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琦禅师生平考

绍琦禅师生平考
　　王荣国
　　摘 要：本文通过考证认为：绍琦禅师的俗籍为四川成都府崇庆州 (今四川崇州市)。永乐八年(1410年)，八岁入“社学”。九岁，因父亲去世，投玄极通禅师出家。永乐末年至宣德末年之间，离开玄极通，遍参“知识”，因“俱不得意”，而参无际禅师。正统六年(1441年)，再参无际，获其付法，后“归东山，潜迹十载。”景泰元年(1450年)，泛舟出川，先“憩锡”武昌洪山寺，与江夏王孟炬交往密切；继则游黄梅，登东、西二山，拜谒禅宗四祖、五祖圣迹；后往蕲州，荆王朱瞻堈仰慕绍琦的道风，延请至宫中传授“心要”。荆王挽留绍琦于王宫，绍琦婉言谢绝。景泰三年，绍琦抵金陵，参访月溪、海舟诸老。约于景泰三年下半年至景泰四年上半年之间，绍琦往安庆府皖山(天柱山)拜谒三祖僧璨圣迹，受请住持皖山。景泰五年十月住持投子山寺。天顺元年(1457年)，由匡庐溯长江归蜀。
　　关 键 词：楚山绍琦，生平，考证
　　作 者：王荣国，历史学博士，现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楚山绍琦是明代名闻全国的川籍著名禅师，至今为止，学界对其研究甚少，鉴于佛教史籍对其行实记载不一，本文拟就其俗籍、入社学、出家、参学、师承、住持寺院等进行考证 。现分述如下，以就教于同行。
　　一、绍琦的俗籍、入“社学”与出家
　　有关绍琦的俗籍，史籍记载详略不一，大致可归结为以下三类。
　　⑴《释鉴稽古略续集》本传载：绍琦，“姓雷，唐安人。” 《皇明名僧辑略》、《明史钞略》、《南宋元明僧宝传》本传所载相同 。就是说，绍琦的俗籍是“唐安(县)”。
　　⑵《五灯会元略》本传载：绍琦，“唐安雷氏子”。 《补续高僧传》、《继灯录》、《宗统编年》、《锦江禅灯》、《五灯严统》本传所载相同 。意思是，绍琦的俗籍是“唐安(县)”。
　　⑶《续灯存稿》本传载：绍琦，“蜀之安唐雷氏子”。 这里的“安唐”应是“唐安”之误，因四川无安唐之政区名。《续指月录》、《径石滴乳集》、《续灯正统》、《五灯全书》、《揞黑豆集》本传所载相同 。也就是说，绍琦的俗籍是“蜀之唐安(县)”。
　　应当说，绍琦在俗姓雷，各史籍无异义。有关其俗籍，第一、二类记载相同，但都没有明言“唐安(县)”的隶属，第三类则明确冠以“蜀”。为了节省篇幅，对未明言“唐安(县)”的隶属者，不作探讨。以下探讨的是“蜀之唐安县”究竟指称何处？据两唐书记载可知，在唐代四川有两处“唐安县”：其一在“蜀州唐安郡”。《旧唐书》载：“蜀州，垂拱二年，分益州四县置。天宝元年，改为唐安郡。乾元元年，复为蜀州也。领县四”，即“晋原”、“青城”“唐安”、“新津”。“唐安(县)，本汉江源县地，后魏于此立犍为郡及僰道县。隋省。武德元年复置，改为唐隆。长寿二年，为武隆。先天元年，改为唐安。” 《新唐书》载：“蜀州唐安郡……垂拱二年析益州置。……县四”，即“晋原”、“青城”、“唐安”、“新津”。“唐安(县)，……本唐隆，武德元年置。长寿二年曰武隆，神龙元年复为唐隆，先天元年更名。” 二书都说，“唐安县”隶属“蜀州唐安郡”，属汉代“江源县”之地。其二，在“遂州遂宁郡”。《旧唐书》载：“遂州……蓬溪(县)，永淳元年(682)，分方义县置唐兴县。长寿二年(693)，改为武丰。神龙初，复。景龙二年(711)，分唐兴置唐安县。先天二年(713)，废唐安县，移唐安废县置。天宝元年(742)，改唐兴为蓬溪也。” 《新唐书》载：“遂州遂宁郡，……蓬溪(县)……本唐兴，永淳元年(682)析方义置。长寿二年(693)曰武丰，神龙元年(705)复故名。景龙二年(711)析置唐安县，先天二年(713)省。天宝元年(742)更唐兴曰蓬溪。” 二书都说，遂州遂宁郡的“蓬溪县”之地在唐景龙二年原为“唐安县”，但两年后即废，从此改为“蓬溪县”。显然，无论是“蜀州唐安郡”之“唐安县”，还是“遂州遂宁郡”的“唐安县”均在四川。
