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故慧聚寺严行大德闲公塔铭考

　　起源于唐代中叶的禅宗，作为佛教的一个派别，发展到宋、辽、金时期，已经成为士大夫的宗教了。当时冠以“居士”之称的“僧化”士大夫，和被赐以官爵的“仕化”禅师充斥朝野，成为一种延续数代的普遍现象。当然其中也不乏更为彻底的“逃禅”者：即弃官入山，落发为僧，布纳蔬食，游锡四方，成为真正的一心向禅者。
　　死于金代前期贞元元年(1153年)中都京西鞍山慧聚寺(今北京门头沟区马鞍山戒台寺)的高僧张伟，就是这样一位由仕宦入空门的彻底逃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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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伟，字保之，白NB275人(今内蒙古宁城西)，法号严行大德，法名悟闲。出家为僧前曾历官州县并任职于枢密院和尚书省，是金代初期在北京地区政界和佛教界一度有过影响的人物。可惜，目前所见的辽金史籍中，尚未发现关于他的记述。所幸的是，在北京房山区长沟镇一处林木扶疏的山岗上，有一座建于金贞元元年五月的“严行大德灵塔”，从残存的塔铭中，我们得以窥见850年前这位特殊僧人的“行实”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一些深刻的人文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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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石幢塔现立于房山长沟镇甘凤池村村西山岗的林地内。汉白玉石质，通高553米，经幢式，塔基为六角形须弥座，座高13米，上镌仰莲。塔身上承七级密檐(天盖)，高28米；各层密檐均雕出头瓦当，第一层檐下设有仿木结构斗拱；顶为仰莲宝珠刹。幢身六角形，高143米，六面每面宽047米，均镌有铭名及装饰性梵文和蔓草花枝。幢正面(南向)上部阴刻楷书“严行大德灵塔”6字，字径13厘米，下部饰连续圆形几何图案和线描折枝牡丹二朵，其余5面则旋转施刻铭文。因此石至今历850年的风剥雨蚀，铭文下部多已漫漶，特别是面向西北的第三、四面，铭文仅有上端数十字隐约可辨，而大都剥落殆尽，无法识读了。所幸第一、二、五面铭文，虽亦蚀磨不清，但尚可识认而明其大略。铭文计55行，满行34字，字径3厘米，现总计存1050字左右，字为汉字楷体，行款疏朗，秀逸灵动，略呈行书笔意。首题“大金故慧聚寺严行大德闲公塔铭并序”，撰铭为“银青光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刘长言”，书丹者“玉山张楷”，建塔者为“开府仪同三司平章政事上柱国王食邑一万户张通古”。前者(刘长言)是金代前期著名文士，正隆间曾任尚书右丞；而建塔的张通古则是金初名臣，老年位极人臣，被赐封王爵。
　　从内容上看，《大金故慧聚寺严行大德闲公塔铭》仅是一篇僧人传略，然而，因传主的特殊经历，而使这些叙述文字带有丰富的历史信息，折射出辽末至金初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等多方面的史事，正史、补史的作用兼具。对这样一件重要的金石文献，不可不著录，不可不疏证。现就石刻残存的文字，结合辽金史籍，作初步考释，书之于下，祈方家赐正。
　　一、弱冠登第　由辽入金
　　塔铭首题“大金故慧聚寺严行大德闲公塔铭并序”，既是石刻的题目，又标明了墓塔葬主的国度、所在的寺院及法号、法名。其中“大金”，为金廷通行书例，是“大金国”的简称。此种书例，屡见于唐、宋以降各个朝代的文书、碑版，与在国号前加“有”、“维”、“皇”、“圣”同义，而加“大”者较多，如“大唐”、“大宋”、“大辽”、“大夏”，以至后来的“大元”等。以塔铭用“大金”，即循唐宋以来石刻文之常例。
