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当代应机之管见－－兼谈解脱道的不共认识论与实践观

佛教当代应机之管见－－兼谈解脱道的不共认识论与实践观
　　觉伟居士
　　佛的出家、悟道、说法，动机不是求知识性的答案；所求、所证、所说，一是苦的真相，这是可经验的；二是苦的熄灭之道，这也是可验证的，唯此二也。余事非佛不明，而非佛主旨，故世尊有14无记，当然包括不落断、常四句颠倒。这与「假设-证伪」外在知识论的自然科学、实验科学从动机到内涵都是不能混同的。佛的所证，确实是现量地穷法源底、灭除戏论的，而对象化的人类思维，包括科学在内，都是有条件的相对认识，而且无法自我超越二取的遍计所执性，其事实的对应规律和逻辑合理性也都是在世间情见上的有效，是情有理无的。而以内观之道（有科学精神而不同于科学实验手段）通过决定的证悟实相，达到超情离见，彻见生命的流转、还灭规律，也更加不是物质化方式的实验或假设科学所包含。至于解脱，不必然是先回答知识化的问题；佛在《箭喻经》上明，与解脱之道无关的不是佛所关心。佛教导断除烦恼的道路，而不是像世间哲学那样去假设和描绘实相及涅槃的理论。瑜伽学详明的定慧之道，的确是与阿含经、上座部清净道一样，都是从因地现实的身心上剖析观照，实验（是另一种实验，因区别于形而上学故名实验）和经验性很强，视无法证实、离开当下身心状态的观察对象为创构之物，认为对先验道理结论、想像的对象作观察无助于彻见身心实相，难以究竟现证解脱；这些体系与真常系的先确立法界大全真如，依先验结论而起信入修以及密乘大日本尊加持信仰的果教方法，的确有途径上的差别。以前者（共因乘道）看后者，虽不能否认信入者同样有消转烦恼之功，但或许会觉得有倒果为因的错误，然而，既然自认立于因地，如果基于诸宗安立基、道、果的不同，就得出真常和密法等不是佛教的结论，那则可能因自囿于证量知解、妄作断言而犯下谤法破僧的巨罪；而后者（主信门）若过于宗教化，以为「信则得救」、拋弃身心现状的观察，轻视佛陀的原始核心教理，则可能失于空疏自大，脚不点地，把信仰理想与现实当下隔绝开来，失去切实严谨的证验次第，流为普通宗教的外壳，反而与解脱的果证悬隔。
　　末法时期，如果片面强调宗教信心，轻视教、观（理、事）的传承，甚至以固陋苟简的心态夸大一宗一法，则必然难以自度和摄化不同根性的有情，甚至导致人为地促进灭法。要知一切歧路的根由在见。例如附法外道的混乱思想文化观念流俗和种种标榜修行的技术主义神秘渲染，几乎淹没了佛教简捷的核心教旨（三法印的正见和四念处的正观），使佛教在现代社会及知识大众中的形象妖魔化、迷信化了。带着信仰需求而缺乏对症指导和实修次第的大众，由于难以通过经忏仪式化来消解现实而复杂的身心焦虑，因而死心塌地地转向投靠似是而非地剽窃曲解教义、玩弄气功杂烩和「神通」暗示的江湖骗子「大师」，这种普遍的迷信造神现象不是没有缘由的，而且不只归咎于外部社会因素，值得教内有识之士的警醒，切勿满足于公案转语的鹦鹉学舌了。此外也不难看到一些禅门大德，不乏以超卓的知见，却需援引道教的方便以补禅法。这有点耐人寻味，佛教不论在原始、部派、大乘、密法时期本都是有系统和不共的禅修体系的，但是今日绝大多数汉传佛教徒对之甚至缺乏常识化的瞭解。无论南北传佛教，在教、观传承严格的地区，根本是没有邪教立足之地的。汉语系佛教曾有过鼎盛辉煌的历史，但无疑在近几百年中衰落了，所以中国、日本才有各种神秘江湖势力和邪教乘虚而入，魔乱天下。反思佛教现状，的确是存在教理的笼统含混和修证方法的空疏模糊，未能发挥佛陀圣教的核心质量以满足社会人群身心实践的需求。
