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禅学的内涵与特色

巴蜀禅学的内涵与特色
　　四川既是我国禅宗传布的重要区域，与之相应，四川的禅学文化较之国内其他地区，尚别有一番气象。以禅史而言，唐代圭峰宗密禅师除著有百卷的《禅源诸诠集》外，还著有《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两书对当时禅宗内各源的源流及禅学特点均有记载。
　　宋代以来，有关佛教史和禅宗的各种灯录甚多，如《佛祖统纪》、《景德传灯录》到清初的《五灯全书》等约三十部，但却缺少地区性的灯录。四川则不然，早在唐代，就有《历代法宝记》专述智诜到无住五代百年在四川的发展。到了清初，则有《锦江禅灯》一书，专述巴蜀禅宗自唐代以来千年的传承。还有《黔南会灯录》一书，专述双桂禅系在滇黔二省的状况。而普陀性统所撰四十卷的《统灯正统》，从表面上看，是以记载大慧宗杲禅师一系五百年的传承为主，而实质上在于突出蜀中的吹万聚云一系。这四部地区性的灯录仅产于蜀，其他省区则不可得而见，这在佛教《大藏经》中有明确的记载，为不争的事实。
　　巴蜀禅学的卓绝贡献更在于禅理上，在众多杰出的人物中，首推圭峰宗密禅师。“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出现，在佛教内引起了持久的震荡。当时唐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已重，处于崩溃的边沿。佛教虽在表面上仍极为繁荣，但内部却宗派林立，禅教之间，乃至禅内教内纷争不已。正如裴体在为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所作的叙中所说：“诸宗门下，通少局多，故数十年来师法益坏。以承禀为产牖，各自开张；以经沦为干戈，互相攻击。情随函矢而迁变，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纷驽，莫能辩析。”面对这样的局面，宗密以禅宗和华严宗两宗领袖的身份（宗密同为荷泽宗和华严宗的第五代祖师），以他浓厚的佛学理论和卓绝的禅宗见地，来收拾这一纷乱的佛教局面。他“以如来三种教义，印禅宗三种法门”。在他数以百卷计的浩大著述中，在佛教内会通禅与教，在佛教外力图调合儒释道三教，是佛教内大开三教合一思潮的有影响的大师。
　　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先对禅和教作了细密的阐述，然后把全部佛教归结为顿教和渐教，把禅宗归结为顿门和渐门。对大乘佛教，又分为“密意依性说相教”，“密意破相显性教”和“显示真心即性教”三类。把禅宗分为“息妄修心宗”、“泯绝无寄宗”和“直显真性宗”三类，分别与三类佛教相应。宗密认为：“上之三教，摄尽佛一代所说之经，及诸菩萨所造之论。细寻法义，便见三义全殊，一法无别。”“三教三宗，是一味法。故须约三种佛教，证三宗禅心。然后禅教双忘，心佛俱寂。俱寂，即念念皆佛，无一念而非佛心；双忘，即句句皆禅，无一句无非禅教。”宗密还以华严法义来证明说：“所说诸法，是全一心之诸法；一心，是全诸法之一心。性相圆融，一多自在，故诸佛与众生交彻，净土与秽土融通，法法皆彼此互收，尘尘悉包含世界。相入相即，无碍鎔融，具十玄门，重重无尽，名为无障碍法界。”宗密可以说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对禅宗作了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的大师。后世虽间有人试图对禅宗作理论上的解说，但唐武宗来佛后，中国佛教义理之学江河日下，宗密后的种种解说，其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万难与宗密相较。