　　“慧聚寺”即今戒台寺，位于北京门头沟区永定镇内马鞍山上。始建于隋代开皇年间(581—600年)，原名慧聚寺。该寺自辽、金至元代中期，一直被公认为是北方律宗的中心，因而成为中国佛教的最高授戒寺庙之一①。“严行大德”，应是朝廷在墓主生前赐予他的封号。《大金国志》卷36《浮图》谓：“浮图之教(笔者按：指佛教)，虽贵戚望族，多舍男女为僧尼。惟禅多而律少。在京曰国师，师府曰僧录、僧正，列郡曰都纲，县曰维那。披剃威仪，与南宋等。所赐号曰大师，曰大德，并赐紫。”据此可知，“严行大德”乃金朝皇帝赐封给墓主的法号，但究竟在什么时候、是由哪位皇帝所赐，是否一并“赐紫”(即赐穿紫色袈裟)？因为石刻文字的剥蚀，而难以确知了。漆侠在《金代佛教》一文中说：“金代试僧制度大体上承袭辽制，而较为严格。……僧侣的考选规定三年一次，就经、律、论三部门课试，中选的授为三宗法师。这种考选每次以八十人为限，由朝廷指定官员办理。法师中学行优异的，更由朝廷敕加种种名德称号，如佛觉大师、宣秘大师等。”②可知在有金一代，大师或大德称号，不是很容易获得的。另外，首题中的“闲公”，为墓主法号悟闲的一种尊称。古人有别今人，常在名讳后加公或先生称之，以示恭崇。“塔铭”，是一种文体，与墓志、碑文同多
　　异少，亦可视为一类。多包括志和铭两部分。首题中的“并序”，即是“志”的部分，志多用散文体，叙死者姓名、籍贯、生平，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以示对死者的悼慰。志、铭在古代石刻中，有分用的，也有合用的，而后者较为多见。
　　此铭志文在前，首先简约的叙述了墓主的籍贯、姓氏和进士及第的过程：
　　“严行大德悟闲，白人，姓张氏，初名伟，字保之。幼失所怙，而宿植善因，蚤(早)慕真谛。十岁，从天庆即伸大师受经业，日数百千言。十七，返亲舍，更读儒书。工辞赋，才誉籍籍，一举中进士第。”
　　严行大德灵塔局部拓片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地域名称“白”。此地名不载于《金史·地理志》，但见于《辽史·地理志》三中“京大定府”条：“大定县，白故地。以诸国俘户居之。”又，《辽史》卷一一六《国语解》：“奚、，国名。中京地也。”考辽之大定县，为辽中京大定府之倚郭县，辽统和二十五(1007年)置，地址在今内蒙古宁城西。此地金代海陵时期始，置为金北京治所。据《辽史》所记：“诸国俘户居之”可知，此地为五代十国以来中国北方一处多民族聚居之地，俗有“白”之称。另外，“白”也是古族之名，亦称“”，乃铁勒十五部之一，隋唐时居潢水(今西拉木伦河)以北，风俗与契丹相近，后迁潢水以南，与奚族合并，并于唐代末叶俱附契丹。今年，北京地区发现的一些墓志、碑碣中，曾屡见记有“白NB275”籍贯的人物③，反映了辽金两代中国北方多民族交融、流动节奏的加快。
　　据志文所叙，闲公“幼失所怙”(即失去父亲)，而“宿(夙)植善因，蚤(早)慕真谛”，而且十岁便到天庆寺受经业，笔者推定，“白NB275”只是张伟的籍贯，他也许从来就没有在那里居住过，也许在他出生前，张家便移居到燕京(今北京)一带，所以他才能年方十岁便到天庆寺拜师受业。“天庆”即辽天庆寺，据有的研究者考定，始建于辽代，原名弥陀院，清代初年尚存，遗址在今北京天坛西北金鱼池一带④。另外，张家在燕京虽非大族，但张伟能在幼失怙宠的情况下，仍“植善因”、“慕真谛”，并能进寺院受经业、返亲舍读儒书，受到良好的教育，足见其家庭状况与区域人文背景的优越。
　　铭文赞张伟“才誉籍籍，一举中进士第”，惜未言及其中第的具体时间，这就给今人的考释带来一些困难。但是，细审墓主生平，尚可推测一二。据志文后半部残留有“阅世六十八年”的文字推算，可知张伟应生于辽道宗大安元年(1085年)，他10岁入寺院授经业应在辽寿昌元年(1095年)，17岁返家读儒书应在辽天祚帝乾统二年(1102年)。志中说他一举中第，虽未及具体年份，但从语境上看，应在“弱冠之年”即20岁之前。如果此说不谬，那么，这位张伟，真可谓朱颜轩冕(服冕乘轩)、少年得志了。
　　“历官州县，繇北京都市令以选入枢密院通NB332。任职六年，出补香河令。更两考，有能声。先是，民间有冒耕官闲田，公被檄与府官捡括。时夏麦且熟，恐民不得获。既行，涉积水，阳(佯)失辔坠而溺，从者惊援之。及出，即移病归卧，请展期。比愈得报，再行则皆获矣。”
