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帝庙到格萨尔拉康——信仰对象转换的个案考察

一、帕玛日关帝庙概貌
　　1、帕玛日关帝庙的布局
　　在拉萨布达拉宫以西，药王山以北，有一座高约20米的帕玛日山。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大将军福康安等清朝官兵在山上修建了一座关帝庙，即帕玛日关帝庙。“由于这座小山形似磨盘，清朝驻藏官员称其为磨盘山”，①故此关帝庙又称为“磨盘山关帝庙”。
　　磨盘山关帝庙属较为典型的汉式建筑。歇山顶上覆绿色琉璃瓦，四角飞檐排空，屋脊两端装有红陶鸱尾，主殿外东墙上镶嵌着一个意在保佑建筑安然的大石祖，庙内是汉式抬梁木结构，前墙整体为棂窗。
　　磨盘山关帝庙占地面积约600余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300余平方米，座东北朝西南，面向廓尔喀（尼泊尔）方面，依山而建，整个建筑分处两个不同地平面上，层次分明，布局和谐。
　　磨盘山的南边是摄政王济咙活佛在拉萨的官邸功德林。从功德林的后边爬上山腰，拾级而上，便可到关帝庙门楼，门楼东西各有一间进深约5.5米、宽约3米、两相对称的耳房。据庙中管理人员讲，“文革”以前两侧耳房中各有一匹泥塑战马，而今堆满了木料。门楼大门底部左右两边各有一个高约20厘米的雕狮石门墩。过去门楼大门的上方左右两侧还各挂有大铃铛。
　　步入门楼便是一个长12.7米、宽7.1米的长方形庭院。庭院东西两边对称建有两层平顶藏式楼房。底层原为僧房，二楼为接待香客的办公用房。如今除东侧二楼为僧房兼接待、办公之用外，其余房屋均堆放着木料及杂物。最能引起人注意的便是在庭院西北部的一块石碑——关帝庙落成碑，②它是庙内现存最重要的文物。碑通高3.04米，宽1.17米，厚0.29米。碑首为二龙戏珠浮雕图案，中间篆刻“万年不朽”四字。碑身正面四边饰云雷纹，中间是汉字楷书碑文，记载清军打败廓尔喀入侵的经过和建庙缘由。如今碑身已向前倾斜，碑首已掉落在地，汉字碑文已模糊难辨。庭院北边登上斜高4.2米的13级台阶便是建在第二台地平面上的关帝殿，关帝殿外东侧原有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福康安等清朝官兵所铸铜钟一口（称“磨盘山关帝庙铜钟”，现藏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关帝殿墙体外宽12.9米，外进深10.3米，大殿前檐下有一长11.3米、宽2.3米的檐廊，通过檐廊，便可进入大殿。大殿原来主供关羽塑像。关羽是三国时期蜀国刘备手下一员大将，字云长，河东解县（今山西临猗西南）人。中平五年（188年），关羽、刘备、张飞结拜为异姓兄弟，从此辅助刘备，重兴汉业。建安五年（200年），刘备为曹操所败，关羽被俘，极受曹操优礼，被封为汉寿亭侯。后仍归刘备。建安十九年（214年）镇守荆州。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率军围攻曹操部将曹仁，大败于禁、庞德所领七军。后大意失荆州，关羽兵败被杀。因关羽一生作战神勇，为人忠义，被尊为“关公”，后为封建统治阶级大力宣扬，并加以神化。东汉为“壮缪侯”，宋封为“义勇武安王”，明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大帝”，清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并将关羽当作清王朝的保护神列入国家祭典。“佛教天台宗创建玉泉寺，封关公为伽蓝神”。③据祖辈曾为清时居藏云南富商、家族在拉萨有200多年历史的人士回忆说，塑像中的关羽是坐姿，座东朝西，左手持大刀，右手拿书卷，十分威武。同时另塑有关羽的八位亲友（可能是张飞、关平、周仓等人），左右各四，面向关羽，相对站立于关羽两侧。这些塑像现已毁弃不存，难究其境貌。原大殿内除了塑像外，在周围墙壁、圆柱上还悬挂有50多块颂扬英雄业绩的木匾。如今，庙内只能看到零星几个挂匾牌用的铁钉，匾额却多流失无考。可慰的是于1984年的文物普查中，在附近居民家征集到了13块原属磨盘山关帝庙的木匾，大部分保存完好，只有个别作为木板、床板、案板而致残。④据说在关羽塑像的背后原是大殿的后门，可通“加央拉康”（文殊殿），现已堵死。
