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汉地民间秘密教

佛教与汉地民间秘密教
　　这里的秘密教，指的是中国民间的秘密宗教。
　　从汉代以来，秘密教贯穿着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史，甚至在近代，一些地区仍有秘密教在活动，可以想见其群众基础的雄厚，这与佛教在民间的传播和教化有很大关系。
　　东汉时出现的天师道（即＂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秘密教。 但其组织和教义幼稚，流传时间亦短。六朝后的秘密教，从佛教和其他宗教中大量吸收自己所需的成分，象征着秘密教的发展进入了成熟期。这中间佛教各宗派的影响尤为重要。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秘密教发生、发展的源流。
　　弥勒教兴起于六朝。较早的记载是梁武帝大通元年（527年），佛教徒傅翕利用“弥勒下生”之教义来创立所谓弥勒教，弥勒信仰亦籍此广及民间。从此以后，民间弥勒信仰便与秘密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如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花，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遇而斩之。于是都下大索，与相连坐者千余家。”（１）“监门者皆稽首”，可见弥勒教徒分布范围广，已深入到兵士阶层。“与相连坐者千余家”亦可见信仰弥勒教者人数众多。此后又有大业九年的宋子贤之乱、稍后的向海明之乱，都于弥勒信仰有关。 唐时弥勒更为盛行，以至于玄宗天宝三年（715年）朝廷下大力气禁止之，自此弥勒教的活动进入秘密状态。直至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贝州王则假弥勒出世，“号东平郡王…… 改年曰得圣。”（２）不久王则兵败被杀，但河北、山东等地仍频频出现弥勒教徒的起义。 元代以来，白莲教借净土宗信仰而立教派,继承了弥勒教的斗争传统,继续领导着各地农民起义。 总之,民间流传的弥勒信仰并非纯粹佛教教义上的弥勒信仰,但这种改造了的教派更能表达广大农民的愿望。
　　大乘教借大乘佛教信仰而立教派。大乘佛教号称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主张普度众生,于是就有人打着“大乘教”的名义起义。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北魏延昌四年(515年)的冀州农民起义,其首领是僧人法庆。法庆“自号大乘。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复相识,唯以杀害为事……所在毁寺舍、斩僧尼、烧经像,云‘新佛出世,除去众魔’……”(3)法庆的种种做法与佛家慈悲主张相去远矣,与大乘佛教也拉扯不上什么干系，徒借其名而已。
　　三阶教创立于隋代，其名声一度上达朝廷且洋洋然自号佛教的一个宗派，乃至皇家贵族都有信其教者。其创始人释信行（540—594年）声称佛来度后一千年，属第一阶、第二阶,一千年后为第三阶。当其时正为“末法时代”。号召信众普归一切佛,普修一切法以求得道。三阶教以苦行思辱为宗旨,种种教规并不依佛教正统,故屡受朝廷禁止和各宗派的攻击。但有唐一代“其徒既众,蔓延弥广,同习相党,朋授繁多。隋文虽断流传,不能杜其根本。”(4)迫得朝廷大力禁止,至唐末遂不传，但其教义被后来的秘密教吸收利用。
　　摩尼教本非秘密教派,但南宋以来,统治阶级既以摩尼教与方腊混为一谈,佛教正统亦将之与白云、白莲诸教并提,目为邪党,说它“假名佛教,以诳愚俗……愚民物无知,皆乐趋之”,并号召“有识大夫,宜加禁止！”(5)
　　白莲教是民间秘密宗教的集大成者,乃宋代以后秘密教之滥觞。其创始人是南宋初年江苏吴郡延祥院的僧人茅子元（1096—1181年）。据《莲宗宝鉴》记载，茅子元先学天台教义，习止观禅法，后慕东晋慧远莲社遗风，“劝人归依三宝，受持五戒”，“念阿弥陀佛五声，以证五戒”；制定晨朝礼忏仪，劝人信仰西方净土。他提倡吃斋念佛，不杀生，不饮酒，男女僧俗共同修持。因其断肉食菜，故又名“白莲菜”。据说茅子元听乌鸦叫声而悟道,遂作诗曰:“二十年来纸上寻,寻来寻去转沉吟。忽然听得慈鸦叫,始信从前错用心”。几年后，于江苏青浦县淀山湖建“莲宗忏堂”，自称“白莲祖师”。这白莲宗其实是一个融合天台宗和净土宗交易的净业团体,但其教徒半僧半俗，修持戒律亦松弛，与佛教教理形同而神异——但是可能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吸收广大民众。
