槛内谈禅——兼论佛学与文学之关系

　　槛内谈禅——兼论佛学与文学之关系

　　作者：郝学华

　　“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季羡林语）了解佛学的有关知识是我们重新审视和继承文学与文化传统的必要条件，是我们解决当下的文化危机和心灵困境的精神资源，是我们实现民族复兴和文化精神重构的基础。
　　在这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还有众多的同学保持着求知求学的精神，实在是莫大的幸事！我希望今晚的讲座能带给大家新鲜的认识，至少能让大家对佛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全新的认知。首先声明两点：第一，我不是一个佛教徒，既非出家僧人（显而易见），也非俗家弟子，只是从严肃的学术研究的角度讲解佛学；第二，我并非讲解佛学的最佳人选，本地定有对佛学研究有素、学养深厚的学者，我在这里不过是瓦釜雷鸣、抛砖引玉而已。应该说，今晚讲座之所以实现，按佛家的说法，是因缘和合的结果：因，即主观原因，是本人兴趣所至，曾经阅读过一些佛学著作，并有过相对深入的思考和相对深刻的体悟；缘，即客观原因，是曾经在“中西文化经典解读”课中讲授过有关禅宗和《坛经》的内容。于是，在同学的约请下，就有了今晚的讲座。
　　首先解释一下题目，“槛内谈禅”是用了《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死金丹独艳理亲丧》中的“典故”。正如妙玉所欣赏的诗句：“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需一个土馒头”，出家人往往以方外出世者自居。因而，相对于出世高蹈者对佛法的信从、修行和参悟，我们对佛学的认知只能是“槛内”之人的理解与把握了，何况对于佛学知之甚少或甚偏的我们而言，这正是一种基本的审视角度，即基于现实社会和学术研究的需要来了解和探究佛学的奥义。
　　佛教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学者学富五车，向一个禅师请教佛法，禅师将其请进禅堂，亲自倒茶招待，学者眼看着茶杯已满，可禅师仍在继续倒水，水溢出来，满地都是，学者说：“禅师，茶杯已满了！” “是啊，是满了！”禅师放下茶壶说，“就是因为它满了，所以才什么都倒不进去。你的心就是这样，你向我请教怎么能听得进去呢？”实际上，我们对于佛学的认识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先入之见，影响着我们对于佛学进行科学的认识和研究。我们通常对于佛学的认识存在着三种基本的偏差：一是把佛学看作宗教的迷信。一谈到佛学，就想到神佛崇拜、青灯古庙、晨钟暮鼓、清规戒律，想到少林寺的武功和塔林，认为佛学是宗教徒的盲目信仰，是无知愚昧者的精神麻醉剂；二是把佛学看作悲观厌世者或消极出世者逃避现实的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柱，是一种看破红尘、归隐泉林的乱世全身之法；三是出于无知或偏见把佛学排斥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之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置而不论、随而不思。以上种种，都使我们或一叶障目、或雾里看花，不能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佛学的真谛，也不能正视佛学真正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因而，我们首先需要放下各种“有色眼镜”，以便从比较客观而科学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佛学。
　　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谈谈佛学：
　　佛学概说
　　与其他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不同，佛学中的“佛”不是神，而是人、是觉悟的人，是人性净化和升华的究竟完美的境界。佛，在佛教中专指其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他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现尼泊尔王国南部），是净饭王的太子，悟道后被尊称为释迦牟尼。他本来是法定的王位继承人，被寄予厚望成为一代圣王，但成长于荣华富贵、锦衣玉食中的乔达摩却被人间的疾苦所困扰：他看到在鞭笞下劳作的耕牛、被鸟儿啄食的虫子，感悟到生命的悲惨和残酷；他看到步履维艰的老人、痛苦万状的病人、失去生命的死人，感悟到人生的短暂和无常。这些促使他苦苦思索：造成人生痛苦的根源何在？解脱人生痛苦的方法和出路又是什么？于是，为了追寻宇宙人生的真谛，悉达多毅然放弃太子之位，放弃豪奢富贵的世俗生活，离别妻儿，于29岁（一说19岁）这一年离家修道，历经种种苦行，尝尽艰苦辛酸，结果身形消瘦，濒临死亡，但徒劳无获。领悟到苦行无益后，悉达多放弃了苦修，洗去污浊，接受了一个牧女的供养，恢复了力气。