　　考张伟登进士第后“历官州县”，应是辽朝所辖之州、县，而具体职务，似是判官或县丞一类“佐贰”官。而“北京都市令”之“北京”，似应指辽中京路之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北)，因辽无北京之称，金代天眷元年(1138年)改辽上京临潢府为北京，至金贞元元年海陵迁都燕京，改中京路置，改大定府为北京。志文虽叙辽代事，但系金代命官所撰，且书于贞元元年五月，时刚刚改称，所以，此“北京”当指辽之中京大定府。“都市令”，《辽史》与《金史》百官志均不见载，推测当系留守官之属僚。
　　“枢密院”，亦为辽代之枢密院，而非金代⑤。《辽史》卷四十七百官志三载：“则枢密之设，盖自太宗始矣。”又“汉人枢密院。本兵部之职，……太宗入汴时，因晋置枢密院，掌汉人兵马之政，处兼尚书省。”再据《金史》本纪第二，记金太祖天辅六年(1122年)“上伐燕京，……辽知枢密院左企弓、虞仲文，枢密使曹勇义，副使张彦忠，参知政事康公弼，侍书刘彦宗奉表降”，可知辽末枢密院曾置于燕京。“枢密院通NB332”一职，《辽史》、《金史》百官志均不载，且“NB332”字不能识读，推测可能为“事”的俗体字——如果确为“事”，则“通事”一职见于《金史》百官志一“枢密院”条：“译史三人，通事三人……”。金承辽制，“通事”一职虽失载于辽史，但承辽而置，应不是妄断。枢密院乃要津中枢，能在其中“行走”，通事一职虽微，但也可证年轻的张伟确有“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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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职六年，出补香河令。”香河县，辽代隶属于南京析津府，金代隶属中都大兴府，今为河北香河县。县令，从七品，“掌养百姓、按察所部、宣导风化、劝课农桑、平理狱讼、捕除盗贼、禁止游惰，兼管常平仓及通检推排簿籍，总判县事”⑥。志中对张伟任香河县令前的一段记述十分简略，读起来往往产生语焉不详之憾。但是也可透视出一个问题：即其任香河令前“历官州县”及任职于枢密院，均为仕辽之经历，而出补香河令，则应是由辽仕金之后，大约在金太宗完颜晟天会三年(1125年)左右⑦。志文对于张伟仕金后的政绩描述很细，先说他经过吏部的两次考课，评为有政绩的能员，并举一例证其爱民之慈：奉命捡括民间冒耕官属闲置耕地时，见夏麦将熟，恐百姓不能收获，便佯作坠水被溺，因之移病归卧，而使贫苦百姓得以收获所耕之夏麦。这是一个真实而又有趣的故事，它生动地反映了金代初年燕赵地区的世情与民情，对于了解当时的历史，无疑是宝贵的资料。志文接着又写了一件张伟秉公为政、大忤权贵的事例：
　　“邑户佃圭田，凡留守要人者，率藉形势免科调。问之，以例对。公曰：‘皆王民也，例谁为者？’一以法令从事，役以故均。而大忤权贵，至檄召诣府，屡加摧□，公执不改，卒依行之。其守如此，累阶至尚书郎。”
　　“圭田”，古代卿大夫祭祀用的田地。《孟子·滕文公上》：“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宋朱熹注：“圭，洁也，所以奉祭祀也。”可知这是事关封建士大夫的一种特权和礼仪，估计圭田也可得免纳赋税的优惠。但据志中所记，当时在中都大兴府各县，这种冒圭田之名而免征事役的土地很多，大都是身居高位的留守要人所有，且弊俗由来已久，官官相护，习以为常。张伟任县令后，则决心革除弊端，“一以法令从事”使“役以故均”。结果是大忤权贵，虽要人以公文形式“召诣”令改，但“公执不改，卒依行之”。不过，据志文所述，张伟的这种行为，虽惹了些烦恼，却未致祸，而“累至尚书郎”。尚书，指尚书省。金之尚书省建于金太宗天会四年(1138年)⑧，是金政权的中枢机构。尚书郎，应是“郎中”或“员外郎”的俗称。据《金史·百官志一》“尚书省”条：“郎中一员，正五品……员外郎一员，正六品，总察吏、户、礼三部受事付事……”可知尚书郎虽然品级不算太高，却是身居要津，总勘全局，可谓处于权力漩涡的中心了。此段志文关于辽、金易代之际，燕京权贵豪门以“圭田”之名，大多“籍形势免科调”的记述，不见于正史，而塔铭补其所阙，尤堪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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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自拔流俗　弃官为僧据志文所记，张伟因爱民勤政、革除弊政，而迁“尚书郎”，心理并不轻松，“大忤权贵”及官场的污浊使他十分苦闷：
