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僧一 ：佛教的本质与责任感

郑僧一 ：佛教的本质与责任感
　　来源：戒幢佛学教育网 作者：郑僧一
　　佛教的本质是什么呢？恩格斯在1859年《新美国百科全书》中发表的《缅甸》一文，称佛教为泛神论，熟悉地提到缅甸的僧人“比较遵守‘清贫’（无私产）和‘独身’的戒行”（见1975年国际出版社《马、恩全集》第18册，页285）。也有人提出相反的意见：佛教同基督教、回教一样，都是一神论（《哲学杂志》1981年文章《儒教质疑》）。已故陈海量老居士认为佛教是无神论，这当然要看对“神“的定义。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198０年序（页16），先自声明立场，做出判断：“我们不信仰佛教，也不认为佛教所宣传的是真理”。鲁迅则告诉我们：“释迦牟尼真是大哲，他把我们平常对于人生难以解决的问题，早给我们启示了，真是大哲！“（见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蒋维乔《佛学概论》说：“释迦实一慈悲智慧说法不倦之老比丘，应机指导，未曾自组教义，亦未尝对其他教派，有所攻击；对于弟子，极其亲切，又其生活，至为朴素，戒行严肃；以平民的圆满人格，留模范于人间。我认为《马、恩全集》的索引不将否定“至高无上的神“的《佛教》归纳于被批判的《宗教》项下，而别立条目，意义深长，值得深入探讨。
　　印度哲学权威拉达克里什南教授说：“原始佛教像‘实证论’，企图将重心从对神的崇拜转移到对人类的服务。佛陀对新宇宙论的创立就没有像他对新责任感的教导那么热切。“（《印度哲学》第1册，页357）。这新的责任感就是对人类的责任感，也即是说，佛教是以人道设教。吕澂先生所谓“为人“的宗教，尊重人类的庄严；而不是以神道设教，尊重神格；因为佛陀就是一位反抗婆罗门神权，教导人们掌握自己的命运，对众生负责，济劫独，破邪山，生活得又快乐、又有意义的导师。
　　马、恩批判一切宗教，独不及佛，有时还作不平鸣，有点像吴承恩在他的《西游记》小说中，“虽然把天上所有的神、佛、天帝嘲谑殆尽，却对观音采取不同的态度，把她描绘成仁慈可亲，有时甚至还带有赞美的意思。“《拙作（观音－一半个亚洲的信仰）》，原载美国芝加哥大学1976年11月《宗教学史》季刊，台湾《慧炬》中译）。太平天国“毁佛崇天帝“（翼王石达开《白龙洞题壁诗》），一场捌劫，马翁于1854年写于伦敦，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英、法作战计划》文章中说：“中国的反叛者（指太平军）对佛教进行了十足的十字军式杀伐，毁坏他们的寺庙，杀害他们的僧侣“（《马、恩全集》第13册，页41）。按照他小女儿埃莉诺·马克思·艾夫林，小名“科科、中国储君“的《卡尔·马克思散记》所说，“摩尔人“并不像他一般信徒和反对者所想象的那么“凶神恶煞“，而是“挺幽默，挺温情的“。鲁迅有诗：“无情未必真豪杰“！马克思脸色黝黑，须发如墨，妻女和亲密的朋友都叫他“摩尔人“（非洲北海岸的土民）；他也称无情、失去人性、机械活动人为“商品人“。
　　唐武宗毁佛，诗人杜牧说：“今权归于佛，买福卖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樊川文集》卷1０，《杭州新造南亭子记》），正如中古欧洲教会之卖券赎罪，渐染成俗，遂迷正路。宋·宗颐禅师有诗自检：“天生三武祸吾宗，释子回家塔寺空，应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俭守真风“。俭是民族传统美德，戒贪减欲，奉公守法之本；也是原“清贫“托钵谦俭自拘，释子的天职，《大宝积经》（卷88）所谓“信施之食难可消故“。
　　人心无厌，三十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竞选的标语是，“每家的锅子里每星期都有一只鸡“，现在每家的车房里有两、三辆汽车已经是平常事了。美国当前公、私债台高筑，亮起红灯，生产率和外贸都落在日本后头，正掀起一股向日本学习风，就是因为这个受过佛教和中华文化传统薰陶的蕞尔岛国，有“根深蒂固的节约民族性。“成就“高比率的储蓄，可以用来投资于工厂设备、器材、研究和人材的培养“（见莫比尔石油公司1987年公关文章《使美国加强竞争力》之三，《让我们向日本看》）。
