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灿烂的敦煌艺术

辉煌灿烂的敦煌艺术
　　段文杰
　　（一）
　　敦煌艺术是产生和积存在敦煌的多门类的艺术综合体，不仅仅指敦煌壁画和敦煌彩塑，还包括敦煌建筑、敦煌绢画、敦煌版画、敦煌书法、敦煌舞乐和敦煌染织、刺绣等工艺美术。广义地讲，还应包括敦煌文学、变文、曲辞等与壁画有直接关系者。
　　敦煌艺术是宗教艺术。宗教是历史的产物，它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历程而发展，从原始人类的自然宗教到人类分化为阶级之后的发展成熟的宗教，都与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宗教需要艺术作宣传，艺术依靠宗教而发展。我国远古时代的图腾形象，史前陶盆中的人面鱼，晚周帛画上的龙凤斗和妇人祈祷，战国帛画上的仙人御龙升天，
　　马王堆西汉帛画上导引死者灵魂升天气图像，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酒泉丁家闸十六国墓画中的东王公、西王母等等，都与宗教思想联在一起，但它们都是我国美术史上的瑰宝。
　　从西方来看，两万年前的法国拉斯科洞窟壁画中的野牛和乌首人，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奥陵比斯山上的诸神，天神宙斯、日神阿波罗、战神阿瑞斯、智慧女神雅典娜，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罗马教堂里的壁画，米开郎基罗的《创世纪》、达芬奇的《最后晚餐》，等等，都是宗教艺术，而且是举世公认的西方艺术不可超越的典范。
　　敦煌艺术，是佛教题材的艺术。以莫高窟为中心的敦煌石窟，上起十六国，下迄元、清，历时千余年，现存洞窟570多个，壁画五万多平方米，帛画近千幅，彩塑近三千身，写本三四万件，织染刺绣一批。作为我国的民族艺术瑰宝，都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都是稀世之珍，不愧为我国的民族艺术珍宝和人类文化遗产的明珠。
　　（二）
　　从反映现实生活而言，敦煌艺术和世俗艺术一样是一面历史的镜子。从壁画和绢画中可以看到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层各种各样的事物，如劳动生产、歌舞升平、悲欢离合、风土人情以及人的历史命运。
　　在敦煌壁画中有很多奔波于丝绸之路的中西商队，其中420窟的商队最为生动。描写商主乘马率领着满载丝绸的毛驴队、骆驼队西行。途中骆驼卧病，行人立刻诊治灌药。毛驴负重，险路难行，上山时前拉后推，下山时抓住尾巴，不小心骆驼滚下了山坡，货物掉进了水塘。驮夫摔倒在悬崖，爬起来，拾起货物，捆在另一骆驼上继续前行；转过山谷，强盗拦路抢劫，一场恶战之后，货物被洗劫一空。这幅画真实地反映了汉唐以来丝绸之路的艰难险阴。在这辽阔漫长的丝绸之路上“切税商胡以断行旅”是不足为奇的。北周时，凉州刺史拦劫胡商；初唐时，玄奘在中亚遇盗；晚唐时，回鹘人拦劫中朝天使，等等，不一而足。
　　初唐220窟贞观十六年的《帝王出行图》，是早于当时官居右相的著名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的杰作，描写汉族帝王盛装出行，着大襦，前有侍者张羽扇，障蔽风尘，后有大臣扶持。大臣冠上插貂尾，手持文卷，是相当于宰相一级大臣的标志。大臣后有一组各民族君长，戴毡帽、皮帽，着圆领窄袖胡服，拱手而立，这是帝王图
　　中的新内容。据历史记载，唐太宗实行“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之后，到长安朝廷做官的各族首领达百人之多。外出巡幸，“四夷君长咸从”。武则天封泰山也是这样，突厥、波斯、于阗、宾等十余国君长随行。
　　榆林窟吐蕃时斯的第25窟《弥勒变》中的嫁娶图，画青庐（帐房）中举行婚礼的场面，帐中设长案，置果品，男女宾客，蕃汉并坐，围屏内新郎新娘正在宾相陪侍下行跪拜礼，五体投地的新郎是吐蕃族，凤冠披帛的新娘是汉族。这幅汉蕃联姻图是象征性的，但它的影子则是文成公主入藏、金城公主和蕃。
　　盛唐454窟《弥勒变》中的耕获图。是根据佛经“一种七收”一语而作，一开始便是“二牛抬扛”，农夫手把曲辕犁耕地播种，接着是收割、打场、扬场，粮食成堆，斗斛横呈。地边农妇送来饮水和饭菜，饥渴的农夫抱着水罐仰面痛饮。在厅堂里坐着红袍官吏（或地主），农夫长跪禀报，这岂不是一幅生动的收租图吗？这幅画还说明曲辕犁已从中原传到了边疆。