　　白莲宗在民间的影响至深至广,“愚民无知,皆乐趋之,故其党不劝而盛”。(6)佛教正统视其为异端,统治阶级对其亦反感。高宗初年,茅子元终于坐妖妄惑众之罪，被流配到江洲(今江西九江)，白莲忏堂亦自然取缔。但后来事情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茅子元被赦，继任者承其教幡于南方，其声势反倒更旺。元时又屡遭禁止。但白莲宗转而与弥勒信仰等结合，成为举足轻重的民间秘密宗教之一。
　　白莲教系统的各教派信奉“无生老母”。以回归涅槃境地的“真空家乡”为最终目的，并鼓吹“两宗、三际”说。“两宗”指世界上存在着明、暗两种相互斗争的势力。“三际”指白莲教义把世界分为三个时期：青阳（过去）、红阳（现在）、白阳（未来）。“无生老母”在三个时期分别派燃灯佛、释迦佛、弥勒佛统治人类世界。其中“红阳”时期，黑暗势力占了上风，形成了“大患”，招致“恐怖大劫”即“白阳劫”的来临，弥勒佛随之降生，领导人们驱走黑暗，赢得光明。显然，这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预言，目的是吸引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群众起来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
　　元明清至近代，白莲教以各种形式和名称在民间活动，元以后“白莲教”的教徒发展到顶峰，乃至“历都过邑无不有所谓白莲堂者。”(7)此时的统治者还不是十分禁止。但后来的白莲教势力越来越大，如元朝建立的第二年，江西即有杜万一领导的白莲教起义。其后借白莲教而起义的例子层出不穷，终于引起了朝廷的恐慌。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下诏:“诸以白衣善友为名,聚众结社者禁之。”(8)其后又屡屡诏禁不遗余力。但是，由于元代统治的残暴,民间借白莲教信仰而造反者频频,特别是正十一年(1351年)爆发的韩山童起义，几乎动摇了元朝统治的根基。韩山童之后，朱元璋辅助其子韩林儿继续征战,终于建立了明王朝。但朱元璋称帝后,即对白莲教反戈一击,对各地教徒残酷镇压。有明一代曾制法曰:“凡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扇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9)但是,民间白莲教徒面对此酷刑,斗争情绪反而更高涨，各地均燃起有农民起义的烽火。
　　明代中期以后，教徒为了避免官府搜捕,一般不再使用“白莲”之称谓，此时亦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分支流派，大都以 “反清复明”为宗旨,各地会道门教纷起,教义亦 杂乱不成体系,以感召民众为目的。教徒也就望文生义,但清代农民起义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都非前代所及，且爆发极为频繁。最著名者有嘉庆元年(1796年)王聪儿等领导的白莲教大起义，历时九年，转战五省，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并且，清代秘密教在反“洋教”中起的作用也很大,如“义和拳”运动卓有成效地抵御了外来侵略。民间秘密宗教在近代抗日战争中也起了作用。 如红枪会经共产党整顿改造后成为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其教义亦是白莲教一派。
　　白莲教的历史发展，说明了宋代以后，儒、道、佛(特别是佛)三教已经深入民间被广大农民吸收、改造而成为“民间化”的宗教。
　　下面我们主要谈谈佛教与白莲教的关系。
　　可以说宋以后所有的秘密教都从佛教中得到了自己认为必要的东西。
　　首先，“无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概括了白莲教的宇宙观和创世说。这八字真诀乃吸取了禅宗、道家的无和净土宗的彼岸思想而形成。在此前提下，弥勒下生的观念则支撑着一代又一代起义者的斗志。弥勒佛下生主持人间，按佛经云是佛来后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后的事，但民间穷苦大众可等不了那么长，于是便号称此时合为弥勒佛下世拯救众生之时。起义首领亦纷纷自称弥勒佛下凡。
