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藏的敦煌吐蕃文文献

　　中国收藏的敦煌吐蕃文文献
　　[英]散?冯?谢克著 杨富学 许娜译

　　原刊《陇右文博》2007年第2期，第3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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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初，在中国沙漠之城敦煌附近的佛教洞窟内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写本。在考古探险家斯坦因（Aurel Stein）和伯希和（Paul Pelliot）的游说下，守窟道士王圆箓将大部分写本卖给了英国和法国政府，此事闻名遐迩。书写着多种语言而主体是汉文和藏文的写本现收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和英国大英图书馆，其中的藏文内容构成了本文的核心。
　　巴黎和伦敦收藏的时属8至9世纪左右的敦煌吐蕃文文书，对于研究古代吐蕃不同阶段的历史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例如，在吐蕃赞普将其势力范围扩张到中亚的这一时段，敦煌藏文文献是研究藏传佛教源流和藏语早期发展史的基础。此外，在敦煌当地还收藏着数量堪与巴黎、伦敦藏品比肩的敦煌吐蕃文文献。姜亮夫率先对这些文献做了详细描述，以中文发表。[①] 此后，藤枝晃于1966年撰写英文论文，对敦煌吐蕃文写本进行了概述。[②] 他写道：
　　直到1919年，甘肃地方官府听到有一游客买到了很多藏文佛教经典后，便派手下的督察员考察深入实地进行查验。督察员在那座三层建筑南侧的佛窟中，找到了94捆重约405斤的藏文卷轴写本，以及重1744斤的11套夹在木版中的纸本。他留下了90捆，并且把3捆卷轴本和10套贝叶经迁移到敦煌的一所学校，只将1捆卷轴和1套贝叶经带往兰州，保存在省图书馆中。这里再强调的一点是，敦煌留存写本的重量可能要超过1吨，毫无疑问要超过任何其他各处的藏品数量。[③]
　　姜亮夫在其著作中未涉及文献的来源问题，藤枝晃的描述也仅此而已。对于敦煌当地收藏的吐蕃文文献，中国以外的学者所知甚少。下文拟就现已得到确认的文献做一介绍。
　　一、藏经洞内的早期藏文文献
　　斯坦因（1862～1943年）于1907年到达敦煌并进入了藏经洞。虽然王圆箓在斯坦因到达之前已将一些文献交于当地官方机构，但大部分文献仍存于原处。斯坦因获准参观了藏经洞，他的报告对弄清文献的原始面貌最为有用。[④] 斯坦因断定其中有230捆汉文和80捆藏文卷轴，每捆包括12件。他还看到了夹在夹板中的11大套藏文贝叶经（长2英尺5英寸，高1英尺5英寸）。斯坦因还发现了其他一些用中亚不同文字书写的文献，但数量要少得多。[⑤]
　　二、斯坦因与伯希和从藏经洞中获得的文献
　　斯坦因在述及他的藏文收获品时写道：“逾30捆用不同文字书写的贝叶经相互混杂，难以辨认。”[⑥] 似乎并未带走11大套藏文贝叶经的任何一套，他在报告中解释说，他怀疑所有这些大套写经都包含了一到两部经的大量副本。斯坦因为了得到尽可能多样的品种，最终他将一些挑选好的不同文种的文献绑扎在一起，运回伦敦。经稽核，斯坦因携归的这些残卷中确有数量极多的《般若波罗蜜多经》抄本，证实了他对那11大套藏文贝叶经的猜想。
　　虽然斯坦因对这些卷子的直觉是正确的，但他仍不能避免大量的重复，他带回的30捆卷子中有很多件都重复了《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篇章。[⑦]
　　当伯希和于次年再次看到藏经洞的大套藏文贝叶经时被深深震撼。他推测，这些文献应该属于一部完整的早期藏文《甘珠尔》汇编本，内容与其他地方发现的藏文贝叶经不同。[⑧] 伯希和有意将这11大套藏文贝叶经全部带走，但王圆箓一再阻拦，最终他只带走了其中的3套。[⑨] 但学界有人怀疑此说，认为伯希和带走的有可能只不过是其中1套的3个部分而已。
　　与斯坦因所获不同文字的文献一样，伯希和所获文献中也含有《般若经》类文献的众多副本，其中尤以《十万般若颂》数量最多。伯希和带走了许多吐蕃文经卷，如同斯坦因所获的那样，都包含了众多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抄本。同时，他把斯坦因留下的藏文贝叶经写本的绝大部分以及三分之一左右的余留文献席卷而去。[⑩] 伯希和还在莫高窟北区的两个洞窟中发现了更多的藏文写本，据推测，这两个石窟都开凿于13至14世纪，绘的是西藏密教壁画。[11]
　　三、相继带走的文献