　　敦煌壁画中，舞乐场面很多，主要有天乐和俗乐。天乐指天人形象出现于佛国世界的舞乐，俗乐指世俗生活画面中的舞乐。流行于河西的主要是西凉乐。所谓西凉乐，就是西域各民族的舞乐。主要是龟兹乐加上外来的天竺乐，与中原舞乐相结合的舞乐。北朝温子升所说的“敦煌乐”，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多种成份结合的舞乐。就壁画中的乐器看，有中原乐器，如筝、箫（排箫）、方响、笙、阮咸等；有西域民族乐器，如腰鼓、齐鼓、答腊鼓、鸡娄鼓、五弦、筚栗等；也有外国传来的乐器，如琵琶、箜篌、铜钹等。从舞蹈看，有中原舞，悠扬婉转，挥袖而舞，所谓“长袖善舞”正是中原舞的特点。唐代《宋国夫人出行图》中的四女伎，高髻衫裙，披帛长袖，翩翩起舞，唐人赞扬清商伎的诗中写道：“妙手轻回指长袖，高歌浩唱发清音。”有西域舞，西域民族性格爽朗，感情激扬，歌舞节奏强烈。如220窟在西域灯轮光影下的两组舞蹈，一组戴宝冠，着锦半臂，腰束古榴裙，作男装；一组披发，裸体，白练裙，长绺飘扬，作女装。都在小圆毯上纵横腾踏，挥舞红巾，旋转如风。这就是元积《胡旋女》诗中所谓“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的西域胡舞。
　　敦煌艺术中蕴藏的历史是丰富多彩的，它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的国际丝绸市场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国际都会历史变迁的一面镜子。
　　（三）
　　敦煌艺术和其他艺术一样，都是创造美的，许多优秀作品以其强烈的艺术魅力吸引着人们，通过审美享受，在潜移默化中发挥宗教宣传作用。
　　敦煌艺术的美也是多种多样的。
　　敦煌彩塑，和所有佛教雕塑一样，借用真实的人物形象，象征神灵的智慧和力量，象征善良美好的愿望。
　　佛陀以庄严慈祥的巨像，象征品德圆满、至高无上的圣者复杂抽象的内涵。北魏的禅定佛像，结跏安坐，嫣然含笑，象征超脱尘世，忘怀万虑的禅悦之乐；唐代魁武的天王，挥戈持剑，脚踏恶鬼，象征天国的安宁；宫娃般妍丽娴雅的唐代菩萨，象征大慈大悲、济世活人的品德，而菩萨的女性化则反映了美的中国特色。
　　敦煌绢画，指藏经洞发现的绢本和纸本画，目前已知者达七八百幅之多，内容十分丰富，有各种经变、佛教史迹画、供养人画像和装饰图案等类。由于在库房里存放了近千年，残损较甚，但多数形象清晰，色彩格外鲜丽，这批被劫瑰宝与石窟壁画同样珍贵。
　　如《树下说法图》是初唐杰作，画释迦结跏坐树下，身着通肩朱红袈裟，作说法状；两侧四菩萨各有姿态，浓黑的垂发，衬托出红润的肢体和面庞，透明的巾帔虚无缥渺，增强了宗教的神秘感。身后六个弟子，形象各异，而表情则同，在和颜悦色中，透露出爽朗的心境。宝座下的女供养人，椎髻，窄袖衫裙，双手持莲，长跪供养，沉静而闲畅。它与329窟说法图中的女供养人几乎相同，均为高手之作。
　　这幅说法图以封闭式构图，表现了庄严静穆而温婉愉悦的神秘境界。
　　又如引路菩萨，是一位具有女性美的须眉男子，菩萨乘紫云，左手持红莲白幡，引导亡灵，右手持香炉，香烟袅袅上升，烟雾迷蒙中出现一座宫殿楼阁——幻想中的天国，菩萨回首顾盼，似乎正在为紫云中的亡灵指示去路。小小的灵魂是一位豪华贵妇人，头饰抛家髻，身穿大袖襦，造型与周仿的簪花仕女相同，拱手胸前，默默地跟着菩萨走去。充分表现了引向天国之路的主题思想，创造了紫气弥漫的自然空间，与亡灵之间的冥冥和谐的意境美。
　　敦煌书法，指藏经洞发现的数万件汉文写本，保存着两晋南北朝直到宋代的各种书法。这是一大批民间书法艺术珍品，其中写经体和楷书颇多精品。
　　早期的写经体，是在汉简书法草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过渡到楷书的中间形态。多出自敦煌书法家之手，如晋的索靖，北魏令狐崇哲、曹法寿等。书前先画鸟丝栏，使写本严整统一，字形结构一如隶书，落笔运力则与隶书不同，往往横道落笔轻而细，收笔用顿力，字形丰肥圆润，结体凝重，行气畅展，另具风格，表现了童稚天真之美。隋唐楷书则多传自中原，且多为长安朝廷门下省和弘文馆书手之作。僧智永、弘文馆学士欧阳询的楷书在敦煌颇为流行，结体规整，笔力遒劲，表现了隋唐楷书圆润典雅之美。
