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僧形象的演化

论唐僧形象的演化
　　张锦池
　　[哈尔滨]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5期
　　124-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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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张锦池　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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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引
　　玄奘形象的演化，由《三藏法师传》而宋元取经故事而世本《西游记》，是个历史发展过程。人物之来历的日趋神异化与精神境界的日趋世俗化，构成了这一演化过程相辅相成的两个主要方面。
　　概乎言之，其来历是由“动而珪璋特达”的世家子弟演变为“一体真如转落尘”；其精神境界则由超凡入圣一变而为亦凡亦圣，再变而为肉眼凡胎。
　　这不是偶然的，它既是宋元以来人们以唐僧取经故事弘扬佛法的结果，也是明代中叶以后个性解放思潮对这一故事洗礼的结果。
　　何以言之？事实胜于雄辩，请看事实。
　　二、超凡入圣的三藏法师
　　《三藏法师传》中的玄奘，是位佛学大师。中华民族在法林中的杰出代表。
　　玄奘，俗姓陈，缑氏人，祖籍陈留。父慧，英洁有雅操，早通经术，褒衣博带，好儒者之容；性恬简，无务荣进，加属隋政衰微，遂潜心坟典。二兄长捷，好内、外学，精《摄大乘论》、《涅槃经》、《阿毘昙》，兼通《书》、《传》，尤善《老》、《庄》。 这种“三教圆融”的家风，对玄奘精神境界与学术旨趣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那么，《三藏法师传》中的玄奘，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伟人，又有哪些主要特点呢？
　　珪璋特达，聪悟不群，是其特点之一。
　　玄奘年八岁，父坐于几侧口授《孝经》，至曾子避席，忽整襟而起。问其故，对曰：“曾子闻师命避席，某今奉慈训，岂宜安坐。”其早慧如此。“自后备通经典，而爱古尚贤，非雅正之籍不观，非圣哲之风不习；不交童幼之党，无涉阛阓之门； 虽钟鼓嘈 于通衢，百戏叫歌于闾巷，士女云萃，亦未尝出也。”其学而不厌如此。既出家，诵读佛典，“皆一遍而尽其旨，经目而记于心，虽宿学耆年不能出也。至于鉤深致远，开微发伏，众所不至，独悟于幽奥者，固非一义焉。”其博闻强记如此。真可谓是个学贯三教而旨归于释的天才。
　　温清淳谨，旨趣高远，是其特点之二。
　　玄奘年十三，时二兄长捷出家于洛阳净土寺。一日携玄奘诣道场，教诵习经业，正值大理卿郑善果奉敕于洛阳度僧若干，业优求度者数百，玄奘以幼少不预取限，立于公门之侧。郑善果有知士之鉴，见而奇之，问曰：“子为谁家？”答以氏族。又问曰：“求度耶？”答曰：“然。但以习近业微，不蒙比预。”又问：“出家意何所为？”答曰：“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郑善果深嘉其志，又贤其器貌，故特而取之。因谓同僚曰：“诵业易成，风骨难得。若度此子，必为释门伟器”。以今观之，则郑氏之言并非溢美之辞。“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确是玄奘出家的宗旨和抱负，难得一个十三岁的孩童说得如此现成，并以毕生的智慧和毅力实现之。
　　运思缜密，节志贞坚，是其特点之三。
　　{其说，乃慨然叹曰：“此地经、论，盖法门枝叶，未是根源。 诸师虽各起异端，而情疑莫遣，终须括囊大本，取定于祗洹耳。”正是这种欲“讨众妙之源，究泥洹之迹”而壮志发怀，驰心遐外，使他有别于一般宗教徒而成为千秋哲人。
　　时国政尚新，疆场未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蕃。玄奘结侣陈表，亦未蒙恩允，且有诏不许。诸侣咸退，唯斯人不屈，以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孑尔孤征，私往天竺，年方26岁。行前自试其心，以人间众苦种种调伏，堪任不退；始入塔启请，申其意志，愿乞众圣冥加，使往还无梗。
　　行经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是时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虽遇如是，玄奘终不东移一步以负先心。