　　“一日，读首楞严经十习六交因报之说，感悟发心，取香三瓣，炷於顶门及两肩。燃之，默祷自誓。又以诗寄平生友人兼平章曰：万缘躁恼丛如发，试看临时下一刀。从此不近妻妾。”
　　“平生友人兼平章”，即为其死后立灵塔者张通古。据《金史·张通古本传》载，金天会四年(1126年)，张通古“除工部侍郎，兼六部事”，与张伟有同僚之谊。当时，通古尚非平章，海陵天德初，才“进拜平章政事”；因撰此铭是天德后的贞元年间，故称平章。志中说张伟因读佛经而感悟，厌恶俗世，准备“临时一刀”，斩万根烦恼丝。其实，这只是他遁入空门的起因和心理准备阶段，虽从此不近妻妾，却“犹身为榷盐官”⑨，勤政于国。也许就是在其以尚书省郎中兼榷盐官的这段时间里，由于他“遵於推捡故□”⑩，“疾恶如仇”，得罪了更多的当朝权贵和“奸吏”，也就遇到了更大的障碍和困难，终“抑不能忍”，谓自己“属世多故，复不能委屈轩轾，以徇权势”，所以“慨然欲求出世间，得自拔流俗。”铭志具体描述了张伟弃官出家的过程：
　　“独念老母恩不可报也。来问，跪曰：‘言有为皆幻，惟一大事，可以於尘垢脱出，死愿允耳於亲，归近圣道，以答NB279劳。’母曰：‘汝志如是，吾顾不能耶？’欣悦听许。公拜谢，未几，先命二妻一子相继出家。乃以天会六年正月弃官入鞍山之慧聚寺。亲友闻者争劝止，朝省亦遣人趋召，竟不至。执僧悟柔，自言：‘伟误罹世网，崎岖半生，今喜亲许出家矣！愿从壤削，用道修典，惟师摄受，为我落发。’柔与其徒愕曰：‘府君学有闻，且通朝野，斯言谓何，岂绐我乎？’公曰：‘断之于心久矣，语一出口，天地诸圣实临之。’□选理□斋□诚书之制度。公乃取鞍山先师画像置堂中，焚香作礼，自称门人。而易”(下残)志文简捷而生动地描述了张伟辞亲的过程和入山受戒的细节，其中的一些人物对话很真实，蕴涵也很深，如张自言“属世多故”，自己又不能“委屈轩轾，以徇权势”，则可折射出士子阶层对所处时代的真实看法。这对于研究辽、金两代的佛教史和思想史都是难得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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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段铭文提到的“鞍山先师”，应为辽代后期禅宗律宗派巨将法均大师。据有关专家考定，法均是辽南京玉河县人，辽重熙五年(1036年)出家为僧，辽道宗咸雍五年冬末在马鞍山慧聚寺，肇建戒坛弘法。今戒台寺尚存法均二塔，一为骨塔，一为衣钵塔，塔下立有《马鞍山故崇禄大夫守司空传菩萨戒坛主法均大师遗行碑记》B11。铭文提到的悟柔，应是法均大师的法门传人，天会六年时任慧聚寺主持僧。悟柔行实，不见史籍，迄今也未发现有关他的塔铭、碑碣。但戒台寺内现存金天德四年(1152年)传戒大师遗行碑，谓大师法名悟敏；又记有“大师赐紫沙门悟铢”，皆为法均大师衣钵传人。而悟柔于天会六年任慧聚寺主持，法脉相连，显然也是法均传人B12。
　　三、韬光匿影　游锡四方张伟悬崖撒手、入山向佛后的具体行实，在铭中应有记述，但遗憾的是，由于以下两面石刻，磨蚀殆尽，仅存150余字，且只可分行连读，所以难窥其详了。然而，从残存的词句如“上京”、“尝访师之居”、“径山禅师弟子”、“太湖雨道院”、“韬光匿影”、“谒青州希辩禅师”中，可推断张伟受戒后，韬光匿影、游锡四方，广佛法而度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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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句中的“上京”，指金上京，故址在今黑龙江省阿城市南，俗称白城。为金代早期都城，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始号上京，府曰会宁。正隆二年(1157年)削上京之号，只称会宁府，大定十三年复称上京。