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传统下阐释的大乘学说——以宗喀巴（格鲁派）和摩诃衍（禅宗）为例的探讨

　　［内容摘要］宗喀巴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中数次批驳了摩诃衍的“无分别”说。本文首先陈述了摩诃衍在“吐蕃僧诤”中所阐释的观点，接着陈述了宗喀巴对其批判的核心所在，最后分析总结了造成这种分歧的佛教传统和社会传统。

　　［关键词］摩诃衍；宗喀巴；无分别

　　［中国图书分类号］B94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003（2003）－04－051－08

　　宗喀巴是生活于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的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摩诃衍（又译大乘和尚）是生活于8世纪左右的一位禅宗僧人。按照常例，他们同时出现于一篇文章中是匪夷所思的。六百多年的时间鸿沟应该是阻止了他们之间的交锋的。但是，宗喀巴在其最重要的佛教著作《菩提道次第广论》中不止一次的提到了摩诃衍，并以之为靶子，在对摩诃衍思想的批驳中建立了自己具有独创性的中观思想，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思想的分歧到底在哪里，表面上只延续了3年的吐蕃僧诤（约792～794年）为什么在数百年后阴影依旧存在，掠过宗喀巴和摩诃衍的肩头，汉藏佛教中的大乘学说演绎怎样相同和不同的道路？本文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摩诃衍在吐蕃说了些什么

　　摩诃衍到达吐蕃的时间，至今仍无定论，大多数论者将其定在781年或稍晚一些。摩诃衍到吐蕃后，影响迅速扩大，藏文资料甚至说绝大部分的藏族僧人都信奉或附和摩诃衍。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藏族僧人及入藏的印度僧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建议墀松德赞迎请了当时在印度小有名气的僧人莲花戒，和摩诃衍进行了一场前后延续三年左右的辩论，这也就是被一些史家所称的“吐蕃僧诤”。辩论的最后结果以摩诃衍被判失败而告终，此后，这位禅师退居敦煌。

　　那么，摩诃衍在这场辩论中宣说了些什么？

　　戴密微在《吐蕃僧诤记》中所引的巴黎国立图书馆藏伯希和档案第4646号汉文写本将双方的问答分成了两组。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梳理，可以看出摩诃衍的主张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成佛的第一步在于看心、除妄念。但这并不是最终目的，这个问题的最后指向是“心神住金刚地，即无一念”，也就是要无念。2、离相或无相。摩诃衍反复征引《金刚经》中的“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来论证他的观点。3、无住或出离分别。摩诃衍认为“佛从无量劫以来已离得不得。心且无心无思，犹如明镜。无心无思，离得不得。但随众生应物现形，水喻、宝喻、日月等喻皆互同等。”①在这三大原则下，双方还关涉到一些具体的问题：如对语言、六波罗密、二谛、顿悟等的看法。对于语言，摩诃衍引《楞伽经》云：大慧诸修多罗，随顺一切众生心说，而非真实在于言中。②他认为真如不在言说之中。对于六大波罗密，摩诃衍反复引《思益经》云：千万亿劫行道于法性不增不减。否定了传统佛教所认为的修持种种善法的必要性，进而认为“六波罗密等为方便显胜义。故非是不要。如胜义离言说六波罗密及诸法门，不可说言要与不要。”③对于对方提出的胜义谛只为钝根者宣示，抑或利钝根者俱要的问题，他的回答是：钝根者不了了胜义者要，利根者不论要不要。④同样对于顿渐之分，摩诃衍也认为“若离一切想、妄想，渐顿不可得。”⑤总而言之，摩诃衍认为这些都是方便说法，是为钝根者所设，对他们来说，方便说法就相当于药之于病人，船之于渡者，而对于解脱者来说则无所谓要与不要，恰如无病之人不言要不要药。

