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佛法的大名家---周叔迦先生

普及佛法的大名家---周叔迦先生
　　作者：白化文
　　周叔迦先生（1899—1970），原名明夔，以字行。又字志和。笔名有云音、演济等，室名最上云音室。原籍安徽东至县，长期生活在北京与天津。1918年在上海同济大学工科肄业，此后，在青岛起始研究佛学，遍读汉文经、律、论，旁及其他文种经书，并受菩萨戒为居士。1930年后，在北京、天津一带地区以弘法为务，据我闻知，在解放前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在当时的北平图书馆（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义务劳动，全面查考将出版的《敦煌劫馀录》，考出其中有差误、未著录有原名称和“俟考”的共五十多种。对于此项工作，王重民先生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后记》中曾给予极高的评价。周先生还曾为北平图书馆早期馆藏的西夏文等佛经残卷的书名（经名）辨识与著录做了许多，这些在当时都是开创性的业绩。
　　二是，大体上从1930年起，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民国大学等校教职，讲授“中国佛教史”、“佛教文选”、“因名学”、“唯识学”、“成实论”等课程。值得注意的是，周先生无论是在图书馆工作，还是在大学，授课均以“布施”为宗旨。既不接受专任聘书，也不要讲课费，纯粹义务劳动。这样，既对学生进行了“法施”又对学校做了“财施”，“布施”的两面都有了。当时的北京大学只对专任教授发“教授”、“讲师”两种聘书（个别的李克信归国博士法专人副教授聘书极少），周先生既不接受专任邀请，又不要讲课费，格于成例，只可发“兼任讲师聘书”。但是，每年的“教职员名录”和“年鉴”中，周先生的履历、照片照登不误，以示借重，其他各校就没有这种规定，一概聘为教授，但也并非专任，这是周先生提出的特殊要求。一贯如此的，并非学校做梗，深恐后世的人不明次理，反以为周先生不够专任资格，特别是不够北大专任教授资格，故不嫌辞费，说明史实如上。
　　三是，在寺院中领导弘法工作。重点有二：一来组织并亲自编纂各种佛学书刊；二来培养僧材，并导致后来创办“中国佛教学院”，自任副院长。这也是倒赔家财的大大的“布施”。
　　抗战胜利后以至解放前这一阶段，周先生积极要求进步，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并在自己领导的佛教学院内陈列进步书刊，如《论联合政府》、《大众哲学》、《晋察冀日报》、《解放》《文萃》等，开放供群众阅览，一时观者云集。周先生还经常在各种书刊发表抨击反动政府的言论，爱国反蒋，伸张正义，极受各大学师生注意与欢迎。
　　解放后，周先生出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组织船利中国佛学院并任副院长兼教务长，积极协助赵朴初先生，做了许多日常事务教务工作。特别是实际主持了《房山石经》的拓印（共拓七份），印制成书的事，则在改革开放后由先生的哲嗣周绍良先生继续完成。党和人民也给予周先生极大的信任与荣誉。周先生曾担任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尼泊尔友好协会副会长。1956年被印度摩诃菩提会推举为终身会员。
　　周先生研究佛学有自己的显著特色。兹举出其中的两点：
　　一点是，周先生研究佛典，以广泛地精研读透原典为主。几乎对读过的大部分经典都在读透后写有提要。这就使他的学习基础异常宽厚，并能融会贯通，能以通俗的语言文字向初学转达。
　　又一点是，周先生结合在大学和寺院中的教学实践，着意使初入门者既能清楚的理解佛典的内涵，又能了解寺院的实际。他深深地懂得，探究佛教而不深入寺院，就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因此，他把自己长期生活于寺院的观察与研究所得，尽可能地用浅显的文字写下来，供初学者学习，让群众知道寺院里有什么及其蕴含的真义。
　　综合以上两点，周先生在近代佛学大师中，堪称独一无二的“佛教科普大家”。他写的文章中，有一大部分是为初学指路的。笔者就是通过周先生这些著作的指引，并在寺院中不断观摩体会，才初步地步入佛教殿堂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旅游事业的大发展，介绍佛寺、佛像等等的图书如雨后春笋，拙作数种也孱杂其中。照我看，大体上都是从周先生大著脱化而成，也不过是周先生的徒子徒孙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