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对生态伦理的独特贡献

禅宗对生态伦理的独特贡献
　　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宗教学系 黄 超
　　摘 要：本文试图说明禅宗是由“人佛两分”的印度佛教转化而成的“天人和一”的中国佛教教派。而转化的根子在于禅宗重视当下现实的体验而导致的世俗化路向。当下的体验与世俗化打通了人佛之间的界限并使成佛的途径化为世俗的生活实践。禅宗对生态伦理的独特贡献就在于禅宗赋予了生命和自然以佛性的地位，从而使生态问题具有了终极关怀的意义。环境保护是禅宗的天然使命。
　　法国神学家、哲学家和医生阿尔贝特·史怀泽认为在中国和印度思想中，人对动物的责任具有比在欧洲哲学中大得多的地位。同时他从现代伦理学出发，指出中国和印度伦理学并没有真正解决人对动物的关系问题。“中国伦理学的伟大在于，它天然地，并在行动上同情动物。但是，它距在整个范围内探讨人和动物的问题还很远，它也不能够教导民众真正对动物行善。中国思想的静止状态出现得太早了，它僵化在经学中，停留在古代流传下来的爱动物的思想上，没有进一步发展它。”而“印度思想对动物的同情是不完整的。它只要求人不杀生和不伤生，却不要求人用行动去帮助生命，其原因在于，不杀生的基础不是热切的同情感，而是否定世界和人生的不行动原则的一种伦理应用。虽然，在印度放弃行动的人中，仍有同情。但就印度伦理学处于否定世界和人生的影响之下而言，它在原则上不能要求对动物的同情行为。”[①]也就是说，中国的入世的伦理由于僵化静止而缺乏教导民众对动物行善的功能，而印度的伦理学却由于出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缺少对动物真正的同情。部分不承认史怀泽观点的人称之为“史怀泽诘难”，但是正是史怀泽首倡了现代意义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的研究。而美国生态伦理学家H·罗尔斯顿则首次在现代生态伦理学意义上把目光对准了禅宗，他说：“当西方试图形成一种环境伦理学时，转向东方看来是有希望的。禅宗在尊重生命方面是值得人们钦佩的。它并不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在人类与自然之间标定界限。在西方人看来，自然界并没有内在的价值，它通过科学和技术的力量，才逐渐有了其作为工具的价值。自然界不过是一种有待开发的资源。而禅学并不是人类中心论说，并不倾向于利用自然，相反，佛教许诺要惩戒和遏制人类的愿望和欲望，使人类与他们的资源和他们周围的世界相适应。我们知道，禅宗懂得如何使万物广泛协调，而不使每一物失去其自身在宇宙中的特殊意义。禅宗知道怎样使生命科学与生命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相结合。”[②]罗尔斯顿意识到佛教与其全球伦理思想可以产生共鸣，如因果报应、六道轮回在保护生命中的作用，以及佛教因陀罗网的比喻对生态系统网络的互证等。但是，我们可以从罗尔斯顿的论述中看出，罗尔斯顿并没有将禅宗与传统佛教区分开来，所以他也遇到了史怀泽遇到的类似的问题：“在世界上一切现象都是不存在的，那只不过是头脑所出现的幻象，它们本身并非是实在的。”[③] 果真如此，环境伦理学怎么能成为可能呢？
　　根据史怀泽的诘难和罗尔斯顿遇到的困惑，本文试图论述这样一个问题，禅宗作为中国和印度文化交流的结晶，是彻底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而且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最大。那么通过中印思想的积极互动中产生出来的禅宗具有怎样的独特的生态伦理思想呢？这种思想对建立现代生态伦理具有怎样的借鉴意义呢？”