　　除此而外，在这次僧诤中，摩诃衍还明确地提到了佛性论思想，当被问到何以得知众生有佛性时，他的回答是“三界唯心所变”，将人心、佛性结合起来。

　　对于摩诃衍在这次僧诤中的主张，藏文史料也多有提及，《贤者喜宴》记载：首先由汉地和尚摩诃衍那立宗，他说：

　　凡一切均因思维而生，并以善业恶业而得善趣恶趣之果，此又循环往复。凡事无所思又无所作为，生此念后即可解脱矣！此种见解即凡事无所思也。对于布施之十法行，其所行是：向无识者、智力差者、天资愚钝者宣讲众生之善业。先是，对于修心者，悟性强者，犹如黑白而云均可遮蔽太阳一样，亦被善恶二者所蔽。古所谓凡事无思、无分别、无伺察，此即无所得，由是顿悟者则与十地相等也。⑥

　　这种记载和《吐蕃僧诤记》中所录的敦煌写本的记载大体吻合，但前者不及后者全面，虽也提到了无思、无分别，但也可以看出，摩诃衍思想中最让吐蕃僧人骇然的就是他将善业、恶业的作用等价齐观，所以在藏文史料中，这一点受到着力铺陈。

　　总的看来，摩诃衍在吐蕃所宣示的佛教思想基本上可以被界定在禅宗南宗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三无”学说的框架之内，但也不尽然，因为他曾明确地提到“看心”一词，并且在他的无念观中，似乎更多地强调的是根除各种妄念，并最终达到使百念不生，这又和慧能所认为的无念是指“于自念上离境，不于法上念生”以及“于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的念不住相的思想相悖，契合的反倒是神会“离念”的思想。所以饶宗颐认为摩诃衍的观点是南北禅的调和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摩诃衍在僧诤中的失败，并没有阻止其思想在藏传佛教各派中的流传，这一点也是藏族僧人直言不讳的，土观说“心要派汉人呼为宗门（指禅宗）就其实义与迦举已相同，即大手印的表示传承。”⑦阿芒·贡确坚赞大师说：“大手印及大圆满之名称虽不同，修习者们在修习时任何亦不作意与汉地摩诃衍那之（思想）相同。”⑧萨班在《分辨三律仪论》中也持这种观点。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宁玛派、噶举派，甚至萨迦派中有大量的禅宗遗存。

　　二、宗喀巴对摩诃衍思想的批驳

　　尽管到宗喀巴时，摩诃衍已是数百年前的古人，但藏传佛教的几大派别在不同程度上承接了他的学说。所以宗喀巴对摩诃衍思想的批驳，实际上是对他之前的藏传佛教界一次再审视、再梳理。那么宗喀巴和摩诃衍思想的分歧主要在哪里？

　　宗喀巴对摩诃衍批判的焦点主要在“无分别”说上。《菩提道次第广论·毗钵舍那》在探讨“无分别”说时，曾两次提到摩诃衍，在卷19中，宗喀巴说：

　　断性之境何须更破以证彼者即能对治二我相执，于彼全无相执气故，若于如此分别亦见过患，善恶分别悉破除者，显然欲树支那堪布所遗教规。⑨

　　在卷21中，宗喀巴复说：

　　由彼等门邪解空性，所有相状即先由分别所修行品众多善行，后自妄为得正见时，见前一切皆是执相，生死系缚。次生倒解，谓彼善行是为未得如此了义正见者说。遂于一切分别，妄见过失，由邪分别诽谤正法，现见多如支那堪布。⑩

　　“无分别”是一个被般若类经典特别强调的概念，主要内涵是反对人们对事物所进行的观念分别，包括对事物的称谓和区分。摩诃衍认为人修行的终极目的也就是在心理上达到一种不执著一切的无差别境界。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宗喀巴全然不同意摩诃衍的观点，他从两个方面切入，来批驳这一论点：其一，宗喀巴认为众生无始以来流转生死的根本原因是无明所执之境，而不是分别心。他认为：

　　又以前说无明所执之境为根本，自他宗部诸师，而更增益更多差别。若拔无明所执之境，如拔树根，则由邪宗一切假立一切俱断，故具慧者当知俱生无明所执之境，为所破根本，不应专乐破除宗派妄计分别。［11］