　　现今的大殿，所供的不再是关羽及其亲友，取而代之的是格萨尔王及莲花生等神佛塑像。大殿中央有一长4.15米、宽1.1米、高0.83米的泥塑台基。沿台基两边相对称有六根红色柱子，台基中央主供为泥塑的成年森钦·罗布占堆（seng—chen nor－bu dgra－’dul），即格萨尔的塑像，呈坐姿，通高约2.53米（含头顶约0.58米的旗高在内），面部表情威严，身着彩衣，左手持战刀，右手按着座下被降伏的魔王霍尔库嘎（hor gu dkar），象征着英雄格萨尔降妖伏魔，抑强扶弱，除暴安良，造福百姓的辉煌战绩。在其右侧是八岁格萨尔·杰布顿珠（ge－sar skye－bu－don－grub）的塑像，幼年格萨尔身着象征胜利的彩衣，游戏于一匹红色的战马背上，身后为五彩祥云，脚下是象征其地位和权势的高山、象征财富的无边海、能带来财运的王妃龙女“珠牡”（’brug mo）、吉祥平安的莲花座。在成年格萨尔雕塑像左侧则摆放一个木质雕花佛龛，龛内有三尊塑像，从左到右分别是白度母卓嘎（sgrol—dkar）、次巴麦（tshe dpag med）、囊杰玛（rnam rgyal ma）。我们发现在佛龛左侧角落里摆放着一尊小型的关公塑像，据管理该庙的僧人说，是由内地某商人所供。在台基前的长条木桌上供有酥油灯、净水碗、青稞酒、抽签筒等。
　　大殿内左右两边的墙面皆为泥质雕塑的彩绘须弥山。在其上的每一个大小不等的山洞中都供有一尊彩绘的莲花生大师塑像。在大殿左侧有三尊面向中央的塑像。其中端坐于莲花座之上的巨像是莲花生大师洛本白玛琼乃（slob－dpon pad—ma byung—gnas），站立两边的是他的两位妃子，左边的是尼泊尔的拉甲敏达热瓦（lha—lcam—man—ta—rwa—wa），右边的是藏地的空行母康珠益锡错杰（mkha‘—gro yi—shes－mtsho—rgyal）；在大殿右侧有三尊彩绘，居中的是护法神古如查布（gu—ru—drag—po），居左的是拉姆森顿玛（lha—mo seng－gdong—ma），居右的是拉姆黑嘎扎底（lha—mohe—ka—dza—ti）。
　　大殿后部左角有莲花生大师画像的佛龛，后部右角则是三尊较小的塑像，他们从左到右分别是：古茹多吉卓略（gu—ru rdo—rje—gro—los）、古茹多吉卓略晓（gu－ru rdo—rje—gro－los—zhabs）、堂坚嘎瓦那布（dam—can mgar—wa—nag—po）。大殿的西南边挂着一只大鼓，东南边则为僧人念经、打卦之所。
　　大殿外面，环殿又建有一些房舍，这些房屋与大殿之间有宽约2米到4米不等的间距，从而形成了可环绕大殿一周的“回”字形转经道。其中大殿西侧有一小门（现今关帝庙的正门），进门左边为看庙人的住所，大殿背后，最显眼的莫过于那间黄色的房子，藏语称“加央拉康”（过去它与大殿相通，如今到加央拉康只能绕行）。与它并排在其两侧的房子今已破损严重，内置杂物。大殿东侧由于地处山崖没有建筑物，沿山崖建有围墙，东北侧又有一便门。
　　“加央拉康”（’jam—dbyangs lha—khang）是磨盘山关帝庙的一大组成部分，即文殊殿，其建筑风格与关帝殿基本相同（为汉式建筑）。登上门口六级台阶，通过一个宽约1.85米的门廊，便会进入宽约5.93米、进深1.9米的佛堂，这儿主供文殊菩萨，两边塑有恰那多吉、四臂观音、龙树菩萨等四尊塑像。庙中塑像均毁于“文革”，现庙内塑像重塑于80年代初。
　　2、帕玛日关帝庙的祭祀情况
　　对神灵的信仰主要体现在对神灵的祭祀活动之中。祭祀活动多种多样。其中从祭祀场所来看，有庙祭、家祭、野祭。关公信仰主要是以庙祭为主，在时间上又有固定性与临时性之分。固定性的如：朔生祭（每月初一、十五两天举行）、春秋祭、神诞祭（5月13日关公诞生之日）等。临时性的祭祀活动即指遇到久病不愈、久旱不雨、或遇战事、或吉凶诸事所进行的临时性的祭拜活动。