　　那么，上述两处“唐安县”与明代政区是否存在延续关系？《明一统志》是在楚山绍琦生活同时代(天顺五年)成书的全国性的地理通志，该书载：“成都府……崇庆州，在府城南一百一十里，汉为蜀郡之江原县地。晋因之，李雄據蜀置汉原郡，晋穆帝改晋原郡。南齐改晋康郡。西魏省郡入犍为郡。隋置晋原县，属益州。唐置蜀州，天宝初改唐安郡，乾元初复为蜀州。宋绍兴中，升崇庆府。元改为州，以江原县省入。本朝又省晋原永康县入焉。” 就是说，明代的“崇庆州”是唐代的“蜀州唐安郡”地，也是汉代的“江源县”地。又据《明一统志》载：“潼川州……领县七……蓬溪县，在州东三百二十里，本汉广汉县地，梁为小溪县地，西魏为方义县地，唐置唐兴县，寻改武丰县，后复为唐兴，又改蓬溪县，属遂州。宋末县废。元复置，并长江县入焉。本朝因之。” 显然，这里只提“蓬溪县”在唐代原为“唐兴县”，而不提“唐安县”。可见，两唐书中“遂州遂宁郡”的“唐安县”与明代的“蓬溪县”，不构成地名文化学意义上的文脉关系，而“蜀州唐安郡”的“唐安县”，与明代的崇庆州则构成地名文化学意义上的文脉关系。因此，笔者认为所谓“蜀之唐安(县)”应指后者。
　　如果说前文所引记载绍琦资料的灯录、僧传属明代中后期的著述，甚至是清代的著述，而《明一统志》成书比较早，二者之间存在“时间差”，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我们还可以引清代的地理志加以说明。据《嘉庆重修一统志》载：“崇庆州，……汉置江原县，属蜀郡。……梁改江原郡。周废郡改县曰晋原。隋属蜀郡，唐垂拱二年于县置蜀州，天宝初改唐安郡，乾元初复曰蜀州，属剑南道。五代属蜀。宋初亦曰蜀州唐安郡。绍兴十年，升崇庆军。淳熙四年升崇庆府，属成都府路。元至元十二年置总管府，二十年改曰崇庆州，属成都路。明洪武初省晋原县入州，属成都府。本朝因之。” 就是说，清代因袭明代“崇庆州”的政区，而明代的“崇庆州”之地，在唐代属“蜀州——唐安郡”之地，亦即汉代的“江源县”之地。又据雍正七年的《四川通志》载：“崇庆州，汉置江原县，属蜀郡，晋因之。永嘉六年，李雄分蜀郡置汉原郡，亦以名县。永和中，改郡曰晋原，县曰江原，宋齐因之。梁改江原郡。后周废郡改县曰晋原。隋属蜀郡。唐垂拱二年于县置蜀州，天宝初改唐安郡。乾元初，复曰蜀州，属剑南道。五代属蜀。宋初亦曰蜀州唐安郡。绍兴十年，以高宗潜邸，升崇庆军节度。淳熙四年，升崇庆府，属成都路。元至元十二年，立总管府，二十年改曰崇庆州，省州治晋原县入焉，属成都路。明洪武初，以永康县省入，属成都府。皇清因之。” 显然，雍正《四川通志》所载与《明一统志》、《嘉靖重修一统志》记载相同。至此，笔者有理由认为，明代崇庆州原属《旧唐书》所载的“蜀州——唐安郡”，亦即《新唐书》所载的“蜀州唐安郡”(包括“唐安县”)之地。上述所引佛教史籍称绍琦禅师为“唐安人”是袭用了古地名，确切地说，绍琦的俗籍是四川“成都府崇庆州 (今四川崇州市)”。
　　巴蜀网有文章称，楚山法师是“湖北籍名僧”。其根据似出于石经寺所存的《楚山祖师遗迹实录》碑。其碑文称“祖师原籍湖北，明时人也。名绍琦，字幻叟，号楚山。明时封为荆璧禅师，住州北天成石经寺。” 但此碑文之末交代“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岁在壬午仲春之月，西蜀简阳天成石经方丈常愍率两序大众谨述颠末。”可知此碑作于1942年，且只是含糊地提“祖师原籍湖北”。不足为据。那么，“楚山”与“荆璧禅师”之号，是否含有绍琦是楚地亦即“湖北籍”人之喻呢？笔者认为，“荆璧禅师”之“荆璧”，乃指“和氏璧”，即美玉也。所谓“楚山”是春秋时楚人卞和得璞玉(即“和氏璧”)之山。这两个号构成互文，即“楚山荆璧”，因此以喻绍琦禅师之道行如荆璧之完美，无与伦比，而非暗喻其俗籍在楚地也。楚山法师是“湖北籍名僧”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有关绍琦入“社学”问题，《五灯会元续略》、《继灯录》、《南宋元明僧宝传》、《锦江禅灯》本传等均载绍琦“八岁入乡校”。而《续灯正统》、《揞黑豆集》、《宗统编年》、《续指月录》、《释鉴稽古略续集》、《补续高僧传》、《明史钞略》本传等则不载此事。