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名僧在大理

外国名僧在大理
　　大理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最为繁荣昌盛的地区之一，从南诏大理国以来所形成的佛教文化一直是大理本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份，而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环境不断地吸引一批批的外国僧侣来到了大理。最早到大理的外国僧人是印度僧人，史称“梵僧”。在剑川石宝山石窟中，有一窟雕有一僧像，其头发卷曲，身披 ，腰系裙，足穿靴，双手交于前提一长袋，旁有“波斯国人”四字题记，此僧人应是波斯的游方僧人画像；另一窟中雕有一梵僧，深目高鼻，头戴莲花冠，右手结怖魔印，左手持净瓶，足着靴。在其左下方有一犬，此僧应是来传播佛教的印度僧人。在南诏中兴二年的《南诏图传》中，亦绘有印度僧人点化细奴逻的故事；在大理国的《张胜温画卷》中，所描绘的大理高僧中即有赞陀崛多和梵僧观世音菩萨。在南诏大理国时期来到大理的外国僧人中，史有记载的是印度僧人赞陀崛多。在李元阳撰修的明万历《云南通志》中记载：“赞陀崛多神僧，蒙氏保和十六年，自西域摩伽陀国来，为蒙氏所信”。“保和”为南诏第六代王劝丰右的年号，保和十六年，即为公元８３９年。相传赞陀崛多是到大理来传播密宗的第一位印度僧人。
　　在印度僧人到大理五百多年后，又有一批日本国的僧人来到了大理，他们在大理学佛吟禅，留下了与白族友好的一段佳话。日本的佛教传自于中国，在《隋书?倭国传》中记载，在大业三年，即公元６０７年，在日本遣使朝贡时就沙门数十人同来求学佛学。到了唐代，日本非常注重学习中国文化，不断派遣遣唐使和留学生为唐学习。鉴真大师东渡日本传播佛学后，又开启了两国以佛教为主的民间文化交流。到了日本国的镰仓和足利时代是日本佛教最为兴旺的时期，在国内不仅高僧大德辈出，而且到中国学习佛学成为了众多日本僧人的一种追求，所以，一批又一批日本僧人不畏太平洋的惊涛骇浪，乘木舟到中国修行。到了明朝初年，一些日本僧人来到了大理，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有名可考者有：逯光古、斗南、机先、大用、天祥、演此宗、桂隐、镜中照９人。他们除具有高深的佛学修为外，中国文化的造诣非常高，深通中国的诗词和书法，记载中说他们“能诗善书”，所以他们中多数人应是日本的五山名僧。在日本的足利义满时代，将京都和镰仓的五大寺院定为“五山”，进行了大力支持和保护。五山僧人往往又充担了幕府的政治和外交顾问，和中国进行往来，从中国学习儒学，大量地写作汉文诗歌，人们称他们的文章为“五山文学”。五山僧人的文学艺术曾对日本的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到大理的日本僧人共留下了５０多首诗作，大多都收录在明朝云南都督沐昂所编的诗集《沧海遗珠》中。日本僧人的诗辞旨清丽，是明朝诗坛上的佳作，尤其是天祥和机先的诗存宋元清新雅正之风，为当世所重。如天祥《题龙关水楼》：
　　此楼登眺好，终日府平湖。叶尽村村树，花残岸岸芦。
　　鱼翁晴独钓，沙鸟晚相呼。何处微风动，云藏岛寺孤。
　　到大理的日本国僧人逯光古、斗南、机先人最后在大理圆寂，被当地白族葬在苍山龙泉峰下，为他们建立的墓塔，将塔面东方，让他们在冥冥中遥望远在万里之外的故乡，这就是有名的大理日本四僧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