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与文化的整合

禅（Dhyāna），本来是梵文音译“禅那”的简称，意译是“静虑”即精心思虑的意思。或者音意合译为“禅定”，是佛教的一类重要的修行方法。禅宗作为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之一，源于印度佛教。六朝齐、梁间，印度佛教高僧达摩从印度乘船经海上丝绸之路，于现在的广州市荔湾区登岸，并搭建草棚面壁和传教。后来，达摩渡江到北魏的嵩洛一带传法，在少林寺面壁悟道，创立了佛教禅宗，从此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考察禅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时先来看看佛教在中国的遭遇：记载佛教传入中土时引起最初反响的牟子的《理惑论》中说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当初佛教的剃发出家，不娶妻生子，见到长辈也不下跪的教义就被许多儒家传统的人鄙夷，攻击！历史上也发生了几次规模很大的灭佛运动，北魏太武帝灭佛 ，北周武帝之灭佛 ，唐代武帝之灭佛 ，后周世宗之灭佛 ，北魏太武帝灭佛等，就连唐朝的大诗人韩愈对佛教也叫嚷：“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韩愈《原道》）。灭佛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佛教在中国有“南朝四百八十寺”（杜牧《江南春》）的盛况。所以佛教在中国的接受问题是很复杂的，我在这里只抓住其中一个奇异的现象来说明我的观点：慧能以后灭佛的事件变少了，而且不管怎样灭佛，“ 独禅宗隐居深山，不受战乱影响，弘传较盛”。
　　钱穆先生说：“自佛教传入中国，到唐代已历四百多年，在此四百多年里，求法翻译，派别分歧，积存多了须有如慧能其人者出来完成一番极大的消的工作，他主张不立文字，以心印心，直截了当的当下直指，这一号令人见性成佛，把过去学佛人对于文字书本那一种担子全部放下。如此简单方法，便此下全体佛教徒，几乎全向禅宗一门，整个社会几乎全部接受了禅宗的思想方法和求学路经，把过去吃的太多太胀的东西全消化了。也可说，从慧能下，才能将外来的佛教融入中国文化中而正式成为中国的佛教”是的，惠能大师确确实实在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中成就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在坚持佛教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大量融接了传统的思想和方法，特别是老庄玄学的自然主义哲学与人生态度以及儒家的心性之学，从而形成了南宗禅独特的禅学理论和修行方法。惠能通过革新而引导中国佛教从关注佛教教法义理发展为重在当下的修行，并把修行归结为修心，通过心悟去把握佛陀的精神，突出人的自心自性。主张人皆有佛性，息除妄念一回归清净本性即能觉悟成佛，实现解脱，这不仅将繁芜的教义，复杂的修行简单化，使中国广大民众易懂能行，而且把现实之人的当下解脱推倒了突出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就和中国传统的文化整合了，因为我们中国原有的文化传统，无论尚社会礼仪伦理的儒家，还是“道法自然”无为的道家，还有那些发家，阴阳家等等，他们的哲学都是现实的“人”的哲学，都是关心现实社会的，惠能禅在这个方面与中国传统和大于不同。在《坛经》里我们能看到惠能将中国传统的世间法则与佛家出世法则调和的努力，因为在这里他将印度佛经里蕴含的对人和人生的关注充分发挥了。惠能说：“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即行于善”（《坛经》，这里的意思就已经承认了世俗的善恶并把这种善恶与意念结合。
　　西方宗教学创始人麦克斯·缪勒（FM.Müller,1832-1900）说：“每个宗教，如果它在智慧与愚蠢之间，老年与青年之间形成一种连接力，那它必定是适应性强的，必定是又高又深又广的。它能承担一切，信仰一切，希望一切，忍受一切。它越是如此，它的生命力就越大，它所包含的力量和热情也越强烈”是的，惠能的南禅宗在“智慧与愚蠢之间，老年与青年之间”形成了强大的连接力，禅师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与佛教义面对的新的东西的整合。惠能禅独具的思想方法和特殊的力量与热情不断撞击中国人的心灵，并随历史的发展渗透到传统文化的各种形态中去，特别是引发了贵族士大夫好禅参禅而加深了这种“连接力”，对中国的哲学，伦理，文学，艺术等各方面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力。惠能禅既是在中国文化的氛围里孕育出来的一朵奇葩，同时它的馥郁的芳香也熏陶着中国文化。这种互相作用互相进步的整合无疑是符合文化发展的要求的，在我看来王维这个被佛教禅学影响而同时他的诗又推动禅的前进的诗人是这个抽象整合的感性体现，所以下面就从王维的诗来谈这个问题。
