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著名文僧南岳玄泰禅师及其《畲山谣》

唐代的著名文僧南岳玄泰禅师及其《畲山谣》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高华平
　　玄泰是唐代禅宗“青原下五世”石霜庆诸禅师的法嗣，也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位特别重视自然生态保护的名僧。他的事迹，不仅中国古代僧史禅史如《宋高僧传》、《五灯会元》等均有记载，而且在今天这个佛教自然生态保护思想备受人们关注的时代，玄泰其人其文更常常为人们所乐道。星云法师的《佛教与自然生态》诸文即列举玄泰的《畲山谣》为例以示禅师在保护自然生态方面的贡献。[1]一般禅宗史家亦以为玄泰之举，乃是“禅宗在防护生态环境中值得提起的又一事例”[2]。
　　但是，由于历代禅史记载皆较简略，我们对玄泰其人及其文学作品中自然生态保护思想的形成了解其实甚少，这无论对研究玄泰在禅宗思想史上的地位，还是开发中国佛教生态保护思想的资源，都是不利的。有鉴于此，本文拟对玄泰的生平事迹，特别是其文学创作中生态保护思想的形成做一考述。
　　释玄泰，生卒年不详，亦不知何许人也。以住南岳衡山兰若，故称之为“南岳玄泰禅师”。《五灯会元》卷六记玄泰早年生活云：
　　南岳玄泰禅师，沉静寡言，未尝衣帛，时谓之“泰布衲”。始见德山，升于堂矣。后谒石霜，遂入室焉。掌翰二十年，与贯休、齐己为友。后居兰若，曰“金刚台”。誓不立门徒，四方后进依附……
　　石霜庆诸禅师是道吾圆智禅师的法嗣，而道吾圆智则被认为药山惟俨禅系。玄泰属石霜庆诸的人室弟子，早年又曾见过德山宣鉴，并曾“升于堂矣”，与当时著名的“诗僧”贯休、齐己“为友”。根据禅史，德山宣鉴的生卒年为公元782—865年，石霜庆诸的生卒年为公元807—888年(或公元809—888年)[3]，贯休的生卒年为公元832—912年，齐己的生卒年为公元861—941年[4]，则玄泰应生活在公元800到公元900年间，进入公元10世纪不会太久。又根据《宋高僧传》卷十三《释本寂传》：
　　释本寂，姓黄氏，泉州蒲田人也。其邑唐季多衣冠士子侨寓……文辞遒丽，号富有法才焉。寻示疾终于山，春秋六十二，腊三十七。弟子奉龛窆而树塔，后南岳玄泰著塔铭云。
　　释本寂即曹洞宗之曹山本寂。其生于公元840年，卒于公元901年[5]。玄泰在本寂树塔后曾为之著塔铭，此事在本寂死后五年抑或十年，今已不可知，但不会相距太长时间。故本文推测玄泰的卒年约与贯休一致，而生年在公元850年前后。
　　“文僧”即以文学著名的僧人，与“诗僧”、“艺僧”等名称一样。我们所以称玄泰为“文僧”，不仅以其曾在石霜庆诸门下“掌翰二十年，与贯休、齐己为友”，而且因为他的作品在当时曾广为流传、颇有影响。《宋高僧传》卷十七《唐南岳七宝台玄泰传》云：
　　……又为《象骨偈》、诸禅祖塔铭歌颂，好事者编聚成集而行于代。
　　由此可知，玄泰在当时文坛尤其著名的，是其诸祖师塔铭的撰写，而这些塔铭还被当时的好事者编聚成集而广为流传。
　　“塔铭”乃是古代印度佛教文体与汉文学体裁结合的文学形式，相当于汉地原有的“碑铭”或“墓志铭”等“杂文学”体裁。刘勰的《文心雕龙·诔碑》云：“碑者埤也，上古帝王，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因器立名，事先于诔。是以勒石赞勋者，人铭之域；树碑述亡者，同诔之区焉。”刘勰此篇说明了中国古有“碑铭”或“墓志铭”文体的源流和特点。但刘勰可能没有料到，“碑铭”或“墓志铭”这类中国固有的“杂文学”体裁，随着佛教的输入正在形成新的东、西方融合的品种——塔铭。
