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净明道三教融合的思想特色

　　内容提要：盛行于宋元时期的净明道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宣扬“由真忠至孝，复归本净元明之境”。一般认为，净明道是儒道思想结合的产物。笔者通过细究《净明忠孝全书》等道书，认为净明道不但热切地奉行儒家的忠孝观，而且还吸取了佛教的修行解脱论，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儒佛道相融会的新道派。本文将通过对净明道如何以“忠孝”为修道之基、“净明”的内涵以及达到净明之境的途径与方法等问题的分析，来说明净明道通过融合儒佛道三教思想而促进了传统道教的更新与发展。
　　宋元时期在江西南昌西山兴起了一个奉许逊为祖师、宣扬“由真忠至孝，复归本净元明之境”的道教新派别──净明道，又称净明忠孝道。一般认为，净明道是儒、道思想结合的产物（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就称净明道为“儒道融合的典型”。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５６８页）。笔者通过细究《净明忠孝全书》等道书，认为净明道不但热切地奉行儒家的忠孝观，而且还吸取了佛教的修行解脱论，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儒佛道相融会的新道派。本文将通过对净明道如何以“忠孝”为修道之基、“净明”的内涵以及达到净明之境的途径与方法等问题的分析，来说明净明道通过融合儒佛道三教思想而促进了传统道教的更新与发展。
　　一、以忠孝为修道之基
　　“忠孝”本是儒家伦理纲常的核心，它调整的主要是世俗的人伦关系，属于“人道”的范畴，但净明道却对它作了特殊的强调与发挥，并把它作为“仙道”的基础。净明道提出，“忠孝，大道之本也，是以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有不务本而修炼者，若太匠无材，纵巧何成？”（《净明忠孝全书》卷二，《道藏》第２４册，第６３３页）追求“仙道”的净明道为什么如此强调“人道”，以忠孝为修道之基呢？净明道的解释是“欲修仙道，先修人道”（《净明忠孝全书》卷三，《道藏》第２４册，第６３６页），人道不成，何以致仙道？“非忠非孝，人且不可为，况于仙乎？”因此“净明之道，必本于忠孝。”（《净明忠孝全书》序，《道藏》第２４册，第６２０页）
　　由于“忠孝”是儒家思想的基本标识，这就使净明道在一开始就与儒家有了割不断的亲缘性。其实，道教与儒家伦理的亲缘性并不自净明道始。净明道之所以将“忠孝”作为修道之基，成仙之据，这一方面是对道教自身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也是对时代发展需要的回应。正是传统与现实的结合，使净明道最终选择了以孝道孝行而闻名的历史人物许逊为教主，并突出地强调“真忠真孝”、“真践实履”。
　　从道教自身的传统来看。道教创立于统一的封建王朝建立后的汉代，因而它在初创之时就将忠孝等儒家伦理的内容融会到了道教思想中来，并将其与道教的修仙之道相结合。现存最早的一部道书《太平经》里就有“人生之时，为子当孝，为臣当忠”（王明编《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４０８页）的要求。晋末南北朝时出现的天师道的教戒科律《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中则说：“道以冲和为德，以不和相克，是以天地合和，万物萌生，华英熟成；国家合和，天下太平，万姓安宁；室家合和，父慈子孝，天垂福庆。……奉道不可不勤，事师不可不敬，事亲不可不孝，事君不可不忠。”（《道藏》第１８册，第２３２页）东晋著名道士葛洪更是提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抱朴子·对俗》，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页）在道教看来，“学道以致仙，仙非难也，忠孝者先之，不忠不孝而求乎道，而冀乎仙，未之有也”（《太上灵宝首入净明四规明鉴经》，《道藏》第２４册，第６１４页）。道教虽然奉老子为教主，并在很大程度上以道家思想为主要理论依持，但将人道与仙道结合，将儒家伦理巧妙地融合到道教的修仙之道中，这形成了道教区别于道家的重要文化特色之一。