　　据功德林寺现任主管益西强巴先生及有关人士介绍，帕玛日关帝庙过去的祭祀活动除了5月13日的固定性祭拜（即神诞祭）外，一般还是以信徒临时祭拜为主。祭拜者主要是清朝驻藏官兵、清朝驻藏大臣衙门的官员及随行人员、商人等。他们多为汉族，还有一些满族、纳西族以及他们的后代，当地的藏族为数居少。人们信奉关帝，关帝庙自然而然就成了安抚人们心灵的圣地。祈福、祛病、消灾、避祸、求官、佑安等强烈的世俗要求使得帕玛日关帝庙一年四季香火不断。如今的“帕玛日关帝庙”完全没有了自己固定的祭日。作为功德林寺的下属寺，它的祭日已同化为藏传佛教的祭日。即便是在藏传佛教盛大节日的这一天，地处转经道附近的“帕玛日关帝庙”香火依旧清淡。一般来讲，人们进庙后，除点酥油灯、磕头之外，往往都要面向“关帝”（今格萨尔王）求神签以卜自己的心事。前来求签问卜者在完成必要的仪式（如给“关帝”上香点灯，跪拜祈祷）后，就可以拿起签筒，双手前后摇动，等一根有效签摇落后拾起，按其标号，查阅占卜书中的相关条目，就可得到所问之事的答案。如果求卜者不识藏文，则由本庙中的僧人代为解释，问卦者则自愿供奉钱物作为酬金。当今在不多的朝拜者中，汉藏皆有，朝拜的方式也是汉藏相杂。案前供酥油灯、净水碗、青稞酒，以及在庭院中建置煨桑炉，都是藏民族最为传统而又普遍的祭神拜佛方式。而案前的签筒、抽签方式、庙内跪拜的方式，则又为汉地风格。
　　二、帕玛日关帝庙的建立
　　关帝庙又称“帝君庙”或“武庙”，是三国蜀汉大将关羽死后，人们为其修建的神祠。元代以前多称武庙、关公庙，明清之后多称关帝庙。最早的关帝庙建于何时，今天已难以考证，但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关帝庙作为关公信仰的活动中心和舞台，是伴随着关公信仰的产生而出现的。关公信仰“形成于南北朝至唐代，发展于宋之时期，盛行于明代，至清代而达到顶峰”。⑤帕玛日关帝庙建于清代乾隆年间，是关公信仰的顶峰期。
　　1、帕玛日关帝庙的建庙背景
　　从前面关羽的有关内容看出，从三国时期到清代，关羽由最初的将军到侯，到王，到帝，步步升级。从东汉起，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封赐，说明关公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青睐。明代是关公信仰的盛行期，首次将关羽封为帝（三界伏魔大帝），使关羽成了一位与人间帝王平起平坐的高级神灵。而到了清代，关羽的地位已经超过了人间帝王，这时对关羽的顶礼膜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不仅与清政府的大力提倡有关，与关公的神职有关，更与《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在民间的广泛流传有关。
　　第一、清朝关羽崇拜的鼎盛与《三国演义》有关
　　清人王嵩儒认为：清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故据说崇拜关羽不论是清世祖努尔哈赤，还是其继承人皇太极，都好看《三国演义》。⑥《三国演义》曾被清朝统治者奉为政治、军事教科书，作为书中主要角色之一的关羽由此更为人们所了解。
　　第二、清朝关羽崇拜的极盛与清政府的大力提倡有关
　　（1）清政府大力提倡关帝信仰的具体表现。
　　首先，历朝不断对关公进行加封，以抬高其地位。清世祖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年间加封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嘉庆年间加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关圣大帝”，道光年间又加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最后关羽的封号竟陆续加成了“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羽赞宣德关圣大帝”。清政府每渡过一次难关，都要加封关羽，对关羽的推崇超过了历代。不仅如此，雍正四年（1726年）还追封关羽的曾祖、祖父、父亲为公爵；咸丰五年（1855年），又封曾祖为光昭王，祖父为裕昌王，父亲为成忠王。对关羽祖先的封爵使关公家族成了神的家族。这无疑推动了关公信仰在社会上的进一步昌盛。其次，清朝把祭祀关公正式列入国家祀典之“中祀”。“清初定制，凡祭三等；圆丘、方泽、祈谷、社稷为大祀；天神、地祗、太岁、朝日、夕月、历代帝王、先师、先农为中祀；先医等庙、贤良、昭忠等词为群祀”。“咸丰时，改关圣、文昌为中祀”。⑦第三，重修广建关帝庙。由于清政府的大力提倡，使得关帝庙遍及天下，关帝庙的修建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难怪乔桂庭在《修志有感》中⑧发出了“中原有地皆修祀，故土无人不荐香，可叹孙曹甘僭窃，何如忠义万年芳”的感慨。不仅如此，连不属汉文化圈的藏区也建造了不少关帝庙。正如洪亮吉在《天山客话》中所说的：“塞外虽二三家，必有关帝庙”。另外关帝庙在清代还得到了官府扶持。各地关帝庙均由官府“月给香供银”或“给香供地”，这无疑对关公崇拜在经济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2）清政府大力提倡关公崇拜的原因。