　　宗密虽然对禅宗作了理论上的说明，但真正把禅宗推上中国佛教主流地位的，却是稍早于宗密、被宗密推崇为“直显真性宗”的代表人物马祖道一禅师（709~788年）。马祖是什邡人，他虽非在理论上有所建树，但却在禅宗的实践和教学方法上独辟蹊径。真正意义上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一禅宗的方法和风格，都是在马祖那里得到了全面的确立，交迅速在禅宗内推行开来。
　　宗密在介绍“直显真性宗”时，归纳引用马祖的教法说：“即今能语言动作，贪嗔慈忍，造善恶受苦乐等，即妆佛性。即此本来是佛，除此别无佛也。了此天真自然，故不可起心修道；道即是心，不可将心还修于心；恶亦是心，不可将心还断于心。不断不修，任运自在，方名解脱……但随时随处息业，养神圣胎，增长显发，自然神妙。此即是为真司、真证也。”
　　在理论上，马祖继承了六祖慧能“平常心是道”这一特色，强调“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心外别无佛，佛外别无心”。并进一步把汉魏以来神圣神秘的佛法，化为“著衣吃饭，长养圣胎，任运过时，更有何事”的自然的、人的行为。马祖把这种风格，成熟地运用在他的传教活动中，并创造出一整套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如“机锋”、“棒唱”等唐末五代最为精彩的禅宗内部程式，都是在马祖时得以确立。如马祖与百丈的“野鸭子公案”，马祖与邓隐峰的“石头路滑”公案，马祖与庞居士的“一口喝尽西江水”公案，都是禅宗千年内脍炙人口的故事。再如有僧问他：“如何得道？”马祖说：“我早不合道。”僧问：“如何是西来意？”马祖便打，且说：“我不打汝，诸方笑我也。”有僧在马祖前作四划，上一划长，下三划短，对马祖说：“不得道一划长、三划短，离此四句外，请和尚答。”马祖在地上划了一划，说：“不得道长短。”
　　再如有义学僧问马祖：“不知禅宗传持何法？”马祖反问他：“法师又传持如法？”义学僧说：“我讲得经论二十余部。”马祖说：“那你就是狮子儿了。”那僧说：“不敢。”马祖于是嘘嘘作声，那僧说：“此亦是法，乃狮子出窟法。”马祖于是缄默不语。那僧说：“这是狮子守窟法。”马祖说：“那么不出不入又是什么法呢？”那僧回答不出，见马祖不再理他，便告辞出门。马祖在他背后呼他一声，那僧回头，马祖问他：“是什么？”那僧茫然，马祖叹息说：“这个钝根法师！”
　　这种潇洒飘逸的风格，冲破了七百年来中国佛教内呆板教条和经院式的学修方式。这些方式简捷明了，开人心扉，使学者感受直接和亲切，故相对易于产生人才，不像其他教派人为学累，几十年也难以培养出一个真正通经达道的学者，而常处于后继无人的困境中。这再不是印度传来的那套高深莫测的理论，而且现实的、生活中的风格。细观马祖语录和有关公案就可以体会到，这种风格，融合了先秦儒道的现实主义，秦汉的游侠气概，魏晋的名士风流，又含蕴着印度大乘佛教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和行为理论。所以马祖的这种风格立即风糜国内丛林，并受到士大夫们的拥护。
　　到了宋代，禅宗内完全承袭了马祖的教法，而且是更加广泛和细腻地加以运用。宋代禅宗还有一大特色，就是禅与儒道的融合进程加快，并使禅宗成为彻底中国化的佛教。推动这一进程的四川僧人，有云门宗的雪窦重显、圆通居纳和临济宗的五祖法演和圆悟克勤等。其中对当时和后世产生极大影响的更是五祖法演和圆悟克勤师徒二人。
　　佛教传入中国以来，自魏晋起便与儒道传统相协调。但中国僧人为纯正原本地学习和掌握印度传来的佛教，隋唐之前还谈不上对佛教进行改造。随着玄奘大师的归国，中国僧人已全面系统地把握了印度佛教的精义，方得以在这一基础上创建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唐武宗灭佛时毁去了相当的佛教典籍，以理论立宗的唯识、华严、天台甚至密至都失去其基础而迅速衰落，只剩下“不立文字”的禅宗得以独自发展。到了宋代，禅宗已不是在印度佛教的理论中加以发展，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孔孟和老庄，甚至在表述和行为上也更多地向儒道二家靠近。