据前引志文知张伟曾任尚书省郎中，而当时尚书省设在上京，那么，他一定在上京生活过一段，而此次去上京，可能不仅为传法，也是为寻旧，与平生友人张通古见面(如铭文中“复从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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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谒青州希辩禅师”的希辩禅师，也是金代的一位著名禅僧。他是江西洪州黄氏子，原为宋朝青州普照寺主持，后金兵南下，被掠而来中都(今北京)。初置于中都报恩寺，华严大师请其主持。天会年间退居太湖山卧云庵，既而隐于仰山栖隐寺(遗址在今北京门头沟妙峰山乡南樱桃村山间台地上)，海陵天德初年示化于仰山。现寺院遗址尚存施宜生所撰的“辩公大师遗行碑记”残碑额。另外，这位曾与张伟交往的希辩大师，在仰山期间，于皇统六年(1146年)还为白瀑寺(遗址在今北京门头沟区雁翅镇)圆正法师灵塔撰记，现塔石尚存B13。
　　据残留文字“日，趺坐顺化，阅世六十八年”，可知张伟死于海陵贞元元年初，僧寿二十五，其天会六年出家时应为43岁。
　　四、友人平章张通古
　　塔铭末尾款署“开府仪同三司平章政事上柱□□□□□□□□张通古建”，标明了墓塔的建立者乃是当朝宰执级的人物。张通古，金初名臣，《金史》纪、传中对其都有记述。张通古字乐之，易州易县(今河北易县)人。辽天庆二年登进士第，补辽枢密院令史；辽、金易代之初，曾一度隐居。金天会三年(1125年)金军收复燕京后，经侍中刘彦宗推荐，召为枢密院主奏，由此仕金。天会四年(1126年)金廷初建尚书省，除工部侍郎，兼六部事。海陵天德初，迁行台左丞，进平章政事，封谭王，改封晖王，复拜司徒，封NB276王。正隆元年(1156年)以司徒致仕，进封曹王；于当年逝世，享年69岁B14。本传中说张“读书过目不忘，该综经史，善属文”，不仅颇富治世经国的才略，而且坚持正义，不惧强权，“天资乐易，不为表NB322，虽居宰相，自奉如寒素焉”。因此，甚得人尊重，连平时御下严厉，亲王大臣未尝少假以颜色的海陵王完颜亮，“惟见通古，必以礼貌”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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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塔铭所记，这位张通古也是张伟的“平生友人”，张伟在浊世困忧烦恼时，曾寄诗通古以表达自己的苦闷和打算出世的决心。张伟为僧后，还曾远赴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市南)再访知己(残文中“上京，复从今平章政事开府仪同……”即指此行——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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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张伟出家前的经历与张通古有很多相近之处：一是他们同是由辽入宋，并都曾在两个国家的中央和机要部门(枢密院、尚书省)任职；二是均工辞赋，善属文，有很高的汉文化修养；三是操守相近，皆不合流俗，秉公勤政，自甘寒素。正因为有以上这些“情结”，慨然自拔流俗而终成一代高僧悟闲，才一直把未离红尘、高居相位的张通古引为知己。而张通古对于以前的同僚、后来的僧人悟闲，也情谊甚笃，以至于朋友死后，为之出资建塔，并请人撰铭，使其遗行，刊于贞石，扬之后世，朋友之义，至此可谓极矣。
　　五、文士右相刘长言
　　此石幢塔的撰铭者也是金代前期的一位著名的人物，他就是以诗文名世并当过尚书右丞的刘长言。
　　塔铭中标其职衔为“银青光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其中，“银青光禄大夫”，为文官从二品上，《金史·百官志》：“文官九品，阶凡四十有二……正二品……下曰银青荣禄大夫。从二品上曰光禄大夫”。铭中“光禄”前加“银青”不见于史，待考。“翰林学士承旨”，为正三品，《金史·百官志》：“翰林学士承旨，正三品，掌制撰词命。”
