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语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东汉末年，佛教经典随着鸠摩罗什等佛法弘传者传人中国，翻译经典遂成为表达佛法思想的首要工作。由于中国与印度在文化、风俗等之间的差异性颇大，想要找到适当的对译词实非易事，译经师们本着对佛法义理的掌握及自己在文学上的素养，在字字句句中仔细推敲下，更冀望以最贴切的文字词汇来阐扬佛法真正的意蕴。因此，在佛典翻译的阶段中，不但使佛教的法身慧命得以绵延，同时也丰富了中国文化的词汇，甚至影响到中国文学、艺术、音乐的创作与发展。
　　佛经译词的丰富性
　　梁启超先生曾经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提到：“近日本人所编佛教大辞典，所收乃至三万五千余言。此语者非他，实汉晋迄唐八百年间，诸师所创造。加入吾国语系统中而变为新成分者也。夫语也者，所以表观念也，增加三万五千语……由此观之，则自译业勃兴后，我国语实质之扩大，其程度为何如者。”由此得知，佛典翻译及译经师们的努力，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及贡献是深远而丰厚的。随着佛典的弘传，经典中的譬喻故事、偈颂、思想也潜移默化地融人中国人的文化中，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更是引人人胜。例如：《百喻经》中的“空中楼阁”，提到过去有一位富翁想要兴建楼房，看中意别人第三层的建筑，却要求建筑师不要从第一层兴建起；而要求直接兴建第三层楼。依此譬喻来告诫弟子修行非一蹴可成，要打好厚实的基础，而今天用来形容不切实际的构想或提问，诸如此类的譬喻故事在经典中不胜枚举。
　　禅门语录的活泼性
　　中国先秦时代，人们所写的文体与时常所说的口语是一致的，称为“文言一致”。到了汉代以后，说话与书写开始不一致。到了唐代，则已完全不同，此时各寺院讲经说法也出现“说唱文学”等方式，更走上趣味化、生动化与通俗化。
　　由于时代的变迁，禅宗与净土宗成为信仰的两大主流。尤其是禅宗，至六祖慧能大师之后，法脉分灯，六家七宗各依不同的禅风接引学人。禅门强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以心印心”之传承，却也更重视佛陀“观机逗教”的教学本怀，让中国禅宗从偏重经典传承的如来禅，转向重视生活实践中师徒之间机锋的祖师禅，语录中饶富机锋之生动性与启发性，引发当时文人雅士的竞相效尤，于是“好谈禅、论机锋”一时风靡起来。此中禅门的语录、灯录慧照世间，简捷犀利，妙言潜隐的话头，更增添中国词汇的深度与内涵。例如“回光返照”语出《禅关策进》：“透脱生死牢关，先须截断一切圣凡虚妄见解。十二时中，回光返照。但看个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佛，是个甚么?切莫向外边寻讨。”此句原指修道者求道需返自心源，今则形容人临死前身心忽然好转之短暂现象。另有“当头棒喝”、“磨砖作镜”、“骑牛觅牛”等都是禅门公案，直指心源的法语，这些公案、语录词汇被普遍使用，甚至衍生出与原义不同的种种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