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大安山延福寺李山主实行录丛考

　　辽大安山延福寺李山主实行录丛考
　　来源:北京文博 作者：任昉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北京地区考古工作的不断发展，地不爱宝，出土了大量的文物文献，其中，佛教的经幢和僧尼塔铭(墓幢)数量不少，对于北京地区佛教发展史的研究，有着极大的裨助，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新近出版的《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壹］，收有佛教僧尼塔铭16件，最早为辽天庆十年(1120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最晚为民国三十年(1941年)秋，堪称洋洋大观。本文拟先对最早的辽天庆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塔铭进行一些考释。
　　这件辽僧塔铭，此前曾经发表，但只有图版与说明，名为《大安山延福寺李山主实行录幢》①。说明较为简单，原文为：
　　八角直楞幢，汉白玉石质，只存幢身。幢身高110厘米，五面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现存房山区文物管理所。
　　新近收入《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壹］时，图版、说明、铭文、简注俱全，名为《大安山延福寺李山主(供臻)实行录》(以下简称《实行录》)②。先将说明按原格式照录如下：
　　天庆十年(1120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立)
　　塔身高101厘米，身为八棱，大棱宽17厘米，小棱宽13厘米。铭文13行，大字满行27字，小字满行47字。正书。余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1949年后房山区大安山乡征集。现藏房山区文物管理所。
　　铭文不长，除去附刻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其余亦按原格式照录如下：
　　大安山延福寺李山主实行录
　　门资遵撰」恭闻 大安山主者，良乡人也，俗姓李氏，释讳供臻。童龀别爱从释，于」延福办李出家,师礼于归雅。清闲气貌，乃越良才之外;勇锐人慈，可」□奇人之上。德行深而四海莫测，慧亮高而五岳那欺。蕴其志也，同润于」千山之王；施其慧也，若洒万州之雨。释外别嘉，更多妙哉。去众之□，」未假攘襟；突群寇之难，何劳奋袂。得幸居于此者，宿寔之因，山之瑞应，」感其人也。今得重修，再加崇建，是我山主上仁为之首矣。致乃剃度」门资，数满百人上者。道坚惟嘱已讫，立造精蓝上下二处。云毕寿限，俗」年甲子及五百贰拾捌数终也。别别有多，贞待其碣，录□□幢记。」
　　天庆十年十一月戊子戊戌朔二十三日庚申坤时建立并讫
　　□士 胡云翼」
　　山主 门资提点讲论经道坚、讲经沙门洪渊、讲经论沙门道遵、讲经沙门道琛、讲经沙门道祥、持念沙门道鉴、」讲经沙门道、持念沙门道信、持念沙门道志、持念沙门道钦、持念沙门道荣、持念沙门道仅、」寺主沙门道□、尚座沙门善重、都维那沙门善崇。
　　原有二条“简注”：一条在“若洒万州之雨”下，云：“‘若洒’下似脱‘于’字。”一条在“天庆十年十一月戊子戊戌朔二十三日庚申坤时建立并讫”下，云：“‘戊子’似为衍文。”现就几个问题进行考证。
　　(一)大安山
　　首题及铭文所见“大安山”，位于今北京房山西北约80里，号称京西名山。此山最早受到注意并被开发，是在唐末五代之初。最早注意并开发此山的人，是当时的卢龙节度使刘仁恭。据《新唐书》卷二一二仁恭本传称：仁恭，深州人。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年)，李克用表为卢龙节度使。是时：
　　中原方多故，仁恭得倚燕强且远，无所惮，意自满。从方士王若讷学长年，筑馆大安山，掠子女充之。又招浮屠，与讲法。以堇土为钱，敛真钱，穴山藏之，杀匠灭口。禁南方茶，自撷山为茶，号山曰大恩，以邀利。其子名守光。《旧五代史》卷一三五守光本传记载更详：
　　是时，天子播迁，中原多故，仁恭啸傲蓟门，志意盈满，师道士王若讷，祈长生羽化之道。幽州西有名山曰大安山，仁恭乃于其上盛饰馆宇，僭拟宫掖，聚室女艳妇，穷极侈丽。又招聚缁黄，合仙丹，讲求法要。又以□泥作钱，令部内行使，尽敛铜钱于大安山巅，凿穴以藏之，藏毕即杀匠石以灭其口。又禁江表茶商，自撷山中草叶为茶，以邀厚利。改山名为大恩山。
　　
　　《通鉴》卷二六六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年)三月条亦云：
　　卢龙节度使刘仁恭，骄侈贪暴，常虑幽州城不固，筑馆于大安山，曰：“此山四面悬绝，可以少制众。”其栋宇壮丽，拟于帝者。选美女实其中。与方士炼丹药，求不死。悉敛境内钱，瘗于山颠；令民间用堇泥为钱。又禁江南茶商无得入境，自采山中草木为茶，鬻之。
　　刘守光后来篡夺父位，于后梁乾化三年(913年)十二月被灭。关于刘仁恭经营大安山，类似记载还有很多，以清厉鹗《辽史拾遗》卷七统和十四年(996年)四月己亥条注最为详赡，这里不赘举。
