、停车、用斋、住宿免费。近几年来，他慷慨解囊，先后拿出300多万元，捐给水利工程、希望工程、残疾人、受灾群众、下岗职工。2002年，他又投资200多万元，在告成镇兴建了一座养老院，收养了近30位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
　　为表彰延佛大师为社会、为法王寺做出的贡献，登封市政府特为他在寺内立碑，将这一残僧的功德永远载入了法王寺的史册中。
　　在法王寺采访，我见此巨碑，碑文中说：“……其戒德严谨，恪守祖训，节衣缩食，扶危济贫，延佛示残于人，宣法于世，重兴功德无量，光前裕后，千古流芳。”
　　延佛法师还为信士香客说法开示，排忧解难，乐此不疲。
　　1996年11月5日，他成为建国后法王寺第一代方丈。据登封市宗教局办公室主任徐乃立称，法王寺在元代代宗延佐三年，即公元1316年第12代方丈月庵海公禅师灭度，方丈空位，至延佛中兴该寺，其间香火已断680年。
　　延佛大师还兼领广东省东莞隐贤寺方丈；河南许昌大铁佛寺方丈；平顶山佛泉寺方丈；云南省思茅普贤寺方丈。

　　琉璃戒坛前 细说大师僧一行
　　唐代高僧一行在会善寺出家，但寺中与他有关的遗迹仅存“琉璃戒坛”，据说是一行及其弟子元同所建，因系琉璃砖建筑，故称“琉璃戒坛”。
　　“琉璃戒坛”距离净藏禅师塔200米，看戒坛之前先看的塔，塔是老远就看见了，坛是到了跟前才看清：一个长十步、宽五步、高1米多的土石台子。显然只是个遗迹了。
　　戒坛毁于五代后梁初年，今仅存石柱两根，柱外雕有天工神像，柱础雕刻鬼怪神兽、山水图案。这两根石柱都倒在地上，一根脸朝上一根脸朝下，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戒坛是向僧众传授戒律（受戒）的地方，是会善寺的宗教活动中心，其内原有五彩塑像，故名“五佛正思维戒坛”，现在是看不到了。唐宋时期，天下许多僧众要到此受戒学律，一时香火大盛。当时寺院规模很大，山门建在南岭，诸殿沿山坡层层升高，坛居寺中，是全国最有影响的戒坛。
　　戒坛东侧还有《唐代宗敕牒戒碑》一通，刻立于唐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正面除奉敕牒文外，还雕有两层佛龛，上层佛龛中雕有一佛二菩萨二弟子，下层三排十二龛中每龛雕有一佛二弟子，石碑背面是会善寺戒坛记碑，陆长源撰文，陆郢的八分书，很漂亮。
　　这些是后来看资料才知道的，当时就觉得这碑怪，歪歪扭扭地站着，我恨不能上去扶着它。
　　以一行的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的本事，替寺里建个戒坛原是小菜一碟，以他的能力，他在会善寺该是极有影响的决策人物吧。至于后来走出嵩岳，成就就更大了。

　　推算日月、量度山海 嵩岳走出“管天”高僧
　　一行的身份十分特别，他若印名片，可以印上一长串名副其实的头衔：高僧、天文学家，数学家等。
　　一行，俗名张遂，生于公元683年。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县）人。自幼聪明好学，博览经史，记忆力惊人，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其祖父张公谨知天文精算术，对他极有影响，年少时就酷爱天文和数学。到了青年时代，张遂就会推算日月、量度山海，成为远近闻名的学者。
　　20岁时，张遂到京都长安拜师求学。武则天登基后，其侄武三思被封为梁王，官居尚书。武三思到处拉拢文人名士，企图博取“礼贤下士”的美名。武三思要与张遂交朋友，张遂不愿与其同流合污，武三思反复纠缠，被逼无奈张遂只得逃往嵩山会善寺，落发为僧，拜会善寺普寂禅师为师，法名一行。积翠峰下的会善寺当时有殿宇千间，僧众千员，耕地八百亩。一行时常外出云游求学，他游历过许多高山名寺，悉心向人求教，学问更加精深。
　　清代登封进士景日畛在《说嵩》中，说一行“多异术，移星致雨，神变莫测也”。其实是他运用对天文地理的通晓，对变幻无常的气象作出准确判断。在登封，记者采访到许多民间流传的一行“管天”的故事。
　　一行为寻找动物行为与天气变化的联系，曾连续三年观察蚂蚁搬家现象，积累了数万字的《蚁行关天卷》。