　　在历史上，关羽被视为“忠”的代表。“忠”在封建社会的最高意义便是忠君，即保持对皇权的绝对服从，这是封建统治的根本。满族入主中原后，面对的是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汉民族。怎样顺利地加以统治，这是满族统治者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问题。为了使汉人真正从内心深处拥护清王朝，与清朝廷齐心合力，就必需树起汉文化儒家传统的“忠”字大旗。而封赐、神化关羽，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一方面，关羽是汉族人，在汉民族中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形象易被汉族官僚、民众所接受；另一方面，经历代统治阶级的封赐，以及《三国演义》在社会上的流传，关羽已成为“忠义”的化身，可以借关公之力，宣扬忠君思想，以教化民众对朝廷忠诚，将人们束缚在忠君思想中，以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其次，借助神威保护国家。清政府极力推崇关羽，与清代频繁的战事有关。满族先民是生活于东北边陲的马背民族，统一东北入主中原靠的是骁勇的八旗军队。入主中原后，战事频繁，使清政府认识到“征讨之举，所关事重”，⑨是“定国安民以成大业”的根本。因此，军队强大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盛衰与存亡。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就需要有一种精神力量的支持，它不仅能够凝聚军心、鼓舞士气，而且又能够强化将领、士卒的忠义之心。于是清政府又将关羽尊奉为所向无敌的“战神”。战前、战后都予以祭拜。据说“有清入关，战时（关羽）每显灵助战，以后遇有战役显应，则必加封号，祀典渐隆”。⑩
　　综上所述，清政府推崇神化关羽，不仅要求人们像关羽那样对国忠心，同时还渴望像关羽那样的战神能护信自己的统治。
　　第三，清时关羽崇拜的昌盛与关羽神职的多样化有关
　　关帝信仰之所以在清代达到顶峰，还在于其神职的多样性。在清代，关公不仅是战神、保护神、武财神，而且还是降魔除妖神及全能神。由于神职的多样化，导致信仰目的的多样化，从而使关帝满足了人们的不同需求。关帝作为王权、皇帝的保护神，受到皇室、贵族官僚的普遍信仰，不仅是清朝满族官僚家庭所供奉的神灵，更是“宫中每日受香火供奉的神灵，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11］同时，关帝作为战神又得到清朝官兵的崇奉，作为财神又受到商人的崇拜。由于受到统治阶级爱好、信仰的影响，更由于清廷的提倡、推崇，民间对关羽的信仰也掀起了高潮，使得对关羽的祭祀活动不分地域、老幼、节令，一年四季香火不断。关帝成了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精神寄托。这在历史上也是没有过的。
　　然而，关帝作为汉地人们信奉的神灵，却在西藏这样一个藏传佛教文化圈的腹心地带落户，原因又何在呢？对此我们应从磨盘山关帝庙的建庙起因及经过说起。
　　磨盘山关帝庙是在清朝这一关帝信仰的高峰期建立的。然而作为清朝驻藏官兵的宗教活动场所，可以说又是战事的产物。《磨盘山关帝庙碑文》对此有详细记载：