　　从时代发展的需要来看。宋代时，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尖锐的民族矛盾使统治者一方面希望借助于本民族所崇拜的神灵来保佑自己，另一方面又希望本朝的人民能够通过忠君孝亲而团结一致，保卫国家。正是在这样的统治意识指导下，北宋皇室中掀起了崇道的狂潮，例如宋太祖利用道士的符命来神化自己为真命天子，宋真宗在与辽国纳币屈辱求和后，借道教假造天书行封禅之事，以镇服四海，夸示戎狄。与此相适应地，道教中也出现了一些颇具宋朝特点的新神灵──赵玄朗、玉皇大帝等。而在融合儒佛道三教的基础上兴起的理学，将“忠孝”为代表的儒家伦理纲常奉为至上之天理，由于适应了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在意识形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也给予道教的发展以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许逊为教主的净明道应运而生。
　　许逊（２３９－３７４年），一般认为是一个历史人物，为东晋道士，以真诚的孝行和神异的仙术而著称。据传，许逊为汝南（今属河南）人，久居江西南昌，“逊年七岁，无父。躬耕负薪以养母，尽孝敬之道。与寡嫂共田桑，推让好者，自取荒者，不营荣利，母常遣之：‘如此，当乞食，无处居’。逊笑应母曰：‘但愿母老寿尔。’”（《艺文类聚》卷二十一《许逊别传》）。许逊“真君弱冠，师大洞君吴猛，传三清法要，乡举孝廉，拜蜀旌阳令”（《太平广记》卷十四《许真君》）。西晋“太康元年（２８０），起为蜀郡旌阳县令，时年四十二”（白玉蟾《玉隆集·旌阳许真君传》，《道藏》第４册，第７５６页）。后因晋室纷乱，许逊弃官东归，周游江湖，后与吴猛一起以南昌西山为中心传播孝道，在当地留下了许多斗蛟斩蛇、为民除害的神奇故事。相传东晋宁康二年（３７４）八月十五日（据《孝道吴许二真君传》记载则为元康二年（２９２），见《道藏》第６册，第８４３页），许逊因修道成功，带全家４２人拔宅飞升，鸡犬悉去。这就是脍炙人口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成语的由来。许逊仙去后，其弟子们仍在西山的许宅立祠传道，并将西山许宅的故居改建为游帷观作为祭祀场所。此后，每年许逊升仙之日，“四乡百姓聚会于观，设黄箓大斋，邀请道流，三日三夜，升坛进表，上达玄元，作礼焚香，克意诚请，存亡获福，方休暇焉。”（《孝道吴许二真君传》，载《道藏》第６册，第８４３页）
　　随着许逊崇拜在民间影响的日益扩大，其孝行也被蒙上了越来越多的神异色彩。据唐代的《孝道吴许二真君传》记载：
　　孝道本起兖州刚辅县（《玉隆集·诸仙传·兰公传》作“曲阜县”）高平乡九原里。
　　有一至人，姓兰，不示其名，号曰兰公。义居百人，同心合德，志行孝行。时感得斗中真
　　人号孝悌王，即先王之次弟，明王之兄也。《孝经》云：‘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
　　斯之谓欤？以兰公孝道之志通于神明，遂降示兰公孝道根本。言‘先王为日中王，明王为
　　月中王。’又云‘先王，玄气，为大道；明王，始气，为至道；孝悌王，元气，散为孝道。
　　此三者起由玄、元、始气也。’孝悌王与先王、明（王）分作铜符铁券，券中征许氏阳。
　　氏阳则晋时征为氏阳县令，氏阳县蜀郡所管，为孝道之师，传袭孝道，诱进后代，除邪去
　　逆，修心炼行，则去仙道不远于旨。（《道藏》第６册，第８４２页）
