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伦理“人间性”特质之解析─以善恶问题为中心

禅宗伦理“人间性”特质之解析─以善恶问题为中心
　　施乃瑜
　　提要
　　佛教东传中国，逐渐表现为具有中国文化型态的宗教特点，其中尤以禅宗 “中国化”的特色最为鲜明。禅宗的建立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在继承印度佛教伦理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文化道德观点的吸纳与超越，禅宗自身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伦理体系。禅宗伦理体系庞大，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伦理关注与主张，本文仅针对伦理学最基本的课题─道德的善与恶，从宏观的视角，对禅宗的观点做一概述性的探讨，尝试解析其中所蕴涵的“人间性”特质，并阐明禅宗独特的人间性伦理诉求与中国主流文化间融摄的关系。
　　关键词
　　伦理 人性 佛性 人间性 人间佛教
　　一、中国文化的激荡与禅宗伦理的形成
　　文化总是表现为历史的惯性，文化传统的积淀某一个侧面会反映出一个民族的伦理抉择与价值导向。中国文化的主流传统是以儒家为宗法社会所构建的一套制式的纲常礼教为核心，这套思想体系起著道德立法的作用，千百年来被奉为圭臬指导著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活秩序与行为规范。公元前后佛教东来，这波华夏文明史上首次“西学东渐”的巨大浪潮，对古老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强力的冲击激荡。异质文化思想背后反映的是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与伦理特质，儒家文化体现著浓厚的伦理色彩，佛教传入中国因此首先经验的必定是主流文化带著伦理视角的审视与评判，所遭遇最尖锐的抨击必定也是有关于伦理冲突方面的种种议题，从最早的《牟子理惑论》中已经看到这种端倪。而佛教在冲突中要求得发展，除了保持宗教自身“主体性”的根本立场，尚须因应中土文化氛围调整面貌，致力于会通中国固有的意识型态，力求消弭与传统道德的根本分歧，方可能进入异质文明机体的内部，获得本土认同。佛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因而逐渐表现为具有中国文化型态的宗教特点。宗派佛教便是异质文明的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融摄过程中的产物。其中，禅宗的出现更标帜著佛教已交织幻化为华夏文明这个多元文化结构整体不可分割的内在成份。
　　禅宗的建立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做为最富“中国化”特色的宗派，禅宗对于中国传统道德观点所提出的挑战势必要加以回应。在继承印度佛教伦理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文化道德观点的吸纳与超越，禅宗伦理自身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这套伦理教说由于是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孕育而成，因此不免呈现出“儒学化”的色彩。儒家固有的思想是入世的，它重视人的社会责任，强调人之所以为人，除了动物性的食色本能之外，应该在现实生命中追求一种自觉地突破世俗利欲束缚的超越精神，把握住人自身完善的本性，并扩充外推去成就道德义务与社会关怀，最终当可获得人与人生的终极意义，儒家这种伦理化的思想富有宗教伦理的精神。而佛教更是伦理型的宗教，道德是宗教信仰的社会功能最重要的一种体现。做为中国大乘佛教一支的禅宗是以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来体现对于现实人生的关注─由于对于人生的关怀，因此追求对于人生的超越，而其超越的内在体现事实上又不能离开现实人生。换言之，亦即在世俗人间追求一种出世超越的生活态度。无疑这是受到来自佛教自身教义，如大乘典籍《维摩诘经》“即入世而出世”教说的启发，也为因应中国文化传统“入世性”的强烈要求，禅宗伦理会通而明显表现出“人间性”偏重的入世性伦理特质。
　　二、禅宗伦理思想的源流
