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佛门领袖静权

当代佛门领袖静权
　　当代佛教界有这样一位高僧：他一生兴修寺院而不当住持，精通经典而不著书立说，经常讲经弘教而不求闻达。但是，四众信士却把他推上了第二届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座位。
　　静权（1881－1960），俗姓王，名良安，法名宽显，字静权，号实庵，出生于浙江省仙居县陈岭乡陈坑口村（建国后为永嘉县溪下乡黄皮村）一户信佛的家庭。少年追随名儒朱云卿，在仙居诸校学习经史子集，能诗善文。青年时与一张姓淑女订下白头之盟，谁知佳期来临，张氏暴病夭折；屡考秀才不中，年青丧父；这桩桩件件使他感到人生无常。于是将家产变卖，捐给村塾建造校舍，独资造桥，于1905年赴黄岩多福寺随从镜出家。1907年，转天台国清寺从授能受具足戒。白天在菜园里耕作，夜晚借月光读经。两年后，入宁波观宗寺，从天台宗谛闲大师潜心学法十余年，得其精髓。大师十分器重他，让他担任弘法研究社辅讲，至1921年任主讲。他学识渊博，定慧双开，诲人不倦。新著的《弘一大师》传记中描写了他1931年3月10日讲经的一幕：
　　暮色苍茫，烛光高照。静权法师身披朱红袈裟，高踞法座。一排排僧众在凄寒的初冬之夜静听着静权法师的宣讲。
　　静权法师从《地藏经》经义演绎到孝思在中国伦理这重要处，着重解释了生物爱的至情，人类之爱子女，是一种天生的伟大慈爱，他们不惜自己的生命，扶植着他幼小的新生命……
　　这是由天台山来宁波姚北金山寺讲经的法会。弘一大师在两个月的法会中没有缺过一席。
　　弘一大师听讲后感动得潸然泪下。当时一些名山大寺纷纷请静权当住持，均被他坚辞。
　　这一年，民国初年担任过国清寺方丈的可兴法师（1876－1942），正在苏州主持灵鹫寺。由于可兴离开天台后的十余年，继任者治理无方，寺内秩序混乱，香火衰落。在僧众与士绅的敦请下，可兴和静权法师重返国清寺弘法。首先，他们与谛闲一起，向当局力争易禅为教，恢复国清寺的天台宗祖庭地位。接着整顿不守清规的行为，办起了天台山佛学研究社，由静权任主讲。他博通经藏熟习天台教义，讲经不看经本，口齿清楚，声音洪亮，析理入微，辩才无碍。如讲珍惜粮食，即引唐代《悯农》诗加以解释发挥。在他坚持不懈的讲授下，僧众佛学水平显著提高，教务活动蓬勃开展。四方学者闻风而至，求学、受戒，由此而在寺内外培养了一大批对天台教义造诣较深的法师。
　　与此同时，静权协助可兴四方筹资，新建了妙法堂、安养堂、放生池、迎塔楼、修竹轩、静观堂、三贤殿和香光茅篷等，规模扩大了三分之一。1936年，蒋介石回溪口做五十大寿，其妻姚治洁专程到国清寺做了7天佛事，办千僧斋为蒋祝寿。蒋为妙法堂题写了“台宗讲席”匾额。日本僧人组团朝拜祖庭，海外侨胞来此普渡胜会。国清寺蔚为浙东丛林之冠。老僧们至今对当年国清寺那种“教观并重，讲修并进，清规整肃，海众乐道”的寺风仍然记忆犹新，称颂可兴、静权的功绩。
　　抗战期间，静权有感于日冠侵略，生灵涂炭，应邀至沪、杭、甬、无锡和临海等地寺院和居士团体宣讲《大乘教典》、《法华经》和《仁王护国般若经》，倡导抑恶扬善，祈祷和平，启发和动员佛教界人士爱国抗战。1943年，应邀回仙居中祭祷抗日阵亡将士，以诵经超度亡灵。
　　1945年以后，他以利生为业，弘法为务，任缘应化，四海为家。1947年在上海法藏寺、苏州灵鹫寺及无锡居士林，主讲《大势至圆通章》等，在杭州六通寺讲《无量寿经》，法云庵讲《金刚经》，灵隐寺讲《地藏经》。对《地藏经》研习尤深。当时法会之盛，听众之多，法缘之广，堪称空前。他讲说时法相庄严，威仪非凡，语从口中出，法从心地流，侃侃而谈，使人如沐春风，赢得“活地藏”的美誉。
　　建国后，静权团结和带领佛教徒发扬中国佛教优良传统，农禅并举，提倡人间佛教，爱国爱教，为祖国统一、世界和平作了很多贡献。1957年，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上海市政协委员、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晚年为国清寺迎回息养，1960年10月22日示寂，与可兴法师合墓于香光茅篷。
　　静权一生戒行精严，教演天台，行归净土，解行并进，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大德。所传《天台宗讲义》、《地藏经略解》和《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讲义》，都是他的弟子根据他平时讲经说法记录整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