　　这段资料一方面虚构了关于孝悌王的神话：玄、始、元三气化生出日、月、星斗中的孝道先王、孝道明王和孝悌王，他们以铜符铁券为凭，将孝道传给许氏阳（即许逊），从而将许逊的孝行神圣化；另一方面，又指出许逊的孝道传自兰公。兰公是孔子的故乡兖州曲阜人，这样，许逊崇拜所宣扬的孝道与儒家之孝似乎就有了某种因缘关系。在《太平广记》卷十五《十二真君传》的《兰公》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只是更为明确地说：“斗中真人下降兰公之舍，……示陈孝悌之教。后晋代尝（当）有真仙许逊，传吾孝道之宗，是为众仙之长”，不仅将许逊崇拜以孝道为核心的特点突现了出来，而且提供了神授的依据，从而为许逊崇拜与道教的结合提供了基础。但此时的许逊崇拜主要还只是突出传“孝道之宗”，为“众仙之长”，还没有与“忠”相联系，也还没有形成净明道派。
　　大中祥符三年（１０１０），宋王朝将许逊在西山的故宅游帷观升格为玉隆宫。“本朝太宗、真宗、仁宗皆赐御书。真宗又遣中使赐香烛、花幡、旌节、舞偶，改赐额曰玉隆，取《度人经》太释玉隆腾胜天之义也。仍禁名山樵采，蠲租赋之役。复置官提举，为优异老臣之地。”（《修真十书玉隆集》卷三十四《续真君传》，《道藏》第４册，第７６１页）政和二年（１１１２），宋徽宗遣内殿程奇请众道士在玉隆观建道场七昼夜，诰封许逊为“神功妙济真君”，又诰封吴猛和许逊的其他十大弟子为“真人”。在当时金兵不断南侵的形势下，宋徽宗梦想乞求许逊真灵下降，为他除妖治病，翦妖除毒，抵御金兵。他下诏模仿西京崇福宫规制修整西山，建造了宏伟壮观的玉隆万寿宫，以张扬许逊的孝道精神。在统治者的支持下，西山地区对许逊孝道的尊崇，为净明道的产生进一步铺垫了道路。
　　在民间信仰和朝廷的政治需要双重合力下，许逊崇拜的内容经过长期的演变在南宋时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流行于民间的以“孝道”为特点的许逊崇拜在宋元时期演化成为以“忠孝”为重要标帜的净明道。南宋绍兴（１１３１－１１６２）年间，玉隆万寿宫道士何守证（净明道信徒称之为“何真公”）鉴于“兵祸煽结，民物涂炭”（《净明忠孝全书》卷一，《道藏》第２４册，第６２９页）的社会状况，乃假托许逊降授而造作了《净明忠孝大法》等一批经典，倡“太上灵宝净明”大法，以“救度”社会与民众，并特别将“忠”“孝”相提并论，以作为修道之基。《逍遥山万寿宫志》卷十三中说：“何真公，未详其里居名氏，为玉隆宫羽士。建炎中，许都仙尝亲降玉册，授以《净明忠孝大法》及《飞仙度人经》等书，遂立坛度弟子，消禳灾厄，民赖以安。”《净明忠孝全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并说何真公当时“传度弟子五百余人”（《道藏》第２４册，第６２９页）。这表明，何真公在南宋所面临的深刻社会危机中打出了“净明忠孝”旗号，并正式创立了净明忠孝道。“吾之忠孝净明者，以之为相，举天下之民跻于仁寿，措四海而归于大平，使君上安而民自阜，万物莫不自然；以之为将，举三军之众而归于不战以屈人之兵，则吾之兵常胜之兵也；以吾之忠，教不忠之人尽变为忠；以吾之孝，教不孝之人尽变为孝，其功可胜计哉！”（《净明忠孝全书》卷五，《道藏》第２４册，第６４６页）突现“忠孝”精神的净明道，适应了统治者在战争烽火四起的社会中“神道设教”的需要。
　　由此可见，净明道提倡“忠孝”，绝非偶然。而选择许逊作为教主，也有其深刻的原因：一是因为净明道正式创立于南昌西山，而许逊就是南昌西山人；二是因为许逊不但有孝道，更有孝行，而净明道的“忠孝”强调的就是“真践实履”：“忠孝只是扶植纲常，但世儒习闻此语烂熟了，多是忽略过去，此间却务真践实履。”（《净明忠孝全书》卷三，《道藏》第２４册，第６３５页）三是因为许逊的孝道孝行为净明道提倡以“忠孝”为修道之基奠定了基础。忠孝一向关系密切：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扩大，忠孝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当然，有关许逊神异仙术的传说也是他成为一个新道派教主的重要原因。
　　二、以净明为理想之境
　　光讲忠孝，并不足以充分展示净明道的基本特色，因为净明道毕竟是一个道教的派别，它以忠孝为修道之基，而“修道”还是为了实现道教的终极理想。从道教的发展来看，净明道实际上是从道教灵宝派中分化出来的一个道派，它将忠孝与净明密切结合，将“净明”奉为修道的终极理想之境。