　　行至高昌国，夜半抵王城。门司启王，王敕开门。御驾秉烛亲迎入于后庭安息，流泪称叹不能已已。停十余日，欲辞行。王曰：“自承法师名，身心欢喜，手舞足蹈，拟师至止，受弟子供养以终一身，令一国人皆为师弟子。”玄奘谢曰：“此行不为供养而来，所悲本国法义未周，经教少阙，怀疑蕴惑，启访莫从，以是毕命西方，请未闻之旨，欲令方等甘露不但独洒于迦维，决择微言庶得尽霑于东国， 波仑问道之志，善财求友之心，只可日日坚强，岂使中涂而止。”王屡请，玄奘屡辞。王乃动色攘袂大言曰：“弟子有异涂处师，师安能自去。”法师答曰：“玄奘来者为乎大法，今逢为障，只可骨被王留，识神未必留也。”王知不可强，乃请玄奘共入道场礼佛约为兄弟，代代相度。“发日，王与诸僧、大臣、百姓等倾都送出城西。王抱法师恸哭，道俗皆悲，伤离之声振动郊邑。”
　　彼葱山可转，此意无移，真可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澄波之量，浑之不浊，是其特点之四。
　　玄奘自高昌国西行，不唯践雪岭 崄之涂，热海波涛之路，亦且时与外道遭逄，贼匪遘面，几殉于难。
　　飒秣建国以事火为道，王及百姓皆不信佛法。有寺两座，迥无僧居，客僧投者，国人以火烧逐不许停住。玄奘初至，王接犹慢。经宿之后，为说人、天因果，赞佛功德，恭敬福利，王欢喜请受斋戒，遂致殷重，并令设大会，度人居寺。
　　那揭罗喝国多盗，圣地灯光城几成盗窟，以故去者稀疏。玄奘则不减先心，仍往礼拜。距数里，有五贼人拔刀而至，玄奘即去帽现其法服。贼云：“师欲何去？”答曰：“欲礼拜佛影。”贼云：“师不闻此有贼耶？”答曰：“贼者，人也，今为礼佛，虽猛兽盈衢，奘犹不惧，况檀越之辈是人乎！”贼遂发心随往礼拜，果见如来影皎然在壁，皆云：“非法师志诚愿力之厚，无致此也”，乃毁刀杖，受戒而别。
　　其诱开矇俗，所到如此，亦堪称“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
　　翘心净土，情满神州，是其特点之五。
　　玄奘周游西宇，十有七年，所闻所履，百百有二十八国。一路求师访道，礼拜圣迹，一路习诵经籍，学穷三藏。行之所至，莫不名王拜首，圣侣摩肩，资给之丰厚，自不待言。
　　玄奘业成思归，占相于尼乾。尼乾谓“师住时最好，五印度及道俗无不敬重，去时得达，于敬重亦好，但不如住”，玄奘还是再陟雪岭之巍巍，流沙之浩浩，东归故土。盖其西游之意，旨在“欲令方等甘露不但独洒于迦维，决择微言庶得尽霑于东国。”往也如是，归也如是。“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情达变通，娴于辞令，是其特点之六。
　　玄奘欲东归，鸠摩罗王曰：“师能住弟子处受供养者，当为师造一百寺。”这殷勤之情，是令人难却的，而且西宇诸王皆是此意。玄奘乃告以苦言曰：“支那国去此遐远，晚闻佛法，虽霑梗概，不能委具，为此故来访殊异耳。今果愿者，皆由本土诸贤思渴诚深之所致也，以是不敢须臾而忘。《经言》‘障人法者，当代代无眼’。若留玄奘则令彼无量行人失知法之利，无眼之报宁不惧哉！”说的是实情，却令对方“实惧于怀”，而不敢不“任师去住”。
　　玄奘于贞观十九年正月归长安，二月谒唐太宗于洛阳宫仪鸾殿。既而坐讫，帝曰：“师去何不相报？”这劈头一问，是很难回答的。法师却从容谢曰：“玄奘当去之时，已再三表奏，但诚愿微浅，不蒙允许。无任慕道之至，乃辄私行，专擅之罪，唯深惭惧。”既照顾了太宗的面子，又陈说了自己的理由，“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看来玄奘是深谙此道的。
　　释彦悰曾笺述曰：“法师才兼内外；临机酬答， 其辩洽如是，难哉！昔道安陈谏，苻坚之驾不停，恒标奋词，姚心之心莫止，终致败军之辱，姚遁之劳，岂如法师雅论才申，皇情允塞，清风转洁，美志逾真。以此而言，可不烦月旦而优劣见矣。”是论真当。
　　玄奘作为一个“人”，是了不起的，几近完人。然而，一则由于时代的局限，二则由于宗教心理的作用，《三藏法师传》给他戴上了淡淡的灵光圈，却反而减弱了他的了不起，而正是这种灵光圈一启宋元取经故事中唐僧形象之先鞭。兹举三例，以资证明：
　　《传》云：“法师初生也，母梦法师著白衣西去。母曰：“‘汝是我子，今欲何去？’答曰：“‘为求法故去。’此则游方之先兆也。”是记，盖亦后世“金蝉转世”说之由来。
　　《传》云：“玄奘于殑伽河遇盗，“彼群贼素事突伽天神，每于秋中觅一人质状端美，杀取肉血用以祠之，以祈嘉福。贼帅见玄奘仪容伟丽，体骨当之，遂遗人取水，于华林中治地设坛，令两人拔刀牵法师上坛。须臾之间黑风四起，折树飞沙，河流涌浪，船舫漂覆。贼徒大骇，信是天神已瞋，相率忏谢，稽首归依。 其结论云：“非求法殷重，何以致兹。”是记，当乃后世“妖魔想吃唐僧肉而唐僧有天神暗佑”说之滥觞。
　　《传》云：“玄奘亡后，乾封年中道宣律师见有神现，谓：“自古诸师解行互有短长而不一准，且如奘师一人，九生已来备修福慧，生生之中多闻博洽，聪慧辩才，于赡部洲支那国常为第一，福德亦然。其所翻译，文质相兼，无违梵本。由善业力，今见生睹史多天慈氏内众，闻法悟解，更不来人间受生。”是记，当属后世“唐僧正果西天成佛作祖”说之发端。