　　因刘长言撰铭是在贞元元年(1153年)五月，彼时尚未拜相，而其任尚书右丞是在7年后的正隆五年(1160年)了。据史籍记载，刘长言字宣叔，东平人(今山东东平县)。天德三年(1151年)以翰林学士使宋，正隆五年三月，除拜尚书右丞，十一月罢，其父刘NB333，仕至仪真令，工诗文，有《南荣集》行世。长言亦以诗文世其家B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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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上所引，可知长言出身世家，是位工辞赋、善属名的文士，也许他治国经世上不够“在行”，所以在迁宰相不到十个月便被罢职。元好问《中州集》卷九曾收刘长言古风一首，已见其文采不陋，而此塔铭中序及铭文，前散后韵，结构有序，章法井然，详略得当，情理交融，很见功力，无愧为有金一代文章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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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长言诗文传世极少，除前面提到的一首古诗外，以前还没有发现他的文章传世。可喜的是，2003年秋季，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在调查北京地区辽金史迹时，不仅发现了这篇塔铭，而且在平谷区黄松峪乡鞑子坟村发现了刘长言撰的《大金漆水郡夫人耶律氏墓志铭》，墓志近千字，撰于金皇统元年(1141年)，当时长言的职衔为“承直郎行台右司郎中”B17。
　　六、正隆凿抹　石痕尚存
　　海陵王完颜亮正隆二年(1157年)二月，诏令“改定亲王以下封爵等第，命置局追取存亡告身，存者二品以上，死者一品，参酌削降。公私文书，但有王爵字者，皆立限毁抹，虽坟墓碑志，并发而毁之”B18。这是当时海陵王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制的一件重大的政治举措。施行的也十分严厉：削降王爵之号不仅包括活着的人，而且殃及死者；不仅公私文书中涉及王爵字样的必须立即毁掉或抹去，而且连埋在地下的碑志，也要掘出凿毁。今天我们可以推测，以海陵之威，当年这道诏令贯彻的肯定十分彻底，其波及面也一定会很大。那么，死于正隆二年前、又有王爵封号的张通古是否也被殃及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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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通古的墓碑迄今还未发现，是否被毁不能臆断。然而，我们却在严行大德悟闲灵塔铭文张通古的署款中，发现了正隆二年有司在执行“削降王爵”诏令留下的“凿抹”之痕，证明了《金史》记载这一史实的不误。
　　此塔建于贞元元年，当时通古已进拜平章政事、封NB276王。在金代，平章政事从一品，为宰相，而从一品上是文官品阶，曰开府仪同三司，所以塔铭通古官阶标“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则是勋封正二品B19。以上这些职衔，都与削降王爵的诏令无涉，所以都完好保存至今。但是，不能不写在职衔中的王爵和食邑，却属于应“立限毁抹”的字样，难以保留。今天我们细辩通古职衔铭文，仅存“开府仪同三司平章政事上柱□□□□□□□□张通古建”16个字可识，而中间8个字被人为凿抹掉了。为什么会有人从中间毁去数字？其原因就是这些字表述的应是张通古的王爵和食邑。通古当时封NB276王，其食邑为万户B20。据此，可知被凿抹的8字应是：“国NB276王食邑一万户”B21。
　　七、小　结