为此，最先跟从他出家修行的侍从离开了他。悉达多在菩提树下盘腿而坐，发誓说：“我今天不证到无上大觉，宁可此身粉碎，终身不起此座。”结果，历经七天七夜（一说“七七四十九天”）的苦思冥想，终于睹北斗明星而悟道。这一年他35岁，至80岁入寂前45年之间，说法教化，信众甚多。被尊称“佛陀”，意为觉悟者，简称“佛”。他遗留的弟子形成僧团，严格戒律，整理经典，发展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佛教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分为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亦称上座部佛教)三大支派。汉传佛教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支，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密宗等宗派，其中，禅宗是最具中国特色的。
　　那么，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思考了什么问题？所悟道的内容又是什么呢？概括而言，就是：人事现象难逃因果报应，人生种种病痛烦恼归根结底是由于情欲贪爱，是由于不明白“无明”的道理而往复周流于生死轮回中，不得解脱。人生正确的去向是舍弃苦行和沉溺世俗的偏执，而运用合理的修行方法（中道）达到解脱（涅槃）。佛学的基本宗旨是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或一实相印：诸法无相。即证悟宇宙人生本性空寂而圆满真实的本体（涅槃）。在佛学教义中，人的生命的高贵和尊严得到高度的珍重和张扬，认为人具有修证成佛的资格并且可以通过修行和参悟认识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究竟，达到与佛同等的涅槃（究竟的觉悟）境界。佛学中的涅槃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空寂死亡，而是一种生命觉悟的境界，因而，国内外一切主张通过极端或偏激方式（如自杀等）实现所谓解脱的学说和教派，都属于外道邪教，与真正的佛学精神是相违背的。
　　“佛”的觉悟包括三层含义：自觉（明心见性，涅槃寂静）；觉他（慈悲度世，救济众生）；觉满（福慧两足，功圆果满）。也就是说，真正的佛学境界不止于个人的觉悟解脱（小乘佛法，成罗汉果），而且要以出世的精神做普度众生的入世事业，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奉献精神解脱众生根本的痛苦（大乘佛法，成菩萨果）。
　　佛陀说法的纪录称为“经”，规定教团和僧侣行为规范的称“律”，后代信仰者阐释“经”的著作称“论”，三者合称“三藏”。所有收入《大藏经》的作品都称为“佛经”。有人依据日本新修《大正藏》前三十二卷翻译佛典计算，全部约有四千万字，可谓浩如烟海。
　　禅宗述要
　　历来相传，禅宗之始，灵山会上，世尊说法，默然不语，拈花示众，大众不解，迦叶微笑，释迦宣告：“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这便是禅宗的开始，迦叶尊者为印度禅宗的第一代祖师，阿难为第二代，历代相传，到了第二十八代菩提达摩大师，正当中国南北朝时代印度佛教衰微，大师谓东土震旦，有大乘气象，所以渡海东来，先从广州登岸，与南朝梁武帝见面，因话不投机，渡江北去，寓止少林寺，面壁而坐，历时九年，后来传付心法和衣钵给中国第二代祖师神光。（“吾灭后二百年……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说理者多，通理者少。”）后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慧能“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的观念来自于自身的修行实践与证悟，是慧能南宗禅法的理论基础，也确立了中国禅宗的基本特色。
　　六祖慧能的悟道经历很能体现禅宗的特色，他本是大字不识的樵夫，以卖柴为生， 听闻有人念诵“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而悟道。于是，师从弘忍，念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偈语，得到弘忍的认可，经过五祖的再次点拨，他说出了自性的五个特征：本来清净、不生不灭、具足一切功德、不来不去、能生一切法，证道而受传法衣钵，为禅宗六祖。避祸隐居多年，上元三年（676）初始剃发出家，此后一直在曹溪（今广东韶关）一带说法，历时三十年，大振禅风。慧能讲法的记录称为《坛经》，这是中国僧人所写作品中唯一被尊称为“经”的著作，这在世界佛教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可以说，禅宗是释迦牟尼的哲学思想与中国文化精神的结合而形成的中国佛教，可谓融合了古印度佛教哲学最精粹的宗派。禅，指禅定，原是大小乘共通的修行方法，禅宗虽然不离禅定的修证，但并不就是禅定，而是强调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顿渐并兼，悟后起修。所以又名心宗，或般若宗，或达摩宗。