那么，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我认为：其一，这里不存在根本的对立，属于记载叙写时取舍问题，而且笔者考察了《五灯会元续略》、《继灯录》、《南宋元明僧宝传》、《锦江禅灯》等史籍，发现其中有关绍琦禅师的记载其资料属多源；其二，社学创于元代。明太祖从洪武八年起多次下诏令天下遍立社学以教育民间子弟，其后社学逐渐发展起来。绍琦禅师俗籍四川崇庆州隶属的成都府在当时是比较发达的地方，其民间社学在永乐年间理所当然地发展起来。史籍记载绍琦“八岁入乡校”，然而明代没有“乡校”之称，所谓“乡校”是借指“社学”。“社学”是一种民间设立的义务性启蒙教育。绍琦8岁入“社学”接受教育是不成问题的。依据绍琦的卒年与享年推算，绍琦当于永乐八年(1410年)入“社学”。
　　有关绍琦出家问题。《明史钞略》本传载：绍琦“九歳出家。” 但不提从何人出家。《宗统编年》载：“九岁投玄极通出世。” 《续指月录》、《皇明名僧辑略》、《补续高僧传》本传所载与《宗统编年》大致相同。这些记载都只涉及绍琦出家的年龄以及依投的师傅，而没有涉及其出家的因由。
　　据《五灯会元续略》、《继灯录》本传载：绍琦“九岁失怙，诣玄极通禅师学出世法。” 《锦江禅灯》本传载：绍琦“八岁入乡校，授经成诵。九岁失怙，诣玄极通禅师学出世法。” 《南宋元明僧宝传》本传也载：“八岁入乡校，不假师授而知诵。次年失父，遂弃业而学出世法于玄通极禅师。” 在古代，以“怙恃”为父母的代称。二字分言之，父曰怙，母曰恃。“失怙”指“失父”，“失恃”指“失母”。 上述《五灯会元续略》、《继灯录》、《锦江禅灯》称“失怙”，而《南宋元明僧宝传》则称“失父”，正好作为前三部书记载的注解。显然各书记载相同都说，绍琦于九岁时，因父亲去世而出家。似不应将“失怙”理解为“失去双亲”。那么，如何应看待上述史籍记载还存在的差异呢？笔者认为，这仍然属于记载叙事时的详略以及对所依据资料的取舍问题；而且从引文可以看出，上述记载大多各有所本，并非出自一源。可以认为，绍琦于九岁时，因为父亲去世，无所依靠而出家。
　　二、绍琦初参无际禅师
　　前述佛教史籍大都记载，绍琦离开玄极通禅师后，没有参过其他禅师，似乎直接参无际禅师并获得其付法。而《南宋元明僧宝传》本传则载：“学出世法于玄极通禅师……通独以掌反覆示之。不领，遂背去，遍参知识，俱不得意。” 这里透露了绍琦在参无际之前，曾“遍参知识，俱不得意。”众所周知，在中国禅宗史上，禅僧大多经过遍参“知识”，最后才获开悟，少有一参即开悟的。因此，上述引文所载合情合理，是可信的。绍琦离开玄极通禅师，曾“遍参知识”都没有参入，才投成都府近邻的潼川州安岳县 ，参无际禅师。
　　但有关绍琦参无际禅师得法，史籍记载也不一致。《释氏稽古略续集》本传载：“楚山禅师，讳绍琦，……初从玄极和尚，最后谒东普无际禅师得法。普曰：‘还我无字意来。’师曰：‘这僧问处偏多事，赵老何曾涉所思，信口一言都吐露，翻成特地使人疑。’普曰：‘如何是不疑处。’曰：‘青山绿水，燕语莺啼，历历分明，更疑何事。’普因付法。” 就是说，绍琦参无际一次，就获得无际禅师的付法。
　　《南宋元明僧宝传》本传载：“闻无际悟和尚居普州之东林，东林禅风，腰包到者即受，曲折流辈窃非之。琦故往扣焉。曰：‘上座何住？’对曰：‘廓然无定。’曰：‘有何所得。’对曰：‘本来无失，何得之有？’曰：‘学将来底，堪作甚么？’对曰：‘一法不有，学自何来？’曰：‘汝落空耶!’对曰：‘我尚非我，谁落谁空？’曰：‘毕竟如何？’琦曰：‘水浅石出，雨霁云收。’悟公笑曰：‘纵汝横吞藏教，现百千神通，其如老赵州无字公案，怎生消缴？’琦又拟对。悟公连叱退之。琦大惭，数日不敢仰视，忽闻净板鸣，豁然荡尽廉纤，急披衣礼谢。悟肯之，遂以断桥源流，嘱琦行化。” 这则记载与上述《释氏稽古略续集》所载虽有不同，但也是说绍琦一参无际就获其付法。