　　(二)延福寺
　　据前引仁恭、守光二传，可以推测，仁恭统治幽州时期，已在大安山建筑道观和佛寺。但检索传世文献及传世藏经，均未记录仁恭所建道观和佛寺的名称。关于此大安山延福寺，亦于史无征。我们仅知：佛寺常以“延福”为号，福建泉州、浙江武义、四川峨眉、内蒙古阿拉善盟的延福寺最为著名，涿州是否有延福寺未见记载③。实际上，1991年，齐心、王玲等先生根据各类文献、碑刻及经文题记统计辽燕京寺院，还不知有此延福寺④。直到近年，据包世轩先生介绍，才知有两方辽代石刻提到该延福寺：一方为门头沟区清水村辽代古刹清水院遗址发现的统和十年(992年)“陀罗尼经幢”⑤，该经幢间残存大安山延福寺僧众题名⑥。一方为房山区大安山莲花峪辽代延福寺观音堂遗址发现的寿昌四年(1098年)后“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篆额)或“大辽燕京西大安山延福寺莲花峪更改通圆通理旧庵为观音堂记并诸师实行录”(首题)⑦，该记录两处提到延福寺⑧。由此可见，至少在辽代，该延福寺确为大安山名刹。
　　大安山延福寺的始建时间已不可考。前引包世轩先生论文据前述统和十年“陀罗尼经幢”残存大安山延福寺僧众题名，认为：“大安山延福寺，可知辽统和十年(992年)已经存在，此寺的创建年代要早得多。”但根据传世文献记载，似乎也不能建得太早。因为辽代以前大安山并不太平。譬如刘仁恭、刘守光父子的反目，曾经引发一场大规模的大安山攻防之战。如前引《通鉴》卷二六六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年)三月条接云：
　　仁恭有爱妾罗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斥之，不以为子数。李思安引兵入其境，所过焚荡无馀。夏四月己酉，直抵幽州城下。仁恭犹在大安山。城中无备，几至不守。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又出兵与思安战，思安败退。守光遂自称节度使，命部将李小喜、元行钦将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战，为小喜所败。虏仁恭以归，囚于别室。
　　后来，后唐政府还曾大张旗鼓地掘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所藏之宝。如《旧五代史·唐书·明帝纪》长兴三年(932年)七月己亥条云：“幽州衙将潘杲上言，知故使刘仁恭于大安山藏钱之所，枢密院差人监往发之，竟无所得。”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作为崇尚清静的佛教，恐怕是很难过早在大安山建筑寺院的。
　　大安山延福寺的终毁时间亦不可考。我们知道：在延福寺已经存在的辽统和十年(992年)之后数年，大安山也还一直处在掘宝动乱之中，不同的是，掘宝者由后唐政府换成了辽的政府。《辽史·圣宗四》统和十四年(996年)四月己亥条云：“凿大安山，取刘守光所藏钱。”又同书《食货下》云：“圣宗凿大安山，取刘守光所藏钱，散诸五计司，兼铸太平钱，新旧互用。”《实行录》称李山主“去众□之□，未假攘襟；突群寇之难，何劳奋袂”，说的可能就是这一类动乱。《实行录》又称：“今得重修，再加崇建，是我山主上仁为之首矣。致乃剃度门资，数满百人上者。(门资)道坚惟嘱已讫，立造精蓝上下二处。”说明原来的延福寺规模甚小，直到掘宝动乱之后，李山主主持寺院工作，才扩大规模，剃度门资数满百人以上，命门资道坚等新造精蓝上下二处。这应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但此后延福寺情况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只知道：同时征集、同书所收、仅时代稍晚的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三月十六日(建)《大安山龙泉峪西石堂尼院第二代山主(善)超师塔铭》，竟然没有提到同处一山的延福寺⑨。在此之后，《明一统志》卷一顺天府山川大安山条云：“在房山县北八十里，上有大安馆，相传五代时刘仁恭所建，遗址尚存。”《大清一统志》卷四顺天府山川大安山条云：“在房山县西北八十里，上有龙湫山，甚高险，唐末刘仁恭筑馆于此。”《畿辅通志》卷五三古迹大安馆条云：“在房山县西北大安山，刘仁恭创宫观、师事方士王若讷处也。”也都没有提到该延福寺。或许辽、金之后，延福寺已渐衰败，离终毁已经不远了吧。
　　(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前已介绍：《实行录》上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我们知道：《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简称《尊胜经》，属于密教经典。此经曾经多译，名称不尽相同，如：(1)唐杜行□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2)唐地婆诃罗译，《佛顶最胜陀罗尼经》一卷；(3)唐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4)唐地婆诃罗重译，《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经》一卷；(5)唐义净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6)宋施护译，《尊胜大明王经》一卷；(7)宋法天译，《最胜佛顶陀罗尼经》一卷，等等。可见此经受密教重视之程度。
