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峨眉山佛教

试论明代峨眉山佛教
　　肇始于晋代的峨眉山佛教, 因东晋名僧惠持和尚创立普贤寺(今万年寺)而走向了普贤信仰的道路。特别是中唐“华严四祖”澄观和尚(738一839年)“巡礼峨眉”, 作《华严经疏钞》将其视作“普贤境界”, 使峨眉山普贤信仰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到了明代, 更是由于帝王的极力扶持和峨眉山僧众的不懈努力,峨眉山最终成为了中国朝拜普贤菩萨的胜地, 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并拥有“秀甲天下” 的美誉和“神州第一山”的赞誉。
　　明太祖朱元璋年青时曾出家为僧, 并且亲自参加了元未农民战争, 深知宗教对维护封建统冶的作用, 所以登上帝位后采取儒、释、道三教并用的政策。峨眉山佛教在北宋时经帝王的扶持, 发展成了继五台山之后的中国佛教中心, “普贤道场”。南宋末至元, 四川长期处于战乱动荡之中, 峨眉山佛教的发展停滞不前。洪武十一年(1378), 朱元璋因“峨眉乃普贤应化之地，久乏唱导之师”, 敕遣南京天界寺僧宝昙和尚(1334—1393)前往峨眉山住锡。宝昙“居八年，蜀人咸被其化。时诸藩邸王侯士庶，施者日至。乃于绝顶光相寺，范铜铸大士像，构重板屋，以覆之。”（《补续高僧传》卷二十五，示应传）朱元璋特赐御诗二首以示褒扬, 其中一首为:
　　山中静阅岁华深，举世何人识此心。
　　不独峨眉幻银色，从教大地变黄金。
　　宝昙圆寂后,朱元璋“遣官谕祭，饭僧三千员，荼毗会者以万计。”（《补续高僧传》卷二十五，示应传）曾经与朱元璋一同在濠州龙兴寺出家的广济禅师, 在朱元璋登上帝位后, 因避诏见而隐峨眉山牛心寺。蜀藩王朱椿赠诗赞扬:
　　高僧飞锡去人间, 弘誓何年不出山。
　　有地尽成银色界, 无心常似白云闲。
　　明神宗时, 因峨眉山僧别传建寺造林之功, 诏其入京, 赐以紫衣、金牌、经书及幡幢法物, 并赐号“洪济禅师”; 又因山僧福登募造金殿之功德, 于万历四十年(1612) 赐号“真正佛子”,当其圆寂后又赐金建, 并敕令“凡登未完之工, 悉令完之。”
　　明代帝王们除对峨眉山僧进行褒扬之外, 还不断地敕赐佛经、寺额、法物和外国贡物给峨眉山寺庙和僧人。明宪宗成化二年(1465)赐灵岩寺“会福寺”额; 明神宗万历十五年(1587)赐圆觉庵“护国草庵寺”额，万历三十年(1602)赐普贤寺“圣寿万年寺”额, 万历四十二年(1614)“”额。据《峨眉山志》记载, 明英宗在天顺四年(1460)赐给峨眉山灵岩禅寺一部《大藏经》, 明神宗于万历二十七年、四十年、四十二年先后赐给白水寺、慈延寺、永明华藏寺各一部《大藏经》, 此外, 明神宗于万历赐给别传禅师《华严经》24部, 慈圣皇太后于万历十五年(1587)赐给圆觉庵乌思藏金银书写的西域经三本。万历十九年(1591), 大佛禅院落成后, 明神宗赐给五大典十二部, 慈圣皇太后则赐给《华严经》、《法华经》各一部及金贝叶经一函。在海会堂有明神宗敕赐的金锈千佛袈裟、紫衣及丁云鹏所画八十八祖像。在护国草庵寺中“慈圣皇太后赐有珍珠伞, 御书佛号金绣长幡, 并九层沉香塔, 高丈许, 覆以层楼, 雕镂金彩, 工极天然。”(清谭钟岳《峨山图说》)