　　《续灯存稿》本传载：“首参无际，一日闻板声有省。……再参无际。际问：‘数年以来在什么处住？’师曰：‘廓然无定。’际曰：‘有何所得？’师曰：‘本自无失，何得之有？’际曰：‘者是学得来底。’师曰：‘一法不有，学自何来？’际曰：‘莫落空耶？’师曰：‘我尚非我，谁落谁空？’际曰：‘毕竟事作么生？’师曰：‘水落石出，雨霁云收。’际曰：‘莫乱道，只如佛祖来也不许，纵尔横吞藏海，现百千神通，到者里更是不许。’师曰：‘和尚虽则把住要津，其柰劳神不少。’际拍膝一下。师便喝。际曰：‘克家须是破家儿，恁么干蛊也省力。’师掩耳而出。至晚，复召师诘曰：‘汝将平昔次第发明处说来看。’师从实具对。际曰：‘还我无字义来。’师呈偈曰：‘者僧问处偏多事，赵老何曾涉所思，信口一言都吐露，翻成特地使人疑。’际曰：‘如何是汝不疑处？’师曰：‘青山绿水，燕语莺啼，历历分明，更疑何事。’际曰：‘未在，更道。’师曰：‘头顶虚空，脚踏实地。’际乃鸣钟集众，畀以袈裟拂子。” 《续指月录》所载与此相同。 《续灯正统》、《揞黑豆集》、《五灯全书》所载与《续灯存稿》所载大多相同，惟末尾处，《续灯存稿》作“际乃鸣钟集众，畀以袈裟拂子。”而《续灯正统》、《揞黑豆集》、《五灯全书》则作“际乃记莂焉”。上述《续灯存稿》的引文意思是说，绍琦两度参无际，第一次参问有所省悟。事隔数年之后，第二次再参，获得无际禅师的付法。《径石滴乳集》载：“首参道林，一日闻板声有省。……再参道林得法。” 扼要地点出绍琦首参“有省”，但未大悟，再参才得法。《继灯录》所载（引文从略）与上述《径石滴乳集》的记载虽略有不同，但也是说绍琦是两度参无际，第一次有所省悟，第二次才获得无际“授法”。
　　《皇明名僧辑略》则载：“绍琦……初从玄极和尚。最后谒东普无际和尚得法。正统六年，再见东普。普问：‘子数年来住在何处？’曰：‘我所住廓然无定在。’普曰：‘汝有何所得？’曰：‘本自无失，何得之有？’普曰：‘莫不是学得来者？’曰：‘一法不有，学自何来？’普曰：‘汝落空耶？’曰：‘我尚非我，谁落谁空？’普曰：‘毕竟事若何？’曰：‘水浅石出，雨霁云收。’普曰：‘莫乱道，只如佛祖来也不许，纵尔横吞藏教，现百千神通，到这里更是不许。’曰：‘和尚虽是把断要津，其奈劳神不易。’普曰：‘克家须是破家儿，恁么干蛊也省力。’既退。至晚，复召入诘之曰：‘汝将平昔次第发明处告我。’楚山悉具以对。普曰：‘还我无字意来。’曰：‘这僧问处偏多事，赵老何曾涉所思，信口一言都吐露，翻成特地使人疑。’普曰：‘如何是汝不疑处？’曰：‘青山绿水，燕语莺啼，历历分明，更疑何事？’普曰：‘未在，更道。’曰：‘头顶虚空，脚踏实地。’普召弟子鸣钟集众，取袈裟拂子以授楚山。” 《补续高僧传》、《明史略钞》 所载与《皇明名僧辑略》所载基本相同，从略。《皇明名僧辑略》所载意思是说，绍琦“最后”是在东普无际禅师处得法的，而其得法是第二次“再见东普”时，大彻大悟，获得无际的“袈裟拂子”。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绍琦确是两度参无际禅师，第一次只是“有省”，第二次才大彻大悟，得到无际的付法。
　　《五灯会元续略》载：“绍琦禅师，……诣玄极通禅师，学出世法。后谒无际，示以无字公案。偶闻开静板，鸣碍膺冰泮。往见际。际曰：‘还我无字意来。’师曰：‘者僧问处偏多事，赵老何曾涉所思，信口一言都吐露，翻成特地使人疑。’曰：‘如何是汝不疑处？’师曰：‘青山绿水，燕语莺啼，历历分明，更疑何事？’曰：‘未在，更道。’师曰：‘头顶虚空，脚踏实地。’际曰：‘亦未在。’师乃礼拜。际曰：‘如是，如是。’后居天柱，僧问：‘如何是天柱境。’” 《锦江禅灯》所载与上述《五灯会元续略》记载相同。 对比《五灯会元续略》的记载与上述《续灯存稿》等的记载，我们不难发现，《五灯会元续略》的记载实际上是将绍琦第一、二次参无际时的语录混在一起，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谈到绍琦真正获得开悟而得到无际的付法。《五灯严统》所载也存在与《五灯会元续略》同样的问题。
　　笔者认为，绍琦离开玄极通以及受具足戒、初参无际禅师的时间，大致在永乐末年至宣德末年之间。因经眼的史料有限，对绍琦离开玄极通禅师以及受具足戒、参学的年代，只能作如是大略的推测。
　　三、绍琦再参无际禅师的年代