　　敦煌版画，在初盛唐时期已经出现，木版单线雕刻，墨色刷印，亦有刷印后上色者，如初盛唐时期的游戏座观音菩萨，晚唐咸通九年（868年）的《金刚经》插图《只树给孤独园图》，五代开运四年（947年）曹元忠施北方毗沙门天王像等。特别是《只树给孤独园图》，释迦牟尼侧面说法，十大弟子、释梵天王、金刚力士簇拥左右，座下佛弟子长跪。此图结构活泼，刻工精细。线条是造型的唯一艺术语言，挺拔有力，黑白相衬，疏密有致人物虽小而栩栩如生，充分表现了线如曲铁盘丝的力感美。
　　内容美。有人说，敦煌壁画内容，说神道鬼，离奇荒诞。古人早有批评。但故事多来自公元前成书的《本生经》，有许多印度民间寓言故事，内容健康优美。
　　如《九色鹿本生》，描写九色鹿不顾自身安危跳入急流，拯救溺人，而溺人见利忘义，出卖了九色鹿，在遭到国王大兵团团围困时，九色鹿临危不惧，坚持正义，斥责溺人忘恩负义，与邪恶作坚决的斗争，表现高尚的道德品格美。
　　《象护与金象》的故事，描写象护出生时出现一金象，他们形影不离，同时长大。金象大小便落地成金，因而家中黄金满库。象护长大入学，一次同学们讲述各家奇闻，象护即讲述金象的故事。同学中有一位王子，听后心中暗思，我如果做了国王一定要将金象夺取过来。于是设计杀害了父母，篡夺了王位，立即派人邀请象护父子乘象入宫赴宴，受到国王隆重款待。象护想，国王一向贪暴，突然如此殷勤，必有诡计，即向国王辞行。国王说：人可以走，金象留下。象护父子恍然大悟，即空步出宫。国王手抚金象，十分得意，忽然金象没入地下，又在宫外出现，正好在象护父子面前，父子二人跨上象北奔回家中，使国王的鸿门宴落了一场空，表现了讽刺性寓言故事之美。
　　其他如《张骞出使西域》、《张议潮统军出行》都是历史人物画，表现英雄人物爱国思想。
　　敦煌艺术内容丰富而复杂，其中有优美的，也有丑恶的。但美的善的，体现中国美学思想的美与善结合是主要的。
　　形式美。艺术的内容必须有完美的形式来表现，通过美的形式，激发观者的审美感情。敦煌艺术的形式有多种层次。外形式，如每个洞窟结构的立体形式，上有藻井悬华盖，象征天空；四壁画神灵形象，作巨型经变以示极乐幻景；正龛设佛陀及侍从，象征佛国世界的主宰者；地面铺莲砖，象征净土，人们进入洞，犹如化生佛国。这就是一个以建筑、雕塑和壁画等艺术作品组合起来的、人间世界不存在的包含着追求人生真谛的复杂内涵的外形式。
　　每幅画也有适应内容的外形式。单幅画，表达单一主题的形式；组画，表达多种主题的联合形式；连续式，表现不同时间、空间和曲折情节的横卷式或立轴式；三联式，即三位一体式，在主题画两侧安排对联式的故事画，这些外形式都是适应内容需要的民族绘画形式的新发展。
　　内形式，指体现主题思想在画面上的内容结构。内形式也多种多样。有顺序式，按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结束规律，顺序铺陈。如佛传故事，从乘象入胎到成道说法，一生事迹，脉络分明。有冲突式，故事从两头开始，在画面中部矛盾冲突的高潮中结束，如《九色鹿本生》、《目炎子本生》等。有高潮式，故事一开始便展现冲突的高潮，然后逐渐降低调子，《五百强盗成佛》便是如此。有众星拱月式，主体画面四周，环绕穿插各种故事，形成向心型结构，巨型经变多属此类。有双主体式，两个主体人物遥遥相对，神通变化展现其间，《维摩变》、《劳度叉斗圣变》均属此类。有自由式，故事情节随意布置，或往返进行，或左右穿插，没有规律，经变中穿插故事，屏风画多属此类。
　　内形式的要求是创造空间境界，即意境，大多体现在巨型经变中，基本可分为两类构图。一类是开放式，以鸟瞰式透视，在大海中起平台，伸向天边，海天相连，高朗空旷，境界深远；另一种为封闭式，画面中部起楼阁殿堂，堵满空间，形成宫院内部庭园世界。这些都是中国首创的形式，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
　　线与色是表现形式美的艺术语言，经过几千年锤炼的线，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表现功能，运笔中的轻重疾徐，抑扬顿挫，无不显示鲜明的节奏和韵律感，通过律动感表现出形象的变化和生命力。
　　北朝秀劲潇洒的铁线，创造了南朝士大夫典型的秀骨清像；隋唐丰润而富于变化的蓝叶描，则产生了宫娃般丰肥健美的菩萨。不同的线，表现了不同的美。当然，不同的线，也可以表现共同的美，线本身没有特殊个性。
　　色彩是敦煌艺术重要特色之一，它继承了传统绘画色彩的象征性、装饰性和变色手法，创造了敦煌艺术的色彩美。早期壁画的色彩鲜明而朴质，唐代则浓艳而辉煌，加上巧妙的变化和特殊手法，装饰性的色彩美，登上了豪华富丽的顶峰。
　　无论外形式、内形式或表现形式的线和色，都体现着对称、均衡、宾主、疏密、主题突出、繁复而不紊乱、统一而不死板等形式美的规律，体现统一和谐之美。