　　明代帝王还不断赐金修建峨眉山佛寺。位于绝顶的普光殿, 在成化二年(1466)毁于火。寺僧了鉴求募于蜀藩王朱怀园, 王“因悯古佛道场不可废毁, 捐资命工重为修建。越三年己丑(1469)而工毕, 峻杰弘丽, 于旧尤加。”(朱怀园《重修普光殿记》)又如毁于嘉靖年间的普贤寺，万历间奉慈圣皇太后诏新建，“遣中贵二，鼎新一创之, 尽革其故。”万历三十年(1602)完工, “上差中使立碑，御书题其额曰‘圣寿万年寺’，盖为慈圣祝禧之意。”(袁子让《游大峨山记》)其中“普贤一殿，螺结砖？，颇称精固, 乘象金身, 峨然丈六。” (胡世安《登峨山道里记》)这就是保存到今天的万年寺无梁砖殿。再如峰顶渗金铜殿的建造，缘起于妙峰禅师礼峨眉山铁瓦殿，发愿“铸三大士渗金像，而以铜殿供之”，“遂杖锡谒潞安沈王, 王出万金……中使衔命, 宣慈旨, 赐尚方金钱”, 铜殿于万历癸卯(1603)秋建成, “王额其寺曰‘永明华藏寺’。” (王毓宗《大峨山永明华藏寺新建铜殿记》)以后妙峰禅师又募造铜殿二座，分别送往五台山、宝华山。
　　在帝王们的大力倡导和不断赐金建寺的带动下, 峨眉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建寺高潮。洪武永乐间, 继宝昙重建峰顶铁瓦殿、广济修建清音阁后, 僧弘义、圆道相继重建光林寺(后复旧名灵岩寺); 僧广圆重修华严寺并掘得宋“华严堠”碑; 僧惠光再建普贤寺并到江西景德镇募造“卢舍那”瓷佛回山供奉(现今保存于磁佛寺)。宣德天顺间，珏禅师开建普贤寺圆觉殿, 僧楚山开建千佛禅院(今洪椿坪), 后由僧锐峰续建二十余年始成。成化正德间，继蜀王朱怀园捐资重建普光殿后，僧本印历时十载扩建灵岩寺，使其殿宇多达四十八重，接着有僧法堂重建大乘寺，僧宗宝重建永明万寿禅林。
　　嘉靖年间，虽然明世宗祟道抑佛，峨眉山的佛寺建设却因为别传等高僧白不懈努力而得到发展。《别传禅师塔铭》记载了别传禅师的功绩:
　　“乙巳岁(1545)于双飞桥饭僧, 结十方净缘……饰新(铁瓦殿)旧宇，创建新殿，瓦以铜者一，前为板殿七，后为板屋五，环以廊庑。铸普贤铜像一，铜佛六十五，咸奉之峨顶。又于白水建伽蓝殿一，铸铜佛大像三，费数千金。先后铸铜钟三，一置白水、永寿，一置老宝楼。楼钟最巨，重以斤计二万五千。丙寅(1566)辟双飞桥路，阔一丈，长二里许。隆庆丁卯(1567)，植松柏杉楠十万八千株，荫覆岩岫。”
　　今天我们见到的万年寺明代三身铜佛、报国寺凤凰堡上的圣积寺铜钟以及白龙洞“古德林”, 就是别传禅师的千秋之功。嘉靖间，还有僧大智开建净土庵, 僧德统开建卓锡庵, 僧性天开建大峨寺, 僧无瑕创建雷音寺。
　　万历时, 峨眉山佛寺建设达到高潮。明神宗即位后，奉行其父明穆宗崇奉佛教的政策，其母慈圣皇太后更是礼佛甚勤。《明史》记载：慈圣太后“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万，帝亦助施无算”。相传慈圣皇太后曾经到峨眉山向普贤菩萨祈嗣。第二年, 她身边的一个宫女便为明神宗生下了太子朱常洛。于是明神宗和慈圣皇太后对峨眉山佛教恩宠有加，极力扶持, 除赐金修建大佛寺、圣寿万年寺、永明华藏寺之外，敕赐寺额、佛经、法物和外国贡物给峨眉山寺庙和僧人，也是明代其他帝王不可比的。而峨眉山僧人为感谢圣恩浩荡, 特地修建慈圣庵供奉慈圣皇太后圣像, 修建万行庵(今太子坪)供奉太子朱常洛像。万历间，峨眉山兴建的寺宇还有通天大师开建护国草庵寺, 无穷大师创建大佛寺，僧大用开建新开寺，僧道德开建降龙院，僧德佑重建保宁寺，僧月公开建龙门院，以及四川巡抚赫嬴开建纯阳殿(奉祀吕洞宾, 清初改为佛寺), 明光道人建会宗堂(今报国寺前身), 等等。
