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严的诗学特质

《华严经》体系恢弘博大，令初机钝根者望而却步。它虽然明确反对分别思量，在实际论证中却喜欢运用一整套概念、范畴，详尽细致，不厌其烦，使得经文看起来成了各种佛教名相、术语的罗列与堆砌。而华严宗沿袭《华严经》，特别重视运用“十”的传统，定义任何概念、论证任何问题动辄开立十门，使其教理显得极其繁杂晦涩，论证细密，名相丛生。禅宗对《华严经》的赡博义理、华严宗的细密论证，用直截了当的方式痛快淋漓地加以扫除：
有讲僧来参，师问座主：“蕴何事业？”对曰：“讲《华严经》。”师曰： “有几种法界？”曰：“广说则重重无尽，略说有四种。”师竖起拂子曰：“这个是第几种法界？”主沉吟。师曰：“思而知，虑而解，是鬼家活计，日下孤灯，果然失照！”《五灯》卷３《齐安》
禅宗以电光石火的机锋，提倡非思量的现量体证。扬眉动目，早是周遮。拟议寻思，白云万里。禅宗指出，纵然明白了华严重重无尽缘起的妙理，“更须知有拄杖头上一窍”，这便是禅宗的机法《正法眼藏》卷３。　禅宗绘声绘色地描绘了禅门五喝，顿入华严五教，全体彰显“事理无边，周遍无余，参而不杂，混而不一”的华严妙境《五灯》卷１２《继成》，　以孤峭万仞、棒喝截流的方式，将华严经院哲学式的气氛一扫而空：
问：“百城罢游时如何？”师曰：“前头更有赵州关！”《五灯》卷１６《道和》
在禅宗看来，即使像善财童子那样，遍参大善知识，进入了弥勒楼阁，还未能达到禅的境界。根据禅宗典籍的记载，很多禅僧都经历了一个由修习华严到转修禅宗的过程。参《五灯》卷３《普愿》，卷５《大同》，卷１４《法灯》，卷１６《法秀》、《应瑞》，卷２０《宝印》等。 　禅籍中，经常有讲授《华严经》的义学僧人痛遭禅者本色钳锤的记载。参《古尊宿》卷６《睦州》、卷１６《文偃》。 　正是对华严义理充分汲取并加以创造性的转化，禅宗思想得到了摩荡、升华。
对华严思维进行禅意转换，必须对华严精髓有透彻之悟。针对唐末五代禅学中的浮弊风气，法眼文益借用华严理论来作为衡鉴禅僧悟境深浅的标尺。他在《宗门十规论》中，批评当时禅风说：“稍睹诸方宗匠，参学上流，以歌颂为等闲，将制作为末事，任情直吐，多类野谈；率意便成，绝肖俗语……识者觅之嗤笑，愚者信之流传。使名理而浸消，累教门之愈薄。”文益举出《华严经》作为禅僧学习的典范，指出“《华严》万偈，祖颂千秋，俱烂漫而有文，悉精纯而靡杂，岂同猥俗杂揉戏语！”元祐三年１０８８，学贯教禅的本嵩为禅教两宗学徒及士大夫讲华严学，述《华严经七字经题法界观三十门颂》，用颂古形式讲解《华严经》和《法界观》的主要内容，以阐述禅的基本思想，主张华严与禅可以完全等同。
《华严经》的赡博繁富固然使人望洋兴叹，但撩开其文字面纱，深入到华严圆融之境，就会发现，《华严经》实际上是一个诗意的结构。华严宗人以“搜玄”、 “探玄”等名目来命名其著作，反映出《华严经》诠释者将经文视为比喻，主张通过揭示其所蕴含的象征意义才能把握真正的佛法。华严宗学者李通玄宣称《华严经》的一切叙述都是“取像以表法”，“托事以显像”。《华严经》是一个诗意的感悟，是“由隐喻的、诗的、象征的语言所形成的精神意境”。方东美《华严宗哲学》上册第２３０页，台湾黎明文化公司１９８１年版。 　它有着 “诗意幻想奔放驰骋”，是一个“伟大的诗意系统”。方东美《华严宗哲学》上册第１２０、１２１页。 　要使博大精深的思想发挥广泛的影响，必须使用生动的比喻。缘此，《华严经》在描绘佛所体证的境界时，往往用形象的偈语加以复述，珠玑满目。由于大量地使用了禅意的诗学象征，这就为华严与禅宗思想的融通奠定了基础。华严诗学象征的目的，在于把一切万有的差别性、对立性、矛盾性等等多元的世界，都综合贯串起来，成为一个广大和谐的体系。广大和谐的圆融观念，深刻影响了禅宗思想。表达华严圆融精神的“一尘含法界”、“一为无量、无量为一”、“事事无碍”、“主伴交参”、“一花一世界”等，成为禅林经常参究的话头，经由禅宗的创造性汲取、转换，使禅宗思想呈显出圆融无碍、珠光交映、圆美谐和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