　　塔，梵文为stapa，音译为佛图、浮图、堵波等，义译为坟、冢、佛塔等。《说文新附》云：“按塔为痤佛骨之所，作塔婆、浮图、浮屠、佛图等，皆梵语堵波或率都婆之讹略；译意为坟、冢、灵庙等。”《大唐西域记》卷第一“蜜国”条云：“蜜国东西六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堵波及佛尊像，多神异，有灵鉴。”玄奘原注“堵波”：“即旧所谓浮图也，又曰偷婆，又曰私偷簸，又曰薮斗波，皆讹也。”季羡林先生等认为，堵波为“梵文stapa的音译，即佛塔”。而“塔婆由巴利文thapa而来，苏偷婆、堵波由梵文stf~pa而来，都是音译，玄奘根据梵文音，就认为其他音‘皆讹也”[6]，是不合适的。
　　塔在天竺本为痤骨之所，但到汉地以后逐渐演变成了痤佛教各宗各派祖师乃至一般名僧灵骨、舍利的场所。而按汉地习俗，死者坟前皆要封碑勒铭，以示不朽，这就产生了中国佛教所特有的“塔铭”。塔铭与一般“碑铭”的不同在于：一是它乃与“佛塔”相联，因而“铭”中的主人一定是高僧名德，而不是一般俗士之坟冢前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二是它的内容必与佛教教义有关，必应歌颂佛祖及佛子功德；三是它的撰写者势必与佛教有关，如玄泰本人直接就是佛教徒。可能是因为玄泰的这些作品的流传范围主要在释界，《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不见玄泰的作品集，到清人编《全唐文》和《全唐文拾遗》，也仍不见有玄泰的任何作品。不过，我们并不能怀疑玄泰这些“塔铭歌颂”的存在，因为在《宋高僧传》中，就有多处提到玄泰为禅祖名僧撰碑铭祭文的事实。而《宋高僧传》“所本”，又“多是碑文，故每卷末恒言某某为立碑铭塔铭，此即本传所据”。[7]《宋高僧传》的作者赞宁应该曾亲眼见到过玄泰所撰的“塔铭”，故其言之凿凿也。今略举数例于后：
　　《唐潭州道吾山圆智传》：
　　释圆智，俗姓张，豫章海昏人也……以大和九年乙卯九月十一日长逝，享年六十七，维得石灰骨数片，脑盖一节，特异而清莹，其色如金，其响如铜，乃建塔于石霸山……南岳僧玄泰着碑颂。《唐长沙石霸山庆诸传》：
　　释庆诸俗姓陈，庐陵新玉乡人也……以光启四年戊申岁二月己亥终于山院，享八十二，僧腊五十九越三月十五日葬于寺西北隅二百许步。门弟子等结坟塔作螺髻形……命南岳玄泰纂录言行，诸方弟子行其道焉。《梁抚州曹山本寂传》：
　　释本寂，姓黄氏，泉州蒲田人也。……示疾终于山，春秋六十二，戒腊三十七，弟子奉龛窆而树塔。后南岳玄泰着塔铭焉。《唐鄂州严头山全豁传》：
　　释全豁，俗姓柯氏，泉州人也……当光启丁未岁夏四月八日门人权葬，葬后收焚之，复舍利七七粒。僖宗赐谥曰清岩，塔号出尘……南岳释玄泰撰碑颂德。
　　《唐南岳兰若行明传》：
　　释行明，俗姓鲁，吴郡长洲人也……委身虎前竟食之，须臾肉净。时泰公收其残，焚之而获舍利，乃撷花酌水，为文祭之。辞中名其勇猛，能捐肉财、破悭法，成檀度，未舍、已舍、当舍三轮顿空，取大果若俯拾芥焉。
　　玄泰流传至今的作品仅有两件：一件是4，临化偈》，另一件是著名的《畲山谣》。这两件作品《五灯会元》卷六皆有记录，今人陈尚君辑《全唐诗补编》据以补入。《临化偈》曰：
　　今年六十五，四大将离主。其道自玄玄，各中无佛祖。
　　不用剃头，不用澡浴。一堆猛火，千足万足。
　　据《宋高僧传》记载，玄泰“言不浪施，心静之情，义而后动”，平常皆居衡山兰若(梵文：aranya，即森林荒野之处)。玄泰这种孤栖的生活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其祖师道吾圆智禅师的《乐道歌》中的“闲卧孤松无伴侣，独唱无生一曲歌”和其师石霜庆诸的“枯木众”禅学宗旨。而由玄泰《临化偈》中的“其道自玄玄，个中无佛祖”和“一堆猛火，千足万足”，又不难见出其与圆智《乐道歌》中的“乐道山僧纵性多，天地回转任从他”禅风之间的某种关联。可以说，玄泰的《临化偈》反映了他任运随化、纵性洒脱的人生态度。玄泰的《畲山谣》云：