　　有关绍琦再参无际的年代问题。《释鉴稽古略续集》、《南宋元明僧宝传》都认为绍琦一参无际即获开悟。《五灯会元续略》、《锦江禅灯》、《五灯严统》则不提绍琦两度参学事。除此之外，归结其他佛教史籍对绍琦再参无际得法的记载，大致有两种：
　　⑴“正统六年再参无际”说。《皇明名僧辑略》本传载：绍琦于“正统六年，再见东普。普问：‘子数年来住在何处？’” 《补续高僧传》、《明史钞略》、《续灯存稿》、《继灯录》、《续指月录》、《径石滴乳集》的记载 均属这一种。
　　⑵“正统八年再参无际”说。《续灯正统》本传载：绍琦于“正统癸亥，再参无际。际问：‘数年以来，在甚么处住？’” 《揞黑豆集》、《五灯全书》所载与《续灯正统》的记载相同。 引文中的“正统癸亥”即“正统八年”。
　　那么，这两种记载孰是孰非呢？笔者认为，“正统八年说”不能成立。这可以从《宗统编年》的记载得到应证。《宗统编年》载，绍琦“再谒东普，征诘无碍。”应该说，这次再谒无际所费的时间比较短。《宗统编年》虽没有明确记载再谒东普的年代，但接着又记载，绍琦“复归东山，潜迹十载。” 如果说，绍琦于“正统八年”再参无际获得付法，后“复归东山，潜迹十载。”那么，绍琦复出“东山”出川东下的时间应是“正统癸酉(1453年)”。《揞黑豆集》、《续灯正统》记载：“壬申，（绍琦）抵金陵” 而且绍琦在抵金陵之前还“憩锡武昌”、游黄梅、蕲州等。显然“正统八年说”与“壬申，（绍琦）抵金陵”的记载不合。如果说，绍琦是“正统六年”再参无际得法，加上“潜迹十载”，其出川的时间大致为“景泰元年(1450年)”，就可以接上“壬申(1452年)，（绍琦）抵金陵”的记载，而且《简阳县志·仙释》、《楚山祖师遗迹实录》碑文也说，楚山于“景泰初，出锦江泛舟出峡……。” 所以笔者认为，绍琦再参无际的年代应以“正统六年说”为正确。绍琦所“潜迹”的“东山”，应是绍琦后来住持的成都天成寺之东山。
　　明成化丁亥(三年，1467年)刘昱为楚山语录所作的序中有处明确记载绍琦生平与年代的，其文称：“师……自得法印可后，韬隐东山几三十载□□足□城市，其志在乎匡宗树教……三住大刹，各有指归……” 如何理解引文中的“韬隐东山几三十载”呢？若以楚山禅师初参无际即得法算，然其初参无际禅师的年代无明文记载。依卒年推算，绍琦二十五岁大致在大宣德二年(1427年)，假定以这一年初参无际禅师即得其印可论，之后“韬隐东山几三十年”，最迟至景泰七年(1456年)结束“韬隐东山”的生活。但事实上，许多僧传、灯录等都记载景泰七年之前，绍琦游武昌、蕲州、金陵。《楚山绍琦禅师语录》(简称《楚山语录》)也明确记载：“安庆檀豪向师道风，请开法于桐城投子寺，景泰五年十月初七日入院。” 其初参无际的年代若再往后推，就更靠不住了。若以再参无际得法的年代换算，前文考证表明，绍琦再参无际得法的年代是“正统六年(1441年)”，后推“几三十年”，大致为“成化六年(1470年)”，则绍琦住持天成寺(即石经寺)多年了，而且据《楚山语录》的记载可知，此时绍琦将退居丹崖“幻庵”。 显然，以刘序记载的年代为依据来考证绍琦禅师的生平应谨慎。民间《简阳县志》则载：“楚山……从元极通禅师学出世法，继师东普道林无际，授禅机诗偈，言下大悟，去游诸名山，历参象教。挂锡于简北天成寺，即今石经寺，几三十载……” 这里只称“挂锡”于天成寺(即石经寺)“几三十载”。若将绍琦“正统六年”得法后“潜迹东山”与“天顺元年”归蜀住天成寺(即石经寺)的年数加起来，则与“几三十载”的记载大致相符。应该说，无论是刘昱序文，还是民国《简阳县志》的上述记载都不能改变绍琦于“正统六年”参无际得法的考证结论。
　　四、绍琦与江夏王的交往
　　据《宗统编年》载：“(绍)琦幡然东下，抵武昌” 前已述及绍琦禅师出川东下是在代宗景泰元年(1450年)，是他再参无际得法“复归东山，潜迹十载”之后的事。
　　绍琦抵达武昌卓锡于何处呢？据《楚山语录》记载：“(绍琦禅)师尝憩锡武昌洪山，时有定上座者扣师云：‘和尚未离蜀川，早与相会了也。’师云：‘即今相见，事作么生？’定无对。侍僧云：‘最亲切。’师云：‘即今且置老僧未离蜀川，向甚么处相会？’定又无对。” 从引文可知，绍琦出川抵湖北卓锡于“武昌洪山”。