　　乾隆五十有六年秋，廓尔喀自作不靖，侵凌藏界，并抢掠扎什伦布庙。皇上赫然震怒，谓卫藏自策零敦多卜殄灭后，隶职方者百余年，使靳征调之烦，从移驻班禅、达赖之议，其济咙、聂拉木等地势将尽委之贼，此后受戕者，当不止前后卫藏矣。特贲纶音，福安康为大将军，一等公海兰察、四川总督惠龄为参赞大臣，统领劲兵，大张挞伐。大司空和琳飞刍挽粟，专司策应，为后路声援。大学士孙士毅复自昌都驰赴西招，协理军储，于五十七年夏，由宗喀、济咙整旅遄进。先是驻军前藏，征兵筹饷，谒札什城关帝庙，见其堂皇湫隘，不可以瞻礼，缅神御灾捍患，所以佑我朝者，屡著其孚格。于是度地磨盘山，鸠工庀材，命所司董其役，默祷启行，荐临贼境，七战皆捷，距阳布数十里，廓酋震詟军威，乞降至再。皇帝鉴其诚款，体上天好生之德，准纳表贡。诏令班师，并御制《十全记》颁示臣下，子惟此视师。自进兵以来，山溪险劣，瘴雾毒淫，竟获履险如坦，不三月而蒇绩，自非神佑不至此。凯旋之日，庙适落成，与诸公瞻仰殿庑，徘徊俎豆，深感大功速竣，维神之力，而益欣继自今前后卫藏之永永无虞也。是为记。时乾隆五十七年谷昌。［12］
　　廓尔喀是居于现尼泊尔境内的一个民族，曾借口其商人在藏纳税问题，出兵侵占了后藏聂拉木、济咙等地，清政府特调内地官兵赴藏，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月，将廓尔喀入侵的军队全部逐出了国境。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再度入侵，占据了聂拉木、济咙，并一直攻到了日喀则，将扎什伦布寺的财产、法器抢劫一空。清政府派大将军福安康率师入藏，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七月驱走了入侵的廓尔喀军队。
　　根据史书记载，清军出征前几乎都要祭祀关羽，祈求他在冥冥中的保佑。打了胜仗，则要修建关帝庙，以答谢关帝圣君的相助。在帕玛日关帝庙建造之前，清朝驻藏官兵在扎什城的兵营附近就建有关帝庙（即碑文中提到的札什城关帝庙），但这时已“堂皇湫隘”，不足以观瞻。决定度地磨盘山“新建关帝庙”。从筹建到竣工，大概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即碑文所谓“不三月而蒇绩”，“凯旋之日，庙适落成”。
　　对此，乾隆五十八年（ 1793年）驻藏大臣和琳撰写的《重修扎什城关帝庙碑文》中也有记述（有资料显示，该残碑今存大昭寺）：
　　恭惟我国家抚有区夏……举凡王师所向，靡不诚服，关帝圣君实默佑焉……乾隆辛亥秋，廓尔喀部落惑于逆僧沙玛尔巴游说，潜师侵掠后藏……我兵出奇奋勇，七战七捷，直逼贼巢……自进师王凯旋，凡三越月，固由圣主庙谟广运，指示机先，大将军运筹帷幄，靡坚不破，然究属帝君威灵呵护之所致也。大将军回藏，度地磨盘山，创立神祠，以答灵贶……［13］
　　三、帕玛日关帝庙变迁原因的考察
　　1、帕玛日关帝庙的演变
　　帕玛日关帝庙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庙内塑像毁于“文革”期间，建筑物却在“文革”中因作仓库之用而得以幸存。它历经清朝、民国而未被毁损，这不仅与当时来自汉地的官员、军兵、随行人员及商人等对关帝的信仰有关，更与他们从汉地带来的儒家思想有关。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由于历史上关羽的人品以及行为比较符合儒家“忠孝仁义”的道德规范，从而受到了儒家的极力推崇，把他视为“忠义”的化身，进行神化。因此，帕玛日关帝庙的存在、延续，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儒家思想在西藏的传播。
　　在十年浩劫当中，帕玛日关帝庙同藏区大部分寺庙的命运一样。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许多在“文革”中被损毁的寺庙开始得以修复。然而就在此时，帕玛日关帝庙作为汉藏人民共御外侵、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历史见证，却迎来了它所供主体的彻底更换。据功德林现寺管会主任益西强巴先生讲，80年代初从昌都地区来了几位康巴喇嘛（僧人），提出要修复关帝庙，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批准，（起初以暂时借住的名义，后向有关部门提出修复关帝庙的要求，并得到允许）。之后，他们自筹经费，改塑成了格萨尔王这个与关公形象及内涵完全不同的新的塑像。