　　何为净明？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净明”一词出现较早，而在净明道书中，则首次出现于何真公托“六真”之神降授的《灵宝净明新修九老神印伏魔秘法》之《序》中。何真公说：“炎宋中兴，岁在作噩，六真降神于渝川，出示灵宝净明秘法，化民以忠孝廉慎之教。”（《道藏》第１０册，第５４７页）可见，“灵宝净明秘法”起先是依附于道教灵宝派的一种“化民以忠孝廉慎”的教法。今天的《道藏》中载有净明道的著作二十多种，其标题大多冠以“灵宝净明”的字样，这也标示出了净明道与灵宝派之间的密切关系。灵宝派是以传《灵宝经》而形成的一个道派，汉末葛玄传古《灵宝经》，经葛洪等传葛巢甫，《灵宝经》不继增益繁衍多达五十五卷。南朝陆修静将其中可信的三十五卷加以增修，立成仪规，灵宝之教大行于世，信徒也日益增多。后灵宝派主要以江西阁皂山为本山，运用符箓科教和修斋诵经劝世度人，成为道教三大符箓派之一（上清派、灵宝派和正一派）。净明道与灵宝派在地域上相近，在道法上也有一脉相承之处。《太上灵宝净明道元正印经》中说：“孰为符篆，孰为真经，心定神慧，是为净明。”（《道藏》第２４册，第６１２页）即认为符篆真经的精要是助人“心定神慧”，而“心定神慧”也就是“净明”。
　　既然净明就是“心定神慧”，因而南宋时的净明道在将“忠孝”作为净明教法的主要内容的同时，也比较强调“磨礲智慧”，并有将之与人的心性炼养联系起来的倾向，认为“净明者，无幽不烛，纤尘不污，愚智皆仰之为开度之门、升真之路，以孝悌为之准式，修炼为之方术行持之秘要，积累相资，磨礲智慧，而后道气坚完，神人伏役，一瞬息间可达玄理。”（《太上灵宝净明法序》，《道藏》第１０册，第５２６页）“净明”既是“无幽不烛，纤尘不污”的极净极明的理想境界，又是助人“积累相资，磨礲智慧”以达到这种境界的津梁，而这种境界的最终实现，还是要在自我心性上下功夫，因为“人禀乎静则性达，得乎明则心通，性达心通，故交感于日月之宫。道本圆虚，圆者气之体，虚者气之用，得圆虚之道，故谓之净明。净明则适正得中，合于有情。”（《灵宝净明新修九老神印伏魔秘法·九老帝君神印总论》，《道藏》第１０册，第５４８页）“净明”就是“性达心通”而“得圆虚之道”。这一对“净明”的看法为从人心性上寻求“升真之路”开辟了道路。
　　元初时，刘玉、黄元吉和徐慧等人在融会儒佛道三教的基础上对净明道进行了改革，特别是对“净明”之内涵作了进一步的理论开掘，使“净明”具有了更丰富的多重意蕴。
　　首先，“净明”包蕴了儒家的名教纲常和道德修养的内容，具有伦理学的意义。刘玉在《玉真先生语录内集》开篇，就针对“或问古今之法门多矣，何以此教独名净明忠孝”的疑问而提出“净明只是正心诚意，忠孝只是扶植纲常。但世儒习闻此语烂熟了，多是忽略过去，此间却务真践实履。”（《净明忠孝全书》卷三，《道藏》第２４册，第６３５页）“正心诚意”是得到理学家高度重视的《大学》中的重要思想，指的是一种内心的道德修养。“净明”只是“正心诚意”，这就意味着净明道将儒家的道德修养引进了自己的修道实践和终极理想。“正心诚意”的“净明”与“扶植纲常”的“忠孝”是相表里而存在，并相互为用的，“正心诚意”才能“真忠真孝”以扶植纲常，而极净极明则是人在日常生活中奉行“忠孝”之后所达到的无私欲、心澄明之理想境界。净明主内，忠孝主外，内外相合，反映了道教内以修身养性，追求长生成仙；外以治国经世，追求社会太平的终极理想（请参阅拙文《杜光庭的“经国理身”思想初探----兼论道教的终极理想及其现代意义》，载《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这也是净明道之所以被称为净明忠孝大道的原因之所在。刘玉批评世儒虽倡言忠孝，但只是空谈义理，只有净明道这里才不仅高扬忠孝精神，而且还真践实履。这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对真践实履儒家忠孝名教的需求以及道教对此的积极回应。