　　畲山儿，畲山儿，无所知，年年凿断青山嵋。就中最好衡山色，杉松利斧摧贞枝。灵禽野鹤无因依，白云回避青烟飞。猿猱路绝岩崖出，芝术失根茅草肥。年年斫罢仍再锄，千秋终是难复初。多道今年种不多，来年更斫当阳坡。国家寿岳尚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
　　又据《宋高僧传》记载，玄泰的《畲山谣》乃见“衡山之阳被山民莫徭华斩木烧山，损害滋甚”而作，作品发表后，“远迩传播，达于九重”，以至唐朝皇帝也为之所动：“责衡州太守禁止。”这样不仅使山林免遭火焚，还使衡岳中的僧人之阿兰若得以保存。
　　就《畲山谣》的内容而言，它重在说明山民斩木烧山，给山中动植物及整个自然生态环境带来的严重损害：灵禽野鹤无栖息之地，猿猱无路可走而岩石裸露，芝术失根……而这种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又将久远的生态后果——“千秋终是难复初”。作者在字里行间对山岳动植物的命运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并饱含着对无知山民的愚昧之举的劝柬，希望他们能停止这种盲目的行为。
　　但是，这还只是《畲山谣》的表层意义。实际上，如玄泰《畲山谣》这种佛教僧侣保护自然生态作品的产生，应具有深刻的佛教思想因缘。因为不仅在原始佛教教义中有不杀生、草木说法的观念，中国化的佛教禅宗更有“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思想。所谓竺道生说法而顽石点头，赵州从谂禅师言“狗子也有佛性”——无情有性，实都是禅宗形成中国化佛教自然生态保护意识的思想基础。《宋高僧传》卷二十四《唐京兆大兴善寺守素传》载：
　　释守素，立性高迈，与群不同……其院幽静，庭有桐四株，皆素手植。元和中，卿相多游此院，青桐至夏中无何发汗，颇污人衣，如脂焉，而不可洗。时相国郑公絪尝与丞、郎数人避暑，且恶其滴沥，谓素曰：“弟子为师伐此树，各殖一松可乎?”及暮，素戏咒之曰：“我种尔二十余年，汝以汗淋丽而为人所恶，同恶木之不可休其下也，来岁若然，我必薪之。”自尔绝踪矣。
　　释守素动而桐树止汗之事或属偶然，但这类事情无疑加强着禅宗释子竹木有情、能通人性的观念；而人类的大悭法——自我中心，则成了他们力求克服的修道障碍。上文所言玄泰曾为文祭之的“南岳兰若释行明”，平时与玄泰一同“止七宝台”，并为“交契”，最后竟委身饲虎，实现了自己“成檀度”、“取大果”的理想。玄泰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他以平等、同情之心斥责山民的无知，劝导其保护衡岳的自然生态环境——创作下这首著名的《畲山谣》，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1] 星云：《佛教与自然生态》，《普门学报》第十三期。
　　[2] 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34页。
　　[3] 《中国禅宗通史》，第333、343页。
　　[4] 拙作：《唐代的诗僧与僧诗》，《闽南佛学》2印4年第三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
　　[5] 《禅宗宗派源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38页。
　　[6] (大唐西域记》(上)，季羡林等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104页。
　　[7] 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