　　江夏县在明代是武昌府的附郭县，也是武昌府治所所在地。据《大清一统志》载：“洪山，在江夏县东十里，旧名东山，唐大观中改今名。有洪山寺……。” 又载：“宝通寺，在江夏县东十五里洪山下。府志：原在隋州大洪山，名宝通寺。唐宝历中，灵济慈忍禅师祈雨断足投龙后移此，因名洪山寺。……明楚昭王赠修，寺后有浮图。本朝康熙十五年重修。” 从引文可知，“洪山寺”亦名宝通寺，在洪山之下，明代“楚昭王”捐资修建。据明史记载，“楚昭王桢，太祖第六子，……洪武三年封楚王，十四年就籓武昌。……永乐初，进宗正。二十二年薨。” 可见上述《大清一统志》所载的“楚昭王”就是明太祖的第六子“朱桢”，去世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因“楚昭王桢”捐修洪山寺，所以这座寺院与“楚昭王桢”的后代有很深的关系。上述《楚山语录》所载：“憩锡武昌洪山”，实则即“憩锡武昌洪山寺”。必须指出，绍琦“憩锡武昌洪山”属于短暂的逗留，而不是长住。
　　因洪山寺与楚王桢的后代有联系，绍琦在武昌“憩锡”洪山寺期间，自然与“楚昭王桢”的后人有往来。据《明一统志》记载：“江夏王府……湘乡王府，俱在府治东南。” 就是说，江夏王府位于武昌府治所的东南。据《明实录》记载，“宣德三年，……封楚昭王第十子孟炬为江夏王”。 又据《续文献通考》载：“江夏王孟炬，桢庶十子，宣徳三年封，成化十年薨。” 可见，江夏王孟炬受封于宣德三年(1428年)，去世于成化十年(1474年)。因此，绍琦禅师到武昌时，江夏王孟炬尚在人世。绍琦有《奉和江夏王见赐》二首：“赐来睿翰笔如棂，句法通神趋入玄。但了即心兀是佛，底须离性别求仙。襟怀莹若当台镜，丰骨清同出水莲。几度定回依槛立，碧天云净月孤圆。”“处世无心到处山，玉堂仙岛称高闲。研穷教海言前旨，洞澈玄门肘后关。虎啸风生丹砌下，龙吟云起净瓶间。有时笑倚琼楼上，铁笛横吹警世顽。” 上述两首诗既反映了江夏王孟炬信仰佛教，也反映了他与绍琦禅师之间密切的关系。
　　五、绍琦游黄梅及其与荆王的交往
　　《宗统编年》载：绍琦在憩锡武昌之后，“过黄梅，登东、西二山，礼诸祖遗像。”众所周知，湖北黄梅县城西15公里的西山(破额山)有禅宗四祖道信禅师的道场，后代称为“四祖寺”。而黄梅县城东12公里处的东山，也叫冯茂山，则有禅宗五祖弘忍禅师的道场，后代称为“五祖寺”，因位于东山，也叫东山寺。绍琦到黄梅，登东山与西山，其目的在于拜谒四祖、五祖的圣迹，同时礼二位祖师像。
　　绍琦在黄梅拜谒四祖、五祖遗像之后，前往蕲州。《宗统编年》又载：“蕲阳荆王饮道价，召求心要。” 那么“蕲阳”又在何处呢？据《明一统志》载：“蕲州，……西汉为江夏郡蕲春县。东汉置为蕲春国。吴改蕲春郡。晋省郡以县属弋阳郡。东晋改为蕲阳县。……唐为蕲州。宋隶淮南西路。元改置蕲州路。本朝改路为府，又改为州，属黄州府。” 《明一统志》成书于天顺五年。从引文可知，明代无“蕲阳”地方政区。“蕲阳”是袭用东晋时的古地名而借指“蕲州”。“蕲阳荆王饮道价，召求心要。”意思是在蕲州的“荆王”，仰慕绍琦的道风，延请到宫中传授“心要”。
　　据《明实录》载：正统九年冬十月(1444年11月)戊午日(十三日，22日)，“蕲州造荆王府成，上以书报荆王瞻堈，令自择时日往居之。” 又载：“正统十年五月(1445年6月)庚辰(初七日，12日)，命荆王瞻堈岁禄于湖广布政司支给。王初居江西建昌，至是迁国蕲州，故有是命。” 上述两则记载说明“荆王”府原不在蕲州而在江西建昌，正统十年五月初七日(1446年6月12日)，荆王才由江西建昌“迁国蕲州”。
　　又据《明实录》载：景泰四年十一月(1453年12月)乙丑日(十三日，12日)，“荆王瞻堈薨。” 《弇山堂别集》载：“荆宪王瞻堈，仁宗第六子，……永乐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生，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封。宣德四年八月初三日之国江西建昌府，正统十年三月移国湖广黄州府蕲州。景泰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薨。” 二书却说，“荆王瞻堈”去世于景泰四年十一月。绍琦抵达蕲州时，荆王瞻堈尚在人世。绍琦有《进辞蕲阳荆王殿下》一首。诗云：“来去从缘适所宜，金门未可久栖迟。闲身只合投青嶂，病体那堪着紫衣。谩有虚名传祖道，惭无实德补明时。贤王圣量同天阔，好放孤云自在飞!” 此诗反映了绍琦与荆王瞻堈的密切关系，以及荆王挽留绍琦在王宫，而绍琦则一再婉言谢绝：“闲身只合投青嶂，病体那堪着紫衣。……贤王圣量同天阔，好放孤云自在飞!”绍琦禅师在蕲州期间还与当地的“月江道人”有交往并赋有《寄蕲阳月江道人》一诗。