至于这些昌都僧人是真的不知历史，还是另有企图，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在由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印制、拉萨市城关区颁发的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宗场证字（9）号的“帕玛日关帝庙”（bar—ma—ri kwon—yun lha—khang）作为功德林的属寺，从此已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格萨尔王的庙”（山下大树上的木牌路标上写着：“哪山上有格萨尔王的庙”）。
　　2、帕玛日关帝庙变迁原因的考察
　　（1）帕玛日关帝庙的变迁是两种文化冲突的结果
　　“文化，实质上是处于一定自然环境和社会组织中的人们，对自己与自然，自己与社会，自己与不同地域、不同信仰、不同民族（或种族）的他人之间关系的心理反映成果”。［14］西藏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文化，并且显示出很强的地域性特征。这种区域性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宗教色彩相当深厚。历史上藏族几乎是一个全民习俗信教的民族，浓郁的宗教氛围使藏民族的整个精神生活和社会文化基本上都被宗教意识所浸染。不论在医药、建筑、语言、文学、天文历算、音乐舞蹈、戏剧、绘画，还是在日常的风俗习惯、民族心理等方面，无不烙上宗教的印记。同时，宗教的长期熏染也使得藏传佛教的教义、教规已经不仅仅是整个民族僧人思想与行为的最高准则，而且已经广泛渗透于藏民族世俗大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与藏民族的生产、生活交织在一起，成为影响藏族百姓精神面貌乃至生产习惯、消费结构等的重要因素。这一深刻渗透着宗教精神的民族传统文化，历史之悠久，根基之深厚，传承之稳定，在我国各民族中都是十分罕见的。而关帝信仰作为汉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意识形态，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渗透到了中国的各个地方，也传入了藏区。然而，对于千百年来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一种独尊心理，始终恪守自己的民族信仰，而民族传统文化又很深厚的藏民族来讲，它毕竟是一种外来文化。在与外来文化接触时，藏民族一般在心理上自然以自已的民族文化为中心去衡量外来文化，或取、或舍、或借鉴。据有关资料显示，在西藏曾有十座左右的关帝庙，而今仅剩的“帕玛日关帝庙”也已名不符实。这正是两种文冲突融合的结果。在陈立雄先生看来：两种文化有接触条件后，便会产生接触，随着接触的深入，二者便产生冲突。冲突结果之一：两种文化可以适应，于是要么融合，要么仅仅生存下去。而融合之后，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会有一定的变异；冲突结果之二：是两种文化不能适应，于是或者外来文化征服、吞并本土文化，或者在本土文化的茫茫大海中淹没消失。［15］关帝信仰作为汉文化的一部分，进入西藏后它所面对的是藏民族本地文化的“茫茫大海”，它在与藏民族传统文化接触时，显得势单力薄，最终免不了被融合的命运。
　　（2）帕玛日关帝庙的变迁是关帝信仰者群体弱化的结果