　　据白莲教教义云：“无生老母”创造出天地后，世间被一群魔鬼弄得乱七八糟,于是老母派燃灯佛下凡变人；但燃灯佛办事不力。老母又降旨令释迦佛降临人间，收杀恶人,教化众生。不料想释迦佛也辜负了老母的重托。无生老母一怒之下便派自己最信赖的弥勒佛来担当此任务。既然弥勒佛如此身负重任，对他的渲染也就逐渐成为煽动人心的绝佳题材。如元末有赵丑斯郭菩萨言“弥勒当有天下”，韩山童宣称“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彭和尚又作偈颂劝人念弥勒佛称号。直到太平天国时期,“一枝灯花教”仍借弥勒降生招集群众。近代的一些会道门如天地会、青红帮、一贯道、先天道等，也都崇奉弥勒佛(此外也有拜观音菩萨、六祖慧能等的)。弥勒佛在白莲教神灵中的地位仅次于无生老母，教徒对其尊敬至极,“月之朔望，必诵经礼佛，徒党毕集，曰‘上供’。”(10)
　　白莲教还改造了佛家的“劫”这一观念以为己用。
　　在佛教中，“劫”指宇宙天地成坏的过程。认为世界成坏一次即一大劫,每一劫末,有大小灾害伴随。《法苑珠林·劫量篇》曰：“大则水、光、风而为灾，下则刀兵、饥谨、疫疠以为害。”因为此世灾难重重，“在劫难逃”，所以佛教宣扬避世、遁世以求死后解脱。在白莲教教义中,劫难被解释为社会现实的反映,并号召人们顺应天意，“入教避劫”。即让大众加入教会中去同苦难现实斗争。所以明清时，很多白莲教首领都自称是“治劫祖师”、“顾劫主儿”等，民间亦纷纷传言：只有跟定他们才能躲过“末劫”。
　　白莲教诸支派一般把世界分为三个时期，即认为宇宙自开创至最后必须经历三个阶段。(龙华会，圆顿教称为空话初会、二会、三会。弘阳教则称为青阳、红阳、白阳)第一阶段由燃灯佛掌权,第二阶段由释迦佛掌权,第三阶段由弥勒佛掌权。现今大众适逢释迦佛当世,乃“末劫时代”,于是不得不受种种劫难。解救的办法即“分发印信、白巾、斋戒”,这样入教才能“末劫可免死”，(11)而只有经历“末劫”后，方是理想世界。白莲教“劫”的观念反映了广大人民对现世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憧憬，并成为反抗封建统治的有力的思想武器,这就把佛教那种消极的“劫难”观转化为积极的力量。
　　民间佛社的组织形式对白莲教的产生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如东晋高僧慧远创立的庐山白莲社,其组织形式和教化手段,被后世秘密教借鉴甚至照办。茅子元的“白莲宗”即典型的体现出这一点。事实上,许多民间秘密宗教为了掩人耳目，往往借佛社进行种种活动。秘密教的戒律与佛教戒律也极相似。如“清茶门”的三皈五戒——皈依佛、法、师,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荤酒、戒诳语，可以说是佛家的翻版。
　　僧尼是秘密教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代白莲教的某些支派即为僧尼所创。这就使得佛教与民间秘密教更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里且不说茅子元本人悟道前乃佛教徒。明清时作为白莲教最大支派的无为教的教主——罗清，立教前亦是有名的居士，四处拜访佛教大德名师，一度深研《金刚经》，可以说的半个佛教徒吧。在这些“教首”的影响下，僧尼背叛佛道、改信白莲者比比皆是。他们一旦入教即成为核心人物，有的甚至开宗立派。著名者如“西大乘教”的创教祖师保明寺尼姑归圆、“天地门”创教祖师韵峪庵和尚董计升、“真空道”的创教祖师廖帝聘等等。
　　白莲教一般称自己的经卷为“宝卷”。宝卷本为一种通俗文字，由“变文”、“话本”而来(详见“宝卷”一节)。它的产生与佛教有密切关系。但明清以来，“宝卷”这一专指名词，成为白莲教经卷的通用称谓，其真正价值，恰如李世瑜先生云：“在于民间秘密教而不在民间通俗文学”。(12)总之，我们从此亦可看出秘密教在宣传手段上受到了佛教的影响(所以我们不妨把教徒的“宣卷”活动类同看作僧人的“俗讲”、“说经”等活动)。
　　事实上，白莲教系统的秘密教门之“经卷”，本来就是在吸取佛教、道教义和儒家经典中的某些词句拼凑而成的。当然在其形成的过程中，也还吸收了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一些东西。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历来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历史上并不存在所谓“国教”，而中国人又是比较讲究现实和实惠的，再加上多数人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科学知识较少，因此信仰并不专一，几乎世界万物什么都信。多种神佛样样都有，诸如佛、菩萨、太上老君、孔子、关公、吕洞宾、天地鬼神、上帝，甚至狐狸精、黄鼠狼……一概全信。同时也因各个会道门的创始人文化修养十分有限，只能从别的宗教的经卷中东拉西扯，胡编乱凑一些词句，再用浅显、粗俗的文字和形式表达出来，构成了自己的所谓经卷。因为这些所谓经文、宝卷让普通人读起来朗朗上口，容易理解，故易于流传。