　　人体美。中国绘画自古主张“立象以尽意”“寓形寄意”或者“以形写神”，总之，重意不重象，重主观不重客观，重精神不重实体。汉晋以前，对人体美缺乏认识和理解，造型的真实感不佳，特别是裸体美，它与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水火不容。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熔印度、希腊、波斯艺术于一炉的佛教艺术，讲究人体美的外来艺术，给敦煌艺术注入了新的血液，壁画中的人体比便、面容姿态和立体感的表现大大提高，上身半裸的菩萨、天女、歌舞伎大量出现，翱翔太空的裸体飞天也偶露尊容。但是，中国绘画反对“毛而失貌”，不赞成追求细节的真实而妨碍整体精神的表现，因而在造型中充分采取夸张变形手法，以塑造宗教理想的人物。王充说：“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因而延伸人体比例，则人物潇洒飘逸，如西魏的菩萨；人体比例缩短则强壮有力，如北魏的金刚力士；唐代菩萨身姿扭捏作“S”形，增强了“妍柔姣好”的女性美，如45窟盛唐的菩萨；楞眉鼓眼，挺腰挥拳，形如张弓，以示威武猛勇，如46窟的天王；至于天空神怪，如兽头人身的雷神、风神、三头六臂的大自在天、象头人身的比那夜迦等，则属于想象组合的象征。夸张则变形，即可创造出种种不曾有过的想象形象，以满足宗教信仰和审美要求。
　　人体美的另一特色是立体感，敦煌早期壁画接受了传自龟兹的天竺明暗法，以朱红重色，暗色晕染人体低凹处，烘托出凸起处，并在凸出部分涂以白色表示高明，使人体显出圆浑的立体感，这就把美与真结合起来了。而中国壁画则追求平面的装饰美，以赭红晕染人物面部两颊，既表现红润色泽，也有一定的立体感。这两种晕染法，一传自西域，一来自中原，前者逼真感较强，后者象征味更浓，各极其妙。
　　这两种晕染法，经过长期融合至唐初合二为一，产生了一种既表现健美色泽，又富有立体感的晕染法。画史上赞扬吴道子的人物画，“形若脱壁”，“道子之画如塑然”，“四面都可意会”，等等。这形成了敦煌壁画的新风格。
　　戏剧性的美。敦煌壁画有近百种故事，由于故事中曲折的情节和矛盾冲突，加上画师们的匠心营构，赋予了这些故事画、经变画以戏剧性的美。最引人入胜的是悲剧性和喜剧性的题材。
　　有些壁画属于悲剧性，如早期的本生故事、因缘故事。佛教徒们在思想修炼中，要通过忍辱牺牲求得灵魂的完美才能成佛，因而牺牲者是乐意的，是没有痛苦的。无论是舍身喂虎的萨土垂王子，割肉贸鸽的尸毗大王，还是施头千遍的月光王，以眼施人的快目王，他们的形象立刻恢复原貌，表情都是坦然自若安详愉快的。虽然他们不能与革命者的从容就义相提并论，但是他们的牺牲是为了“成佛”，为了求得超人的智慧和神力，“普济众生”这种舍已为人的牺牲精神，具有一定的悲剧性。特别是北魏254窟的《萨土垂本生》，在艺术表现上取得了高度的成就。
　　壁画中也有喜剧性的内容。《劳度叉斗圣变》便是其中之一，描写释迦牟尼的弟子舍利弗与外道劳度叉斗法的故事。佛经里说，长者须达以黄金铺地买只陀太子园林为释迦起精舍，外道要与佛徒斗法，胜则建，败则不能建。巨大的画面，以舍利弗与劳度叉为主体，描写六个斗法场面：一、金刚智杵破邪山，二、威棱狮子啖水牛，三、六牙香象踏宝池，四、金翅鸟王斗毒龙，五、毗沙门降黄头鬼，六、旋岚风扫荡六师。
　　画师们把风树之斗作为最后决斗场面，强劲的旋岚风，吹开了舍利弗的胜利和劳度叉失败的总体局面，胜利者舍利弗雍容大度，安详自若，失败者劳度叉惊惶失措，愁眉苦脸，宝座摇摇欲坠，徒众们在慌乱中打椿、牵绳，加梯支撑。旋岚风下，有的外道双手遮面，晕头转向；有的以被遮掩，乱作一团；有的脑袋缩到胸部；有的羞怯地打恭受降；有的胯下露出洗礼的光头；有的剃发后受到同伙的耻笑，双手抱着光秃秃的脑袋发狂。整个画面上庄严、镇静、安详、欣慰与失败、混乱、笨拙、可笑，形成强烈对比，在讽刺中体现了喜剧性的美。
　　最后谈谈风格美。风格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多种审美因素的总体表现和最高表现。敦煌艺术的风格包括个人风格、画派风格、地区风格、时代风格和民族风格。在封建社会里，特别是边远地区，画工塑匠地位低贱，加上师承传授和宗教神灵形象陈陈相因的固定模式，要自创风格颇不容易，因而个人风格、画派风格，虽有而不明显；最鲜明的是时代风格，由于政治、经济、民族的变化，东西文化交流的影响，新的审美需要和审美理想的出现，促成了时代风格的不断创新。十六国的西域风格，北魏的敦煌风格（或称汉化的西域风格），西魏的南朝风格，隋唐的中原风格，五代、宋的瓜沙曹氏画院风格，回鹘、西夏、元的密教风格，各具独特风采，但同时也展现了贯穿各时代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形式，这就是民族风格。敦煌艺术民族风格有三大特点：