　　此外，我们还知道：20世纪30年代以来，我国北方出土辽代佛教文物，不少都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如：辽宁北票县南八家子乡四家板村曾出土辽开泰二年(1013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记”⑩，1930年内蒙古巴林左旗哈巴气山谷曾出土辽重熙十五年(1047年)“陀罗尼经幢”⑾，1953年内蒙古巴林左旗洞山曾出土辽乾统十年(1110年)“云门寺陀罗尼经幢”⑿，1977年河北易县西北太宁寺村净觉寺舍利塔曾出土辽天庆五年(1115年)“净觉寺舍利塔墨书陀罗尼经及题记”⒀，1981年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北曾出土辽纪年不详“开龙寺陀罗尼经幢”⒁，等等。此外，前引梅宁华主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上)经幢类所收将近30件经幢，几乎都是“陀罗尼经幢”。其中，前述统和十年经幢，上层幢身刻《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下层幢身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和《佛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尤为可观。又，同书墓幢类所收墓表、塔铭，绝大多数也都附刻“陀罗尼经”。还有很多，陈述先生《全辽文》记载甚详，无须赘述。这似乎说明，有辽一代，密教在我国北方十分昌盛，实际情况恐怕也是如此。游侠先生谈到辽代帝室重视佛教教学，曾经指出：“辽代最发达的教学是华严，其次是密教，再次为净土以及律学、唯识学、俱舍学等。”⒂也证明密教在辽代是我国北方的主要教派。
　　然而，我们是否能够据此推测：辽代的大安山延福寺就是一座汉传密教的寺院呢？答案恐怕不能如此简单。
　　首先，密教寺院的界定，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严耀中先生指出：“汉传密教的寺院是从来不像禅宗寺院称‘禅寺’那样在寺名上自称为‘密寺’的。”他认为：“从完整的意义来说，密教寺院应该符合三个条件。第一，所供奉的主要是密教的神祇，如毗卢舍那佛、千手千眼观音、毗沙门天王等等；第二，寺院住持当为密僧，至少是精通密经或密法咒术者；第三，寺僧之日常功课应该以密教内容为主，并经常做密教仪式法事。如果有的寺院只具有其中的一点，那就算是兼有密寺的性质；具有二点，可称为基本密寺。”⒃而根据前引出土文献，是很难将大安山延福寺界定为汉传密教的寺院的。
　　其次，我们知道：《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缘起，乃是善住天子于命终之后，将受七度畜生恶道之苦，帝释天愍其业因，遂诣佛所，乞求救济，佛乃为之宣说尊胜陀罗尼及持诵之功德，等等。这就是所谓“佛顶尊胜”。据载：“佛顶尊胜”为密教胎藏界曼荼罗释迦院五佛顶之一。而五佛顶中，以释迦如来之佛顶所显现之轮王形佛顶尊为最殊胜。故密教以佛顶尊为本尊，而称修持息灾、除病之法为“尊胜法”。《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即说“佛顶尊胜”之功德，由八十七句组成，历来十分灵验。而最重要的是：此经不仅密教使用，由于禅宗与密教关系密切，有所谓“禅密合一”之说，禅宗实际上亦行用⒄。
　　再次，我们知道：前引“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或“大辽燕京西大安山延福寺莲花峪更改通圆通理旧庵为观音堂记并诸师实行录”，提到的通圆、通理二位高僧，均为禅宗高僧。前引包世轩先生论文对此已有考证⒅。稍后，黄春和先生又特别对其中通理的实行进行了补考⒆。近年，黄春和先生对辽代燕京禅宗传播史实进行考述时，又特别提到：“辽初禅宗的传播不过是昙花一现，很快便陷入了长期的沉寂。”但到了“辽代末期，禅宗从南方宋地重新传入燕京，给燕京禅宗带来了复燃的火种，通过外来和本土禅僧的共同努力，很快在燕京大地上传播开来。当时南来的禅宗有临济和曹洞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是当时中原内地最有势力的两个禅宗支派。它们在燕京各有其代表人物和活动地点。临济宗以竹林宝、竹林安、通理、通圆、寂照等人为代表，主要活动于城内竹林寺和大安山延福寺；曹洞宗以青州希辨为代表，主要活动于京西潭柘寺。”⒇更为明确地将大安山延福寺作为禅宗寺院。笔者赞同这种解说。因为还有一条证据，这就是《实行录》称本寺住持供臻为“山主”。而尊称寺院住持为“山主”，似乎是禅宗的专利。北宋道原《传灯录》、李遵勖《广灯录》、明居顶《续传灯录》等禅宗灯录例证颇多。总之，大安山延福寺只能是一座禅宗寺院。