　　经历了850个寒暑依然兀立于京西燕山的严行大德灵塔，是金代历史文化的宝贵遗存。它精美的造型，是金中都建筑艺术与石雕艺术结合的典范；由金初著名文士刘长言撰写的铭志是一篇情理交融的美文，既生动真实地反映出辽金之际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生活，也代表了金代文学的创作高度；而灵逸疏朗的志文刻写，则形象显示出金初书法的水平B22。特别是正隆二年海陵诏“削降王爵”历史事实在石刻中保留了清晰的痕迹，为同类文物前所未有，其证史作用之巨，不言而喻。总之，这是一件考古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兼俱的重要的历史文物，尤须积极保护、深入研究。

严行大德灵塔局部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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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大金故慧聚寺严行大德闲公塔铭并序》
　　大金故慧聚寺严行大德闲公塔铭　并序银青光禄大夫翰林学士承　旨刘长言撰　玉山张楷书严行大德悟闲白NB275人姓张氏初名伟字保之幼失所怙而宿植善因蚤慕真谛十岁从天庆即伸大师受经业日数百千言十七返亲舍更读儒书工辞赋才誉籍籍一举中进士第历官州县繇北京都市令以选入枢密院通NB332任职六年出补香河令更两考有能声先是民间有冒耕官闲田公被檄与府官捡括时夏麦且熟恐民不得获既行涉积水阳失辔坠而溺从者惊援之及出即移病归卧请展期比愈得报再行则皆获矣邑户佃圭田凡留守要人者率藉形势免科调问之以例对公曰皆王民也例谁为者一以法令从事役以故均而大忤权贵至檄召诣府屡加摧表公执不改卒依行之其守如此累阶至尚书郎一日读首楞严经十习六交因报之说感悟发心取香三瓣炷于顶门及两肩之默祷自誓又以诗寄平生友人兼平章曰万缘躁恼丛如发试看临时下一刀从此不近妻妾犹身为榷盐官遵于推捡故则奸吏并留□□公至□□□□丝毫不敢加公资刚毅有志略切于行道而疾恶如仇有　　使□者□抑不能忍见跪拜□谓有以计岁月立功名属世多故复不能委曲轩轾以徇权势或时刘欣长孤傲睨曰放知有耿介不胜言者浸不得意于是慨然欲求出世间得自拔流俗独念老母恩不可报也来问跪曰言有为皆幻惟一大事可以于尘垢脱生死愿允耳于亲归近圣道以答NB279劳母曰汝志如是吾顾不能耶欣悦听许公拜谢未几先命二妻一子相继出家乃以天会六年正月弃官入鞍山之慧聚寺亲友闻者争劝止朝省亦遣人趋召竟不至执僧悟柔自言伟误罹世网崎岖半生今喜亲许出家矣愿从壤削用道修典惟师摄受为我落发柔与其徒愕曰府君学有闻且通朝野斯言谓何岂绐我乎公曰断之于心久矣语一出口天地诸圣实临之□□选理□斋□诚书之制度公乃取鞍山先师画像置堂中焚香作礼　　　　
　　自称门人而易□□□□□□□□□□□□　　　　
　　□□□□□□□□□□□□□以访□来众　　　　
　　昔天会元年□□□□□□□□□□□□□　　　　
　　□□□□□□□□□□□□□□而诵所为　　　　
　　渔人　　辞　　□□□□□□□□□□□□□□□　　　　
　　□□□□□□□□□□□□上京复从今平　　　　
　　章政事开府仪同□□□□□□□□□□□　　　　
　　□□□□□□□□□□昔尝访师之居门人　　　　
　　宛然如潮□□□□□□□□□□□□□□　　　　
　　□□□□□□□□倾听二人皆其□□□□　　　　
　　□□□□□□□□□□□□□□□□□□　　　　
　　□□□□□□严肃己若是先□□□□□□　　　　
　　□□□□□□□□□□□□□□□□□□　　　　
　　□□□□德之及充坐□□□□□□□□□　　　　
　　□□□□□□□□□□□□□□□□□□　　　　
　　□□思得归乃上竹□□□□□□□□□□　　　　
　　□□□□□□□□□□□□□□□□□□　　　　
　　论语孟子言□□□□□□□□□□□□□　　　　
　　□□□□□□□□□□□□□□□□言曩　　　　
　　以不果□□□□□□□□□□□□□□□　　　　
　　□□□□□□□□□□□□□□径山禅师　　　　
　　弟子也□□□□□□□□□□□□□□□　　　　
　　□□□□□□□□□□□□节母氏亦从刹　　　　
　　□□□□□□□□□□□□□□□□□□　　　　
　　□□□□□□□□□□谒青州希辩禅师□　　　　
　　□□□□□□□□□□□□□□□□□□　　　　
　　□□□□□□□□律韬光匿影趣公□□□　　　　
　　□□□□□□□□□□□□□□□□□□　　　　
　　□□□□□□已至忘□□足□□□□□□　　　　
　　□□□□□□□□□□□□□□□□□□　　　　