　　在这里，宗喀巴认为分别是应该受破的，但是“其分别者，非说一切分别，是说增益诸法自性之分别。”也就是将不应该产生的分别限定在分别并不存在的诸法的自性，而执之以为存在的“增益分别”上，如果破一切分别，则属于所破界限过宽。更为重要的是宗喀巴认为众生流转于生死，不得解脱的原因是不能正确了解诸法性空的实相，从而产生执著心、分别心。如果一旦察知诸法性空的正理，那么众生的妄执、妄分别皆冰消水融，比如拔树，拔了根，枝叶自然也就死了。而摩诃衍认为“三毒烦恼皆从思维分别变化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暗含的分歧是以空境为主还是以空心为主，虽然从这两个方面都可以破除对万法的执著，但宗喀巴认为前者乃根本所在，而禅宗倡宣心性论，认为后者才是破执的根本。

　　其二，宗喀巴认为“无分别”说是对缘起有的否定。通观《菩提道次第广论》及《中论略议》等著作，宗喀巴贯彻始终的思想便是诸法之缘起有和自性空应该受到同等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他对缘起有的强调甚至超过了对自性空的强调，这一点在摩诃衍那里恰恰相反，他不仅不重视缘起之幻有，到了最后，连空也抛弃了。这种对万事万物皆不加分别，一概排斥，一概否定的作法，是宗喀巴断然不能接受的，他认为“全无所受取处，是诽谤见”。对宗喀巴来说，否定缘起有就是否定佛法的基础，因为他将束缚与解脱、轮回与涅槃、因果等这些普通民众和下层僧侣所笃信的内容安立为缘起法，虽然其自性是空的，但这种安立是应该受许的。在这个问题上，他立场鲜明：

　　故无尘许自性之自体，然能许可能生所生及破立等生死涅槃一切建立，是乃中观之胜法。［12］

　　宗喀巴是一个宗教学家，更是一个创教者，一个宗教宣传家，对他来说对任何有、无、善、恶皆不起分别，一无所许，在具体的宗教实践活动中贯彻起来是有一定困难的。另外，从佛教因明学的角度来看，“无分别”说在自体内部也存在着矛盾，正如莲花戒在反驳摩诃衍时所提到的其一所谓不分别一切法之自性空性，其本身即当以分别诸事之慧予以分别。”也就是说在倡“无分别”时，这句论断本身就是一种分别。其二，“故对诸事正无分别，则无入无分别之方便。”［13］也就是说在一无分别，一无执著的状态下，凭借什么样的方便之法才能进入无分别的状态？另外在藏族僧人看来，既不能通达诸法无自性，又不思解脱、涅槃，而宣称能以此心修得正道，“此则与酣睡愚痴之心相等而！”

　　与此同时，宗喀巴在他的佛学论著里频繁地使用“依正理伺察”、“以正理破”、“当获定解”、“引发无倒定解”等字眼，这里的“正理”、“定解”便指的是诸法空无自性。所以宗喀巴是维护一切“法无自性”这一命题本身的，而全无分别说显然是遮破所有命题的。不仅如此，宗喀巴认为“法无自性”对众生来说是潜存的，不易认识的，无分别说否定和模糊了语言等种种中介，从而使众生无法正确理解诸法的真实体性，也就无法从对万物的妄执中解脱，所以他认为：

　　一切分别之境，皆是正理所破者，是全未详细观察。若不尔者，其真实义，于诸异生非现见故，除分别外无余方便能解空义。［14］

　　在批判“无分别”说的基础上，宗喀巴形成了他在中观学范围内的另外一个创见：打破了自续派和应成派所形成的传统界限——即应成派只破不立，以破显立而自续派有破有立的界限，响亮地提出了“自宗应有许”的口号，并重新给自续和应成下了定义：

　　故中观自续师和应成师，非就于所破加不加胜义简别判之为二，然于名言破不破自性则有差别。［15］

　　根据这个定义，宗喀巴认为自续师于名言中不破自性，而应成师则于名言、胜义中皆破自性，而“有所许”并不构成自续，应成的实质性区别。在这个背景下，宗喀巴不仅强调应成派要有所立宗，而且还要强调立宗所需的一整套论证形式也都应当受许，也就是允许世间量的存在：