　　据胡世安《登峨山道里记》记载，明末峨眉山佛寺已达八十余座，较南宋范成大《峨眉山行纪》中记载的寺庙数量增长一倍有余，达到空前的规模。
　　峨眉山在明代演变成为国中朝拜普贤的胜地, 还表现在这一时期峨眉山高僧辈出方面。继明初宝昙和尚和广济禅师住锡峨眉山, 倡导佛学大行, 峨眉山高僧辈。除前面提及的明神宗赐号“洪济禅师”的别传，赐号“真正佛子”的妙峰之外, 以通天大师和其弟子无穷大师最为显著。
　　通天大师(1525—1601)，陕西同州(今大荔)潘氏子, 十四岁即“送至五台九龙冈礼翠峰和尚为师……隆庆戊辰(1568), 从滇南入蜀, 礼普贤大士”，“至千佛顶前, 卜隙地栖焉。吊影孤单，宴坐终日，老熊为伴，烟雾为邻。万历癸酉(1573)就天门石下, 构一海会禅林以安众”。“后道日增新, 等心利物, 海内英贤, 参叩不绝”。明神宗于“万历丁亥(1587)赐紫衣袈裟及龙藏一部, 复遣太监本张公，持送帑金，庄严经阁, 以铁为瓦, 敕赐额曰‘护国草庵寺’。”时建“梵刹凡八: 草庵寺之外，有大佛寺、慈圣庵、回龙寺、莲花庵、十方院、太子坪、法慧庵，师之余荫也。”(王在公《通天大师塔铭》)
　　无穷大师(1536—1603), 重庆铜梁县田氏子, 万历癸酉来峨眉山礼通天和尚, 祝发受具。“有广元王捐金造渗金大士三尊, 奉师供养。师复于楚蜀二地, 募造大悲千手观音像一尊, 法身高三丈余, 载至峨眉。”万历辛卯(1591)“奏请慈宫, 出帑金若干两, 敕建大佛寺及大悲正殿, 前三门, 进五层, 巨栋雕梁, 为宇内之壮观。后建藏经阁, 以贮大藏及水陆圣像一堂, 规模严饰。又于万年寺侧，创建慈圣庵一所，楼高五级, 接待云水, 以作光相寺之化城也。”明神宗“前后钦赐五大典一十二部, 百吉幡二幢, 圣母亲持《华严经》一部、《法华经》一部, 皆宫锦装成, 非人间所有。”无穷在京师圆寂后, “朝廷差内使姜公、苏公，发送灵骨回山，瘗于钵盂山文麓。” (王在公《无穷大师塔铭》)
　　明代峨眉山游山道路的改善, 为八方僧人信士来朝提供了便利条件。南宋时,万年寺以上山道十分艰险。范成大《峨眉山行纪》写到:“又无复磴蹊, 斫木作长梯, 钉岩壁, 缘之以上。意天下登山险峻, 无此比者。”到了明代, 因“峨眉之山, 四方缁白朝礼者无虚日, 乃其盘道, 曲折险峭, 登陟艰难”,很有修改的必要。傅光宅《峨山修改盘路记》详细记述了明万历年间由中贵王礼(号觉岩居士)主持的一次大规模改建山道的经过：
　　“有觉岩居士者，登此山，遂发弘愿。岁在壬寅，遇制府司马王公，司礼太监丘公，皆乘夙愿，庄严此山。始携资鸠工，？幽深，穷高远，而得其捷径宽衍处，修治之。起自伏虎寺，而至凉风桥，解脱坡，次至华严寺前，建坊表之。至五十三步，次至中峰寺前，再建坊表之。三望坡，建凉亭，为憩息所。次至白水寺，绕弓背山后上顶。重修虎渡桥，次至黑水寺，至麻子坝，蕨坪，建公馆。上至雷洞坪，合旧路。至八十四盘，至大欢喜。”
