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疯僧戏秦”故事流变研究
宋元明“疯僧戏秦”故事流变研究
李琳
[沈阳]沈阳师范学报,2004年第4期
5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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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琳(1975-),女,河南济源人,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教师。 郑州大学 文化与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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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宋元明时期,“疯僧戏秦”故事由早期笔记的片言只语发展为完备详细的独立故事。其间,元杂剧《地藏王证东窗事犯》、明传奇《东窗记》为两部具有关键意义的作品。“疯僧戏秦”集讥讽秦桧诙词妙语为一体的文学化进程,体现此情节流传的核心意义,即寓庄于谐的微言大义。
【摘 要 题】唐宋文学
【英文摘要】During the period of Song,Yuan and Ming dynasties, “A Wild Monk Teases Qing Hui” had developed into an independent and integrated story。Meantime,the poetic drama set to music flourishing in the Yuan Dynasty- “the Secret Exposed Under the East Window” and the legend of the Ming Dynasty-“the Story Under the East Window” had also became two crucial works。In the Story of “A Wild Monk Teases Qin Hui”, you can find a lot of humors and jokes for teasing Qin Hui collected,which shows the literary development and the central meaning of plot developing。
the story of/ “A Wild Monk Teases Qin Hui”/ cant
【参考文献】
[1] 褚人获。坚瓠集:“首集”卷4[A]。笔记小说大观[C]。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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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精忠记》”条[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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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僧戏秦”故事是岳飞故事系列一支,属于“东窗事犯”的次情节单元,是整个故事系统中成熟最早的部分。宋元明清时代它经由宋元笔记、戏曲、小说、说唱诸种文体,历变化而不衰,以独特的社会文化内涵和民俗价值昭示出旺盛生命力。虽然从宏观意义上它与其它次情节单元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但随着情节丰富扩张,已发展为可单独存在的独立单元。本文将对此情节单元的文学进程及其背景意义,作简要梳理。