　　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六合饭店举行了敦煌出土文献展览。引起了民众对其带入北京的敦煌藏经洞内所出汉文文献的争议，中国政府遂采取行动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使许多汉文卷子被中央政府保管了下来，而吐蕃文文书则被留在了敦煌。[12] 1911年，两位日本探险家随大谷探险队来到中亚，作为中亚爱好者从敦煌得到了大量的汉文、吐蕃文文书。现已分散到日本、韩国的相关机构和中国国家图书馆。[13] 1914年3月，斯坦因在第三次探险时返回敦煌见到王圆箓，王想将承诺的57卷汉文文书卖与斯坦因，斯坦因曾怀疑其是否真将藏经洞内所有保存文书呈现出来，而事实证明确有大量吐蕃文文献仍保存于原处。[14]
　　同年8月，俄国考古学家奥登堡来到敦煌，虽然他的主要兴趣是洞窟壁画，但同时也得到了很多汉文和吐蕃文文献。[15] 这些经卷保存在俄罗斯圣彼德堡东方学研究所分所。
　　四、遗留在敦煌的吐蕃文文献
　　直到奥登堡访问敦煌之后，仍有数量可观的吐蕃文卷轴和贝叶经写卷被遗留在敦煌本地。1919年，即奥登堡离开敦煌4年后，甘肃地方政府派督察员对遗留写本进行了调查。按照这位督察员的报告，他当时发现了10件卷轴和11大套藏文贝叶经。他将10套贝叶经和3件卷轴转移到敦煌一校舍，将1套贝叶经和1套卷轴运往兰州。[16] 这篇报告中的相关经卷数目与斯坦因、伯希和的整理数目不符。当斯坦因到达时编目为8件吐蕃文卷轴和11大套藏文贝叶经，其中很多经卷被斯坦因、伯希和带走，后者带走了11大套藏文贝叶经中的3套。下文将再议这个问题。
　　1928年，所有保留在敦煌的吐蕃文文献都转移到了当地文化机构。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敦煌文物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公布了一些新近发现的文献。当一些其他文献送入甘肃省博物馆后，为莫高窟设立的这一专门机构将负责保管和研究文献内容。新成立的敦煌市博物馆收藏的吐蕃文文献规模可与巴黎和伦敦的收藏数量相媲美。
　　五、甘肃藏品
　　1978年，黄文焕发表了甘肃省藏敦煌吐蕃文文献的调查结果。[17] 现列表如下：
　　敦煌县文化馆（现敦煌市博物馆）：贝叶经8780件、卷轴224件；
　　敦煌文物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贝叶经42件、卷轴43件；
　　酒泉县文化馆（现酒泉市博物馆）：卷轴19件；
　　张掖县文化馆（现张掖市博物馆）：卷轴1件；
　　武威县文管会（现武威市博物馆）：贝叶经7件；
　　兰州图书馆（应为甘肃省图书馆）：贝叶经1117件，卷轴30件。
　　据藤枝晃所述，这些文献主要包含了《十万般若颂》和《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另外还提及《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
　　2000年7月，我在大英科学院的支持下来到敦煌，考察收藏在此的吐蕃文文献，可以查阅敦煌研究院新建文物陈列中心中的所有吐蕃文文献。[18] 实际上这里有卷轴47件（黄文焕报道了其中的43件），内容均为《大乘无量寿宗要经》。[19] 有大型贝叶经87件（黄文焕报道了其中的42件），除其中有1件属于独立的《心经》外，其余内容均为《十万般若颂》。这些贝叶有的排列有序，但大多数是杂乱无章的。下述文献编目是根据佛经内容分类的，文献编号是敦煌研究院给出的。
　　《十万般若颂》, 大型贝叶经，由细绳连接起来,页码标于空白处：
　　0014：12页，第30品；
　　0015：2页，第13品；
　　0672：30页，第22、23、43品；
　　0750：43页，第17、18、19品；
　　卷轴装《大乘无量寿宗要经》：
　　0119、0120、0122～0126、0144～0147、0644、0646、0672、0677～0689、0691～0693、0729～0743、0745、0747、0749、0750。新编入4件：w. 1、w. 2、w. 3、w. 4。在展2件：0016，0118。其中，0144～0147、0692的正面为汉文写经。
　　《心经》，卷轴装，只有1件，编号为0121。
　　晚期藏文文献：0001～0005、0013、0646、0677、0689、0745、0747、0749、w. 5。
　　敦煌研究院收藏的藏文贝叶经写卷至少有700件，此外还有大量的残片，没有明显迹象表明这些文献早于元代（13～14世纪），但可以肯定他们晚于元代。有一些文献出自莫高窟北区，在那里，伯希和曾发现了时代较晚的藏文文献。
　　在敦煌市博物馆内我仅能见到精选出来的文献，我过目的卷子全部属于《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卷轴。贝叶经都是巨幅的，内容属《十万般若颂》。贝叶经残片的空白处写有吐蕃文页码和表示经卷来源的字母，我所查阅的经卷均出自《甘珠尔》和《丹珠尔》，但各自页码并非按顺序排列，按照馆长的说法，其他相同的残叶数量确认的有8000件之多。[20]
