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文大藏经的几个问题（一）

关于汉文大藏经的几个问题（一）
　　对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历来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以大月氏使臣伊存于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说较为可信。伊存虽尊印度传统口授，景卢却依中国习惯笔录。因此，这部《浮屠经》是第一部成文的汉译佛经。[1]也就是说，佛典的传入与佛教的传入最初是同步的。
　　后来，西域僧众东来传教，中国僧众西行求法。佛经陆续译出，中华佛教撰述也不断涌现。佛教在中国由附庸，到独立，最终成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与这一进程相呼应，汉文佛典也逐渐发展、成长，最后形成一部庞大的大藏经。大藏经虽是汉文佛教典籍，却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音韵、天文、地理、历算、医学、建筑、绘画、科技、民族、社会、中外关系等诸多领域。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对中国文化及整个汉文化圈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也是今天我们研究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不可或缺的资料。
　　一、“大藏经”名称考
　　“大藏经”是中国人创造的佛教名词，在梵文中找不到与此相对应的原词。
　　“大”，在这里是一种褒义，它表示佛教经典所阐述的义理赅天地而无外，穷宇宙之极致。佛教常把只有佛才可能具有的最高智慧称作“大圆镜智”；把佛教的法身佛称作“大日如来”。所用的“大”，都是同一种含义。
　　“藏”，是梵文pitaka的意译。pitaka，意为盛放东西的箱子、笼子等器皿。古代印度没有纸张，经典刻写或抄写在贝多罗树叶上，形成所谓“贝叶经”。印度的僧侣常把贝叶经存放在箱子或笼子，即pitaka（藏）中。因此，pitaka（藏）也就逐渐成为佛典的计算单位乃至代名词。比如经、律、论分别存放在三个pitaka（藏）中，被称为tripitaka（三藏）。
　　“经”，是梵文sūtra的意译。sūtra，原意为“贯穿”。古印度佛教徒认为，用一根线绳把花瓣穿起来，这些花瓣就不会再被风吹散。同理，把释迦牟尼的言教搜集总摄在一起，便可永不散失，流传后代，所以称之为sūtra。中文“经”字原意是指织物的纵线，有绵延之意。故引申为“常”，指常存之义理、法则、原则。《尚书·大禹谟》：“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传》：“经，常。”《左传》宣公十二年：“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2]就是这个意思。中国人从来有一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认为宇宙间存在著某种终极真理。对“经”字的上述诠解，就是中国人这种心态的反映。在此，释僧肇的解释可能是有代表性的：“经者，常也。古今虽殊，觉道不改。群邪不能沮，众圣不能异，故曰‘常’也。”[3]意思是说：所谓“经”，是一种永存不变的东西。尽管时间流驶，古今的情况不同，但释迦牟尼阐明的觉悟真理不会发生变化。这种真理是任何不信佛的外道（群邪）破坏不了的，即使是佛弟子们（众圣）也不能随便改变它。所以称作“常（永恒）”，也就是“经”。由此看来，中国人用“经”字来对译印度的sūtra，虽然不符合该词的原意，却反映出中国佛教徒对释迦牟尼及其言教的无限崇拜与信仰。
　　sūtra一词，在印度仅指经、律、论三藏中的“经藏”。而在中国，“经”的内涵逐渐扩展，形成不同的层次。从狭义到广义，大体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三藏中的经藏，等同于印度佛教的“sūtra”。第二层含义指域外传入的所有翻译佛典。从佛教初传开始，中国人往往把属于印度佛教律藏、论藏的典籍，都译称为“经”。第三层含义，则如“大藏经”的“经”，已经进而包括了中国人自己编撰的中华佛教撰著。“经”之含义的演变，与中国人对翻译佛典的观感有关；与南北朝时期的三宝崇拜思潮有关；也与随著中国佛教蓬勃发展，中华佛教撰著大量出现有关。