　　方立天教授在《禅宗精神论》一文中指出：禅宗相对于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其它宗派有三个思想特点：（1）直指人心，不立文字。佛教其他各派都有所不同，它在心性修持上提倡单刀直入，纪直指向当下现实的人心，体验清静本性，见性成佛。不重视经典和言教，废除坐禅，排斥繁琐名相辩析，否定绝对权威，反对偶像崇拜。这种简易明快的禅修道路和方法是禅宗思想的根本特点。（2）成就思想，不离现实。其他佛教派别普遍地排斥现实生活，而禅宗却肯定现实生活的合理性，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人的自然本性的表露，体验禅境，实现精神超越。这种寓理想于现实中，在现实生活中成就理想的主张使禅修具有最为接近世俗生活的优长，具有十分明显的活用实用价值。（3）继续传统，不断创新。禅宗除继承印度佛教思想外，最重视结合中土固有的传统思想，是最典型的中国化佛教宗派。如它继承的道、无、自然、无为无不为等范畴、命题和思想，也和道家一样具有鲜明的超越差异、对立、矛盾的意识。同时，禅宗不仅创造了一系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现实越越方法，而且还否定了道家“游于尘垢之外”的脱离现实生活的超越道路。主张在现实的感性生活中实现心理、观念、精神的超越。禅宗是继承道家，又超越道家，这也是它的影响作用在唐末以来一直超过道家的原因所在。
　　们可以从以上特点看出，禅宗思想的特色就在于它具有内在的世俗伦理路。西方学者将世俗化定义为一种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社会和文化的一些部分摆脱了宗教制度和宗教象征的控制，这种世俗化具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美国学者彼得·贝格尔在《神圣的帷幕》一书中论述了基督教新教的世俗化根子可以在古代以色列宗教最早的源泉中发现，而超验化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所谓超验化是指旧约圣经设定了一个上帝，他站在宇宙之外，宇宙是他的创造物，但却与他相对立，未被他所渗透。神的活动由完全站在世界之外的上帝进行，而人的活动则以人的概念中重要的个体化过程为前提。[④]比较基督教新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禅宗的世俗化趋向恰恰在于它的体验化的特点。禅宗提倡单刀直入，直彻心源，真如尽在自心，“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心中现真如。”（《坛经·机缘品》）“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顾东顾西。悟人去处一般，所以佛言随处恒安乐。（《坛经·疑问品》）日本学者铃木在《通向禅学之路》书中指出：禅宗让主观、客观二元论双双忘却。超越理性，远离悟性，直截彻悟；通过锻炼身心来洞察心灵的本来面目；排除任何外在的权威而树立一个人自身内在的绝对权威；依靠确认现实人生的活的事实，即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事实来启迪自身……”麻无祥教授总结铃木所言，指出禅宗“不偏不倚地体验与捕捉终极真理的方法就是否定二元对立，摆脱自然羁绊，实现心灵自由，洞见自我未来面目，在永恒和无限中树立自我内在权威绝对性的‘完全积极的永远肯定’。简单地讲，超越二元对立的自我绝对肯定就是禅的本质。”[⑤]
　　总之，重视人当下现实的自然体验成为禅宗与传统佛教的重要区别，而这种区分的实质就是打通了人性与佛性的界限，以特殊的方法完成了中国式的“天人合一”的佛教宗派，从而使禅宗走上积极世俗化道路，“在世俗化的文化中，继续发现超自然的存在。”
　　通过整个中国禅宗史我们可以看到，人性与佛性的关系是中国禅宗的中心问题，《大般涅 经》有“一阐提皆有佛性”的说法，承认人性中最有佛性但与佛性有差异，就为教团的存在留下了一块地盘，为戒律之恪守、修行之坚持存下了一个理论支点，更为终极意义之信仰保住了最后一道防线。但是若认为人性即佛性，就为宗教世俗化大开了方便之门。[⑥] 从早期禅学到晚斯禅学，思想的嬗变似乎都围绕此问题而展开。虽然有“如牧牛人执杖视之，不令犯人苗稼。”（《禅门规式》）和“时时勒拂拭，莫使惹尘埃”（《灯会》）的战战兢兢，禅宗最后还是走上了“平常心是道”、“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不费心力作佛去”的自由无碍随心所欲，世俗化成了禅宗的不归路。从“即心即佛”到“非心非佛”成了这种世俗化转变的标志。这种转化在生态伦理上的意义就是，使生命和自然无论是作为整体还是个体，都获得了终极的内在价值。生态问题也就获得了终极关怀的意义。同时使禅宗的生态伦理思想注入了传统佛教所欠缺的对生命和自然的具有终极意义的慈悲情怀。这些是禅宗对生态伦理的最大贡献。