　　其次，净明道对理学“无极而太极”的思想进行了改造发挥，用“无极”来阐释“净明”，使“净明”又具有宇宙本体的特点。宋代理学家周敦颐根据华山道士陈抟的《无极图》而作《太极图说》，提出了“无极而太极”，开宋明理学之先河。但周敦颐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本体，“无极”仅是对“太极”特性的描绘。后来，朱熹与陆九渊虽曾就“无极”与“太极”的关系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但都站在儒学的立场上，以“太极”（理或心）为世界本体，淡化道教思想在理学中的地位与影响。净明道则站在道教的立场，对“无极而太极”作了合乎传统道教观点的发挥，认为无名、不动的“无极”才是本体，同时受理学“理一分殊”思想的影响，认为万物各具太极：“无极而太极，无极者，净明之谓也。经云：‘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自太极判，两仪立，人斯生，而人于天地间为最秀，此所以并天地曰三才。”（《净明忠孝全书》卷三，《道藏》第２４册，第６３４页）“寂然不动是无极，感而遂通是太极。无极者，净明之谓，三界上者也。……万物之中，各具太极。非知道之深不可语此。”（《净明忠孝全书》卷五，《道藏》第２４册，第６４７页）净明道不仅将“无极”视为无名无形无象的宇宙之本，而且认为“无极”就是“净明”的另一说法，并沿着老子“复归于无极”（第２８章）的思路，将复归于“净明”作为修道的终极境界。
　　第三，净明道还沿袭老子的境界论和气化说的理路对“净明”作了具体的说明。净明道作为一个道派，它在对“净明”的阐释发挥中更多地采用了先秦道家的名词术语和运思方式。在黄元吉编集的《玉真灵宝坛记》中，“净明”就被说成是贯串于天地人的“无形大道”，是修行达到的最高境界：“净明者，无形大道，先天之宗本也。在上为无上清虚，在天为中黄八极，在人为丹元绛宫。此三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明此理者，净明也。清则净，虚而明，无上清虚之境，谓之净明。”（《净明忠孝全书》卷二，《道藏》第２４册，第６３３页）老子哲学以道为本，以阴阳之气的消长变化来说明道之特质，净明道也认为“净明，先天大道，原于一气，一气运行，昼夜不息，周流升降，物资以始，……天地万化，人民品物，自生自化，自存自亡，昭然一理，孰为主宰？”（《净明忠孝全书》卷五，《道藏》第２４册，第６４５页）从天人一体同源于道、同化于气的思路出发，净明道将“净明”作为宇宙万物之本，又以气的“周流升降”来解释千姿百态、变幻无穷的大千世界，强调“净明大道，同理同源不同形。同理者，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同源不同形者，是道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之中，（中）惟人最贵，不忠不孝，不如豺狼蝼蚁乎？不能净明者，不如蜣蜋饮露乎？”（《净明忠孝全书》卷二，《道藏》第２４册，第６３３－６３４页）“净明”虽然清虚飘渺，无形无象，先天地而存在，但却是“众妙之门”，它既是万物之本，又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复归于道而达到的理想境界──“无上清虚之境”。
　　最后，净明道深受佛教禅宗心性本净本明之思想的启发而以“净明”二字明教，因而“净明”又具有浓厚的心性论的色彩。禅宗六祖惠能认为“自性常清净，日月常明。……世人性净，犹如青天，惠如日，智如月，知惠常明。”（《坛经》第２０节，见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３９页）众生的自心本性是净且明的，而生活于凡尘中人的当下之心却是可正可邪，可净可染的，因此，只有直指人心、明心见性才能顿悟成佛。受此启发，净明道也提出：“人之一性，本自光明”（《净明忠孝全书》卷三，《道藏》第２４册，第６３５页），“净明道法，忠孝雷霆，心地上顿悟本净元明性。”（《净明忠孝全书》卷三，《道藏》第２４册，第６３６页）这种从人的自心本性上来定位“净明”，将“顿悟本净元明性”奉为终极理想成为净明道的重要特征。