　　一、继承了想象与现实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即以现实的形象，表现想象的神灵和虚幻的境界，合宗教想象和艺术想象于一体，而想象和幻想则是敦煌艺术创作的巨大动力。
　　二、我国传统的形式美规律和表现技法，线、色、透视法、传神技巧等，发挥了主导作用，把外来的宗教内容，特别是故事画，从人物形象衣冠服饰和精神气质，进行了多方面的中国化。
　　三、敦煌的艺术家们，大胆地不断吸收融合外来艺术的新营养，促进了对人体美的观念更新，使敦煌艺术从美与善的结合，进而美与真的结合，促进了真善美的三体合一。
　　上述三方面的结合，展现了敦煌艺术崭新的民族风格和不朽的艺术生命，使之辉耀于世界文化艺术遗产之林。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月牙泉
　　茫茫大漠之中，这片小小的绿洲就像大海中的一片树叶，为什么大风没有把沙山搬动?为什么沙山又没有把泉水埋掉?经过人们长时间的观察研究，终于发现：这里的地形像一个太极图，东南北都是沙山，山通风，又挡风，东风吹来的沙向南飞去，南风吹来的沙又向北飞去，此消彼长，彼消此长。就是靠着太极图的原理，这里从古至今，基本保持了沙、泉共存的原貌。
　　敦煌简史
　　敦煌，位于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点。人口13万多，全市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旅游服务业次之，没有相对较强大的工业。这在全国县市中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因为敦煌曾经的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文化而闻名于世。
　　敦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面积3.12万平方公里。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39.9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日照充分，无霜期长。在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人才辈出……美丽的敦煌，是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
　　“敦，大也；煌，盛也。”盛大辉煌的敦煌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原部落战争失败后被迁徙到河西的三苗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以狩猎为主，开始掌握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技术。敦煌地区曾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和陶器、铜器。夏、商、周时，敦煌属古瓜州的范围，有三苗的后裔，当时叫羌戎族的在此地游牧定居。敦煌地区发现游牧民族留下的许多岩画至今历历在目。战国和秦时，敦煌一带居住着大月氏、乌孙人和塞种人。以后，大月氏强盛起来，兼并了原来的羌戎。战国末期，大月氏人赶走乌孙人、塞种人，独占敦煌直到秦末汉初。
　　西汉初年，匈奴人入侵河西，两次挫败月氏，迫使月氏人西迁徙于两河流域（锡尔河、阿姆河）。整个河西走廊为匈奴领地。强盛的匈奴以“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的威势，对西汉王朝构成了严重威协，并且经常骚扰掠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继位后，采取武力防御和主动进攻两者兼用的战略，于建元二年（前138年），首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乌孙夹击匈奴。元狩二年（前121年），汉王朝决定断敌右臂，张我左掖，进发河西走廊。