　　一天夜里，一行凝视着浩瀚的星空，看到出现了月晕，登封民间叫作“月亮撑伞”。几个师兄师弟不解地问：“一行，月亮打伞有啥好看的？”一行回答：看月亮的颜色，就可以知道以后会有啥天气。月亮撑“红伞”，预示着近期会有大雨；撑“黄伞”，预示着近期会有小雨；撑“蓝伞”，近日多风云；撑“黑伞”，近日是晴天；撑“花伞”，则先晴后阴……
　　根据当日的月晕状况，一行预测三日内必有大雨。不出两日，登封果然下了一场大雨。师兄弟们这才相信一行真有“管天”的本领。
　　公元712年，太史频奏历法不准。宰相张说向唐玄宗推荐说：“僧一行精诸家历法，应令造新历。”唐玄宗派一行的族叔张洽前去聘请一行。公元717年，一行应征入朝，唐玄宗命他“考前代诸家历法，改撰新历”。
　　唐开元年间，一行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天文大地测量，这次测量，最远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的喀拉和林附近，测量点涉及全国13处地方。这次实地测量，为计算地球大小提供了实测数据，为后来的天文大地测量学奠定了基础。
　　这次测量，还第一次测量出了地球子午线一度弧的长度。比公元814年阿尔马蒙的实测子午线要早90年。
　　唐开元九年，一行根据实地测量的结果，开始修制新历，至开元十五年完成，首尾达6年之久。这部新历法取名《大衍历》。公元728年，《大衍历》颁行天下后，风靡一时，深受欢迎。《大衍历》比著名数学家祖冲之等前人编撰的历法，都要准确得多，还对日本、印度的历法产生过重大影响。
　　一行创造了世界天文学史上的三个第一：首次测量地球子午线长度；第一次提出了月亮比太阳离地球近的论点；第一次发现恒星运动。
　　一行还建造天文台，亲自制作观测仪器，他在天文仪器的设计和制造方面也达到了当时世界上的最高水平。一行发明的水运浑天铜仪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早的一座自动计时器，水运浑天铜仪不但能显出日、月运行的规律，而且可以自动计时，比西方最早的威克自动计时钟要早600多年。
　　在《大衍历》完成不久，一行因劳累过度，于公元727年英年早逝，年仅45岁。唐玄宗对一行敬重有加，礼为国师。一行去世的噩耗传来，玄宗皇帝黯然神伤，悲哀过度，下旨辍朝三日，停龛三七，让国人对一行进行瞻礼追悼。
　　一行是一位了不起的科学家，他那种重视实践、勇于创新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对世界天文学做出的巨大贡献，将永垂史册！

　　奇绝山水与寺院的世俗经济

　　一去嵩山，赶上春雪一场。二去嵩山，一日间阴晴雨风变幻十数次。三去嵩山，响晴丽日。光的变幻，风的流动，甚至意外的“季候”交替，嵩山的风景充满不可捉摸的魅力。嵩山之景，很想象很真实也很“范宽”。
　　范宽山水既具象又抽象，中国人一看就知道是山或者水，但你在什么地方见过这样的山和水？嵩山山水，也是既具象又抽象，看到嵩山景致，你会马上想起许多的诗、书、画，诗与画投射其上，山水会更变幻多姿、韵味深长。诗书画也造就了山水的文化品格，古典诗词的意境、中国书法的线条、范宽的溪山行旅，至少在我去的嵩山三寺随处皆是，也因为那儿还不曾彻底商业，还不够世俗热闹。
　　嵩山三寺，或沉寂为尊贵的文物被保护供奉如嵩岳寺和会善寺，或复苏为新的菩提道场将历史传承，这中间，被诸般因素所掌控。经济的强大力量隐约其间。
　　事实上，中国佛教的兴与衰，深层原因都与经济纠缠不清。
　　寺院经济的强大，削弱了封建国家控制的人口和土地，不利于封建统治，造成国库财富空虚。历史上我国也多次禁断佛教，限制其无限制发展，其中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周世宗三次规模最大。
　　嵩门望月 “嵩山八景”之首
　　援引自2003年9月13日的一则报纸消息：历史名景中秋夜再现两千人“嵩门待月”。
　　中秋之夜，登封嵩山 王寺人流如潮，大约有2000人在法王寺塔旁，恭候“嵩门待月”这一历史名景再现。“嵩门待月”是法王寺东两座嶙峋对峙、形状如门的山峰，每当中秋之夜，一轮银盘似的皎月从“嵩门”徐徐升起，如一面银镜镶嵌其中，古人诗有“嵩门待月不忍归”之说。