　　除了前述大安山、延福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外，《实行录》还记载了一些有意义的材料。譬如：李山主为“良乡”人。而我们知道：李山主的前辈、著名禅师通圆亦为“良乡”人。此二僧先后都曾在大安山延福寺弘法，其中存在什么渊源关系值得探究。又，“□士胡云翼”之“□”，根据图版辨析，似乎应该是个“信”字。而“信士”称谓出现甚晚。敦煌、吐鲁番所出晋唐迄宋初写经题记，供养人多自称“清信女”或“清信弟子”(21）。清翟灏《通俗编》说：“今人出财布施曰信士。汉曹全碑阴义士某千，义某五百，义士即出资助刊者。宋太宗(976～997年)朝，避御名，凡义士皆改为信。今之信士，即汉碑所称义士也。”从时间上看，宋避讳改称信士在前，《实行录》刻立径称信士在后，没有什么问题。但包括今北京地区在内的所谓燕、云十六州，从来就没有进入过宋的版图。如《宋史·地理一》说：“至是，天下既一，疆理几复汉、唐之旧，其未入职方氏者，唯燕、云十六州而已。”在宋、辽对峙的情况下，辽供养人的称谓避宋帝讳，似乎难以想象。但如果考虑辽的禅宗原从宋地传入，辽的禅宗供养人称谓从而也沿袭宋地之旧，这个似乎难以想象的问题也就不难解释了。据此，可以认为：该《实行录》的出土，对于进一步了解北京地区辽代佛教的发展，确实有着极大的裨助。
　　①梅宁华主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上)，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230～231页(说明、图版)。
　　②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上册50页(图版、说明)、下册40～41页(铭文、简注)。
　　③按：大安山延福寺属于涿州。与此涿州延福寺可能有点关系的传世文献记载，仅见元赵孟頫《松雪斋集》卷九《大元大崇国寺佛性圆明大师演公塔铭》提到“蓟州延福寺”。因为《辽史·地理四》南京道条曾云：“玉河县，本泉山地。刘仁恭于大安山创宫观，师炼丹羽化之术于方士王若讷，因割蓟县分置，以供给之。在京西四十里。”《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九五记同。蓟、涿州县相邻，历史上常彼此割属，该塔铭有可能将“涿州”误为“蓟州”了。但如此解释，总觉牵强，因而不取。
　　④齐心、王玲《辽燕京佛教及其相关文化考论》，《北京文物与考古》第2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104～120页。按：前引梅宁华主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上)遗址类亦无此延福寺。
　　⑤前引梅宁华主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上)，190～193页(图)。
　　⑥包世轩《辽玉河县清水院统和十年经幢考》，《北京文博》1995年第1、2期，90～92、86～90页。
　　⑦前引梅宁华主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上)，150～151页(图)。
　　⑧⒅包世轩《辽〈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碑疏证》，《北京文博》1997年第3期，72～77页。
　　⑨前引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壹］，上册56页(图版、说明)、下册46页(铭文)。
　　⑩冯永谦《辽宁地区辽代建置考述》，《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1期，119页。
　　⑾金永田《辽上京城址附近佛寺遗址及火葬墓》，《内蒙古考古与文物》第3辑，1984年，94页。
　　⑿⒁金永田《辽上京城址附近佛寺遗址及火葬墓》，《内蒙古考古与文物》第3辑，1984年，95页。
　　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易县净觉寺舍利塔地宫清理记》，《文物》1986年第9期，76～77页。
　　⒂游侠《辽代佛教》，《中国佛教》第1辑，北京知识出版社重印本，1989年，89～94页。
　　⒃严耀中《五代以降的密教寺院》，《汉传密教》，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31页。
　　⒄严耀中《禅与密教》，《汉传密教》，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95～115页。
　　⒆黄春和《辽〈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通理实行补考》，《北京文博》1998年第3期，41～47页。
　　⒇黄春和《辽代燕京禅宗传播史实考述》，《首都博物馆丛刊》第13辑，北京地质出版社，1999年，1～6页。
　　(21)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90年。
　　(作者为中国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