同年春，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统率万骑从陇西出塞，进军河西，大获全胜。不仅生擒了浑邪王的儿子、柏国，还缴获了匈奴的“祭天金人”，给河西的匈奴势力以沉重的打击。汉武帝把这一战利品放置在甘泉宫”（陕西凤翔）加以供养礼拜。莫高窟第323窟北壁绘有此段故事。这年夏天，霍去病亲率骑兵涉过居延水，直冲祁连山，斩杀敌兵3万余人，使河西的匈奴势力受到毁灭性打击，其间，匈奴统治集团发生内讧，浑邪王杀死休屠王，携其部4万余人投降汉朝。汉元鼎二年（前115年），张骞二次出使西域，顺利地从乌孙凯旋而归。从此，开通了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张骞“凿空”之行，是中西交通史上的创举，为促进中外以及中原同西域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
　　为了彻底断绝匈奴与西羌的通路和联系，捍卫边关和丝绸之路的安全，汉武帝于元狩二年(前121年)，在河西设置了酒泉郡和武威郡。并采用设防、屯垦、移民等措施，不断充实、加强建设河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又将酒泉、武威二郡分别拆置敦煌、张掖两郡。又从令居（今永登）经敦煌直至盐泽（今罗布泊）修筑了长城和烽燧，并设置了阳关、玉门关，史称“列四郡，据两关”，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从此，中国的丝绸及先进技术源源不断地传播到中亚，西亚和欧洲。欧洲、地中海沿岸和西域的玉器、玛瑙、奇禽异兽、农作物等长途转运到中原。各国使臣、将士、商贾、僧侣往来不绝，都要经过丝路要道敦煌。敦煌成为中西交通的“咽喉锁钥”。当时的敦煌疆域辽阔，统管六县。西至龙勒阳关，东到渊泉（今玉门市以西），北达伊吾（今哈密市），南连西羌（今青海柴达木）。敦煌建郡之后，为西汉王朝经营西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国，获汗血马；赵破奴击姑师国俘获楼兰王，都是以敦煌为粮草、兵马供应基地而一举获胜的。
　　东汉初年，匈奴又逐渐强盛，征服了曾是西汉管辖的大部分西域地区，丝绸之路被迫中断。公元75年，东汉王朝出兵四路进击北匈奴，凉州牧窦固率河西兵大败匈奴，收复了伊吾等失地，重新打开通向西域的门户。同时派遣名将班超两度出使西域，杀死匈奴使节，联络西域诸国与东汉建立了友好关系，使断绝65年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
　　自西汉设郡到西晋末的数百年间，丝绸之路虽几通几绝，但敦煌日渐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也逐步发展成为西北军政中心和文化商业重地，成为“华戎所交大都会”。在此期间，敦煌文化发达，名士济济，人才辈出：有骁勇善战的征边名将张奂，有深明大义的朝臣盖勋，有才学出众的大文学家侯瑾，有勤奋好学、人称“草圣”、“亚圣”的著名兄弟书法家张芝、张昶等。永嘉丧乱，西晋王朝覆灭，晋室南迁，建立东晋政权。广大北方地区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割据局面。魏晋时期的河西地区先后建立了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等封建政权。前凉张骏时期，曾改敦煌为沙州。公元400年，李暠据敦煌称王，建立西凉国。敦煌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国都，以后亡于北凉。前凉、西凉、北凉三政权先后统治河西地区时，比较注重谨修内政，安民保境，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崇尚儒学，兴办教育。使河西地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
　　这一时期，凉州已成为中国北部的文化中心，而敦煌又是凉州文化的中心，名流学者代不乏人。如有号称“敦煌五龙”的索靖、汜衷、张彪［虎中加甘］、索纟介、索永，俱以文学闻名当时。索靖还是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敦煌的经学大师宋纤、郭瑀、刘昞等，讲学授徒数百人到上千人，敦煌人阚骃撰写的《十三州志》，是我国古代重要地理著作。还有天文学家赵匪文［匪文为一字］及索袭、宋繇、张湛等敦煌较知名的学者。