　　然而，总体说来，《三藏法师传》中的玄奘，其头上的灵光圈还是淡而又淡的。如果说他是位超凡入圣的三藏法师，那只是由于他在中印法林中实在是个木秀于林的法师而已。难怪“在印度，他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把他尊为历史上的四大伟人之一”。〔1〕确实，作为中印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玄奘的精神是风范千古的。
　　三、亦圣亦凡的三藏法师
　　玄奘的形象到宋元取经故事中为之一变：《三藏法师传》中的玄奘，其超凡入圣主要是精神方面的，作者虽时神其迹，但并未说他是圣僧，尽管他实际上乃僧之圣。宋元取经故事中的玄奘，既有被神化的一面，也有被世俗化的一面。论原因，当由于作者的宗教观念使之冉冉升入云端，尘俗意识又使之渐渐降入人世，然而宗旨则是要将其塑立成圣僧，以弘扬佛法。
　　其一，玄奘前身问题的演化。
　　《三藏法师传》卷第一虽则有云：“法师初生也，母梦法师著白衣西去”，那只是旨在说明：“此则游方之先兆”而已，尽管可以引起人们对玄奘前身问题的种种遐想，而其意却并不在此；卷十虽则有云法师“九生已来备修福慧”，那只是意在说明玄奘何以“聪慧辩才，于赡部洲支那国常为第一”罢了，况且以“和尚投胎”去解释一个人何以有“福德”，也只是旧时的一般说法，并不算离谱。
　　《取经诗话》却前进了一步。其第二则，写猴行者对唐僧说：“和尚生前两回去取经，中路遭难；此回若去，千死万死。”其第八则，又以照应的法子写深沙神对唐僧说：“项下是和尚两度被我吃你，袋得枯骨在此。”然而，“生前两回去取经”，其前身之善缘虽非一般和尚可比，还毕竟只是个矢志西行取经的和尚。《西游记》杂剧就吓人了，说唐僧的前身竟是那西天罗汉之一毘卢伽尊者！与之相比，世本《西游记》写唐僧的来历就更了不得，其前身不是别个，竟是那如来佛的二弟子金蝉！世本《西游记》这么写显然是有所本的，其祖本当是与元人平话本《西游记》同源而异流的词话本《西游记》。〔2〕
　　其二，玄奘出世问题的演化。
　　《三藏法师传》叙玄奘“诞于缑氏”，无什灵异可言。说他生于三教圆融之第，父亲陈慧是位潜心坟典而无意于仕途的社会名流。说他幼而珪璋特达，聪悟不群；少而知色养，温清淳谨；虽居童幼，而情达变通。说他年十三，以其志向与器貌为大理寺卿破格剃度于洛阳净土寺，执卷伏膺，遂忘寝食。除前述“法师初生也，母梦法师著白衣西去”云云，略可称之为“灵异”外，一早慧孩童而已。
　　《取经诗话》因第一则阙失，是如何写玄奘出世的，已不可知。好在《西游记》杂剧描写颇详，可以看出元人对这一问题的艺术处理。它一共用了四出，即“之官逄盗”、“逼母弃儿”、“江流认亲”、“擒贼雪仇”。玄奘的父亲遂由因隋政衰微而无务荣进的陈慧，演变为唐太宗贞观三年应举及第，携妻赴任洪州，江上遇贼刘洪被推堕水中而为南海龙王救入水晶宫殿的陈光蕊。玄奘的母亲遂由陈慧夫人无名氏，演变为名将殷开山之女而曾为贼刘洪占污一十八年的殷氏夫人。玄奘的遭际则由生于温柔富贵之乡，长于三教圆融之族，年十三出家于洛阳净土寺，并无家仇可言，演变为满月抛江，顺水随波，由水神奉观音法旨护送至金山，由丹霞禅师奉伽蓝法旨收养于金山寺，自幼持斋把素，年十八寻亲报仇雪恨于洪州。平话本《西游记》和词话本《西游记》已佚，世本《西游记》之“灾难簿”上所谓“金蝉遭贬第一难”，“出胎几杀第二难”，“满月抛江第三难”，“寻亲报仇第四难”，其细微处与之虽或有异，但总体情节当必不相背。
　　这种演化，其动因是深刻的，多方面的。要之，不只是美学上的如狄德罗所说，“假使历史事实不够惊奇，诗人应该用异常的情节来把它加强，假使是太过火了，他就应该用普通的情节去冲淡它”，〔3〕更由于宋元取经故事中的这一“加强”和“冲淡”，实乃文化上的印度佛学之中国化在文艺创作领域之真切反映。何以言之？请以《西游记》杂剧说明。其第一出“之官逄盗”和第二出“逼母弃儿”，显然旨在表现唐僧是位罗汉转世的圣僧，既具玄想，其第三出“江流认亲”和第四出“擒贼雪仇”，显然旨在表现唐僧是位克尽孝道的儒僧，又颇务实。这种外释内儒的圣僧形象，竟成了宋元以来中国人心目中的唐代高僧玄奘。
　　其三，玄奘取经由来问题的演化。
　　玄奘取经的由来，这在《三藏法师传》中是一再言及的：就其与佛学的关系来说，玄奘以佛兴天竺，遗教东传，“胜典虽来而圆宗尚阙”；遂思访学，无顾性命；就其与朝廷关系来说，玄奘虽再三表奏，而有诏不许，遂冒越宪章，矢志孤征。这一点，当关外第一烽校尉王祥奉命要将其遣还时，玄奘说得十分清楚：“奘桑梓洛阳，少而慕道。两京知法之匠，吴、蜀一艺之僧，无不负笈从之，穷其所解。对扬谈说，亦忝为时宗，欲养己修名，岂劣檀越燉煌耶？然恨佛化，经有不周，义有所阙，故无贪性命，不惮艰危，誓往西方遵求遗法。檀越不相励勉，专劝退还，岂谓同厌尘劳，共树涅槃之因也？必欲拘留，任即刑罚，玄奘终不东移一步以负先心。”这就是说，玄奘西游天竺，是其个人的志向，旨在对佛教哲理的求解，虽触天威，亦在所不惜。