　　任何一种信仰的产生和流行都需要一个适宜的社会文化氛围。如果氛围适宜，那么信仰就会得到发展和盛行。否则，这种信仰若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就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关帝信仰也不例外，它的产生与盛行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反映了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人们对忠义品格及勇武素质的需求和呼唤。关公是勇猛、正义（伏魔大帝）的象征，是忠义的化身。他的勇猛是战乱年代民众希望太平的寄托，希望勇猛无比的他能为民除害驱邪，主持正义。同时，他的忠贞不二符合中国儒家的道德思想，与封建统治阶级要建立的道德规范相一致。统治阶级大力提倡并神化关羽，在于关羽的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即利用他来维护封建秩序和封建统治；而老百姓信奉并神化关羽，在于从关羽那儿获得精神上的安慰，心灵上的补偿。就这样上层统治者和下层民众出自不同的目的，把关羽推上了神的宝座，并赋予了他多神的职能。可以说封建文化为关帝信仰的产生、发展、盛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从而使关帝信仰风靡中国，关帝庙更是四处林立，遍及全国。
　　今天，从全国范围来看，已盛行一千多年的关帝信仰正逐渐成为过去，“全国各地的关帝庙所剩不多，虔诚的信徒难以寻觅”。［16］对关帝的信仰已经远没有明清时期那样的声势和规模，这说明人们对关帝的信仰呈弱化趋势。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无神论的大力提倡、宣传，人们对关帝的“神性”有了认识，信仰不再有极大的盲目性，从而使人们逐渐放弃了关帝信仰；其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认识更加客观、准确，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对关帝的信仰；其三，关帝信仰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封建文化对人们的影响日趋弱化。在这样的大背景、大前提下，地处雪域高原的关帝信仰也日趋淡化，是不足为奇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几年来，我国沿海一些城市又掀起了“关公崇拜热”，有不少关帝庙已修复或正在修复。在一些城市的商店、饭馆中设有关帝神龛，在拉萨也时有所见。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一些地方上关帝庙的修复主要意图在于增设景点、发展旅游业，至于商店、饭馆中的关帝神龛更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这一切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关帝信仰弱化的现实。
　　（3）藏人结构单一的信仰使得关公信仰失去了附着物
　　众所周知，西藏基本上是藏族聚居的地区，民众又较为普遍地信奉藏传佛教，使藏传佛教成为民间主体信仰。在宗教文化的长期熏染下，藏民族逐渐形成了较强的宗教意识。他们虔诚地信奉佛祖以及传说中的英雄格萨尔王，习惯于本民族的信仰传统及宗教生活，将其作为自己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这一信仰传统已成为“沉淀于藏民族思维结构中的一种能量巨大的集体无意识”。［17］尽管藏传佛教中的高僧，如三世章嘉活佛、土观活佛、阿嘉活佛在清代纷纷撰写祭祀关帝的仪轨文，并对关帝作过一些认定，认为关帝是藏传佛教密宗护法神的化身，但对于广大的普通藏传佛教信徒来讲，宗教知识的欠缺使他们不可能真正地去理解佛教中那些充满玄奥哲理的教义、教规，自然对高僧关于关公的认定了解甚少，见神就拜的心理和误解（称关公为“汉格萨尔”）使关帝庙中多了藏族的信奉者。然而对于大多数虔诚的藏族信仰者来讲，不论是出于地缘情感的原因还是信仰的地域性的原因，遇到危难、吉凶诸事，自然而然想到的是请喇嘛念经、求佛祖保佑并消灾，而不去求关公保佑。