　　十六国时期，群雄逐鹿中原，战火四起，百姓流离失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河西成为相对稳定的地区。中原大批硕学宿儒和百姓纷纷背井离乡，逃往河西避难，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尤其汉魏传入的佛教在敦煌空前兴盛。饱受战争之苦的百姓拜倒在“佛”的脚下，企望解脱苦难，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敦煌是佛教东传的通道和门户，也是河西地区的佛教中心。有一大批佛学高僧在敦煌讲经说法。河西各地的佛门弟子多来此地研习佛学。如有世居敦煌的译经大师竺法护；有前往印度学习佛法的敦煌人宋云等。法显、鸠摩罗什等佛学大师无论东进还是西去都在敦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乐僔和尚在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首开石窟供佛，莫高窟从此诞生了。之后，开窟造佛之举延续了千百年，创造了闻名于世的敦煌艺术。
　　北魏灭了北凉，统一了北方，占据了河西。这个时期，敦煌比较安定，百姓安居乐业，佛教随之盛行。北魏在莫高窟开凿洞窟13个。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西晋以来三百余年的分裂局面，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隋文帝收复河西时，相继平息了突厥、吐谷浑的侵扰，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荣。同时改北周以来的鸣沙县为敦煌县。隋文帝平定了南方割据政权后，将大批南朝贵族连同其部族远徙敦煌充边，给敦煌带来了南方的文化和习俗。这样，南北汉文化在敦煌融为一体，使敦煌的地方文化更加富有明显的特色。隋文帝崇信佛教，曾几次下诏各州建造舍利塔。诏命远至敦煌。在最高统治者的提倡下，隋代虽存在了短短的37年，但在莫高窟开窟竟有77个，且规模宏大，壁画和彩塑技艺精湛，同时并存着南北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大业初年，隋炀帝派遣吏部侍郎裴矩到张掖、敦煌一带了解丝绸之路以及中西通商贸易情况。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炀帝西巡，在张掖举办了西域27国贸易交易大会，盛况空前。
　　唐朝初期，在河西设肃、瓜、沙三州。河西全部归唐所属。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太宗李世民一举铲除东西大道上以西突厥为主的障碍，确保了丝路占道的畅通。唐代的敦煌同全国一样，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佛教非常兴盛。莫高窟开窟数量多，达1000余窟，保存到现在的有232窟。壁画和塑像都达到异常高的艺术水平，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玄奘到印度取经返回，经敦煌回到长安。
　　唐朝兴起的时候，我国西南部的吐番王朝日益强盛。“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由鼎盛开始走向衰落，从此一蹶不振。吐蕃乘虚进攻河西，攻陷了凉州、甘州、肃州等地。沙州将士百姓坚持了长达11年的抵抗，终因弹尽粮绝，以城降蕃。自此，吐蕃统治了全部河西，长达70多年。吐蕃也信佛教，莫高窟中唐洞窟中保存了大量吐蕃时期的壁画艺术。藏经洞内保存了大量的吐蕃文经卷。
　　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敦煌百姓难以忍受吐蕃暗无天日的统治，奴隶般的生活，本地人张议潮乘吐蕃王朝发生内乱，联络当地各族群众，聚众起义，赶走吐蕃贵族，一举光复沙州。经过10多年的斗争，全部收复河西、河湟等地，并遣使奉表归唐。唐王朝封张议潮为河西、河湟十一州节度使，建归义军，治沙州。