　　《人民日报·海外版》1987年3月17Ｄ《中外名人名言》专栏。以“勤俭成功，奢侈失败“为题，录载唐·李商隐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败）由奢“。4月18、19日在这里举行的海峡两岸留美学者《中国现代化模式》研讨会上，台湾丁庭宇副教授指出：“由于经济的发展，台湾的色情问题严重，经济犯变成了英雄好汉，倒会的数目越大越了不起，以及价值观完全被扭曲。这种对现实生活的满足，导致对理想主义的放弃。“（见《美洲华侨日报》1987年4月21日）。这不仅如丁教授所云，“对台湾是一种危机“，而是对全人类的一种严重考验。宋·苏舜钦说：“习惰志覆，安久质变“（《苏舜钦集》卷13《送外弟王靖序》）。
　　晋·慧远法师曾言；“释氏之化，无所不可，适道固自教源，济俗亦为要务。…若使家家持戒，则一国息刑。“（《高僧传初集》卷7《释慧严传》）。在现代社会出现“钢琴诗人“傅聪所谓“人性枯萎，精神贫乏“，导之以正则正。导之以邪则邪。哀莫大于心死，正本清源。重学敬德，为国为教，此其时也。
　　《四十二章经》说：“佛言出家沙门者，断欲去爱“。中国汉语系佛教院校工作座谈会《纪要》强调，“遵纪守法，严持戒律“（《法音》1986年第6期）。四川尼众佛学院更明确指出；“学员出家都是自觉自愿，是终身从事于佛教事业的独身者，如要结婚，必须还俗，脱离寺院“（见1985年11月23日《美洲华侨日报》）。可见恩格斯所提出的“清贫“梵行虽不为中国社会形态所许可，“独身“断欲的基本戒律中国僧伽并不后人。其实百丈禅师的《清规》，不许僧众外宿、蓄财物，已契佛意。明·楚石和拾得诗云：“释子当持戒，沙门合离俗，休夸色身健，正恐业果熟。“白居易虽为白衣，尚“护戒先辞酒…香火道场深“今天的僧青年是桃李芬芳，不甘为凡夫，明天是宗门的龙象，负担起佛法的兴亡，“以文章接才子，以禅理说高人“，踵盛唐之风。
　　劫后百废待兴，寺院重修与僧材的德育固属当务之急，学术尤不容落后，只有在严肃学术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对佛教做出客观、正确、全面的评价，向世界看齐。
　　任继愈序正确地指出：“伴随着佛教的传播，推进了我国与邻国的文化交流，加深了邻国友谊与了解。“（《中国佛教史》第1卷。页18）。不过任教授认为佛教“所指出的解脱道路是假的……几千年来的广大佛教信奉着是受害者。他们信仰虔诚，态度严肃，真心相信佛教可以帮助摆脱现实苦难。他们的行为虽不足效法，而他们成为宗教的俘虏是值得同情的。……我们也还要指出宣传佛教的人们中间确有一些利用佛教作为工具谋取私利的……我们批判的锋芒所向是佛教的宗教世界观，而不是当前信奉佛教的群众，揭露的是佛教麻痹人民的宗教本质，而不是针对虔诚的善男信女。这样既尊重曾经存在的历史事实，也尊重千百万宗教信徒的宗教感情。“（页16－17）。这样的“同情“和“尊重“恐怕不是千百万信徒所乐于接受的，也无补于学术研究的尊严，未必能“加深了邻国友谊与了解“；但他对一些以神谋私，污染佛门的指摘，合当拜受，以资鉴戒，发扬真风。
　　当我看到新华社1987年2月26日传真，邓小平先生在北京会见泰国王储，接受王储赠送的银烟盒，我有点顾虑，小平先生回敬这位佛国贵宾的礼物之中，不知有没有这部佛教史？
　　任继愈先生有他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感，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他的学识也是不容否定的，可惜这种责任感已经落在八十年代的后头。他的否定无异是一种挑战，对突破旧框框，进一步全面性研究佛教文化有其催化作用。“科研“重实验而非闭门造车，如巴利藏《相应部经》（相当于《杂阿含》）第一所指出，“佛陀的教义不是凭什么道听途说，而是意味着‘来察看吧’！“
　　清·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实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佛法今欲灭，我当勤护持“，《宝积经》（卷78）这么说正可表达我们这一代佛子的责分－一“拯既灭之文，匡已坠之典“，净化人心，护持正信，“恰似中秋月，无云点太清“（楚石和拾得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