秦桧冥报之说源于宋人笔记,如洪迈《夷坚志》记载“烦传语夫人,东窗事犯矣!”(注:此条为清褚人获《坚瓠集》首集卷四所引,不见今本《夷坚志》,考虑到《夷坚志》散佚严重,今本《夷坚志》仅为原本四百二十卷之一半,另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四《佞悻盘荒》有类似引文,且同卷中秦桧佚事多源自宋代笔记,则此条记载为南宋时传闻较为可信。)和曾撙《信笔录》记秦桧酆都受报事(注:曾氏原书已佚,《元一统志》“铁围山”条引录,《永乐大典》卷2340。)。除上述二则笔记外,《坚瓠集》“东窗事犯”条亦引《江湖杂记》记载,其文曰:
桧既杀武穆,向灵隐寺祈祷。有一行者乱言讥桧。桧问其居止。僧赋诗,有“相公问我归何处,家在东南第一山”之句。桧令隶何立物色。立至一宫殿,见僧坐决事。立问侍者,答曰:“地藏王决秦桧杀岳飞事。”须臾,数卒引桧至,身荷铁枷,囚首垢面,见立,呼告曰:“传语夫人,东窗事发矣!”[1]
可见,在宋代,有关秦桧受冥报的传闻极多,以致有不同的秦桧冥报故事版本出现。此说不同于上述两说之处,在于增加灵隐寺行者”乱言讥桧”的细节,这为后来“疯僧戏秦”故事的出现提供了最初的基型;并将目睹秦桧酆都受苦的人具体化为秦桧隶卒何立,这也是后世“何立入冥”故事主角何立的最初现身。此处行者乱言讥桧的情节虽然简略,但已初步具备“疯僧戏秦”故事的基本情节元素。故事以简洁语言交代事情原委,发生地点、时间、人物、核心事件,文字短小而不失完整,这为后代类似故事的完善提供了情节内核。
文中所叙“乱言讥桧”在当时确有其事,而且不止一起。岳珂《桯史》卷七记载优伶以“二胜环”谐音“二圣还”讽喻秦桧事[2],讥讽尖刻、机警动人,常为论者所道;《桯史》卷七另有一则以滑稽言讽刺秦桧事(注:岳珂《桯史》卷七“朝士留刺”条记载:秦桧在相位,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显美,至以选阶一二年为执政,人怀速化之望,故仕于朝者,多不肯求外迁。时有王仲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间。一日坐于秦府宾次,朝彦云集。仲荀在隅席,辄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众官久伺,某有一小语,愿资醒困何如?”众知其善谑,争耸听之。乃抗声曰:“昔一朝士出谒未还,有客投刺于门,阍者告以某官不在。客勃然发怒,斥阍曰:‘汝何敢尔!凡云人之死者,乃称不在。我与某官厚,故来相见,而敢以此诅之耶!’阍惶恐谢曰:‘小人诚不晓忌讳,但今谒者例告之如此,不审更作何语以谢客?’客曰:‘第言某官出外可也。’阍愀蹙额曰:‘我官人宁死,却是讳二字。’”满座大噱。这则记载以滑稽语讽刺了秦桧一手遮天、以个人喜好决定官员升迁命运的行为。)。而文人士大夫因不满秦桧当政,借文词加以讥讽之事更多。如张元干作词《贺新郎》,将秦桧之流比为“孤兔”;吴元美作《夏二子传》,借责骂蚊、蝇以讨伐秦桧;胡铨作词《好事近》,将秦桧当国比为“豺狼当辙”。对于众人的乱言讥讽,秦桧气急败坏,将密探遍布全国,“察事卒数百游市间,闻其言奸者,即捕送大理寺狱杀之”[3]。虽然秦桧施行钳制人言的高压政策,但是,以隐蔽之词暗寓讥讽的事情仍时有发生。笔记中听言行者乱言讥讽之事可能也受上述诸事启发,而后世发展起来的疯僧以双关、谐语等巧妙手法讽刺秦桧的情节当是继承了史实中借此喻彼、微言大义的传统。
元杂剧《地藏王证东窗事犯》(注:本文所据《地藏王证东窗事犯》本子,为隋树森编《元曲选外编》收录本,北京:中华书局,1959。以下同书引文,均出自此本。)是详细演述“疯僧戏秦”的最早作品。该剧以“疯僧戏秦”为情节中心,主要讲秦桧杀害岳飞之事败露,遭受疯僧乱言讥讽、并在酆都受罪的故事。“疯僧戏秦”是剧中关键关目,它以宋人笔记中的片言只语为情节基础,铺叙点染,写得颇为精彩。“疯僧”身份承袭了笔记中地藏王化身之说,以神仙下凡的变化之身出现,对于过去未来、人间地狱,无事不知、无事不晓,因此,疯僧在剧中,熟知秦桧一切恶行,并以种种言语或暗寓讥讽,或明言指斥,给奸相秦桧以猛烈抨击。剧中此折,疯僧以主唱身份出现,而很少秦桧的言语和表现。