　　那么，宋元取经故事又是怎么说的呢？《取经诗话》第一则，究竟是写唐僧出世，还是写取经缘起，因已阙佚，且不论。《西游记》杂剧，一则写观音说：“西天竺有大藏金经五千四十八卷，欲传东土，争奈无个肉身幻躯的真人阐扬，如今诸佛议论，着西天毘卢伽尊者托化于中国海州弘农县陈光蕊家为子，长大出家为僧，往西天取经阐教。”二则写洪州太守虞世南说：“奉观音佛法旨，荐陈玄奘于朝，小官引见天子。京师大旱，结坛场祈雨，玄奘打坐片时，大雨三日。天子赐金襕袈裟，九环锡杖，封经一藏，法一藏，轮一藏，号曰三藏法师。 奉圣旨，驰驲马赴西天，取经归东土，以保国祚安康，万民乐业。”三则写玄奘说：“我想来，小僧性命，也是佛天保佑。今日报了父仇，荣显了父母，报答了祖师，我舍了性命，务要西天取得经来，平生愿足。”《西游记》平话呢？说法也大致如是，这见之于《朴通事谚解》注，其文曰：“《西游记》云：‘昔释迦牟尼佛，在西天灵山雷音寺，撰成经律论三藏金经，须送东土，解度群迷。问诸菩萨往东土寻取经人来。乃以西天去东土十万八千里之程，妖怪又多，诸众不敢轻诺。唯南海落迦山观世音菩萨，腾云驾雾，往东土去。遥见长安京兆府一道瑞气冲天，观世音化作老僧入城。此时唐太宗聚天下僧尼，设无遮大会，因众僧举一高僧为坛主说法，即玄奘法师也。老僧见法师曰：“西天释迦造经三藏，以待取经之人。”法师曰：“既有程途，须有到时。西天虽远，我发大愿，当往取来。”老僧言讫，腾空而去。帝知观音化身，既敕法师往西天取经。法师奉敕，六年东还。’”这样，玄奘的素志也就演化为观音的指引，昌越宪章也就演化为奉敕取经。玄奘所以不避艰险，决意西行，乃仰崇佛法，报答皇恩而已。凡此，直接影响了世本《西游记》的写法。
　　这一演化，反映了如下一种事实：玄奘所谓“经有不周，义有所阙”，既为其他诸宗所首肯，玄奘的“冒越宪章，私行天竺”，又为旧时人们所不敢称道，特别是在程朱理学成为钦定哲学之时，所以，虽志盘《佛祖统记?二祖三藏玄奘法师》，也说：“贞观二年上表游天竺，上允之。”以免有伤这位“忠心赤胆大阐法师”之“忠”。
　　其四，玄奘在取经过程中个人作用问题的演化。
　　《三藏法师传》说玄奘：“凝心内境，悲正法之陵迟，栖虑玄门，慨深文之讹谬。思欲分条析理，广被前闻，截伪续真，开兹后学。是以翘心净土，往游西域，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积雪晨飞，涂间失地，惊沙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暑，蹑霜露而前 。诚重劳轻，求深愿达。周游西宇，十有七年，穷历道邦，询求正教。”这一概括无疑是精辟的。玄奘西行求法所以获得成功，主要是依仗他个人的执着信仰、坚韧不拔、博学卓识，以及娴于辞令。诚然，《传》中也曾写他每逢危难，“心但念观音菩萨及《般若心经》”，便无所惧，在危获济；然而，这种所谓“志诚通神”，实不过是他的执着信仰化成的精神力量而已，虽则其迷信成分已开后世取经故事神魔化之先河。
　　《取经诗话》呢？它写唐僧西行，一有神灵保佑，二有妖仙随驾，三有恶煞玉成。因有观音菩萨的保佑，其过“蛇子国”时，“众蛇尽皆避路，闭目低头”，其过“狮子林”时，“狮子峥嵘，摆尾摇头，出林迎接”。因有大梵天王赐得三件法宝，即“隐形帽一事，金鐶锡杖一条，钵盂一只”，路遇恶魔，只要“遥指天宫大叫‘天王’一声”，恶魔即灭绝除踪，其过“长坑大蛇岭”消灭白虎精和入“九龙池”降服九条馗龙，便是如此。因有猴行者随驾，一路也就无途间失地之险。因有深沙神玉成，过沙河也就无异类出没前后之惊。然而，《取经诗话》中唐僧的弟子还只有一个，到《西游记》杂剧里唐僧的弟子遂为四人，一个降妖开路，一个帮挑行李，一个擎幢护驾，一个充作坐骑。真圣僧也，玄奘！《取经诗话》中护法的神灵还只有两个，到《西游记》杂剧里就可观了。其第八出写观音云：“老僧为唐僧西游，奏过玉帝，差十方保官，都聚于海外蓬莱三岛。第一个保官是老僧，第二个保官李天王，第三个保官那吒三太子，第四个保官灌口二郎神，第五个保官九曜星辰，第六个保官华光天王，第七个保官木叉行者，第八个保官韦驮天尊，第九个保官火龙太子，第十个保官迴来大权修利，都保唐僧，沿途无事，写了文书，要诸天画字。”地上既有四个弟子保驾，天空又有十方保官护法，玄奘圣则圣矣，而其固有的“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的自强不息精神，却也随之而消失在这层层灵光圈中了。那世本《西游记》所以能别开生面，就在于：它对这一格局，虽承袭了其肤发，却扬弃了其肌理，致步不动而神移。
　　其五，玄奘归宿问题的演化。
　　《三藏法师传》记玄奘取经归东土后，于麟德元年二月圆寂于玉华宫玉华寺，由善业力，“更不来人间受生”，但未言其成佛作祖。
　　《取经诗话》和《西游记》杂剧，却皆未写唐僧的圆寂，其归宿有类于道教的“羽化”。但一谓唐僧取经东归后，明皇封之为“三藏法师”，至七月十五日午时，“天宫降下采莲船”，登船“望正西乘空上仙去也”：一谓唐僧取经归东土，大兴妙法，“后回西天，始成正果”，当仍为罗汉无疑。世本《西游记》呢？谓唐僧西行至灵山“凌云渡”脱却凡胎，其真身取经东归后又回净土，释迦封之为旃檀功德佛，或祖本说法如是亦未可知。要之，皆写唐僧成了正果，但其在西天的品位却芝麻开花节节高，这与玄奘前身问题的演化是对应的。