　　总之，净明道融会儒佛道三教而使“净明”一词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但无论是得道反本、复归无极，还是顿悟本净元明性，都是净明道追求“净明”终极理想的不同说法而已，都体现了净明道“于三教之旨了然解悟，而以老氏为宗”（《净明忠孝全书》卷一，《道藏》第２４册，第６３１页）的基本特色。
　　三、去欲正心以至净明
　　基于净明道对终极理想的设计，其所达到终极理想的步骤也分为三：“始于忠孝立本，中于去欲正心，终于直至净明。”（《净明忠孝全书》卷五，《道藏》第２４册，第６４７页）首先以儒家的忠孝伦理作为修道之基，然后再采用去欲正心的修道方法，最后以复归人的本心净明之境为修道的终极理想和最高境界。在净明道的修道三步骤中，以“去欲正心”为核心的修道方法显然深受佛教的影响。
　　佛教将贪瞋痴视为众生沦于生死苦海不得解脱的根本原因，净明道也将“忿欲”看作人达到净明之境的主要障碍，认为人的心性本自净明，但人生活在尘世之中，“渐染熏习，纵忿恣欲，曲昧道理，便不得为人之道。……所谓忿者，不只是恚怒嗔恨，但涉嫉妒小狭偏浅，不能容物，以察察为明，一些个放不过之类，总属忿也。……所谓欲者，不但是淫邪色欲，但涉溺爱眷恋，滞著事物之间，如心贪一物，绸缪意根，不肯放舍，总属欲也。”（《净明忠孝全书》卷三，《道藏》第２４册，第６３５页）这种“忿欲”对人而言，如影随形，难以摆脱，不仅蒙蔽了人的“本净元明性”，而且时刻给人当下的生命存在带来莫名的痛苦。在珍惜生命的同时又要摆脱生命的痛苦，这成为道教追求的理想，净明道也不例外。当有人向刘玉请教净明道之法门的紧要处时，刘玉根据自己的修道体会回答说：“某自初年修学以来，只是履践三十字，年来受用甚觉得力，今以奉告。所谓三十字者，惩忿窒欲，明理不昧心天；纤毫失度，即招黑暗之愆；霎顷邪言，必犯禁空之丑。”（《净明忠孝全书》卷三，《道藏》第２４册，第６３５页）他认为，“忿欲”会使人心蒙昧不明，先天之性难以发扬，从而使生命陷于困顿之中而难以自拔。因此，如何“惩忿窒欲”就成为修道的首要工夫。
　　在修道的方法上，净明道也深受佛教禅宗影响。从地域上看，与净明道所在地西山相去不远的江西南昌隆兴府黄龙山，曾是禅宗临济宗黄龙派的发源地和主要传播地。黄龙派的开创者慧南（１００２－１０６９），俗姓章，信州玉山（今江西玉山县）人。十七岁出家，十九岁受具足戒。后遍历丛林，皆推上首。景祐三年（１０３６）始，慧南在黄龙山举扬一家宗风，学徒云集，门庭极盛，世称“黄龙慧南”。黄龙派继承发挥了临济宗的思想，并以著名的“黄龙三关”接引学人，强调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在北宋时曾盛极一时，成为当时最活跃、最有影响的禅宗派系。虽然南宋以后，黄龙派逐渐为临济宗的另一支“杨岐派”所取代而趋于衰落，但其影响力却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从净明道将“去欲”与“正心”相联系、甚至主张“不用修炼，自然道成”等来看，其受黄龙派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
　　禅宗黄龙派比较强调道不可修，佛无待求，无心任自然即一切圆满。受此影响，净明道也对传统道教所执著的种种修道方法作出变革，强调“正心”的重要性，而所谓“正心”，就是“夙兴夜寐存着忠孝一念在心”，认为只要“平居暇日，存守正念”，时刻以忠孝德性立本，就可使“心如镜之明，如水之净”，如此，则欲自然去，道自然成，方寸自然净明。因此，净明道的“去欲”以“正心”为要。心正，欲即可去。正心去欲，即谓解脱真人，所以说：“净明教中所谓真人者，非谓吐纳、按摩、休粮、辟谷而成真也，只是惩忿窒欲，改过迁善，明理复性，配天地而为三极，无愧人道，谓之真人。”（《净明忠孝全书》卷六，《道藏》第２４册，第６４９－６５０页）
　　根据这种“正心”而“明理复性”的内在超越理路，净明道也像惠能禅宗那样，破除对出家、诵经等各种外在化、形式化的修行方式的执著，强调修道应该在心上下工夫，追求心的解脱。“道由心悟，玄由密证，得其传者，初不拘在家出家”（《净明忠孝全书》卷六，《道藏》第２４册，第６５２页）。因为在家、出家仅是修道者生活方式的差异，关键在于修道者是否能够以忠孝立本，是否能够“去欲正心”，从而觉悟本心之净明。同样，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要不在参禅问道，入山炼形，贵在乎忠孝立本，方寸净明。四