疯僧独自唱了十五支曲子,皆以隐言揭露秦桧的丑事。疯僧道出秦桧、王氏东窗设计时的暗室私语“缚虎则易,纵虎则难”;以“吹火筒”作比喻,揭露秦桧暗通金国,“吹一吹登时教人烟灭灰飞”、“敢起烟尘倾了社稷”;以“馒头”作比喻,揭露秦桧杀害岳家父子,“我重吃了两个莫惊疑,你屈坏了三人待推谁?”并留给秦桧八句诗仔细参详:“久闻丞相理乾坤,占断官中第一人。都领群臣朝帝阙,堂中钦伏老勋臣。有谋解使蛮夷退,塞闭奸邪禁卫宁。贤相一心忠报国,路上行人说太平。”疯僧没有明言诗中含义,而仔细品味,可以发现,这是一首很巧妙的藏头诗,将每句的第一字连贯起来,就是“久占都堂,有塞贤路”。于是这首表面上歌颂丞相功德的诗,其实另有讥讽深意在内,令人不禁佩服作者的用意巧妙。以这样一个。我风(疯)我痴我便宜”、又秽又呆的疯和尚来对秦桧进行嘲讽,其实是作者以游戏笔墨寄予深心的表现。表面上的疯言疯语其实句句一针见血,表面上的装疯卖傻其实是借以避祸的方式,表面上疯、痴、呆、秽的卑贱和尚其实是地藏菩萨的化身,而和尚作为宗教人士正是沟通凡世与仙界、来往于人间与冥间的使者,正暗示和代表了上天的意愿,以疯和尚作为指斥奸臣的代言人,再合适不过。这一情节设置非常巧妙,既痛快地指责讽刺了奸相秦桧,又运用了游戏的方式,以比较隐蔽的手法宣泄怨气,有趣而机警,产生了很好的戏剧效果。
《地藏王证东窗事犯》截取秦桧冥报事演述,将“疯僧戏秦”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叙述较为精彩。此后演述岳飞一生的作品《东窗记》、《精忠记》、《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说岳全传》中,“疯僧戏秦”故事也在此情节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东窗记》(注:本文所据《岳飞破虏东窗记》本子,为《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影印明富春堂刻本,以下同书引文,均出自此本。)中主要用意、用语皆从《地藏王证东窗事犯》化出,具体可详见下表对比:
《地藏王证东窗事犯》 《东窗记》
(第二折) (第三十一折)
你道我痴,我道你奸。 你笑我风魔蠢痴,我知你其中见识。
不是疯和尚直恁为嘴,也强 你为官终日虚,请了堂食。
如干吃了堂食。
岂不闻湛湛青天不可欺,据 你心事你心知,湛湛青天不可欺,……
着你这所为,来这里唬鬼瞒 你言说那一个得知,你做的事,真个藏
神,做的个藏头露尾。 头露尾。
我重吃了两个莫惊疑,你屈 我坏了两个馒头不打紧,你害了他家
坏了三人待推谁? 三父子怎么?
百姓每恰似酸陷一般,都一 这馒头包填着气,人尽知。
肚皮填包着气。
便下雨呵,则是替岳飞天垂 这是屈杀岳家父子天垂泪。
泪。
将二本文字情节对照,可以看出明显的渊源关系。《东窗记》此节从《地藏王证东窗事犯》化出,在情节上又有所发展。如增添“东窗诗”“扫秦”“丘山”“岳飞父子”十三道金牌取来风雨”等说法。《东窗记》写秦桧招来疯僧问询,原由在于看见疯僧所题“东窗诗”,而文中未录具体诗句,这首诗的全文“缚虎容易纵虎难,无言终日倚阑干。男儿两眼英雄泪,流入胸襟透胆寒”在《精忠记》中得到补充(注:“东窗诗”情节首见于《东窗记》,但未言明诗中具体内容。此诗《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中亦录,字句与《精忠记》微有不同,其文曰:“缚虎容易纵虎难,无言终日倚阑干。三人眼内衔冤泪,流入襟怀透胆寒。”如果按照作品出现的先后顺序,《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中所录应为最早的“东窗诗”。“东窗诗”写得并不高明,一、二句写秦桧做坏事后胆战心惊的心情,三句写英雄之泪,四句在承接英雄泪的基础上,突然转入秦桧胆寒,突兀、生硬,甚至初看之下,令人觉得语意颠倒,无法理解,以致研究者对此诗产生歧义。关于赵景深、谢振东等人对此诗歧义的争论,详见梦斌文章《对〈东窗诗〉的一个理解》(《江汉学报》,1962年第10期)。);秦桧看见疯僧手拿扫帚,问扫帚何用,疯僧一语双关,回答:“不平处把丘山冤尽扫。”“丘山”合起来是个“岳”字,其实是用猜字谜的方式讽刺秦桧杀害岳飞;秦桧问疯僧病从何来,为何不治,疯僧仍语带双关,回答:“少了一味药,少了岳飞父子。”父子”与中药“附子”谐音,后世作品中此节皆作“少了岳家附子”,内蕴讥讽之意;秦桧要风雨,风雨骤至,秦惊诧,疯僧答曰:“这风雨是我家十三道金牌取来的风雨”,暗指秦桧设计陷害岳飞。几乎处处以隐言讥讽,秦桧无奈,只好说:“这风和尚又来双关说话。”文中其它用“馒头”“执袋”等作喻讥讽秦桧处,则袭用自《地藏王证东窗事犯》。如上所述,《东窗记》在沿袭之外,也为“疯僧戏秦”故事增添了新情节元素。