　　有别于西方哲学偏重于以“物”的研究为居先，东方文化基本上关切的是以“人”为核心的议题，儒家重视人如何成贤成圣，佛教关心人如何成佛。而在成佛之前的具体修行过程中，“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佛教最广义的伦理要求。然而具体从道德认识的角度而言，何谓善？何谓恶？“十四无记”说明早期印度佛教所关切的是以现实人生为核心的课题，“一切皆苦 ”是佛陀对于人现实生命的客观描述与价值判断。纵使达到儒家所谓的理想社会，佛教认为苦仍然无法解消，因为人的存在本身就是苦的根源，它是纯大苦的烦恼积聚。从“染污”的梵文原文samklewa来分析，该词汇由表示“共同”之意的接头词sam与“烦恼”klewa组构而成，意谓著「与烦恼共存”即为染污，而烦恼属四谛法中的“集谛”，它是障碍众生不能趋入解脱涅槃的最根本原因，因此，依于解脱的根本诉求，早期印度佛教形成了以心性的染净来论善恶的判准，而佛教制定戒律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帮助防非止恶。进入部派时期，解脱论仍然是佛教徒最为关心的课题，承继著烦恼能障生死、障圣道的教说，有部对于各种心理现象进行了条理分析与道德评估，整理出五位七十五法，对于善恶的心理洞察进一步列示出具体标准，揭示出烦恼心所的种种名目。公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由于其终极关怀是落在自我以外的“他者”身上，自利利他、自觉觉他，因此宗教伦理的内涵更见丰富，可以说伦理精神就是大乘佛教的根本特质。大乘佛教一改早期认为心与烦恼共存为恶，因此必须“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的思想，在“一切法空”的基础上，泯除世间与出世间的分别，打通烦恼与菩提的隔碍，高倡所谓的“烦恼即菩提”或“不断烦恼而得解脱”，表现为世出世间统一的特质。
　　佛教传入中国，在重视“入世”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强调世出世间统一的大乘思想蔚为主流广为流行。而受到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佛教的善恶观除了宗教伦理的意涵外，较之印度佛教包含了更多世俗伦理的内容。从佛教根本教义来分析，所谓的“善”事实上是有层次之别的。在世俗谛层次，强调的是所谓的“世俗善”、“方便善”或“事善”。世俗善在事相中有具体的界定标准，应服膺世间好坏、善恶二分法所明示的道德准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要求世俗的生活必须遵循善恶分别的伦理道德规范。而世俗善恶的道德认识关涉到佛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业报道德劝说之立论。业报思想的基本原理是佛教的因果律，而因果律在佛教是一种必然的伦理律令。佛教的业报观强调善恶的行为责任，此中除了善恶行为表象的判别，更重视行为个体的道德意念，考察善恶的洞机。中国佛教在世俗伦理层面所强调的善恶判准，事实上含括了中国主流意识型态─儒家的善恶伦理规范。佛教甚且更为重视道德教说中与儒家道德规范相契之处，致力于突出二者之间的同质性，表现为世间道德律的面貌，期获得中国人更普遍的接受与认同。在上位者也正是因为佛教有力的社会道德教化功能而奖励扶掖其发展。因此，世俗善某一个意义上是中国佛教道德“儒学化”的一种表现。在佛教智慧的观照下虽然众生假有、世间非实，然而佛教认为究竟的解脱并非一蹴可几，必须“福慧二严”方能成就，因此，奉行世俗众善以累积福德资粮，对于宗教修行而言有著极为重要的意义。此外，在世俗谛的层次，佛教的修行也可以说即是要求人根据特定的社会道德规范来对自我进行改造与完善，此更突显出善恶的道德认识在修行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道德生活是宗教解脱必经之路，然而在佛教看来，世俗善仍然是带有烦恼的有漏善，它并非宗教的终极追求，而只是为了达到更高层次的善之方法或手段。胜义谛层次的“胜义善”、“究竟解脱善”或“理善”才是佛教真正的目的。《坛经》中提到：“虽修众善，心不执著。”一切世间的善行只有以“无住”的般若智慧为前导，才能上升为解脱道的资粮，而不只是人天道的善业。不解证般若空慧，纵使修得无量无边的福德，仍非佛教的究竟指归。胜义善奠基于般若慧的基础上，因此与世俗善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胜义善是最高形式的善，是超越一切世间善恶对立的、无对待的绝对至善。佛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通戒仍在善恶对立分别的层次，而不论善恶业行最终都会带来未来的果报，佛教的“自净其意”则进一步从不二法门、般若空的角度将善恶这一组对立的范畴加以解消，体现出无善无恶的绝对清净，反映出佛教超越善恶分别、证悟清净本心达到真正至善的终极追求。如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中云：“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在善恶无生之处下疑情去参究，自会彻见清净心之本然。
