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宝月法师的交往

苏轼与宝月法师的交往
　　古代士大夫之学佛习禅，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研读佛经，学习佛教思想文化；一是结交僧禅朋友，切磋学佛的体会感悟。宋朝大文人苏轼一生与宰相无缘，却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具佛教因缘是多方面的，交往僧禅朋友即是一大因缘。
　　苏轼最早结识的僧人是成都大慈寺的惟庆（文雅）、惟简（宝月）两位法师。据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载，苏轼２０岁“游成都，谒张安道”；又与弟苏辙同游大慈寺，见惟庆、惟简法师。两位僧人的超凡气度、博学多闻和虔诚书佛给苏轼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在《中和胜相院记》回忆此事说：“吾昔者始游成都，见文雅法师惟庆，器宇落落可爱，浑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史传记所不载者，因是与之游，甚熟。惟简则共同门友也：共为人，精敏过人，事佛斋众，谨严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爱”。
　　苏轼与文雅法师惟庆的交往，除此之外尚未见更多记载，详情不得而知。与宝月法师惟简的往来，则多见载于苏轼的信简及文章中。
　　惟简，字宗古，曾任成都大慈寺中和胜相院住持；姓苏氏，也是眉山人，年长于苏轼，因认作宗门兄长。嘉佑四年，苏轼在川服程氏母丧期满，到成都与惟简过往较多，关涉佛事者如“要绣观音”、“借浮沤画”等。离开成都时，惟简还远山相送“至刻厚意。”后苏轼与苏辙随父举家离蜀，北行赴京，约惟简于嘉州（乐山）相会， “及至嘉州亦五六日间，延望不至，不知何故爽前约也”。（同前其二）对这次未能与惟简见面，苏轼感到非常遗憾，怅惘之情溢于言表。
　　治平四年（公元１０６７），苏轼在川居父丧。惟简前往造访，适遇苏辙拿来《兰亭摹本》，惟简“以其所居院之本末”，请苏轼为主作记，于是写成著名的《中和胜相院记》。在这篇院记中，苏轼对当时佛禅界鱼龙混杂的现状作了严厉的批评。文章先写“佛之道难成”，出家人所受的“劳苦卑辰，则过于农工远矣”。他关心的问题是，佛道如此难成，为什么出家为僧者还这样多?
　　他说：“计其利害，非侥幸小民之所乐，今何其弃家毁服坏毛发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欤?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师之所谓戒者，为愚夫未达者设也，若我何用是为，专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爱其名。治其荒唐之说，摄衣升坐，问答自若，谓之长老。吾尝究其语矣，大抵务为不可知，设械以应敌，匿形以备败，窘则推堕泥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游四方，见辄反复折困之，度其所从遁，而逆闭其涂。往往面颈发赤，然业已为是道，势不得以恶声相反，则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于僧，慢侮不信如此。”
　　此文一向被认为是“苏轼前期一篇重要的辟佛名作”，“是苏轼辟佛文章中最尖锐的一篇”。其实，苏轼在这里主要是辟伪劣之僧，而非一般的“辟佛”。在苏轼看来，这些伪劣僧人的龌龊行径及所占便宜主要有三：一曰投机取巧，逃避劳作与官役之苦；二曰弄虚作假，不守）戊律，浪得虚名；三曰故弄玄虚，以荒唐之说欺骗公众，使己立于不败。显然，苏轼“反复折困”、“慢侮不信”的，只是那些有其名而无其实的伪劣僧人，而对中和胜相院的惟度、惟简两位佛僧，苏轼却是称赞有加，非常尊崇的。同样面对僧人，一憎一爱，泾渭分明，从中可以看出苏轼对佛僧的真正态度。黄震明确指出：“作院记如此，斯忠于佛者矣。”（《黄氏日钞》卷六十二）杨慎《东坡诋佛》认为苏轼的批评，“尽古今禅学自欺欺人之病”。