　　六、绍琦抵达金陵
　　据《楚山语录》载：“景泰初年，楚山绍琦游览江南。” 这里的“景泰初年”其时间概念应是在“元年”至“三年”之间。而前文已述及绍琦大致是在“景泰元年”出川东下。绍琦禅师出川后，途经武昌，黄梅、蕲州，一路云游，作短期逗留，费时不太长。引文说“景泰初年，楚山绍琦游览江南。”与事实基本吻合。而《揞黑豆集》、《续灯正统》在这方面的记载更为准确。“壬申，（绍琦）抵金陵，访月溪、海舟。” “壬申”即“景泰三年”。可见，绍琦禅师是在景泰三年(1452年)，抵达金陵的。在金陵，绍琦禅师拜谒月溪、海舟诸老。
　　《续灯存稿》、《续指月录》、《径石滴乳集》载：“首参无际，一日闻板声有省。复遍叩月溪、海舟诸老，咸称赏之。正统六年，再参无际……。” 这里将“复遍叩月溪、海舟诸老”的时间提到“正统六年，再参无际”之前，似有误。事实上，清康熙时的僧别庵性统已发现了这一问题，其《续灯正统》载：“首参无际，一日闻版声有省。复参坏空有贼不打贫家一段语。正统癸亥，再参无际。……壬申，抵金陵，访月溪、海舟。” 前文考证已指出：绍琦“再参无际”的年代是“正统六年”，《续灯正统》所谓“正统癸亥，再参无际”的时间有误，然该书将绍琦“访月溪、海舟”之事置于“再参无际”之后，而置“复参坏空有贼不打贫家一段语”于“再参无际”之前，这两个事件的前后时空关系应该说是对的。
　　七、绍琦住持皖山
　　有关绍琦住持皖山问题。据《揞黑豆集》、《续灯正统》的资料揭示，绍琦在金陵参访之后，出住皖山。《径石滴乳集》、《续灯存稿》、《续指月录》、《锦江禅灯》、《继灯录》、《五灯会元续略》、《续灯正统》、《揞黑豆集》都揭示，绍琦在住投子山之前，曾住皖山。又据《楚山语录》载：“(绍琦禅)师于景泰初，览胜江南，还经同安。因游三祖，爱皖山幽绝，遂栖天柱数载。” 据《明一统志》载：“安庆府，……春秋时为皖国，亦为舒、桐二国地。……汉属庐江郡。……东晋始以庐江分置晋熈郡。……梁置豫州，后改晋州。北齐改江州，陈复为晋州。隋初改熈州。大业初改同安郡，治懐宁。唐初为东安州，寻改舒州……。天寳初复为同安郡。……宋初仍为舒州，……庆元初升为安庆府。元改为安庆路，……本朝初改宁江府，后复为安庆府。” 可见，引文的“同安”即“同安郡”，是袭用古地名，实际上指“安庆府”。似不应将“同安”理解为福建闽南之“同安”。笔者主攻福建佛教史，至今未见绍琦到福建同安的记载。引文中“三祖”即“三祖山”，在安庆府潜山县境内，属于皖山的一部分。北周武帝毁佛灭法时，禅宗三祖僧璨禅师曾隐居此山十余年。山上有“山谷寺”，后又称“三祖寺”，寺内有“三祖塔”。绍琦禅师是在参访江南，欲返回四川途经安庆府，游三祖山，拜谒禅宗三祖的圣迹，“爱皖山幽绝”，于是随缘栖止天柱山。
　　《南宋元明僧宝传》则载：绍琦“初领天柱，迁皖山，又投子” 就是说，绍琦禅师最初出世“天柱山”、后相继迁“皖山”、“投子山”。据《江南通志》载：“潜山，在潜山县西北二十里，一曰皖山，又曰天柱山。……周大夫皖伯封国，亦以此山名。” 就是说，皖山是因位于周大夫皖伯的封国之内而得名。潜山、天柱山、皖山是同一座山。因此所谓绍琦禅师“初领天柱，迁皖山”之说是不正确的。那么，绍琦住天柱山(皖山)是在何年呢？许多史籍揭示：绍琦禅师景泰五年由天柱山(皖山)迁投子山。《楚山语录》说绍琦禅师因“爱皖山幽绝，遂栖天柱数载。”前文述及，绍琦禅师于景泰三年抵金陵访月溪、海舟之后，欲归蜀途中道经皖山，随缘栖止。所以笔者认为，绍琦禅师住持皖山(天柱山)的时间应定在景泰三年的下半年至景泰四年上半年之间比较合适。
　　八、绍琦住持投子山