　　寺院民主、僧团民主是合乎佛陀师道游行（孔子亦类似）的修行组织原则的，在戒律中也要求民主决策、依理辩论、清正廉洁，尤其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制度，虽然以自我规范为主，也强调尊敬上座，但即使佛陀本人也不搞特殊化，如亲自服侍病人，缝补袈裟，行头陀行，决不以自己为大众崇拜对象自居。本来师道是真理面前当仁不让，没有师弟尊卑情碍（如西藏的辩论学习制度）；孝道是生活道德，提倡谦下有礼（如事师法）。这二者能统一，并非对立而可偏执，更不能颠倒了用。然而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和组织结构向来混淆师道和孝道，法理和情理，以人（权力）代法已经习惯。宗法家庙制度下的中国佛教，缺乏生机，的确需要在不背离佛教根本精神的前提下实现制度常新，才能保证正法久昌。对中国佛教教团组织及生活之弊端的认识，太虚大师等以大愿力早欲改革，虽然并不是曲高和寡，但毕竟积重难返终于失败，那是近代佛教史上最沉重的一笔，对近代史有所瞭解、关心正法前途的佛教徒是应该掩卷深思。我们不应在措辞上对所有寺院和大德一概而论，单从普遍状况，就事论理，不能不承认教内外人士的批评决非空穴来风，恰是如实知见、披肝沥胆，是诤友、真正佛子情怀，决不是我们玩弄几则公案，说点口头禅的清谈之士，对他加一点罪名骂上几声就能掩饰家丑，维护佛教尊严的。好心的人或许怕在太阳下晒虱子，会成为给祖宗抹黑的败家子；但也应该看到，一个不愿检讨自新的个人或教团都是没有生命力的，而这种反思在何场合才是有益和善巧的呢？怎么样才是为未来众生计？妄自尊大，目中无人，是菩萨行者的耻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甚至应该欢迎和聆听不同见地者的声音，佛教不该是关门主义，更不该那么虚弱、苍白和脆弱。当然，笔者决非反对「自净为主，少谈是非」，因为确有可能包括我们在内的大量的文句行者，大量的自未解脱、对他人或教务却「悲心」特具的因地「菩萨」，阔论是非之余，解脱则如画中之饼、叶公之龙，那才叫旁观者清的可悲呢（不又是汉传佛教的现状特色吗？）。中国佛教的教证传承何在，其制度保证为何，也是应认识短处，向南传、藏传等虚心学习、思考的时候了。
　　从根本上说是佛教以智慧为归的，佛最反对盲从迷信，提倡「以自洲为自依，以法洲为法依，不异洲，不异依」。只有盲从导致迷信。迷失的人才有信赖的需求。如人握拳，不见掌中有否异物，则有信的问题成立；一旦如实见到真相，信的问题即不存在。释迦牟尼的教法风格通常是启示人们运用开放的理智，不要受先入为主、宗派情见的约束；佛陀以身作则地鼓励问辩、怀疑；今日最重视依靠老师的藏传佛教也最崇尚论辩，并以此为获得定见的必然途径。佛弟子的成就以自力、发心为本，教法的增上缘也不意味着单纯外力的创造和恩赐（净、密等果乘道与共同因乘道的不共在于增上缘的特胜）。同时，期望通过单纯定境的神秘体验（可能导致迷执、爱取而成为苦的因缘）获得解脱也只是某些外道的梦想。从解脱的根本上，佛陀更倡导毗钵舍那（观），注重自主的禅修。
　　当然，就学人根性来说，有智入者，有信入者；从究竟上，则智（正见）得决定，方名正信。笔者认为，现代文化背景下的佛教知识份子，必须把无诤的和合精神与多元繁荣的理念结合起来，把孝道（悲）的情感和师道（智）的理性统一起来，兼顾人间教化的道德庄严（善的风范）和切实观行的实践作风（真的理性），尤其不要将宗教情怀和科学冷静（不离身心现状的经验直观）对立起来。在正见的前提下，应该把佛法针对众生烦恼生死及其解脱的共同规律（尤其是慧解脱）予以阐明。这些规律的内涵：人类的身心烦恼之苦及其解脱，在不同的社会时代都是相似的。因应现代文化的背景，运用善巧精当的表达、平实简捷的切入方式，那现代人实证道果也是可能的。南传的解脱道普及、大乘法相唯识学的重光、净土宗的发菩提心老实念佛、禅宗和无上大圆满法尔自然的展现，可以交相辉映使遵循基、道、果正见正行的人们经由各自认同的自宗方便，放下心灵的重负，通过亲身实践到达解脱的彼岸；同时也必然能够有益于升华社会道德理念，推动历史时轮迎来人类文明的新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