　　帕玛日关帝庙是因反侵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原因而建于西藏的。当时信奉关帝的主体主要是汉、满官兵，在官兵心目中，关帝是所向无敌的“战神”，在民间，特别是来自汉地的人们心目中，他又是驱邪降魔、招财进宝、呼风唤雨的万能神，因此他得到来自内地的人们的广泛信仰。一般来讲，关帝是汉民族所信奉的神灵。汉民族本身是一个历史意识浓于宗教意识的民族，宗教生活仅存于精神生活的表层，始终不占主导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人们思想认识的进一步提高，使汉民族对关帝的信仰渐渐淡化。这对于在西藏人口中居少数的汉族也不例外。而今，关帝庙内因新的塑像使第布信奉者不再或很少前来祭拜。这样就使得关帝信仰在西藏失去了附着物、香火自然日趋清淡了。
　　3、关于帕玛日关帝庙主供变迁的误解
　　（1）从形象上产生的误解
　　据陈崇礼先生在《西藏几处关帝庙》一文中所说，“磨盘山的关帝庙”之所以被误称为“格萨尔拉康”，原因之一是主殿中陪塑的张飞（或周仓）形象几近战神格萨尔王。在《拉萨文物志》中也提到，关帝庙内塑像与藏族民间传说中的英雄格萨尔王相差无几，所以当地人误以为关帝庙内供奉的是格萨尔王，将磨盘山关帝庙误称格萨尔拉康。
　　（2）从神职上产生的误解
　　据西藏人民出版社的唐本·次多先生讲，关帝庙被误认为格萨尔拉康是由关帝与格萨尔王二者的神职功能类似造成的。二者虽属不同的地域神灵，信仰的主体有所不同，但二者均为“战神”，格萨尔王为藏区民众心目中降妖伏魔、打击强暴、扶助弱小的民族英雄，是所向无敌的“战神”，而关帝作为汉民族的“战神”，在藏区又被人们称之为“汉格萨尔”，所以将关帝庙称之为格萨尔拉康。
　　当然，帕玛日关帝庙作为汉藏民族共同抗击外来侵略、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历史遗存，作为研究清政府在西藏施政用兵行使主权的实物见证，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其演变的缘由也许是多方面的，但今天的状况令人不无遗憾。
　　西藏作为以藏族为主体、多民族杂居、共同开发的地区，在历史进程中，不同的文化曾在这里交汇碰撞、融合发展。在当今社会转型的历史新阶段，传统文化的变革，不同文化在同一社区内的对话与演变，都日渐成为颇受关注的话题。当我们审视文化的遭遇以及文化的命运时，是否应该多思考一下历史所给予我们的启示呢？［责任编辑　李登贵］
　　注释：
　　①邓侃主编；《西藏的魅力》，成都出版社1994年版，策125页。
　　②又称“磨盘山关帝庙碑”，见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拉萨文物志》，1985年版；“磨盘山新建关帝庙碑”，见《西藏的魁力》。
　　③见《雍和宫唐喀瑰宝》，第322页。
　　④见《拉萨文物志》，第56页。
　　⑤郑土有：《关公信仰》，学苑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页。
　　⑥［清］王嵩儒：《掌固拾零》，彝宝斋印书局1996年印本，转引自《关公信仰》。
　　⑦《清史稿》卷八十二。
　　⑧《关帝志》卷四，艺文下。
　　⑨《清史稿》卷四。
　　⑩［11］转引自《关公信仰》。
　　［12］参见［清］松筠《卫藏通志》卷六，西藏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张羽新辑注《清代喇嘛教碑文》，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写本，第二四零页；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附；清代喇嘛教碑刻录），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1、482页；《拉萨文物志》，页125、126。
　　［13］《卫藏通志》卷六。
　　［14］王永红：《论天主教在西藏的早期活动》，载《西藏研究》汉文版1989年第3期。
　　［15］详见陈立雄：《从宗教传播看文化移镇模式》，载《文汇报》1986年4月11日。
　　［16］见注⑤，第222页。
　　［17］杨建吾：《关于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探讨》，载《西藏研究》汉文版1992年第4期，第80页。
　　［作者简介］张虎生，西藏大学政史系副教授；安玉琴，女，西藏大学政史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