《地藏王证东窗事犯》、《东窗记》中利用双关、谐音、隐语等语言游戏嘲讽秦桧的情节,已基本囊括“疯僧戏秦”故事所有细节。此后作品,虽然在内容上有所调整和增加,但基本是综合二者之说。如《精忠记》中此节,内容较之《地藏王证东窗事犯》充实,后者因少录对白,因此显得仅立骨架,血肉不丰;条理较之《东窗记》清晰,《东窗记》因文字粗疏,言语杂芜,常有前言不搭后语之处,《精忠记》都一一进行修补通顺。总之,《精忠记》将二者捏合在一起,又增加讽刺“蜡丸传书”的语言,以及八句诗不全,若见“诗全”,就要丧命之说,为下文“施全行刺”情节做了铺垫。其实这增加的内容,亦见于《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今见最早刊本为嘉靖三十一年刻本,而《精忠记》的最早刊本为明末汲古阁本,其产生年代可能为万历至泰昌年间[4]。因此,很有可能是《精忠记》在捏合《地藏王证东窗事犯》与《东窗记》之时,也采纳了《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文字。《精忠记》在杂糅诸说后,对文字加工润色,显得文从字顺、条理顺畅,而且情节完备,几成“疯僧戏秦”故事情节范本,后世作品同类情节皆从其说,内容大同小异。《说岳全传》与清代说唱作品“石派书”《风波亭》、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全扫秦》等,其关于“疯僧戏秦”的情节虽详略不一、表述有繁有简,但其讽刺隐语皆来自《精忠记》,没有超出它的情节范围。
同为演述岳飞一生的作品,冯梦龙改编之《精忠旗》、于华玉编撰之《岳武穆尽忠报国传》皆不采“疯僧戏秦”情节,也许于华玉在《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凡例”中所言颇能解释其原因,于氏曰:“至末卷,摭入风僧冥报,鄙野齐东,尤君子之所不道,兹尽删焉”[5],而冯氏《精忠旗》序亦言:“旧有《精忠记》,俚而失实”[6],可见嫌其鄙俚不实,是二者删去“疯僧戏秦”情节的原因。在对“疯僧戏秦”情节的取舍上,也体现了《精忠旗》和《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崇实”“崇雅”的文人色彩。
由宋人笔记中的片言只语,到一个详细完备、充满机智趣味的独立故事,在“疯僧戏秦”故事发展过程中,元杂剧《地藏王证东窗事犯》与明传奇《东窗记》为两部具有关键意义的作品。《地藏王证东窗事犯》首先将宋人笔记的简言记叙发展成为利用文字游戏嘲讽秦桧的具体情节,而《东窗记》则进一步用更多的双关、谐音等隐语将嘲讽内容急剧扩充,二者的存在,为“疯僧戏秦”故事的完备奠定了基础,后来经过细部内容的增添,此故事逐渐臻于完善。“疯僧戏秦”的故事,在发展演变中,不断填补、充实内容,将可能流传在民间的有关讽刺秦桧的诙词妙语集中起来,使得这一故事逐渐成为讥讽秦桧的隐语大全,也使得民众在肆意的嘲讽中会心一笑,宣泄愤恨。因其寓讽刺于笑声的独特表现手法,它也成为最受民众欢迎的岳飞故事。在流传众多的地方戏曲中,岳飞戏中最受欢迎的剧目就是“疯僧戏秦”,据有关资料统计,京剧、川剧、苏剧、汉剧、徽剧、秦腔、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桂剧都有此剧目[7],为地方戏种类最多的岳飞戏剧目。它在民间受欢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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