　　第二观察有量成不成立而为破除，然不能破。许有色等，非许量所未成要许量成。若尔论云“世间量等皆非量”，云何应理。此破世间眼等诸识于真实为量，非破于一切境为量。入中论释云“如是思维真实，唯乃诸圣乃为定量，非诸非圣，为说世间诸违害故。”若观察真实许世间见亦为定量，故云“设若世间是定量，世见真实圣何为，诸余圣道何所作，愚蒙圣量亦非理。”释云“若唯眼等能定真实，为证圣道力励持戒闻思修等应非有果，然非如是。”故云“世间皆非量，世无害真实。”六十正理论释云“若见彼等有，则非见真实，故世尊谓眼耳鼻等皆非量。”引此等证，显然是于胜真实境破彼为量，非于余境。［16］

　　在这里宗喀巴启用了“定量”这一概念，认为“世间量”虽不能认识诸法的真实，是与“定量”相对的概念，但他对缘起法虚幻的认识还是存在的，这种存在是妄不害真的。肯定了这一量以后，也就顺理成章地肯定了世俗的比量、能量、所量的存在：

　　若立宗方芽无自性，次辩因云是缘起故，喻如影像，皆须受许。如是三相之因及因所成立之宗，并依能立言令诸敌者生悟彼之比量，亦须受许。［17］

　　又破有性能量所量，不破缘起观待所立能量所量。［18］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自宗所允许存在的概念、判断以及逻辑推理等，依旧属于缘起法，虽然有其世俗的作用，但是无自性的。

　　这样，宗喀巴将“缘起性空”推及一切法，全面、彻底的宣说和贯彻了这一原理，并且准确地把握了这一原理中命脉所在：自性空固然重要，但缘起有也不可忽视，此乃一体两面。而全无分别说，将两者全部抛弃，尤其是后者，这与宗喀巴大师的主张极端相违背。

　　由双方在这一主要问题上的分歧，还可以引发出双方在另外两个问题——名言和解脱境界上的分歧。

　　关于名言，汉族文化中有这样一个传统：即认为名言或语言与最高真义之间存在着断裂，所有的真义一经言说，便变成了“是什么”，而非其本来的“不是什么”，也就是说，汉族传统文化在界定最高真义时存在着一种虚玄化、神秘化倾向，这一倾向在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庄子的“得意忘言”时初现端倪，而僧肇的“言虽不能言，然非言无以传”承纳了这种传统。到摩诃衍时，将其发挥到极致，他认为“真如不在言说之中”。在僧肇那里，有一部分佛理或者说佛理的一个方面是可以言传的，那么佛理与语言还是两个具有交叉成分的圆，但到摩诃衍那里，这两个圆被撕开，真义绝于言教。

　　这种观点同样是宗喀巴所不能接受的。他对这个问题的批驳依旧是将缘起性空理论贯彻其中，认为语言的自性虽然是空的，但作为缘起的一面，“立破作用皆应理。”另外，宗喀巴也从逻辑上批驳了对语言进行否定的观点：即全无自宗、全无分别者最终得出的结论肯定是一切语言皆为虚妄。但作为一个全称的否定，他这句话也包含在其中，也是虚妄的，这是一种“自语相违”。

　　关于解脱境界，摩诃衍总的观点便是他引《金刚经》所说的“无有少法可得，是为无上菩提”，强调一种“无得”的原则，在这种原则下，他认为声闻、缘觉二乘不可能进入菩提萨陲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厌于苦，故乐于涅槃，住于空寂，缘有取舍”，［19］也就是说他们虽已知空但著空，还有所执著，所以还没有最后解脱。由此可以推导出，摩诃衍所认为的解脱境界应该是一种连空、涅槃、佛说、佛典等都不起分别的境界。而宗喀巴在这个问题上虽然也使用了“皆无可得”的字句，但他所认为的“无得”，是在空性之外的无得，而诸法的空性则是正见、无倒见，所以归根结底是一种“有得”。由此，解脱境界只有一种——修得无我正见，也就是他自己所说：