　　所以，“大藏经”一词既吸收了印度佛典管理的内容，又融贯了中国人的思想与感情，反映了中国佛教发展的历程，本身就是中印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从上个世纪起，大藏经成为佛教学术研究的对象，当时学者们曾对“大藏经”一词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进行过探讨。由于《大正藏》本隋灌顶著《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之末尾提到智者大师一生共造“大藏经十五藏”[4]，故认为“大藏经”一词在隋代已经产生[5]，笔者以前也持这样的观点。但后来在日本藤枝晃先生的提示下，细玩《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卷末文字的意趣，发现这段文字并非灌顶的原著，而是“铣法师”所作的补注。“铣法师”系何时、何许人，待考。所以不能把它当作“大藏经”一词在隋代已经出现的证据。
　　在整理敦煌遗书的过程中，我发现敦煌遗书《西天大小乘经律论并见在大唐国内都数目录》（伯2987号、斯3565号）、《大唐大藏经数》（伯3846号）出现“大藏经”一词。本书第二章对伯2987号、斯3565号有专题研究，此不赘述。这两件敦煌遗书，从抄写形态看，应该是敦煌归义军时期的写本，但从内容分析，该文献产生的上限不会早于唐玄宗时代，下限不会晚于会昌废佛。至于伯3846号，则年代稍迟，为会昌废佛后出现的。因此，我曾经推测“大藏经”一词大约产生在从唐玄宗到会昌废佛这一时期[6]。其后检索电子文本大藏经，发现《金刚顶经大瑜伽秘密心地法门义诀》卷上有“其百千颂本，复是菩萨大藏经中次略也”[7]的说法。该《义诀》未为我国历代大藏经所收，日本《大正藏》依据日本刻本收入。日本刻本则源于空海入唐所得。空海入唐的年代是公元804年到806年，相当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至唐宪宗元和元年。随后又在唐海云《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中，发现有“依梵本译成六卷，又总集一部教持念次第共成一卷，成七卷。共成一部，编入大藏经。”[8]海云该书撰于唐文宗大（太）和八年（834），时为会昌废佛之前。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互证明，由此可以肯定会昌废佛之前，最迟在唐贞元年间，“大藏经”一词已经产生。
　　应该指出，敦煌遗书伯2987号、斯3565号均有“西天大藏经有八万四千亿五百卷”之类的提法。可知创造了“大藏经”这个名词的中国人并没有把这个名词的使用局限于汉文佛教典籍，而把它当做佛教典籍的总称。但在古代，虽然中国人创造“大藏经”这一名词，并赋予它佛教典籍总称的含义，其他各系统佛教，却依然各自传承自己的典籍，各有自己传统的称呼。南传佛教的典籍被称为“三藏”（Tripitaka），藏传佛教的典籍被称为“甘珠尔”、“丹珠尔”。至于“汉文大藏经”这一名词，实际是二十世纪初由日本学者提出的。他们站在汉传佛教的立场上，注目于三大系佛教之总体，整合各不同语种之佛典，提出“巴利大藏经”、“南传大藏经”、“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西夏大藏经”等一系列名称。作为对举，汉传佛教的“大藏经”一词也自然演化为“汉文大藏经”。所以，在汉传佛教文化圈中，所谓“汉文大藏经”与“大藏经”，只是不同历史、语言背景下的不同称呼，其指代对象完全相同。
　　同样应该指出的是，“巴利大藏经”、“藏文大藏经”等提法的出现，只是汉传佛教文化圈内部的事，这些称呼基本上只限于汉传佛教系统内部使用，南传佛教、藏传佛教则仍然沿用传统的“三藏”（Tripitaka）、“甘珠尔”、“丹珠尔”来称呼自己的典籍。由于欧美的佛教研究是从研究南传佛教起步的，受此影响，欧美长期使用“Tripitaka（三藏）”一词，并用该词来对译汉文的“大藏经”。近年来，才逐渐改用“dazangjing（大藏经）”这一称谓，有的则采用“大藏经”的日语发音“taizokyo”。
　　上面分析了产生“大藏经”一词的文化背景与实际内涵。本书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写本佛教大藏经，所以本书所说的“大藏经”，如不特别指明，均指汉文大藏经。
　　方按：系统不支持梵文，上述梵文拼写有误，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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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见方广锠：《〈浮屠经〉考》，载《法音》，1998年第6期。
　　[2] 《辞源》，商务印书馆，1981年修订第一版，第2434页。
　　[3] 《注维摩经》卷一，《大正藏》，第38卷第327页下。
　　[4] 《大正藏》，第50卷第197页下。
　　[5] 参见日本大藏会编：《大藏经——成立と变迁》，百华苑出版，1990年2月，第22页。
　　[6] 方广锠：《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出版，2002年3月，第1页。
　　[7] 《大正藏》，第39卷第808页上。
　　[8] 《大正藏》，第51卷第785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