　　凡此，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玄奘西行求法，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伟大创举。由于时代的制约，它不可能不打上某些迷信的印记。这些迷信的印记，却成了宋元取经故事之神魔化的滥觞。然而，玄奘在西行过程中的作用与所谓“神”的作用，实际上是成反比的。一方面，随着玄奘头上灵光圈在人们交口相传中被日益增强，其在西行求法过程中固有作用必然会被日益削弱，另方面，玄奘既成为当时人们交口相传的人物，则其精神境界必然会被日益打上传说者的主体思想印记。其结果，是使“知”与“行”两方面都超凡入圣的玄奘，日益演化为真如佛子其表而凡夫俗子其里的玄奘。《取经诗话》写唐僧入王母池时与猴行者说：“愿今日蟠桃结实，可偷三五个吃。”《西游记》杂剧写唐僧西行起程时与一个戏言“小人是个开洞的”妇人说：“阴无阳不生，阳无阴不长，阴阳配合，不分霄壤。豆有豆畦，麦有麦垅，豆麦齐栽，号曰杂种。”此等意识，便是作者主体思想印记的直接反映。一心想将玄奘写成真如佛子，而实际上却使之趋于凡夫俗子，还将其作为“圣僧”来颂扬，这种奇妙的结合，便是宋元取经故事中玄奘形象的总体特点及其演化趋势。
　　四、肉眼凡胎的三藏法师
　　玄奘形象演化至世本《西游记》又为之一变。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明代中叶以后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个性解放思潮，激发了人们观念的变化；世本《西游记》便是这一社会思潮的弄潮儿，而作品中的唐僧形象则是封建正统派思想代表之一。二是，宋元取经故事旨在宏扬佛法，宣扬三教圆融思想，主人公是唐僧，孙悟空处于衬托地位；世本《西游记》旨在借神魔以写人间，求索治国安邦之道，主人公是孙悟空，唐僧处于衬托地位。三是，宋元取经故事的作者其主体思想主要体现在唐僧身上，以亦僧亦儒的唐僧的是非为是非，规引孙悟空式的人物入于正途；世本《西游记》的作者其主体思想基本体现在孙悟空身上，以具有“童心”的“真人”孙悟空的是非为是非，讽喻唐僧式的人物应善辨人妖。
　　因此，不同于宋元取经故事的移步换形，世本《西游记》对唐僧形象的再创造是步不动而神移。所谓“步不动”，是指宋元取经故事加在唐僧头上的种种灵光圈的一面基本未动。所谓“神移”，是指取资于现实生活中的道学之士而对宋元取经故事中唐僧形象被世俗化的一面作了长足的发展。所以，世本《西游记》中的唐僧形象，虽则仍是亦僧亦儒，但儒的一面是其主导方面。
　　第一，玄奘他是个忠心赤胆的大阐法师。
　　忠心赤胆，是玄奘的基本品格。且一以贯穿形象的演化过程，随之也就由文化意义上的忠心为国演化为伦理意义上的报君王知遇之恩。何以见得？这还得从取经缘起看问题。
　　《三藏法师传》中的玄奘，其所以“决志出一生之域，投身入万死之地”，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请未闻之旨，欲令方等甘露不但独洒于迦维，决择微言庶得尽霑于东国”。论其“冒越宪章”而“私往天竺”，虽为佛教原教旨所称允，与李氏王朝根本利益亦不相背，却不仅不能称作什么“忠为君王”，倒属道学之士所指责的“夷狄之法，无父无君”。玄奘取经归东土，谒唐太宗于洛阳宫仪鸾殿，奏云：“奘闻乘疾风者，造天池而非远；御龙舟者，涉江波而不难。自陛下握乾符，清四海，德笼九域，仁被八区，淳风扇炎景之南，圣威镇葱山之外，所以戎夷君长，每见云翔之鸟自东来者，犹疑发于上国，敛躬而敬之，况玄奘圆首方足，亲承育化者也。既赖天威，故得往还无难。”可谓句句说到唐太宗的心坎上，而又不背于实情，目的则是想借助于朝廷的力量以翻译佛经，弘扬佛法：这正是玄奘的情达变通处。太宗又是怎么说的呢？一则曰：“师出家与俗殊隔，然能委命求法，惠利苍生，朕甚嘉焉”。二则谓侍臣曰：“昔苻坚称释道安为神器，举朝尊之。朕今观法师词论典雅，风节贞俊，非惟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远。”岂仅宽慰之辞，嘉勉之语，盖亦撞心之言，自兹视玄奘为国宝，举朝尊之有甚于苻坚之于道安，目的则是想借助于“三教圆融”以期国泰民安，皇图永固：这正是李氏之绝顶英明处。没有玄奘的西行求法，就不会有中国佛教法相宗的极盛一时，没有唐太宗对玄奘翻译佛经的大力支持，亦不会有中国佛教法相宗的极盛一时。一个是千古一僧，一个是千古一帝，真可谓天缘之合。
　　正是这种天缘之合，在时人的儒家文化心态的作用下，演化为后世取经故事中玄奘西行求法的由来，演化为《西游记》杂剧中玄奘的奉诏取经天竺，演化为世本《西游记》中玄奘为报天子的知遇之恩而乘危远迈，杖策西征。从而也就使其“与俗殊隔”的忠心赤胆，日益演变为与俗无殊的“忠为君王”，成了个头戴僧帽的封建士大夫。
　　这一点，在《西游记》杂剧中是有稽可查的。剧本一则以登场诗的形式，写唐僧自陈抱负云：“奉敕西行别九天，袈裟犹带御炉烟。祗园请得金经至，方报皇恩万万千。”二则写奉诏饯行的卢守南“求法语儆戒”，玄奘答曰：“众官，听小僧一句言语：为臣尽忠，为子尽孝。忠孝两全，余无所报。“三则以〔太平令〕一支作为全剧的煞尾，道是：“四海内三军安静，八荒中五谷丰登，西天外诸神显圣，兆民赖一人有庆，则为老僧、取经，忠心来至诚，呀传此话人间为证。”其抱负如此，其说教如此，其取经的作用如此，说作品中的唐僧实际上是个披着袈裟的道学先生，恐不为过吧？
　　这一点，在世本《西游记》中是洞若观火的。书中写唐僧行行重行行而念念不忘唐太宗之恩德，那是有来由的。其第十二回“玄奘秉诚建大会，观音显象化金蝉”，写唐太宗见了观音的“颂子”，问聚集于化生寺做道场的一千二百名高僧：