　　故无自性为相无我，是无第二寂静之门趋涅槃城，此乃无等唯一之门。［20］

　　在此基础上，宗喀巴认为菩萨乘与声闻、缘觉的区别就是能在证空之后，发扬自利利他的精神。这也是由无分别说引化出的双方的一个重大分歧。

　　基于上述诸多分歧，宗喀巴在《菩提道次第广论》卷23中，结合修行观，从总的方面将无分别说分为四类，然后逐一加以破斥：

　　第一宗：有作是说，虽未证得无我正见，但能执心令无分别，便是修习本性实义。以实义空，永离一切是此非此，如是住心与彼实义随顺转故，以境全非有，心全无执故。

　　此宗又衍生出两系：

　　A.又彼学者，有作是念，若多观察二我相执之境，其次乃断能执之心……由修彼故，于相执境令心不散，一切戏论自内断截。故学教理抉择正见，唯于名言漂流随转。B.又若宣说，一切分别皆系生死，故修空时应当断除一切分别，应如是观，异生修空，空无我义，为现不现。

　　这第一宗基本为禅宗之义趣，认为修“无分别”就是修“空”。宗喀巴在破这一宗的根本宗时，认为此宗之错是将性空之空与空无所有之空混同，是所破界限太宽，其致命之处就在于：凡有所许，便见正理之所违害，因而是诽谤见。所以宗喀巴认为这种观点其一是诽谤大乘自利利他的精神；其二抛弃了般若智；其三放弃了菩萨道方便之门。

　　第一宗所衍生的A系观点，主要认为只要持心不散，戏论自然熄灭，没有“执相”的心，自然就没有“执相”的行为。宗喀巴则认为持心不散及断戏论的状态并不是一定在修空，否则“重睡眠闷绝等位”，其心也不散，这难道也可以被称为是通达了二无我的境界吗？此乃其一。其二，宗喀巴认为这是逃避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就犹如有人夜往自己不熟悉的崖窟，对于其中有没有罗刹心生恐惧，按照此系观点，不教人点烛照看其有无，反教人持心不对罗刹生起如其相之分别。在宗喀巴看来，正确的破除二我相执的方法应该是：

　　应以教理引决定解，决断全无我执之境，了知我执纯为错乱。次修彼义灭除错误。若彼灭者，则彼所起生死众苦一切皆灭。［21］

　　对于B系所衍生的观点，宗喀巴认为其谬误之处就在于认为异生（凡夫）能现证（即就当前现实而体证真理，不必经由媒介，也不必依仗思考），无我之义而转凡成圣。对于这个问题，宗喀巴认为凡夫现见的只是事物的外相，而无我义是隐于外相之后的真实，不借助语言、推理、师长的启示等，凡夫是难以凭直觉通达的。所以他说：

　　若许亦能现证真实，当说更有何等愚人不证真实。纵是真实，譬如白相虽亦是牛，然非牛相，如是唯由现见真实，不可安立为真实相，亦违自许。［22］

　　如果说第一种“无分别”说基本是来源于汉地禅宗的观点（事实上，宗喀巴在批这一观点时，也先后四次提到了“和尚”的字眼，并说“以是若许一切分别皆系生死，和尚犹善，汝被相违重担所压。”据此，这里的“和尚”仍指摩诃衍无疑），那么，第二宗、第三宗和第四宗的观点则是西藏僧人对“无分别”说的自我阐发和解释。换个角度，这三种观点也可以被认为是“无分别”说在西藏的变种。

　　第二宗：有作是说，若未获得无我空见，不分别住理非修空，我等亦许，故前非理。然得无我了义正见补特伽罗，然后一切无分别住，皆定修空。

　　第三宗：有作是说，不许初宗未得正见无分别住为修真空，其得见后无分别住皆修空性，亦非所许。然每临修无分别时，先以空慧观察一次，其后一切无分别住，皆是修行空性之义。

　　第四宗：有作是说，不许前三，修空性时，当于空性先引定解。次于彼义摄持其心，不观余事，正安住者，是为无倒修习空性。

　　这三宗实际上都探讨的是在哪一个修行层面上将空观和“无分别”说结合起来的问题。第二宗认为先得空见，后修无分别住，便是修空。第三宗认为每每修无分别时，先以空慧观察一次万法空相，然后再修无分别住，便可被称为修空。第四宗认为须先生空性定解，然后以空观摄持自心，不起分别，便是修空。对三种说法，宗喀巴认为都不能契合佛理，所以一一加以破斥。第二宗的症结在于虽得空见，但随后又因修无分别住，所以不能看作是在全部修习空性正见。对于第三宗，宗喀巴将它比作就像睡前用正慧作了一个观察，此后重睡便是这宗所说的修空，结语是“太为过失”。至于第四宗，宗喀巴认为只作到了止观双修中的“止”，而并未进入止观双修的阶段。