　　有关绍琦住投子山一事。据《五灯会元续略》载：“景泰五年，住投子。僧问：‘远离皖山，来据投子，海众临筵，请师祝圣。’” 《继灯录》所载与此相同。而《续灯正统》、《五灯全书》载：绍琦于“景泰乙亥，迁投子。上堂。僧问：‘远离皖山，来据投子，海众临筵，请师祝圣。’” 《揞黑豆集》所载与上述《续灯正统》的记载相同。“景泰乙亥”即“景泰六年”。就是说，绍琦是在景泰六年迁投子山的。这与《五灯会元续略》、《继灯录》所载相异。但据《楚山语录》载：“安庆檀豪向师道风，请开法于桐城投子寺。景泰五年十月初七日入院。……拈香云：‘此一瓣香，大众知来处么？今日不辞，对众拈出，奉为西川东普道林无际大和尚，不图报德，只贵知宗。’遂敛衣就座，上首白槌，罢。” 这则引文详细记载了绍琦禅师住持投子山升座时拈香的情景及其时间，应该说是可信的!我们还可以从绍琦禅师在投子山的一段“开示”得到应证。开示略云：“当□小参。师云：‘昔日锦江泛舟，出峡三四年来，湖海之间，吟风啸月，放饵抛香。’”绍琦是景泰元年出川的，至景泰五年住投子山，这与他所说“出峡三四年来”大致相符。据此，笔者认为，绍琦禅师住持投子山准确的时间是“景泰五年十月初七日”。《续灯正统》、《揞黑豆集》等有关绍琦禅师“景泰六年”迁投子山的记载为误。
　　据《明一统志》载：“安庆府，……投子寺，在投子山，宋为胜因寺，本朝洪武间重建。” 可见，投子山的投子寺宋以后衰落，明洪武年间才得以重建。众所周知，唐末，名僧大同禅师曾在投子山大张教化，唐末五代的文益、德韶等禅师都曾参访此山。宋代义青禅师入住此山胜因寺，大振曹洞宗风。元代以降，投子山名声不彰。明正统九年甲子(1444年)，无际禅师被征诏入京，“见赐斋一筵，命为宗师”，名震全国。 绍琦是无际禅师的法嗣，出自名师，因拜谒三祖僧璨的圣迹，道经皖山，各寺院竞相迎请。先住天柱山，后又被延请来投子山。绍琦的到来使重建后的投子寺出现了兴盛的局面，丛林中称他为“安庆府桐城投子楚山幻叟荆璧绍琦禅师”，因投子山在安庆府桐城县，故有是称；丛林中亦有称他“舒州投子楚山幻叟荆璧绍琦禅师”。据《明一统志》记载可知，安庆府在初唐与中唐两度名“舒州”、北宋初又一度称“舒州”。 明代没有“舒州”政区之名，所谓“舒州投子楚山幻叟荆璧绍琦禅师”之“舒州”属借用古地名。这足以说明绍琦住持投子山在禅宗丛林中的影响。
　　九、绍琦归蜀的年代
　　绍琦归蜀的年代问题。据《续指月录》载：绍琦于“天顺间，由匡庐归蜀。” 显然其记载的时间比较宽泛。而《径石滴乳集》、《续灯存稿》载：“天顺改元，由匡庐归蜀。” 《续灯正统》则载：“天顺丁丑（1457年），由匡庐归蜀。” “天顺丁丑”即“天顺元年”，亦即上述引文所谓“天顺改元”。因此，笔者认为，绍琦“归蜀”的年代应是“天顺元年”。那么，绍琦何以“由匡庐归蜀”呢？众所周知，安庆府位于长江之滨，绍琦要归蜀，在当时最便捷的途径是走长江水道。庐山位于安庆上游的长江之滨，历史上多有名僧驻锡并留下胜迹，绍琦顺道拜谒是顺理成章之事，故称“由匡庐归蜀”。
　　总之，绍琦禅师的俗籍为四川成都府崇庆州 (今四川崇州市)。永乐八年(1410年)，绍琦年八岁入“社学”，接受启蒙教育。九岁时，因父亲去世，投玄极通出家，学出世法。大致在永乐末年至宣德末年期间，绍琦先是离开玄极通，遍参“知识”，因“俱不得意。”后参无际禅师，有所省悟。正统六年(1441年)，绍琦再参无际禅师，获其付法，后“归东山，潜迹十载。”景泰元年(1450年)，绍琦由锦江泛舟出川东下，先是“憩锡”武昌洪山寺，与江夏王孟炬密切交往。继则游黄梅，登东、西二山，拜谒禅宗四祖、五祖的圣迹，同时礼二位祖师像。最后前往蕲州，荆王朱瞻堈仰慕绍琦的禅风，延请至宫中传授“心要”。荆王挽留绍琦于王宫，绍琦则婉言谢绝。景泰三年，绍琦抵金陵，参访月溪、海舟诸老。约于景泰三年下半年至景泰四年上半年之间，绍琦禅师往安庆府皖山(天柱山)拜谒禅宗三祖僧璨圣迹，随缘栖止，住持皖山，后迁桐城投子山，景泰五年十月初七日晋山住持投子寺。天顺元年(1457年)，绍琦由匡庐溯长江归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