　　如圆通居纳禅师（1009~1071年）在品评大觉怀琏禅师时说：“斯人中正不倚，动静尊严，加以道学行谊，言简尽理。凡人资禀如此，鲜有不成器者。”这里已经是中国儒家的圣贤观了。
　　五祖法演禅师（？~1104年）更是把儒道的修身方略运用在禅法的教学上，如他说：“衲子守心城，奉戒律，日夜思之，朝夕行之。行无越思，思无越行，有其始而成其终，犹耕者之有畔，其过鲜矣。”很明显，这里直接采纳了周易艮卦“君子以思不出其位”的精神原则。五祖法演还常把儒家修齐平治的方略，运用在丛林的职能上，他说：“所谓丛林者，陶铸圣凡，养育才器之地，教化之所丛出。虽群居类聚，率而齐之，各有师承。今诸方不守先圣法度，好恶偏情，多以已是革物，使后辈当何取法？”再如：“住持大柄，在惠与德，二者兼行，废一不可。”如是等等，多见于法演对众开示与诸方往来的信函中。佛法的修持与教化，遂与儒道之旨不二而行。
　　到了圆司克勤禅师，更是在丛林中大倡“诚信之道”。如克勤在与“虞察院”的信中这样写道：“学道存乎信，立信存乎诚。存诚于中，然后俾众无惑。存信于已，可以教人无欺。唯诚与信，有补无失。”这样的信，已浑然与《中庸》之学无异。在克勤众多的开示与书信中，还常以“道德”、“人情”、“贤不肖”等儒家伦理标准来激励道友和弟子，这一类的文字，简直可以看作是丛林中的论语，如《禅林宝训》一书中所显示的那样。
　　北宋中期以来，道学兴起，道学观念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加大。新儒家的道学，成功地将中国禅学融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同时，中国的禅学也十分方便地将道学观念引入丛林，儒禅互补，在宋代已是不争的事实了。
　　宋代禅宗尽管在情感和风尚上已相当的儒道化了，但它毕竟是佛教——禅宗，其根本重心和内在精神仍在于禅。法演和克勤都是宋代第一流的禅师，法演大开“话头禅”的闸门，圆悟克勤则把“文字禅”推向了鼎盛的局面。熟悉禅学史的人都知道，克勤声名之盛，除禅修精深外，更多得力于他所著的《碧岩集》。这是他住持湖南夹山时，以雪窦重显禅师所作的《颂古百则》为底本，在其上加以文学的“拈提”和“评唱”而成。这是中国佛学史、禅学史乃至哲学史和文学史中的一部奇文，若非通禅里手，难入窥其堂奥。该书一经刊行，立即风糜全国，对后世禅学、哲学、美学、文学、艺术的影响极大。传到日本后，直接诱发了日本五山禅学的兴盛，被誉为与《六祖坛经》合璧的禅门圣经。《碧岩集》本身就是一部深玄美妙的艺术作品，充满了智慧和幽默，常常意想不到开人心扉。同时，该书还是对唐代以来众多著名禅师的思想、风格和方法作了总结，是开启禅宗秘密的一把钥匙。国内学术界至今尚无对《碧岩集》的系统研究，实为一种遗憾。
　　此外，四川对日本禅学影响之巨，也令人瞩目。唐末，日本瓦屋能光禅师（772~934年）于唐昭宗时入蜀，后于成都碧鸡坊去世。能光是日本最早一位来中国学修禅宗，并留居中国的僧人。南宋末，无准师范禅师（1178~1278年）则是第一位到日本传授禅法的中国禅师，当时在日本的名望，可以与唐代鉴真相比。此外，南宋一代，四川尚有一大批向日本传授弹法的禅师，如灵隐慧远、北涧居简、石田法薰、痴绝道冲、兀庵普宁、环溪唯一、别山祖智、希叟绍昙、石溪星月等。因文字所限，就不一一介绍了。迄至近代，宝光寺的无穷和尚、峨眉山的圣钦和尚都曾在江苏金山寺挂“破参牌”而轰动一时。近代四川居士禅之盛，亦为全国罕见。清末民初，广东张凤□寓居成都时力倡禅宗，从学的知识分子不少，门人谢子厚、吴梦龄等曾收其遗著为《清香集》刊行。抗战期间，盐亭袁焕仙、山西贾题韬等在成都办“维摩精舍”专弘禅宗，在国内有相当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