　　总而言之，宗喀巴认为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修行上，无论在修行的初级阶段还是中级、高级阶段，都不能提倡“无分别”说。也就是说，宗喀巴在佛教的一切领域，并没有给“无分别”说留下立锥之地。

　　三、引起分歧的根本原因

　　格鲁派和禅宗同为弘传大乘佛学的佛教派别，为什么会在对大乘空观的理解上有如此大的分歧呢？这实际上和藏汉的佛教传统及社会现状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出发点来看，心性论是禅宗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禅宗的全部理论的主要旨趣。禅宗认为人及其自心为万法的本体，这也就是《坛经》中所说的“一切万法本亦不有，故知万法，本从人兴。”［23］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24］而这个本体的本质是清净性与空际性的统一，但在众生方面，这一清净本心（自性）被“妄念浮云盖覆”，［25］人一旦识心见性，豁然完满显现其净心，便解脱成佛。这一过程具体体现在修行上，便是“于一切法，无有执著。”［26］也就是摆脱任何事相的束缚，以求得心或性的澄明、清净。所以禅宗更注重主体内在精神世界的转换与超越，从而淡化了对宇宙万物空性的体认，自始至终强调一种心无挂碍。而宗喀巴佛学理论的出发点则在于给人提供一种心灵寄托，所以在性空的前提下，更关注事物缘起的部分、假有的部分。这一出发点也是根植于当时西藏的社会现实：在格鲁派兴起之前，“无分别”说在西藏佛教界十分盛行，据稍晚于宗喀巴的萨迦派学者高然巴·索南僧格记载，这种观点是由“以翻译月称著作而知名的尼玛扎创立的，其弟子有香·唐夏巴·意希迥乃和玛恰·降曲尊珠、噶当派的罗丹喜饶、噶举派的玛尔巴和米拉日巴、萨迦派的札巴坚赞、萨迦班智达、仁达瓦（宗喀巴的老师之一）等许多学者都持这种见解。”［27］可以说，这里提到的人物，都是宗喀巴之前西藏佛教界极负盛名的各派高僧，由此，“无分别”说当时在西藏佛教界的流行是不言而喻了。甚至连宗喀巴本人也曾经“心中颇满足于全无所许和不取任何境界之间”。［28］

　　但是这种见解却给当时西藏佛教界带来了实际的损害，因为“当时就有一批自号为大乘顿门之人，轻视小乘，轻视经教，不注重三藏的学习，反嘲研习经典之人为分别师空论派。只重上师口诀，以为片言只语即可得解脱，抛弃经教。”［29］更有甚者，很多佛教徒认为，既然一切法都是空的，那么因果报应也是空的，行善行恶都不会有报应。这一思想直接导致了戒律的松散、教风败坏、僧人腐化的局面（班班多杰语）。佛教在人民中失去了应有的光环，使得政教合一政权的精神统摄力量开始减弱。所以宗喀巴对这种理论的批驳，是想从根子上遏制藏传佛教衰微的局面，并且使作为缘起法的因果得以安立，在宗教内部重树对僧俗的威慑；使涅槃等方便法门得以强调，给人以宗教上的希望。所以宗喀巴注重开发精神凝聚力及道德宣化作用，这也就是他为什么提出“无尘许自性之自体，然能许可能生所生及破立等生死涅槃一切建立”的观点的根由所在。此外，在西藏佛教界，除了觉囊派，都判定如来藏为不了义，也就是将成佛的根据由内推向外，人只有依存上师、遵循经典、严守戒律，经过长期修行方能成佛，这样，佛家所提供的一切方便法门，都成为成佛的资粮，受到格外重视。据《至尊宗喀巴大师传》记载，宗喀巴曾师从乌玛巴（意译为中观论者），并由乌玛巴作译师，向文殊菩萨启问了许多教义，文殊曾再三告诉他“现分（现象，可见部分）与空分（空性，智慧）二者，根本不可偏私（有爱、憎之分），尤其是必须重视现分。”［30］这也可以被看作是宗喀巴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