　　佛教的信仰是内在于心的，它往往需要借助于各种文化载体，以增加其感染，因此惠能虽然以“不立文字”相标榜，“以心传心”和“见心成佛”在当下的现实之心中证悟宇宙之心的真谛和自家生命的底蕴。为了表达因人而异的不可言说的禅理的领悟或启发学人的自悟，禅门往往把禅的境界与人们熟悉的文学结合起来以展示其深邃的宗教意义。其实佛教的教义与诗这种艺术形式已开始也是互相融合的，就体裁来说，佛典籍主要为“长行”和“偈颂”，“长行”是用散文体直接叙述教义，“偈颂”是带韵的短句就和诗具有形似了。如惠能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之类的。“《全唐诗》选诗僧112人，存诗2938首”我选了王维来谈这个问题，原因得从王维自身说起。就个人出生经历来看，王维的母亲曾师从北宗神秀的大弟子大照禅师三十余载，使一个笃信禅宗的虔诚的佛教徒。王维他的字摩诘，出自佛教经典《维摩诘经》，根据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考证，“维摩诘”是除恶降魔的意思，和他那些散发着淡淡禅意的山水诗相映成趣。王维本人与南宗有很多的交往，尤其是与六祖惠能的弟子神会交情甚深。曾在六祖圆寂后在神会的邀请下亲笔撰写了《能禅师碑》。清人赵殿最在为其弟赵殿成的《王右丞集笺注》写的题序中说：“右丞通于禅理，故语无背触，甜澈中边，空外之音也，水中之影也。香之于沉实也，果之于木瓜也，酒之于建康也，使人索索于离即之间，骤欲去之而不可得。该空诸所有而独契其宗”这段话精当的讲了王维诗的美学特质和审美效果，它强调了王维诗之所以有如此境界的原因那就是王维神通了惠能禅的禅理。
　　下面我们来看王维的几首诗：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过香积寺》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终南别业》
　　人闲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鸟鸣涧》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
　　王维以禅入诗，以山林胜景为客观描写对象，表现出诗人孤寂爱静的性格特点，同时，在禅与诗的结合中，营造出了独特的艺术意境，充分体现了冲淡空灵的风格，“行到水穷处，去不得处，我亦便止，倘有云起，我便坐而看云起，坐久当还。偶值林叟，谈论山间水边之事，相与留连，则不能以定还期矣。于佛事看来，总个是无我，行无所事，行到是大死，坐起是得活，偶然是任运，此真好道人行履，谓之好道不虚也”。禅宗讲“任运自然”“无往”“无念”，六祖惠能说“欲一切法不取不舍”王维在这些诗里体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一种境界。然而正如惠能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借助“美”来说“了”，借“右”来说“无”，借“情”来悟“性”。王维的诗最终的目的不是去移情悦性，而是如“偈颂”一样有着佛学的外衣，却留下了美的东西。王维的诗的空与寂，并不是顽空与死寂。而是空中有色，静中有动，寂中有响。充满生命的跃动于心灵的真趣，这里有馥郁芬芳，轻盈下落的桂花，有举翅乍惊，突飞而起的山鸟，有清脆透明，时起时消的鸟鸣，有清冷澄澈的圆月，有斜下的阳光还有冷艳的芙蓉花。这些风景在作为“诗佛”而言，更大的意义在于以动称静，以响称幽，使诗人禅心禅悦的自然流露。禅宗讲究但并不执著于空，正像他们不执著于有一样。从心来看，一切只是幻象，因而是空，但从现象来看，大千世界万事万物都是佛性的体现。只有放弃了主体的执著，才能真正“四大皆空”。于是“有我之境”变成“无我之境”。王维将禅的色寂观念咀嚼化成心灵的妙趣，并张之于意，出之以言。烘托出来一个异常美丽，晶莹完美的世界，使诗的美不是掩饰禅的空寂，万物纷呈的美只是印衬了禅心。
　　所以禅宗看来，一经顿悟，则山水草木从与心对立，漠不关心 变为主客体统一，心物交融，于是在审美的关照中看到自己从而成其为禅境：一方面山是山，佛是佛；另一方面，我是佛，山是佛，没有隔阂，没有阻碍，只有和谐圆满。
　　宗白华先生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