北宋社会僧冗而滥，“妄庸巧伪之人，杂处其间，号为难齐。” （见苏轼《海月辩公真赞引》）苏轼正是通过对伪劣之僧的声讨、讽刺与批评，以廓清佛门之“滥竽”，维护佛教的纯正。其目的是护佛，而不是辟佛。因此《中和胜相院记》并不是所谓“辟佛名作”，而是一篇针砭佛教界时弊的护佛檄文。这是苏轼与惟简交往过程中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处理奸父亲的丧事后，苏轼携家入京，此后再没有回到四川，但仍以书简等方式与惟简法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元丰三年（公元１０８０），苏轼被贬谪到黄州，亲友多惊散远离，而惟简却在苏轼到黄州不久，就派徒孙悟清前来探望，并希望苏轼为成都大圣慈寺新建成的专供收藏佛经的“大宝藏”作记。苏轼回书云： “屡要《经藏碑》。本以近日断作文字，不欲作。既来书叮咛，又悟清日夜监督，遂与作得寄去”。（见苏轼《与宝月人师五首》其三）这里所说的《经藏碑》即《胜相院经藏记》。在这篇记中苏轼自称为居士：“有一居士，其先蜀人，与是比丘，有大因缘。去国流浪，在江淮间，闻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随众，舍所爱习。周视共身，及具室庐，求可舍者，了无一物。如焦谷芽，如石女儿，乃至无有，毫发可舍。私自念言，我今惟有，无始以来，结习口业，妄言绮语，论说古今，是非成败……”
　　所谓“有一居士”，就是指苏轼自己。在说明自己与惟简“行大因缘”、关系密切之后，苏轼用更多笔墨写自己一贫如洗，没有什么可以施舍，所可做者唯文字语言而已。文章大量使用佛经语汇和义理概念，足见他已是一位具有较高佛学修养的居士。
　　自称居士是苏轼宣布“归诚佛僧”的一个实际行动，是他在黄州“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和经常到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获得的一大果报；同时与宝月法师惟简的关心也是分不开的。故悟清返川时，苏轼修书与惟简，表示要与惟简做佛道之伴侣。信中说：“每念乡舍，神爽飞去，然近来颇常斋居养气，日觉神凝身轻。他日天恩放停，幅巾杖屦，尚可放浪于岷峨间也。知吾兄力；清健，发不白，更请自爱，晚岁为道倡也”。苏轼在黄州得“布吴道子绢上画释迦佛一轴”，打算送给惟简于胜相院中供养。苏轼又得舍利４８粒，“元丰三年十一月十五㈠，以舍利授宝月法师之孙悟清，使持归本院供养”（苏轼《赵先生舍利记》）从这些关涉佛事的交往可以看出，苏轼对成都的寺院、对宝月法师惟简是常常挂念于心的。后来悟清再受惟简之托，第二次到黄州看望苏轼。苏轼请悟清前往黄梅山常欢喜处取“唐画十六大罗汉”，悟清不辱使命，“句有八日，清师复命，且以画来”。苏轼非常高兴，于是“烧香作礼”以为供奉，并作赞云：“五更粥熟闻鱼鼓，起对孤灯与谁语。溪边两钵月中归，还君罗汉君收取。” （见苏轼《唐画罗汉赞》）
　　绍圣二年（公元１０９５），惟简在成都患疾亡化。共时苏轼谪居惠州，惟简弟子法舟、法荣不远万里前来请铭，苏轼于是写文章以称颂纪念。文章细述惟简的僧路历程，历数其在成都收徒传法的多般好处
　　对宝月法师师惟简领袖四川众僧、广泛传播佛法的佛教业绩，作厂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出于对惟简的崇敬，苏轼写这篇铭文时，在选用纸、笔、墨方面也很是讲究。他说：“子撰《宝月塔铭》，使澄心堂纸，鼠须笔，李庭硅墨，皆一代之选也”。（见苏轼《题所书宝门塔铭》）用当时最好的书写用具来为惟简写作塔铭，充分体现了苏轼对惟简的恭敬和深情厚谊。
　　苏轼青年时代起就结识宝月法师惟简，到惟简去世时，苏轼已年届６０。在悠悠４０载漫长的岁月中，苏轼不管是春风得意，还是们：途坎坷，遭遇贬谪，总是以各种方式与惟简法师保持了密切联系。苏轼一生结交的僧禅朋友很多，惟简是其中交往时间最长的一个。苏轼在学佛习禅方面取得比较突出的成绩，与惟简法师的关心、影响无疑是分不开的。两人长时间建立的僧俗交好之情、乡里之情、宗族亲情和忘年之交情，都是值得人们称道赞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