　　另外，从“空”观本身来看，汉藏佛教虽然都承传大乘空观，但这其中的一些细微分别还是值得重视的：禅宗的空观是以般若类经典（如《金刚经》）为依据，而由宗喀巴始创的格鲁派则以弘传中观派的“空”观为主。虽然宗喀巴在学经过程中也研习过般若经，但当他向文殊菩萨请教“当习何论为善”时，回答是：“佛所说教原无胜劣，然汝因缘契于中观，当习此也。”［31］宗喀巴本人也确实属意于中观学说，在大多数著作中，言必称“圣龙树父子”。而在汉地，尤其在两晋时期，由于般若类经典的主旨和玄学有某些相通之处，因而受到时人极度重视，并由此对汉地佛教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中观派的代表性著作：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和提婆的《百论》被鸠摩罗什译出后，在汉地佛教中的影响则比较有限，按吕澂先生的观点，“罗什门下能传其学的有多方面，有的传《法华》，有的传《涅槃》，有的传《成实》，等等。但以传‘四论’或‘三论’来论，最纯粹的当然还推僧肇，僧肇之后，传承即无可考。此外，昙影曾注解《中论》，当时很有名，道融讲《中论》也很受时人推崇，但他们的传承，都无可考。”［32］此后的一些零星人物，还被算入《成实》系统，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三论宗”的形成。

　　中观派虽然阐发的也是般若思想，是般若类经典的发展形式，但和《般若经》相比，“中观派的‘空’观与《般若经》中的‘空’观有联系也有差别。《般若经》中的‘空’观已开始有‘中道’思想因素，但如前所述，表现得不十分明确……而中观派论‘空’，则处处都表现出来。”［33］这种“中道”不仅表现在“性空”和“假有”之间，而且也表现在对待“无分别”观念上，“中观派在倡导‘无分别’时，十分注意不把它绝对化，即对‘无分别’观念本身采取‘中道’态度，虽然否定一般的概念或观念（言语）能把握事物的‘实相’，但又不走极端，又承认大乘佛教在向人们宣传般若学说等佛教‘智慧’时还要借助一般的概念或观念（语言），即承认‘二谛，中的‘俗谛’的功用。因而，中观派的‘无分别’观念也可以称为‘无分别中道’。”［34］不仅如此，从总体上看，“几乎任何一种般若类都论及了‘无分别’的思想。”［35］但中观派的重点则是阐发“中道”，在思维方法上，也是既重视般若学说中否定精神，又于否定中处处彰显肯定。而禅宗和格鲁派人的重大分歧可以说正是在这里。［责任编辑　蓝国华］

注释：

①②③④⑤戴密微：《吐蕃僧净记》，耿昇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111、84、113、113、101页。

⑥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2期。

⑦土观·罗桑却吉尼玛：《土观宗派源流》，刘立千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22页。

⑧阿芒·贡确坚赞：《萨迦、宁玛、噶举诸宗派见地之差别略议》，第46页，转引自班班多杰：《藏传佛教思想史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4月版，第127页。

⑨⑩［11］［12］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广论》，法尊译，上海
佛学书局印行，第452、491、462、413页。

［13］同注⑥。

［14］［15］［16］［17］［18］见注⑩，第462、468、432～433 、479～480、435页。

［19］见注①，第141页。

［20］［21］［22］见注⑨，第451、537、538页。

［23］杨曾文校勘《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1页。

［24］［25］［26］《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31、22、15页。

［27］［日］松本史朗：《宗喀巴中观思想研究》，褚俊杰译，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8辑。

［28］见注⑦，第140页。

［29］刘立千：《藏传佛教各派教义及密宗漫谈》，民族出版社2000年2月版，第143页。

［30］法王周加巷：《至尊宗喀巴大师传》，郭和卿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160页。

［31］善慧法日：《宗教流派镜史》，刘立千译，西北民族学院研究室1980年10月印本，第133页。

［32］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108页。

［33］［34］［35］姚卫群：《佛教般若思想发展源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202、203、151页。

　　［作者简介］朱丽霞，现为南京大学哲学系2002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