　　禅宗伦理的善恶观普遍地继承了中国佛教伦理的教说，然而除此之外，禅宗尚有其独特的伦理思考。禅宗强调佛是人成，肯定人的主体性之价值，重视主体的道德自觉，并试图对于人的世俗生活伦理与宗教伦理进行一种超越的统一，期望通过世俗伦理的渠道来完成宗教伦理的要求，即世间而成就佛道，在现实生活中达到所谓的“不可思议解脱”。形成禅宗重视“人性”与“人间性”独具特色的伦理主张。
　　三、禅宗伦理思考的特殊进路
　　1. 对于善恶主体─“人”之重视
　　禅宗重视“人”，因为人是善恶的主体，是宗教实践的主体，佛是人成。佛教从追求现实人生烦恼痛苦的解脱与人格理想的完成出发，在肯定“人有成佛可能”的基础上，对总体生命型态做一种解构式的分析，发现人为现实世间五欲六尘所迷，追随著盲目的精神动力来源而从事缺乏理性与道德观念的欲望追求，起惑造业因而轮回受苦；若果能使人的精神从欲望执著的束缚中完全解放出来，回复本心的清净，即能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禅宗就是奠基在佛性论的理论基础上所展开的一套严密的修行与实践。
　　禅宗的“佛性论”其实是从佛教的视角来谈人性，佛性就是人至善的本性，而所谓成佛就是成人。禅宗典籍中甚且直接使用“人性”一词，慧能大师在《坛经》中便直言：“人性本净，由妄念故，盖覆真如；但无妄想，性自清净。”“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语言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文化心理，“人性”一词的强调可以看出是禅宗对于儒家人性论思想的一种回应。“性”是人人皆具的本然德性，不待修而得，是反躬自求即当下呈现的，是无善无恶、超越善恶的绝对清净，但人现实的生命却是处于染污的状态之中，这是由于清净的本性受到客尘烦恼覆盖而不能显发的缘故，要还其本来面目必须通过拭除客尘的努力，而客尘的去除则要仰赖修行的工夫。从顿渐相资为用的角度而言，通过漫长的修证过程与深刻的精神锻练，去除自心中种种影响如实观的不正知见，这是一个染心不断净化与人格趋近完美的渐近过程，通过量的累积，最终将产生质的飞跃，刹那间证悟，即可洞见此心具足万法，自心本具佛性。
　　佛性作为一种潜能，内在于众生之中。《大般涅槃经》中首度直言“如来藏”就是佛性，而如来藏思想有“自缘现起”的说法，《大乘起信论》中将“自缘现起”称为“自体相熏习”，“自体相熏习者，从无始世来，具无漏法，备有不思议业，作境界之性。依此二义，恒常熏习，以有力故，能令众生厌生死苦，乐求涅槃，自信己心有真如法，发心修行。”“自缘现起”亦即不需要他缘，如来藏内部便能产生一种内熏力，这种由真如德相的内熏而引发的趋向是一种推动众生朝向正法而去的力量，使众生厌离生死苦、欣求涅槃乐，从而发起信心实践修行。这种自然涌现的能力，除了能做为确立成佛的先天的超越根据，使众生成佛有了必然的保证之外，也由于有了这种趋向“止恶行善”的自然推动力，人因此所以能成就道德 。佛性做为超越的真心本体，道德是它所必然蕴含的伦理属性。佛性做为道德的本原，佛教的道德理想最高追求就是觉悟本具的佛性。而由于佛性本自具足，觉悟本具的佛性从根本上言，正如《坛经》中所说其实是“无一法可得”。
　　禅宗人性论的主张最大的意义在于肯定众生的尊严与价值。人性本来一切具足，人心本来清净，所谓“即心即佛”，佛即自心，因此禅宗主张皈依自心之至善，在道德修养的方法上重视内省，重视主体的道德自觉与自律。《坛经》中明言：“心地无非自性戒”，自心的道德本性成为道德行为的唯一准则，禅宗的主体性原则在此表露无遗。在道德修养的基础上，儒家主张“人皆可为尧舜”（《孟子?告子下》），禅宗同样认为人性平等，人人皆可成佛；在道德起源的问题上，禅宗人性论的主张与中国传统孟子性善说的观点相契合，因此禅宗伦理可以看成是中土人性论的一种宗教表现形态。而对于“人性”的强调更是禅宗伦理“人间化”进程的一种特殊体现。禅宗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强调推向极致的结果，开了后来历史上禅宗“呵佛骂祖”的特殊风气。而将自心的道德本性作为道德行为的唯一准则，从而割断个体与社会道德要求之间的联系，禅宗逐渐与传统伦理道德产生脱节，却也使得后来的禅门开始出现“狂禅”等等的弊病。
　　2. 对于超越善恶的“人间生活”之重视
