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散文中的禅

苏轼散文中的禅
　　赵仁珪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28-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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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赵仁珪　北京师大中文系副教授
　　【摘要】　禅与散文关系的研究历来重视不够，苏轼研究亦如此。苏轼于佛教虽为“泛宗派”者，但于禅宗独有情钟。其表现有二：一是对伪禅学的批判，对真禅学的坚持；二是能从中提炼静而达的哲学精髓，取其实用、重人情及富有辩证的思维方法。这些思想必然影响于散文，其表现有三：一是很多论文主张都直接来自禅宗；二是能将禅宗的某些思维方法及表述手法，如比喻、话头、典故、术语、辩证法等巧妙自如地引用到各类文章中去；三是扫除一切外在痕迹，将禅理禅趣圆融无碍地化入到文章中去，这一特点在苏轼的小品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关键词】　苏轼　禅思想　思辨方法　伪禅学　宗教迷恋　静而达　禅语禅机禅理禅趣　圆融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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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学术界很注重禅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在研究对象中苏轼与王维、白居易、柳宗元、黄庭坚等文学兼禅学大师首当其冲。但多数论者只注重研究这些人的诗歌创作与禅学的关系，而忽略了他们的散文创作与禅学的关系。这对王、白、柳、黄诸人的影响并不太大，因为他们毕竟都以诗名。但苏轼则不同。苏轼也以文名。所以我们也应注重对苏轼散文与禅学关系的研究。这一研究起码有两种意义：一是能更清楚地勾划出苏轼的禅思想，因为苏轼的禅思想更多的是通过散文来表述的；二是能更深刻地揭示苏轼散文的风格特色，因为这些特色都离不开禅思想。由前者，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其人；由后者，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其文。
　　一、从正面谈禅之文看苏轼的禅思想
　　这里应首先辨明这样一个问题：苏轼到底属于佛门的哪宗哪派？更明确地说，他能否算禅宗中的传人？
　　苏轼喜佛亦善佛，这是毫无疑问的。吴越名僧与其“善者常十九”（《惠诚》），“每往见师，清坐相对，时闻一言，则百忧冰解，形神俱泰”（《海月辩公真赞》），甚至与他们公开论辩，俨然以佛门人物自居。但就像他一直高唱“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向往归隐而始终未能归隐一样，他虽嗜佛却始终未能真正地走入佛门。可以说他始终是以“槛外人”的身份来谈佛论道的，充其量只是个“居士”而已。既然并非槛内人，因此也就无需自觉地归属其中的某一宗派，更无需去恪守某一宗派的特殊宗旨，可以从槛外按主观喜好去任意选择。所以从理论上讲，苏轼于佛教是一个“泛宗派”论者。他说：“佛乘无大小，言亦非虚实，顾我所见如何耳。万法一致也。我若有见，寓言即是实语；若无所见，实寓皆非。”（《书金光明经后》）“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律无持破，垢净皆空。讲无辩讷，事理皆融。”所谓律，指律宗；所谓讲，指讲宗，即禅律二宗之外更重讲说经典义解的其余各宗；所谓事理皆融，指华严宗的主要教旨。可见他是主张各宗并行的。