　　美俱备，神渐通灵，不用修炼，自然道成。（《净明忠孝全书》卷二，《道藏》第２４册，
　　第６３４页）
　　《道藏》诸经，无非教人舍恶归善，弃邪顺正，所以曰：经者，径也。是入道之径路，
　　每见世人不肯力除恶习，克去私己，却于晨昏诵念不辍，此等圣贤不取，譬能言之猩猩也。
　　我诸法子，要得此心，如镜之明，如水之净，纤毫洞照，日以改过，崇行为第一义，积种
　　种方便，去道不远矣。胜如念千百卷经也。若不务修德而求道，前程难望有成。”（《净
　　明忠孝全书》卷三，《道藏》第２４册，第６３８页）
　　参禅问道、入山炼形、诵念道经等方法，也都不如“忠孝立本，方寸净明”来得重要。即使讲忠孝，也要从“正心”入手，因为“忠者，忠于君也，心君为万神之主宰，一念欺心，即不忠也。”（《净明忠孝全书》卷三，《道藏》第２４册，第６３５页）忠孝等都是“正心”的自然结果，或者说是“正心”的外在表现，心正必然行正，行正才能成道，若能心正，“不用修炼，自然道成”。因此，只有在心上修德求道，舍恶归善，才能“复归本净元明之境”。
　　同时，净明道又认为，“去欲正心”的修行既是将内在的“净明”之心转化为外在的“真忠真孝”之行，也是以外在的“忠孝”之行来推动内在之心达到“不染不触”的“净明”之境。因此，净明道不仅将忠孝道德修养置于炼精气、诵道经、符箓役使鬼神等道术之前，而且还制定了“日知录”、“功过格”等以作为对信徒日常正心修身的行为的督导，要求于当下的念念之中“去欲正心”，使自己的行为时时处处符合于忠孝之道。“净明大教，大中至正之学也。可以通行天下后世而无弊。紧要处在不欺昧其心，不斫丧其生，谓之真忠至孝。事先奉亲，公忠正直，作世间上品好人，旦旦寻思，要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内不怍于心。当事会之难，处处以明理之心处之，似疱丁解牛底妙手，处教十分当理著。步步要上合天心，只恁地做将去，夙兴夜寐，存著忠孝一念在心者，人不知，天必知之也。亦莫妄想希求福报，日久岁深，自然如所愿望。要识得此教门不是蓬首垢面滞寂沈空的所为，所以古人道是不须求绝俗作名教罪人。又道是欲修仙道，先修人道。每见世间一种号为学道之士，十二时中使心用计，奸邪谬僻之不除，险詖倾侧之犹在，任是满口说出黄芽白雪，黑汞红铅，到底只成个妄想，（去）所以千人万人，学终无一二成，究竟何以云然？只是不曾先去整理心地故也。”（《净明忠孝全书》卷三，《道藏》第２４册，第６３６页）。虽然净明道对世俗“忠孝”道德的依持表现出了与禅宗的不同特色，但其“去欲正心”即是要保持无求之心，无欲之心，无作之心，从而使自心不为外物所动，不为喜怒哀乐所主，这却与禅宗的“平常心是道”的精神十分相似。“大道无名无形无情，所以曰：‘平常心是道’。又曰：‘万般祥瑞不如无，平常安稳却合道’。学者但当行持，能净能明能忠能孝，久久至于真净真明真忠真孝。”（《净明忠孝全书》卷六，《道藏》第２４册，第６５１页）净明道“去欲正心”的修道方法飘逸着浓厚的禅化色彩。
　　总之，“净明大教是正心修身之学，非区区世俗所谓修炼精气之说也。正心修身是教世人整理性天心地工夫。……此教……必欲后之学者，由真忠至孝，复归本净元明之境，修炼之妙，无以易此矣。”（《净明忠孝全书》卷三，《道藏》第２４册，第６３７页）这样一个道派，显然是儒佛道三教合一的产物。刘玉在《净明忠孝全书》卷五中曾说：“何谓一？太上之净明，夫子之忠恕，瞿昙之大乘，同此一也。……立言虽殊，其道则一。”（《道藏》第２４册，第６４５页）一语点破了净明道与儒、佛的关系。
　　净明道对道教发展的突出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调和出世与入世，既树立了超凡脱俗的净明之境，又在一定程度上消弥了封建文人追求忠孝两全、不愿抛弃世俗生活的心理障碍；二是以忠孝为修道之本，以净明为理想之境，在理论上协调了传统道教与封建国家的关系；三是对儒佛道三教的融合促进了传统道教的更新与发展。
　　原载《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