　　“谁肯领朕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经？”问不了，旁边闪过法师，帝前施礼道：“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唐王大喜，上前将御手扶起道：“法师果能尽此忠贤，不怕程途遥远，跋涉山川，朕情愿与你拜为兄弟。”玄奘顿首谢恩，唐王果是十分贤德，就去那寺里佛前，与玄奘拜了四拜，口称“御弟圣僧”。玄奘感谢不尽道，：“陛下，贫僧有何德能，敢蒙天恩眷顾如此？我这一去，定要捐躯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经，即死也不敢回国，永堕沉沦地狱。”随在佛前拈香，以此为誓。该回还写玄奘回到洪福寺，众僧与几个徒弟早闻取经之事，都来相见。
　　他徒弟道：“师父啊，尝闻人言，西天路远，更多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身命。”玄奘道：“我已发了弘誓大愿，不取真经，永堕沉沦地狱。大抵是受王恩宠，不得不尽忠以报国耳。我此去真是渺渺茫茫，吉凶难定。又道：“徒弟们，我去之后，或三二年，或五七年，但看那山门里松枝头向东，我即回来；不然，断不回矣。”这就告诉我们：玄奘所以西行求法，目的是想“祈保我王江山永固”，因而博得唐王的最高嘉奖，称之为“御弟圣僧”。玄奘明知此行“吉凶难定”，却发下弘誓大愿，“定要捐躯努力”，实由于“蒙天恩眷顾如此”，所以“不得不尽忠以报国”。
　　显而易见，玄奘的这种对唐太宗李世民的“忠心赤胆”，实质上是种“忠君即是爱国”的宋儒思想，并含有某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壮士观念，全然是世俗的，伦理的。它反映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玄奘西行求法，由《三藏法师传》中的“违旨”，演化为《西游记》杂剧中的“奉旨”，演化为世本《西游记》中的“请旨”，乃是取经故事在三教圆融而以儒教为主导的思想轨道上运行的必然结果。当“忠为君王”被说成是玄奘西行求法的主要目的，那么，玄奘的艺术形象也就随之而成为头戴僧帽的世俗士大夫。
　　问题是在于：世本《西游记》作者写玄奘对唐太宗李世民的这种“忠心赤胆”，是下意识的，还是强意识的？是抱否定的态度，还是持肯定的态度？答案似乎只能是后者。理由有四：一是，书中的大唐具有君仁臣良的特点，它与天竺国下郡玉华县都是作者理想中的王道乐土。二是，前面说过，高昌国国王麹文泰之与玄奘义结金兰已成千古嘉话，今演化如是，显然非为讥刺，实乃反映了作者理想中之君臣关系的一种模式。三是，书中对孙悟空的高喊“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报之以揶揄，可见作者的人伦观念并没逾越三纲五常的思想范畴。四是，书中对玄奘的西行求法之志是肯定的，讥讽的是其缺乏孙悟空的胆识，认为西行路上的妖魔还不十分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这位“御弟圣僧”却缺少一双法眼。
　　第二，玄奘他又是个识见简陋的世俗乡愿。
　　世本《西游记》中的玄奘，论其“定要捐躯努力，直至西天”的精神，这在取经四众中虽可谓首屈一指，由引也就使他成为这一取经集团的领袖，但论其识见之简陋，处事之无能，善恶之不分，却宛若是个同乎流俗的乡愿，偏怜愚弱的家长，而作者的讽喻之旨亦寓焉。
　　面对取经集团与妖魔的矛盾，玄奘好则一闻妖魔，便心惊胆颤，“坐个雕鞍不稳，扑的跌下马来，挣挫不动”，一遇妖魔，便魂飞魄散，“打了一个倒退，遍体酥麻，两腿酸软”，哪有一点闻变不惊、指挥若定的领袖风度，难怪孙悟空要气得直骂他“脓包”！坏则认定妖魔是“女菩萨”，认为孙悟空棒打妖魔是行凶作恶，直至咒念金箍闻万遍，勒得孙悟空耳红面赤，眼胀头昏，满地打滚；或者一见“雷音寺”三个大字，便慌忙滚鞍下马，直骂孙悟空扯谎，既已辨明是“小雷音”，又硬说也有佛祖在内，结果不仅自己被妖怪捉住，还害得孙悟空被合在金铙里面，差一点闷死。如此“御圣僧”，他人妖不辨何为“圣”！
　　面对取经集团的内部矛盾，玄奘也是“见事不明，好歹不分”。孙悟空虽有些“猴气”，既调皮而又促狭，既热心而又好强，却忠于取经事业，智勇兼备，胸有大局，是个“有仁有义的猴王”。猪八戒虽亦有志取经，“保圣僧在路，却又有顽心”，其为人也，既憨直而又狡黠，既勤谨而又常好偷懒，既不忘大义而又颇贪图小利，是个自作聪明而说话做事不知高低的人。然而，一遇二人的不睦，玄奘便以封建家长式的固执，认为猪八戒“他两个耳朵盖着眼，愚拙之人也”，处处偏袒之而苛责孙悟空，甚至好听其“詀言詀语”，念起“紧箍儿咒”，“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一回，便是明证。如此“大阐法师”，他错勘贤愚怎称“师”！