　　但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苏轼于佛教中更偏爱禅宗。宋代时禅宗盛行，以至几乎取代了其它各宗。禅宗士大夫化，士大夫禅化的社会风气，与禅宗生动活泼特质极为相契的苏轼聪明机智的个性，决定他必然将更大的兴趣投入到禅宗中去，进而成为他坎坷岁月、多难人生的精神支柱。禅宗更标榜着自己是不立文字的教外别传，更主张明心见性，顿悟成佛，更强调心即是佛，心外无佛，因而更注重内省自力的功夫，更注重贴近生活现实，通过极富辩证力的思辨对某一具体现象透参成佛。一部部禅宗语录及灯史所记录的无非都是这些内容。而翻开苏轼文集，这类禅宗的典故公案、话头机锋可谓比比皆是。如《黄州安国寺记》所追求的“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條然，无所附丽”，即是禅宗“明心见性”的境界。《与子由弟十首》之二所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如，死生可以相代，祸福可能相共，惟此一事，对面纷付不得”，不但观点是禅宗的，语言也是禅宗的。《磨衲赞》所宣扬的“当知此衲，非大非小，非短非长，非重非轻，非薄非厚，非色非空”，正是典型的禅宗非此亦非彼的思辨方法。有些短文简直就是一则精彩的禅门公案，如《与子由弟十首》之五：
　　……昨夜梦与弟同自眉入京，……路见二僧，其一僧……手擎一小卵塔云：“中有舍利。”兄接得，卵塔自开，其中舍利粲然如花。兄与弟请吞之。僧遂分为三分。……僧言：“本欲起塔，却吃了。”弟云：“吾三人肩各置一小塔便了。”兄言：“吾等三人，便是三所无缝塔”。僧笑，遂觉。……
　　僧之根本不见塔，子由之肩上置塔，苏轼之自身即塔，很清楚地表现出禅宗心证的三个阶段，读后令人朵颐。可见称他“当踞诸禅首席”（袁宏道《雷太史诗序》）并不为过。
　　苏轼散文中表现出的禅思想有以下两大特征。
　　一是坚持禅宗的严肃性而不满其堕落性。禅宗自六祖慧能正式创立以后，逐渐形成轻经典戒律而重自省思辨的禅学体系。这种体系在初期有它活泼生动、单刀直入、直取心源的优点。但随着这股风气的愈演愈烈，便出现了公开藐视经典，破坏戒律，否定一切，以至呵佛骂祖等种种放诞不羁的言行。应该说这是禅宗走向极端时的一种堕落。因为既为宗教，就应该有信仰，有修行，有戒律，把一切都否定了，自然也就否定了禅宗本身。这种现象到北宋更加严重，对此苏轼予以严厉的批判与坚决的抵制。正像茅坤所云：苏轼“无论学禅，学圣贤，均从笃行上立脚。”（《苏文忠公文钞?安国寺大悲记》）在《中和胜相院记》中苏轼指出，既为佛教，就应持戒，“务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略十，其详无数。”只有这样，才谈得上修行。为此。苏轼特别推崇以简明的“修善慈心”，“不杀生”，“息意去欲”，“行善修道”为宗旨的中国原始佛教，认为这“虽若浅近，而大略具是矣。”苏轼又通过比喻将原始佛教与当时流行的佛教加以对比：“野人得鹿，正尔煮食之尔。其后卖与市人，遂入公庖中，馔之百方。鹿之所以美，未有丝毫加于煮食时也。”（《记袁宏论佛》）非但如此，苏轼进而指出，卖入公庖之后，还有变味的可能：堕落的僧徒“谓酒‘般苦汤’，谓鱼‘木梭花’，谓鸡‘钻篱菜’，竟无所益，便自欺而已。”（《僧自欺》）“世之昧者，便将颓然无知认作佛地”，以至认为猫儿狗子皆有佛性（《与子由弟十首》之三）。“近世学者以玄相高，习其径庭，了其度数，问答纷然，应诺无穷，……故使鄙夫得挟其空空以欺世取名。”（《跋荆溪外集》）“近岁学者各宗其师，务从简便，得一句一偈，自谓了证，至使妇人孺子抵掌嬉笑，争谈禅悦，高者为名，下者为利，余波末流，无所不至，而佛法微矣。”（《书楞伽经后》）众所周知，这些现象在禅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对此苏轼严肃批评道：“若出新意而弃旧学，以为无用，非愚无知，则狂而已。”于是苏轼有时故意给他们难堪：“吾游四方，见辄反复折困之，度其所从遁，而逆闭其途，往往面颈发赤。然业已为是道，势不得以恶声相反，则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于僧，慢侮不信如此。”（《中和胜相院记》）这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