　　□□□□心太湖雨道院□□□□□□□□　　　　
　　□□□□□□□□□□□□□□□□□□　　　　
　　□□体制当如谐公以下□□□□□□□□　　　　
　　□□□□□□□□□□□□□□□□□□　　　　
　　寺堂庑数十椽怠焉□□□□□□□□□□　　　　
　　□□□□□□□□□□□□□□□□办师　　　　
　　为一出施者□□□□□□□□□□□□□　　　　
　　□□□□□□□□□□□□□□如怀古人　　　　
　　缁素耆旧□□□□□□□□□□□□□□　　　　
　　□□□□□□□□□□□□日趺坐顺化阅　　　　
　　世六十八年□□□□□□□□□□□□□　　　　
　　□□□□□□□□□□照服勤训诲□□□　　　　
　　□□□□□□□□□□□□□□□□□□　　　　
　　□□□□□□□□丈夫矣铭曰
　　道无异致　教或因时　会其有极
　　孰将同之　语大丈夫　惟严行师
　　刚克厥爱　勇出于慈　学四方
　　阅世泡幻　谁无　　厥论　　　日曷以忧
　　万缘丝纷　益久愈乱　智锭为访
　　慧恂立断　心境双融　亲疏等施
　　云何于此　焉恃从□　示人方便
　　躬履实地　破暗导迷　如NB323月□
　　问师安归　应现十方　视斯岿然
　　即大道场　浮云去来　孰在孰亡
　　有不还者　巍巍堂堂
　　贞元元年五月二十四日
　　开府仪同三司平章政事上柱　　国NB276王食邑一万户　　张通古建□□　□
　　①《门头沟文物志》第二章第二节，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版。
　　②《中国佛教》册一。
　　③如北京通州文管所藏金代《崔尚书小娘子史氏墓志》云史氏“遂居白NB275焉”；
　　北京门头沟NB323柘寺塔林内立金代故奇公长老塔铭记：“禅师名了奇，姓潘，白NB275富庶县人。
　　④黄春和《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载《北京文博》1998年第三期。
　　⑤金代枢密院置于金太祖天辅七年(1123年)。《金史·百官志序》卷五十五：“天辅七年，以左企弓行枢密院于广宁。
　　⑥B19《金史·百官三》卷五十七。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⑦据史籍记载，金太祖天辅六年(1121年)方取燕京，天辅七年(1122年)把燕京及蓟、景、檀、顺、涿、易六州割让给宋，天会三年(1125年)十一月金再度攻取燕京。所以，张伟任香河令只能在天会三年以后。而其仕金的具体时间，应在金天辅六年十二月太祖攻燕京，以左企弓为首的辽枢密院官员集体降金之时。
　　⑧见《金史·百官一》卷五十五。中华书局1975版。
　　⑨榷盐官，《金史·食货志》卷四十九载：“盐。金制，榷货之目有十，曰酒、NB325、茶、醋、香……，而盐为首称。”盐为国家专卖，金初曾设盐司以榷货。张伟之职，可能即是“司”之“使”也。因史无详载，姑做此推断。
　　⑩通检，亦作“通检推排”。《金史·食货志》卷四十六载：“通检，即《周礼》大司徒三年一大比，各登其乡之寡众、六畜、车辇，辨物行征之制也”。指政府统计民间财物之数，以作征赋之基础。
　　B11B12B13详见包世轩先生《门头沟伽蓝名僧记》，载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文物与考古》第4辑。
　　B14B15见《金史·张通古传》卷八十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
　　B16《金史·海陵纪》，元好问《中州集》卷九。
　　B17见卢迎红等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上)，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
　　B18《金史·海陵本纪》卷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
　　B20《金史·百官志》：“凡食邑，封王者万户，实封一千户”。
　　B21其中第一字“国”是误抹。
　　B22书丹者玉山张楷，生平不详。玉山县，在江西省东部，信江上游。
　　(作者为辽金城垣博物馆研究员及馆长和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