　　这次改建山道“始于万历三十年壬寅（1602）秋，竣于癸卯（1603）冬。”从此“自峨眉县城，至绝顶，俱无险峻艰难之苦”, 天险之道变通途, 便利于游人达到“普贤示现”之绝顶。同时, 因千佛禅院的开建而有由清音阁经牛心寺至洪椿坪道路的修建, 因仙峰寺的建造而有由九岭冈至九老洞道路的建成，进而有九老洞至洪椿坪坡道的修筑。于是, 中山区形成了一条由清音阁经牛心寺、洪椿坪、九老洞, 合于九岭冈的新的登山道路。
　　在明代朝拜名山之风盛行的情况下, “四方信士礼敬普贤者, 亦莫不指归峨眉。当时, 入礼峨眉的中外僧人,可谓是史不绝书。国内的如别传禅师初为云梦僧人, 通天大师原为五台山僧, 妙峰为山西平阳人, 初戒中条山, 无穷原籍重庆铜梁县。国外的如洪武年间日本德始禅师来礼峨眉, 嘉靖年间斯里兰卡僧人礼峨眉留赠“佛牙”，万历年间印度梵僧朝峨眉赠给慈圣庵贝叶经一函。至今，“佛牙”及贝叶经仍供奉在万年寺, 成为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见证。有些国外僧人甚至在峨眉山结庐修行。胡世安《登峨山道里记》云, 在伏虎寺“左有西域和尚静室，其和尚年九十七, 康健甚, 言西域事颇悉。”正如《通天大师塔铭》所言:“常聚禅侣千百余, 法道大盛。五竺梵僧，闻风踵至。”
　　至于普通僧人礼敬峨眉, 可从万年寺“居僧常至数百”及灵岩寺殿宇多达四十八重, 略见一斑。而一般信众朝礼峨眉, 可从峰顶卧云庵下有“足饮千人”的半月池(即井络泉)间接获知。总之, “禅者、讲者、诵习者、精戒律而苦行者, 咸于此山发大誓愿, 成大因缘。”
　　“山水立胜, 以人益彰。非游无以得其真, 非文无以成其趣。”朝礼峨眉山的八方信众中，有不少的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 他们在游览后, 写下了许多的诗词歌赋、碑文游记。单从《乐山历代诗集》卷67至卷74中所辑录的明人峨眉山诗,就达93人258首之多。再如陈文灿、范涞、毛起、王士性、袁子让、曹学？、尹伸、胡世安等明人游记，对宣传峨眉山的秀美风光和传承峨眉山的历史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全面记载峨眉山历史文化的“山志”，更是不可多得。明以前仅有北宋张开《峨眉志》,到了明代，先有嘉靖年间张庭撰写的《岷峨志》, 继有万历年间袁子让撰写的《嘉州二山志》，后有崇祯年间喻广文撰写的《峨眉山志》十卷和胡世安撰写的《译峨籁》。
　　经过明代帝王们的的大力扶持, 峨眉山佛寺建设的规模前所未有。据胡世安《登峨山道里记》记载，明末峨眉山佛寺已达八十余座。大小寺庙“莫不崇奉普贤菩萨, 四方信士礼敬普贤者, 亦莫不指归峨眉”。傅光宅《峨眉山普贤金殿碑》云:“峨眉者, 山之领袖。山起脉自昆仑, 度葱岭而来也。结为峨眉, 而后分为五岳。”袁子让《二山图记》更进一步讲到：“神州有三大道场，为震旦佛国：一曰峨眉，二曰五台，三曰？陀，则峨眉又神州第一山也！”明代的峨眉山不光以“秀甲天下”的自然优势条件，更以佛教的兴盛盖过了五台、普陀，位居神州第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