　　绝对的真实是在相对的境界上显现，真理妙谛就涵摄在具体的生活之中，要体悟佛教至真至善的精神理念，只有通过在现实的世间生活中去证会。《坛经》中云：“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犹如觅兔角。”禅宗不将一般人的世俗生活视为解脱的障碍，而是赋予它正向的意义，禅宗道德修行的范围含括了人现实生活中一切的行住坐卧、语默动静，道德实践的方法则打破所有既定的修行方式，“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强调生活日用即为佛道，体现出一种极为特殊的修行风格。禅宗所谓“无心”、“无事”并不是要求枯坐冥思，而是教人要随顺人间生活，于中不妄起分别执著，在自心中见性，在生活中悟道。自觉只在方寸之间，本不劳汲汲向外驰取，对禅宗而言，出世并非对于缘起法的现象世间之舍离，而是在寻常的生活中反躬自求，超越语言概念的束缚而觉悟自心，是对于现实生命的一种更深刻的提升与超越，因此出世与入世并非两种截然对立的生活方式。禅宗的“即入世而出世”其实是就第一义谛而说，对于世间与出世间、烦恼与菩提之间隔阂的消泯，事实上仍需要经过具体修证与实践的历程。通过去染还净的努力，真心若果能应缘起用，犹如《维摩诘经》所云：“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道德便不再是抽象的伦理规范，而是寓于现实生活中的完善本质，衣食起居就是根本的道德生活，人伦日用就是道德原理的具体展现。不需要离世间，六根门头的无位真人在寻常生活中始终能恰如其份，灵动的般若智慧于现实生活中一直能活泼泼的应缘展现。
　　禅宗“生活佛法化，佛法生活化”的伦理特质明显体现出“人间性”与“入世性”的色彩，然而禅宗的入世与儒家的风格并不相同，在人生境界上与道家的超越性更为靠近。面对有限的生命追求超越的永恒，禅者所呈现的自在无碍的生命风光与禅宗放旷豁达的人生哲学对于中国上层的知识份子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而有别于中国佛教其他宗派教义繁琐不易普及，禅宗简洁的教说与“禅即生活”的方便易行也加速了禅宗思想快速地往中国社会的底层渗透。可以说中国佛教到了禅宗的出现才完成它“社会化”的历程。佛教“中国化”的权变，通过禅宗思想的进一步弘扬，更具体地落实了其“中国佛教化”的理想。
　　四、禅宗伦理的现代价值
　　佛教从不透过外在压力让人相信其伦理教诲，佛陀甚且垂示，信仰的前提应该要通过真理的检证，而检证真理唯一的方法就是实践。佛教哲学的价值在于它是作为修道论以及解脱道的指导，这一特点使得佛教形而上的理论思维是非常丰富而深刻的。然而宗教首先是以信仰为本，宗教伦理不只是由思辨中去把握伦理观念，更重要的是落实于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伦理实践。“劝善去恶”是宗教最重要的社会功能，从佛陀开始，佛教便是一个重视现实人生、深入社会生活，影响世道人心的宗教。然而佛教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至今，有西方学者从“宗教作为生活一部分”的向度来考察，认为现今所谓的Living Buddhism并不包括北传佛教。具体检视中国佛教史发展的进程，自明代起由于政治因素的强权逼迫、宗教政策的紧缩，佛教的确开始朝向与世隔绝的“遁世”方向发展，逐渐背离了大乘教义的基本初衷。中国佛教与社会的结合开始变得松散，甚至于有脱节的现象，在一般人普遍的社会生活中，佛教并不似在南传或藏传国度般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它只是与少数修道之人发生关联而已。社会性的削弱，无疑是佛教没落的直接导因。可以说，中国佛教“大乘”之名变为只是徒具形式，其内在精神似乎逐渐消失殆尽。
　　从历史的经验得知，宗教要永续发展必须立足于传统教诫自我革新，要贴近当代社会所需，要能回应现实生活产生的种种问题。今天两岸四地高倡 “人间佛教”的理念，此无疑是希望将佛法与社会生活重新作一紧密的结合，对于佛教古老的智慧进行系统的现代化，为现代人生存的困境提供一套对治的良方。人间佛教事实上并不只是人天乘的佛教，它是奠基在“不二法门”基础上的世出世间的统一，它兼顾了宗教神圣性与世俗性双重向度的要求，它是菩萨乘的具体实践。人间佛教强调的是在“无住”的净心上进一步生起“菩提心”，于世间广为一切利他的善行，而菩提心是佛性的“基因”，是人人各自本具的伟大性灵的光辉，是崇高的情操与道德的展现。菩提心的生起，才真正标帜著有情生命的觉醒。禅宗在五祖弘忍之后逐渐受到《金刚经》思想的影响，由于经中以“胜义菩提心”在人间净心行善教说的启发，禅宗伦理加入了更多“人间性”的考量，表现为“人间佛教”的具体典型。
　　当今的世界，容或藉由科技解决了许多难题为生活带来了便利，但在道德伦理等精神层次仍然留有缺憾，留下许多科技无法解决的难题。禅宗承袭大乘佛教的伦理精神，重视现实人生的向上提升与超越，在现今社会中，对于促进个体生命的净化与总体社会族群的和谐，禅宗独具特色的人间性伦理诉求可以说具有一种指标性的道德典范意义，富有时代的重要的伦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