　　中秋夜8时50分许，一轮明月从“嵩门”东侧缓缓升起，渐渐跃入“嵩门”，高高地挂在嵩山之上。人们都深深地陶醉在嵩门月夜之中，一直到深夜11时，赏月的人群还迟迟不散。
　　嵩门待月是所谓“嵩山八景”之首。3月21日，雨，我站在西方圣人殿前的宽阔平台上，往东看，那是天然的舞台，而且有远中近景的景深，近景先是寺院的红墙，墙外的苍松翠柏，再向东是坡度平缓的倒弧形山坡，山坡底色大片苍灰赭红，点染着新植小松的翠绿点点。中景是倒弧形山坡后的如门洞开的两山，山体是大面积灰白，山的褶皱有深浓阴影。远景是嵩门之后的山峰隐约的挺拔身影，让舞台有无限纵深。
　　有雨，有山岚雾气，它们随时都在改变，这胜过任何现代的声光电。
　　主角不在。主角理应在中秋夜出现在中景和远景之间，它出现的一刹那，点破自然的沉寂，是山水间最灵动的一笔，会使一切都有了灵魂。
　　“一轮嵩月回人寰，石上藤罗不可攀。”那是孤绝之境。
　　“坐久天风散白云，嵩门中断月华分。”这是怡然之境。
　　“嵩门待月不忍归”，已然物我两忘。
　　一千多年前从摄摩腾和竺法兰的两双异乡人的眼眸中，升起的嵩门之月，照彻了千年时光，寺院兴了又废，废了又兴，而月一直如是，山水一直如是。
　　月出嵩门，浩大的命运感降临。

　　千年银杏 “正果双佛”
　　嵩山有许多奇树，永泰寺的娑罗树，嵩阳书院的柏树，会善寺门前的松树。我觉得所有的树都很美，不需要任何衬托就能显出一种独立的风姿风骨风采。我在嵩阳书院看将军柏，简直敬畏，甚至害怕，太大太老了，生有那么多节疤和树洞，但主干仍有流畅的纹理大水汤汤地一股股自底部奔涌向上。永泰寺的娑罗树会令人生虔敬之心，佛门神树，神圣高洁。会善寺门前的几棵大松树非常有味道。
　　至于法王寺的两棵大银杏，被人称为“正果双佛”。它们左右对称生长在大雄宝殿殿前院内，相传是摄摩腾和竺法兰手植，与 王寺同龄，已阅世两千年。东侧树高19米，围径6.1米；西侧树高18米，围径7.06米。这双树位列中岳之首，为嵩山一二号树种。
　　早春三月，月台下腊梅正香，两棵古树尚未发芽，唯有粗大枝柯蔽空。奇特的是两树子孙满堂，姐姐树根部有大小不等四棵小树围着生长，妹妹树有两棵小树相拥生长。沧海桑田，道场兴衰，通灵古树随之荣枯。据当年参与法王寺复修的僧人说，1987年，法王寺开始复修时，双树几近干枯。第二年全树翠绿一片。记者在法王寺见到两棵大银杏，虽然新叶未生，但枝柯纵横，夭矫如龙。可以想见它扇形新叶华枝春满之时，该是一番清静清平气象。

　　出世入世 特殊的寺院经济
　　在做这个稿子前期案头工作时，我个人有个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寺院经济。
　　据登封市宗教局的徐乃立先生讲，嵩山目前香火未断的佛寺只有三座：少林寺、法王寺、永泰寺。还有几座为文物部门所管，包括会善寺和嵩岳寺。还有很多寺院已经废弃掉了。
　　会善寺至元、明、清朝时均有整修，嵩岳寺是唐以后逐渐衰落，此二寺沉寂成为尊贵的文物，这还是幸运的。嵩山72峰中绝大多数寺院的命运是干脆被彻底废弃和完全遗忘。
　　徐乃立先生讲，按照宗教政策，寺院合法收入一是门票，二是居士供养，三是捐赠。法王寺的生存方式显然和离它不远的少林寺不尽相同。少林寺的收入中，因为一年100多万的游客，每年4000万的门票收入中少林寺拿四分之一，就是1000多万，门票收入在它的收入中确实占了比较大的比重。
　　而法王寺的收入，捐赠占极大比重，不但负担起寺院的全部修建费用，而且保障了五六十个僧人的全部生活，甚至每年有“上千万的捐资给慈善事业”（释延佛语）。
　　释延佛方丈说，寺里香客每年有6万～10万人，每月的初一、十五，还有几个大的佛教节日，特别是农历四月初八、七月十五，寺里大锅支起，馒头一蒸十几锅。许多老香客带行李到那里随喜。
　　释延佛方丈反复强调佛教的入世观念，他说，晚唐武昌灭佛，唯独留下禅宗一派。当时灭佛是因为和尚不种地、不做饭，要靠社会供养。禅宗建寺在深山，自己种地做饭，边劳动边修禅，适应社会，所以能为社会所容。