　　传统佛教对于自然界的认识是虚幻不实，是痛苦烦恼，是因果相系。“诸法因缘生”和“三法印”之说，不但否认所有的物质现象及其运动为客观实在，而且否认所有现实中的精神现象及其运动为客观实在。我们的整个世界、整个人生都像梦幻一样虚无飘渺，像中花、水中月、风中影，痛苦杂乱，捉摸不定。而禅宗将一切法看作是真如佛性的显现，万法都有佛性。此万法不仅包括有生命有情识的动物，也包括没有生命的植物、无机物。强调“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清清翠竹皆是法身”，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是佛性的体现，都蕴含着无穷禅机。基于这一缘由，清净佛土，珍爱自然就是禅宗的天然使命。
　　“僧家自然者，众生本性也。”（《荷泽神会禅语录》）禅宗认为，“自然”就是众生本性，也就是佛性。这也就是把佛性界定为自足完满、纯真朴实的生命本然，给自然万物赋予了佛性的地位。修禅成佛，就是见性成佛，就是向自己心性去体认，识得自性便成佛道，便是实现了超越。禅宗强调佛就在心中，涅 就在生命过程中，理想就在现实生活之中。这样，禅宗就把彼岸世界转移到现实世界，把对未来生命的追求转换为内心反求。由此禅宗反对舍弃现实感性生活，扭曲自性去寻求超越，而是强调“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坛经》），要求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超越意义，实现理想精神境界。从“青青翠竹，郁郁黄花”（《祖堂集》卷三）中发现禅意，从人自身的行住坐卧中体验禅悦，在流动无常的生命中体悟禅境，从而实现生命的超越，精神的自由。
　　从这个意义上说禅宗是一个以拯救人类灵魂为宗旨的宗教，它所要关心的不是形而上学层面的哲学问题，不是法律制度层面的社会问题，不是衣食住行层面的生活问题，而是一个超越生命的终极意义问题，超越的起点和终点就是当下现实的心灵体验。
　　1993年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其《宣言》指出：“宗教并不能解决世界上的环境、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然而，宗教可以提供单靠经济计划、政治纲领或法律条款不能得到的东西：即内在取向的改变，整个心态的改变，人的心灵的改变，以及从一种错误的途径向一种新的生命方向的改变。”⑦对于生态问题而言，禅宗的作用也是如此。
　　笔者认为，禅宗的生态理念当然对我们建立新的生态伦理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针对当今的生态危机给现代人心灵造成的扭曲，尤其是少数别有用心的组织过分夸大生态危机，散布所谓世界未日的邪说，从而产生社会性的生态心理危机，造成许多恶果的社会现象，禅宗的重视人生、强调实践，“寓出世于入世”，“在现实中求得解脱”的特性，正可以帮助人们抛弃悲观心态，积极行动，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众生度尽方成正觉，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理想人格致力于改善生态环境，实现人间净土。
　　参考文献：
　　1 阿尔贝特·史怀泽，陈泽环译.：《敬畏生命》，第75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2 ，3 罗尔斯顿，初晓译：《尊重生命：禅宗能帮助我们建立一门环境伦理学吗？》，《哲学译丛》，1994年第5期
　　4 彼得·贝格尔，高师宁译：《神圣的帷幕》，第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5：麻天祥：《胡适、铃木大拙、印顺的禅学核心观念之比较》载《“东山法门”与禅宗》，武汉出版社 1996
　　6：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第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7：德。孔汉思 库舍尔编，何光沪译：《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第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