　　玄奘如此“人妖颠倒是非淆”，不是偶然的。其人生哲学是：“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自有余。”这是种十足的乡愿思想。正如《孟子?尽心下》所说的：“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其危害是在于：这种人生哲学，它披着“仁义”或“慈悲”的外衣，否定“锄恶”正是“行善”，并且还是最大的“行善”。孙悟空与玄奘的冲突之不可避免，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个懂得这层道理，一个却不懂得这层道理！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还有另一方面，而且更为重要，只是为专家学者们所忽略了，那就是：世本《西游记》中的玄奘其思想是发展的。书中写玄奘和孙悟空的思想冲突，是随着历难次数的增加而日渐减少的；玄奘历尽八十一难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他日益放弃乡愿思想的过程。看到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它说明作者之写玄奘的正果西天，并非寓言别的，寓言着这个“直迷了一片善缘，更不察皂白之苦”的人物，终于分清了皂白，认识到孙悟空的一路“锄恶”正是在积“善缘”。
　　今见宋元取经故事中的玄奘与孙悟空不存在这一矛盾。孙悟空识得的妖魔也就是玄奘识得的妖魔，压根儿不存在一个举棒打而一个反对打的问题。是故，作者写玄奘的正果西天，其审美意蕴与世本《西游记》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第三，玄奘他还是个坐怀心悸的正人君子。
　　“不邪淫”是释家五戒中重要的一戒，宋元话本中不少高僧均倒在这一戒上，可见世事之难莫过于绝灭人之天性，难怪人们要尊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为今古之“圣人”。
　　宋元取经故事演化为世本《西游记》，皆写及玄奘之不为女色所诱；但其心理的演化，玄奘却明显有个由“圣”入“凡”的历程。
　　《三藏法师传》曾言及“西大女国”，但那是个玄奘所闻的国度，纪之而已。曾言及玄奘与戒日王说《制恶见论》，“王有妹聪慧利根，善正量部义，坐于王后。闻法师序大乘，宗涂奥旷，小教局浅，夷然欢喜，称赞不能已。”但还很难说玄奘与公主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亦纪实而已。
　　《三藏法师传》中的“西大女国”，演化为《取经诗话》中的“女人之国”。但该国却是文殊和普贤所设，用以试玄奘之禅心的。女王曰：“和尚师兄，岂不闻古人说，‘人过一生，不过两世。’便只住此中，为我作个国主，也甚好一段风流事！”玄奘“再三不肯，遂乃辞行。”留诗曰：“愿王存善好修持，幻化浮生得几时？一念凡心如不悟，千生万劫落阿鼻。休喏缘鬓桃红脸，莫恋轻盈与翠眉。大限到来无处避，髑髅何处问因衣？”真可谓禅心有如沾泥絮。
　　《取经诗话》中的“女人之国”，演化为《西游记》杂剧中的“女人国”，已成人间国度。女王扯玄奘云：“我和你成其夫妇，你则今日就做国王，如何？”玄奘的回答是无力的：“善哉，我要取经哩。”面对女王的“逼配”，若非韦驮赶来护法，玄奘“几毁法体”。可见其禅心虽在却已非沾泥之絮！
　　世本《西游记》继承了《西游记》杂剧这一写法，并从而长足发展之，强意识地还了这位“御弟圣僧”以血肉之躯。何以言之？且看事实：
　　“三藏不忘本，四圣试禅心”一回，写菩萨变化为妇人，三次求“坐山招夫”。玄奘由“推聋妆哑，瞑目宁心，寂然不答”，而“如痴如蠢，默默无言”，而“好便似雷惊的孩子，雨淋的虾蟆，只是呆呆挣挣，翻白眼儿打仰”。如果说，“煮酒论英雄”，刘备的闻言失箸是由于曹操道破了他掩隐的凌云壮志，那么，玄奘的这种“怔营惶怖，靡知厝身”，当由于妇人的求配之言触动了他深藏的情田尘心。
　　“法性西来逢女国，心猿定计脱烟花”一回，写西梁女王愿以一国之富招赘玄奘为夫，生子生孙，永传帝业，玄奘竟不知如何是好，让孙悟空给拿主意。“行者道：‘依老孙说，你在这里也好。自古道，“千里姻缘似线牵”哩。那里再有这般相应处？’三藏道：‘徒弟，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却去西天取经？那不望坏了我大唐之帝主也？’”足见玄奘并非无意于“一国之富”，“倾国之容”，其令人钦敬之处，是在于能将之视为“鱼”，而将取回真经以报唐王视为“熊掌”。
　　面对女妖的挑逗，玄奘又是如何呢？第五十五回，写蝎子精将其摄入毒敌山琵琶洞要与之成亲。面对女妖的淫情汲汲，玄奘惊慌不已，由不言不语，不吃不喝，而强打精神，虚与周旋，而共进馍馍，言语相攀，以致孙悟空在格子眼见状，“恐怕师父乱了真性”，忍不住，现了本相，掣棒喝道：“孽畜无礼！”第八十二回，写金鼻白毛老鼠精将其摄入陷空山无底洞要与之结为夫妇。面对女妖的爱欲恣恣，玄奘狼狈不堪，知孙悟空在室，惊魂方定。晚上“交欢酒”，一个“娇怯怯”满斟美酒递与郎君，一个“羞答答”满斟一盅回与佳人。次日相与游园，一个情切切喊声“长老”，一个意绵绵回声“娘子”。诚然，玄奘是在依孙悟空之计而行。然而，也难言不是在万般风流中真情的流露，亦即作者所谓“情欲原因总一般，有情有欲自如然”。