　　我国民间流传着一首民谣: “终日忙碌只为饥，才得饱来便思衣。 绫罗绸缎买几件，回头看看房屋低。 高楼大厦盖几座，房中又少美貌妻。 娶下娇妻并美妾，恨无田地少根基。 置得良田千万顷，出入无轿少马骑。 骡马成群轿已备，叹无官职被人欺。 县丞主簿不愿做，想要朝中挂紫衣。 五品六品他嫌小，三品四品还嫌低。 当朝一品为宰相，还想面南去登基。 心满意足为天子，更望万世无死期。 人心不足蛇吞象，不种善根费心机。 若要世人心满足，除非南柯一梦西。”而佛学中宣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也可以通过《红楼梦》第一回的《好了歌》及甄士隐的解注来感悟佛学的要义。相对功利主义对于名利财富的执著与贪求，佛学中更多是通过节欲、灭欲来引导人实现对生命本体的感悟与价值的证见。
　　其实，如果抛开佛教神秘的宗教外衣，以佛学思想为价值尺度，我们可以对现实人生进行更为客观冷静的观照和深入批判的反思，佛学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对于在情天欲海中迷失了本性、自我放逐出精神家园的现代人而言，不失为一味行之有效的解毒剂和清凉剂，不失为重构心灵家园的重要精神资源。而且，在大乘佛学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道思想的引导下，我们何尝不可以孕育出一种更有活力的积极用世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动力呢？
　　佛学与文学
　　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不只表现在信仰、观念等表面，更及于理论思想以及思维方式的深层。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隋唐以前，可以说是儒、道、墨三家并行；而隋唐以后，则是儒释道三家合流。因而，不了解佛教，不探讨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就不能认识和评价中国文学的历史。
　　1、佛典数量庞大，而以汉译水平最高。佛典翻译形成了特定的译经文体：华梵结合，雅俗共赏，韵散兼行，创造了风格迥异的文风，广泛影响中国的散文以至文学。中国译经史上的四大译师：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
　　2、佛学与诗
　　佛典的偈颂和佛教徒的创作带来了新的表现方法，影响中国诗歌的发展。两汉之际，佛教传入后，历代文人都与佛教有一定关系。如谢灵运的山水诗；沈约周颙等人参照佛经转读与印度声明，总结出四声八病，创永明诗体，为近代格律诗的先驱。唐代大诗人王维、柳宗元和白居易的创作，其中白居易成为文人居士的典型。
　　3、佛学与散文
　　佛典文字和佛家著述本身应视为中国散文史的一个成果，同时对中国散文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表现在文体、文风、论说方式以及具体写作技巧如概念辨析、比喻的运用等方面。如与《文选》同时的《弘明集》（南朝梁僧佑编）是六朝文章写作的另一潮流和代表，其议论文字开唐宋古文议论之先河；佛家条分缕析（事相分析）的分析方法对刘勰《文心雕龙》的写作结构影响很大。
　　4、佛学与小说
　　中国民间关于轮回、报应、地狱天堂、菩萨、恶鬼等的许多认识，往往不是直接来自佛典，而是得自文学作品，如小说、戏曲和讲唱文学等。佛学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古代小说的内容和形式，如《三国演义》开卷诗明显地带有“色空”观念；《水浒传》开头写洪太尉误走妖魔，后写卢俊义惊梦，预示与梦验带有宿命的色彩。此外，《红楼梦》、《说岳全传》、《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金瓶梅》、《醒世因缘传》、《西游记》、《封神演义》、《济公传》、《聊斋志异》等著作也深受佛学影响。
　　“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季羡林语）了解佛学的有关知识是我们重新审视和继承文学与文化传统的必要条件，是我们解决当下的文化危机和心灵困境的精神资源，是我们实现民族复兴和文化精神重构的基础。
　　我们今天处在古今中外交会之际、继往开来创新之时，理应回顾历史，重续传统，放眼未来，再造辉煌。古代学人尚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儒张载语）的气魄，现代青年更当秉承先贤的胸襟与气度，正如一句禅语所说：“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既要志向远大，心怀天下，又要脚踏实地，刻苦勤奋，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而努力！（此文根据讲座内容整理而成，有所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