　　后来，朝廷诏张议潮人朝为官，沙州张氏宗族内乱。其孙张承奉嗣节度使，叛唐自立“西汉金山国”，自称“金山白衣天子”。此时，甘州回鹘也控制了河西走廊中部地区。“金山国”为打通东西交通，与回鹃交战，结果一败涂地。后回鹘攻打沙州，张承奉难以抵挡，只好投降。公元9l4年，金山国亡，张氏绝嗣，沙州长史曹议金取代节度使地位，统领瓜、沙二州。曹氏统治期间，笼络瓜、沙望族，注意发展生产，重视经济、军事和文化建设，改善同周围各民族的关系，东交回鹘，西联于阗，与邻邦各国和睦相处，保持了稳定和安宁，维持了130多年。
　　11世纪初，西北地区的党项族开始兴起，逐步强大。公元1028年取胜甘肃回鹘，继而攻陷瓜州、沙州，称霸河西。于1038年建立了西夏王朝。当时，形成了宋、辽、西夏三足鼎立局面。在西夏统治敦煌的一百多年间，由于重视经济发展，使敦煌保持着汉代以来“民物富庶，与中原不殊”的水平。西夏统治者崇信佛教，不排斥汉文化，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至今，莫高窟和榆林窟保存着大量丰富而独特的西夏佛教艺术。举世闻名的“敦煌遗书”即在西夏统治时期（公元1036年）封藏于莫高窟第17窟内。
　　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各部族，成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1227年，蒙古大军灭西夏，攻克沙州等地，河西地区归元朝所有。此后，升敦煌为沙州路，隶属甘肃行中书省。后升为沙州总管府。元朝远征西方，必经敦煌。当时瓜、沙二州屯兵济济，营寨栉比，屯垦农兵遍布党河、疏勒河流域。敦煌一度呈现出经济文化繁荣的景象，和西域的贸易更加频繁。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这一时期途经敦煌漫游到中原各地。元朝统治者也崇信佛教。莫高窟的开造得以延续。现存元代洞窟约10个。自元朝以后，千里河西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扫除元残部，派宋国公冯胜率兵三路平定河西获胜，修筑了嘉峪关、明长城，重修了肃州城。明王朝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防卫，设置了关西七卫。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在敦煌设沙州卫。后吐鲁番攻破哈密，敦煌面临威胁。明王朝又在沙州古城设置罕东左卫。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敦煌被吐鲁番占领。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明王朝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废弃了瓜、沙二州。此后二百年敦煌旷无建置，成为“风播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荒漠之地了。
　　清康熙后期，清王朝渐次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在敦煌建立沙州卫，并开始从甘肃各地移民2400户到敦煌垦荒定居，同时又迁吐鲁番、罗布泊大批兵民于沙州一带。雍正末，沙州已有耕地10万余亩，引党河水分10渠灌溉，农业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形成河西走廊西部的戈壁绿洲。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改沙州卫升敦煌县，隶属安西直属州，直至辛亥革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敦煌一直是县府所在地。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立敦煌市。198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敦煌，历经沧桑，几度盛衰，步覆蹒跚地走过了近五千年漫长曲折的里程。悠久的历史孕育的敦煌灿烂的古代文化，使敦煌依然辉煌；那遍地的文物遗迹、浩繁的典籍文献、精美的石窟艺术、神秘的奇山异水……使这座古城流光溢彩，使戈壁绿洲越发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就像一块青翠欲滴的翡翠镶嵌在金黄色的大漠上，更加美丽，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