　　他曾告诫一个80多岁预备一天磕100个头的老太太：要信而不迷，一迷就死。磕一个头和磕100个一样，心到神就知。你心里看到大山就是大山，看到小米粒就是小米粒。有些家庭妇女一信佛，啥都不干，这是错误的，修不成佛，你应该在劳动完成后用休息时间拜佛。出家并不是好事，修佛就是修心。坐车给老人让位就是修心，饭少你少吃点让别人吃饱就是修心。说着容易做着特别难。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在《禅露集》中也有这样的观点：“佛教不避世，佛教如果避世，早就自取灭亡了。”
　　少林寺与法王寺的积极入世态度是因为它们同为禅宗寺院。法王寺积极入世的结果，是复苏了一座香火断了600多年的寺院。少林寺积极入世的结果，是把自身打造成了一个极具商业价值的品牌，仅举一例：少林寺海外“分号”纷纷开张，如今已有伦敦、柏林、布达佩斯、维也纳等多家海外“分号”。寺院开“分号”可谓独此一家，因为少林寺拥有其他寺院所无法比拟的商业化基础——功夫。
　　中国的寺院经济，一直是被忽视但不容回避的话题。法国汉学界的扛鼎人物、法国科学院院士谢和耐在《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中说，佛教运动在一开始就以消耗巨大的物力和人力为特点，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3个多世纪。当时有一支人数庞大的出家人队伍和无休止的建筑工程，它们要消耗非常多的金属、木料和布匹。这种迷恋于消耗开支的活动，从5世纪初就表现出来了，在6～7世纪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对于艺术活动、手工业和贸易的发展来说，都是一种新的和持久的推动力。
　　寺院道场的致富、占有土地、寺院依附阶级的形成和佛教僧侣们的经商活动，所有这一切都变成了法律和技术概念占据重要位置的资料。其模式肯定有对印度的传承，但仍然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历史上佛教兴与衰，深层原因都与经济纠缠不清。
　　北朝中后期百余年间，17位帝后出宫为尼，宣武灵皇后胡氏更明言为佛法而出家为尼。宣武帝造永明寺，最多时居外国沙门3000余人。北魏时，国都洛阳有寺1367所，江北整个地区有寺3万余所，出家僧尼200余万人。这些佛教寺院都拥有大量的土地、占有很多劳动力，逐渐形成了相当独立的寺院经济和特殊的僧侣地主阶层。当时无神论者范缜在《神灭论》中曾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揭露：人民倾家荡产去求僧拜佛，粮食被游手好闲的僧众吃光、财富被奢侈的寺院耗尽！坏人充斥，不能禁止，都高诵“阿弥陀佛”！
　　南朝寺院经济恶性膨胀，占有了许多劳动力，封建国家和地主庄园、寺院庄园争夺劳动力的矛盾很尖锐。南朝梁武帝萧衍，曾三次舍身同泰寺被群臣用重金赎回，到了他统治时期，国家财力达到“天府为之倾”的境地，一次赎身，就达一亿！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国家多次禁断佛教，限制其无限制发展。
　　寺院经济链条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是香客的布施捐献或称功德。这也是目前国家确认的寺院合法收入。布施可以理解为一种交换行为，一种物质与精神的交换。虔诚的善男信女前往寺院朝佛念经，给寺院捐钱施物，被认为是一种积累功德的手段。布施越多，功德资粮越深。从修来世的角度看，则是以现世的财货换取来世生存状态的改善。可见，布施者在心理上是有所祈求的。布施总是得到心理上的自我满足；寺院则获得财物，是一种施主与寺院的双赢模式。
　　在物质与精神的交换模式中，寺院作为信教群众精神和神圣的空间载体，僧人作为最靠近佛祖的人，自然成为直接的布施受益者。
　　按知情者的说法，一些不起眼的南方小庙在20世纪90年代每月的香资也往往有数百万元，这就是南北寺院的区别。
　　商业社会讲究的是秩序，确认的是规则，一座寺院也必须为它无法逃开的社会准备好一套有秩序的管理模式。佛教禅宗提倡的入世理念是同为禅宗寺院的少林寺和法王寺都遵循的，至于在商业社会里该怎样把握这个入世之度，则是它们共同的问题。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