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的中国化
　　□ 张雪松
　　正如现在基督教常常讨论“本色化”问题一样，佛教史家也每每提及佛教“中国化”的问题。佛教中国化，我国学者一般都是从正面积极的角度入手，探讨近2000年来，中国佛教徒在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创造性发挥，对丰富世界佛教文化的积极贡献。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有极少数人打着原教旨主义的幌子，将佛教中国化偷换概念为中国歪曲佛教，进而对佛教中国化，中国传统佛教进行攻击。
　　近年来，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台湾有那么几个人，利用对中国传统佛教的彻底否定，进而否认台湾佛教与大陆佛教的血脉联系，为“台独”势力张目，曲解已故印顺法师对中国传统佛学的批评、对印度早期佛学的研究和赞扬，认为当代（“正确的”）台湾佛教是通过印顺法师而直承印度佛教的精髓，与“中国化”了的佛教没有任何关系。
　　近20年来，日本兴起的“批评佛教”学派也对“中国化”（即他们所谓的“老庄玄学化”）了的传统佛学作了全面的否定。当然，学术上的各抒己见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在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地，即东亚范围内否定中国汉地传统佛教的历史贡献，甚至要“去中国化”，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如此看来，“佛教中国化”这个概念，成了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彰显中国佛教独特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却又给别有用心的人以口实。这样，“佛教中国化”这个概念是否还可以用呢？笔者认为是可以的，但要明确佛教中国化的具体含义。首先，中国化的佛教，还是佛教。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世间一切善法皆是佛说，佛教是具有很大的开放性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佛教有着不同的形态。如果我们剥离开印度佛教、南亚佛教、中亚佛教、中国汉地佛教、蒙藏佛教……我们并不能找到一个抽象意义上的或者“标准化”的佛教。
　　如果有人硬要把古代印度佛教看成是标准化的、规范化的佛教，而以此来要求其他地域的佛教，也是削足适履，事与愿违的。况且随着对古代印度佛教研究的深入，特别是考古学的深入发展，古代印度佛教也开始越来越像是一个“活生生”的宗教，许多被认为是后世末法时代“堕落”的表现，在古代印度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考古发现与文献典籍记载，有着越来越多的差异。如果无视这些差异，或者将这些差异全部当成是特例，或是个别堕落的表现，这只能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现在，连许多西方佛教学者都意识到，以往这种潜意识中认为存在一种标准化、规范化的佛教（而后再流变为中国佛教、日本佛教……）的观念，实则源自西方基督新教思维模式的影响，并不符合佛教无常、无我的教义。
　　中国化的佛教首先是佛教，同时也是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佛教”这个概念是开放的，“中国”这个概念同样是开放的。我们常常以为，自魏晋南北朝以来，隋唐佛教宗派形成，唐宋元明清，中国佛教是一脉相承的；但实际上，西域各族佛教，如西夏佛教、辽金佛教、蒙元佛教，最终都汇入了中国佛教的大家庭，这对中国佛教的地理分布、教义思想、艺术风格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即便是被认为佛教中国化最重要的产物——禅宗， 产生于唐宋时期的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并非当时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应该说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性格，与天台、华严、唯识等以哲学教理擅长的宗派差异，这些独特性和创造性的出现，不无受惠于“南蛮”文化的启发和碰撞；但这种现象在世界宗教史上也不罕见，如基督教在欧洲发展的早期，是以东罗马的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等地为中心，但奠定上千年天主教教理基础的重要神学家奥古斯丁，却是生长在当时相对偏远的北非，天主教也是在文化相对落后的西罗马发展壮大起来的。再如中世纪后期，意大利、法国等地的文化最为发达，但宗教改革却是马丁·路德在相对落后的德国开展起来的。
　　有容乃大，宗教的生命力就在于其能不断吐故纳新。佛教是开放的，中国也是开放的，中国化的佛教还是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