　　要是结合作者的艺术构思看问题，则玄奘的“禅心未定”就更清楚。面对女色，孙悟空是个“欲海扬尘”的人；所以我行我素；猪八戒是个“色情未泯”的人，所以“心痒难挠”；玄奘呢？介乎二者之间，是“子月泉心”，所以也就难免不惊慌失措，尴尬不堪。鲁迅说得好，“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冈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假若将“浊浪”比作“情海”，那么，世本《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猪八戒、玄奘，倒和这三种人相类似的。
　　玄奘的这种坐怀心悸，具有普遍性。还是随园老人肯袒露自己的心理：“绝代佳人之过目，明知是他人妻女，了我无分，而不觉心中藏之，有忍俊不禁之意。”何况西梁女国女王之类又是主动出击，玄奘焉有不显其“银样镴枪头”之理！但当其意识到自己是个僧人， 美女乃俗人之妇，他这个“银样蜡枪头”也就没有烊成一摊，这正是人之难能可贵的地方，谓之有理性。
　　正是鉴于世本《西游记》中的玄奘，其忠心赤胆如此，其识见简陋如此，其坐怀心悸如此，所以，我说他名为“御弟圣僧”，实际上却是个肉眼凡胎，戴着僧帽的儒士。这个形象，似扁型而实球型，似苍白而实丰满，具有其内心世界的复杂性，是个现实主义的典型。
　　结论和余论
　　三国故事、水浒故事、取经故事，是宋元以来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三大故事，皆属英雄传奇，均有历史的影子。
　　英雄传奇，照理故事应越传越奇，主人公越传越英雄。论故事之越传越奇，取经故事实有甚于三国故事、水浒故事，可玄奘的形象却越传越不英雄，竟由《三藏法师传》中的超凡入圣，一变而成宋元取经故事中的亦凡亦圣，再变而成世本《西游记》中的肉眼凡胎：其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就在于历史上的玄奘是宗教领袖，乃僧之圣。
　　玄奘作为僧之圣，其如何“躬窥净域，讨众妙之源，究泥洹之迹”，其如何“扇唐风于八河之外，扬国化于五竺之间”，皆时人所无法想象的。时人只能从宗教心理出发，以能否名标西天佛国作标准，去想象玄奘是否有前身，是否有菩萨的点化和护法，是否最后又正果西天。然而神灵的护佑作用和玄奘的个人作用是成反比的，其结果，是玄奘头上的灵光圈越多，其个人在取经过程中的作用越微不足道。“取经烦猴行者”，玄奘“圣”则圣矣，然而一个“烦”字，正意味着其主人公的宝座开始丧失！
　　玄奘作为佛门领袖，其“多识洽闻之奥冠恒肇而逾高，详玄造微之功跨生融而更远”，也是时人所无法想象的。时人只能从世俗心理亦即儒家的文化心态出发，以理想中的世俗领袖为模式去塑立之。一是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要求，这就使宋元以来的玄奘艺术形象与刘备、宋江艺术形象一样，他们都具有崇高的目标以及为之奋斗的坚强意志。二是以“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作要求，这又使宋元以来的玄奘艺术形象与刘备、宋江艺术形象相似，他们都是忠厚长者，甚至连好哭的特点都是共同的。因为，“哭”一般都是真情的流露，并且往往是和善的意念相连的”；所以，无名氏便将好哭作为他们三人为人忠厚的性格特征。作者在总体上都是肯定的。
　　然而，由于世本《西游记》和《三国演义》、《水浒主》的成书年代不同，写定者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观念不同，玄奘的好哭和刘备、宋江的好哭，既有其相同点，又有其不同点。刘备的哭，是出于“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宋江的哭，是由于“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暂安身”。玄奘的哭呢？除忧不得真经而归以保皇图永固，还由于其有乡愿思想的一面。
　　记得郭沫若有诗云：“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紧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这是对世本《西游记》中的玄奘疾之过甚的。其实，小说的作者并不一般否定玄奘的主张积“善缘”，只是讥刺其沉迷于此，以致不懂得孙悟空的锄恶正是在行善。玄奘最后懂得这一道理之日，便是其历尽八十一难成正果之时。作者寓意亦深焉！
　　注释：
　　〔1〕仁德：《浅谈佛教文化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
　　〔2〕见拙作《西游记版本源流考论》。
　　〔3〕《论戏剧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