　　宋代还出现了一种民间宗教——白云宗，与白莲教或白莲宗并不是同一个物事，所以有必要介绍一下。白云宗原属华严宗的一支，又名“白云菜”或“十地菜”，是北宋末年居杭州白云庵的沙门孔清觉（1043—1121年）创立的，白云宗提倡菜食为主，其成员主要由在家信众组成。
　　清觉以为唯《华严经》教义是“顿教”，属“菩萨十地”中得当第十地，因而是引导众生成佛的“佛乘”，需要特别加以弘扬。他依据华严宗圆融无碍之说，着力提倡儒释道三教一致，认为儒教明乎仁义礼智信、忠孝君父；佛教慈悲救苦、化诱群迷；道教则寂默恬淡、无贪无爱，虽然各有特点，其义则一。白莲宗僧人可娶妻生子，白云宗则不许娶妻，但强调信徒要耕稼自立。其余在戒荤戒酒戒杀等方面两宗大体相同。
　　在浙江西部农村中，白云宗得到很多信徒，据说往往有以修忏念佛为名、男女混杂秽乱的情况，因而被视作“邪教”。政和六年（1116年），清觉被发配广南恩州（广东恩平），四年后获释。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有奏曰：道民“吃菜事魔，所谓奸民者也。自植党与，十百为群，扶持妖教，聋瞽愚俗。或以修路建桥为名，或效诵经焚香为会，夜聚晓散，男女无别，所至各有渠魁相统……假名兴造，自丰囊囊，创置私庵，以为逋逃渊薮”，请禁止流行。宁宗准奏。
　　到了元代，白云宗一度有较大发展，杭州南山普宁寺成为该宗中心。该寺住持道安组织雕刻了又一部大藏经，名《普宁藏》，除了复刻宋代思溪《圆觉藏》外，还加入了白云宗的撰述和元代新译经。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白云宗再次遭到严禁，从此一蹶不振。
　　最后谈一下佛教正统对秘密教的态度。
　　最早对茅子元行迹作出记载的是宗鉴《释门正统》，其后志磐在《佛祖统记》中将之目为邪教：“受其邪教者谓之传道，与之通淫者谓之佛法。相见傲僧慢人，无所不至。愚夫愚妇转相诳诱，聚落田里，皆乐其妄。”元代僧人普度编《庐山莲宗宝鉴》则一反志磐立场，赞子元为“慈照宗主”，以子元为莲宗法统继承人，弘扬其事业。
　　“佛教正统”对民间秘密宗教一般都持反对态度,一些高僧大德更是深恶而痛疾之。相对于白莲教诸支派来说，三阶教还算是比较“正统”的，但因为诸多做法不符佛教原意，其经卷即被批判为“伪经”,不得收入佛教经藏。很多僧人亦指责其“违背佛意，别构异端。”(13)至于白莲教，更是一经问世便成为众矢之的。如说它“受其邪教者，谓之传道,与之通淫者,谓之佛法……愚夫愚妇，转向诳惑，聚落田里，皆乐其妄。”(14)宗鉴《释门正统》卷四更说白莲教“假名净业而专为奸秽之门，猥亵不良，何能具道!”明清时这种“教里教外”的斗争一直持续着，当时的高僧鲜有不明确表态反对秘密教的。如祩宏说无为教创始人罗清“造五部六册，号无为卷，愚者多从之，此讹也”，并号召“凡我释子，宜力攘之”。(15)
　　憨山和尚在他的《自序男僧实录》中亦称罗清为“外道”。另一高僧密茂更说“此其教(指无为教)虽非白莲,而为害贻而有甚于白莲者乎!”(16)
　　总之,尽管有这些高僧的极力反对，佛教毕竟与民间宗教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同时,民间秘密教也反过来改造了佛教本身，从而使中国佛教彻底的走向了社会底层而“民间化”。
　　注释:
　　（1）《隋书·炀帝纪》。
　　（2）《宋史·明稿传》。
　　（3）《资治通鉴》卷一四八。
　　（4）《开元释教录》卷一八，见《大正藏》卷五五。
　　（5）《佛祖统纪》卷五四，见《大正藏》卷四九。详见《陈恒史学论著选》（上）：“摩尼教入中国考”一文。
　　（6）《佛祖统纪》卷五四。
　　（7）刘埙《水云村泯稿》卷三。
　　（8）《新元史》卷一零三。
　　（9）《明律集解》附例卷十一。
　　（10）《清稗类抄》。
　　（11）转引自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
　　（12）详见李世瑜《宝卷新研》，载1957年《文学遗产》增刊第4辑。
　　（14）《佛祖统记》卷四十七。
　　（15）《云栖法汇·正讹集》“五部六册”条。
　　（16）密藏《藏逸经书》“五部六册”条。
　　注：原文比较长，这里有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