　　六、中国其它地区收藏的敦煌吐蕃文文献
　　要确定藏经洞出土古代吐蕃文文献的数量，还需对中国其他地区的收藏状况有所了解。就数量言，其规模都不及甘肃多，其中藏量较大的是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这里没有公开出版的目录，也没有任何前景规划，馆内未设主管藏文文献的人员。善本部门人士告诉我们，这里收藏有200～300件吐蕃敦煌文献的卷轴和贝叶经残片。[21]
　　在中国的其它机构中也有敦煌吐蕃文文献入藏，如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和天津艺术博物馆等，从这些机构出版的照片中，可获悉已编目的敦煌吐蕃文文献情况，兹介绍如下：
　　北京大学图书馆：
　　D045：卷轴残片1件，类似于密教的经文；
　　D055：卷轴残片1件，佛经；
　　D113：在汉文卷轴经文的末尾题数行藏文；
　　D152：卷轴残片1件；
　　D212：卷轴残片1件，写有《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背面有6行藏文写经；
　　C62、C63、C64：均为小型残片。
　　上海图书馆：
　　059：卷轴1件，《大乘无量寿宗要经》；
　　139：贝叶经1件，《心经》；
　　156、157：贝叶残片，《十万般若颂》。
　　上海博物馆：
　　38：卷轴1件，《大乘无量寿宗要经》。
　　天津艺术博物馆：
　　006、093、094、095、096、097：均为大型卷轴藏文，内容为《大乘无量寿宗要经》。
　　最后，在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有4件吐蕃敦煌佛教经卷，均为《大乘无量寿宗要经》。[22] 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敦煌吐蕃文文献大都是20世纪50年代从私人手中收购的，这与上述其它机构收藏情况相似。[23]
　　七、藏经洞原始文献的命运
　　对敦煌吐蕃文文献命运的细致考察，非为易事，各种报道相互矛盾。斯坦因在藏经洞发现的11大套藏文贝叶经，一种说法是伯希和想把他们全部带走，但未能遂愿，仅带走了其中的3套。但中国官方宣称：在伯希和采访之后，于敦煌发现了11大套藏文贝叶经。藤枝晃同意这一报道，认为伯希和并未带走11大套藏文贝叶经中的3套，而只是其中1套的3个部分。
　　在伯希和携归的吐蕃文文献中，大型贝叶经《十万般若颂》有3800件（包括碎片残叶）。将其叠压堆放，差不多每80张贝叶经可达1英寸厚，据斯坦因所述，原始经卷有1.5英尺高（18英寸）。因此，通常，我们可推想每一卷宗包含了1440件贝叶经，如果我们估计木牍封泥的高度为1英寸，那么这一数字将近于1280，所以巴黎收藏的贝叶经数是按伯希和带走的3套完整经卷精确计算而来的。
　　进一步探讨，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兰州的1117件贝叶经实际上是传说中被劫掠的那部分完整经卷，缺失的100叶或许正是敦煌研究院收藏的那些。敦煌市博物馆内的8780件贝叶经看起来似乎属于7大套贝叶经。所以，很有可能，当时有3大套藏文贝叶经被运往巴黎，1套展转到了兰州，余下的7套成了敦煌市博物馆的珍藏。当然，这种说法与1919年赴敦煌考察的督察员的报道存在着抵牾之处。如果我们的推测不误，那就意味着这11大套藏文贝叶经都已被编目了，已成学人研究之资了。
　　这11大套藏文贝叶经的内容似乎是《般若波罗蜜多经》的早期本子。不幸的是，与伯希和的愿望相违，他们不是按先后顺序排列的，在法国国立图书馆和敦煌市博物馆这两大机构的收藏中，章节是杂乱无序的。许多标有页码和字母标注原始出处的经文也通常是不连续的，也就是说，经文有重复出现的情况，而且在不同页面上标识的页码与本身内容也是不同的，说明这11大套藏文贝叶经收录了多种佛经。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许多贝叶残片已经过调整，拉露小姐相信这些经过处理的写本构成了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基础。[24]
　　斯坦因、伯希和及中国官方对于经卷的报道不无矛盾之处，很难定论。巴黎和伦敦收藏的藏文卷轴数量最多，以《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居多，卷子长度不等，因为这篇短小的经文有时在同一个经卷中被重复抄写了多次。巴黎和伦敦收藏的卷轴各有950件左右，其中属于《般若经》类的卷轴大都残缺不全，长短变化不定，巴黎藏的约有600件，伦敦约100件，同时二地都收藏有一定数量其他佛教典籍和世俗文书。[25] 圣彼得堡藏的敦煌吐蕃文写卷为212件，其中，202件属于《大乘无量寿宗要经》，10件属于《十万般若颂》。[26]
　　经卷最初以捆结扎，斯坦因清点了80捆吐蕃文经卷，并带走30捆，伯希和将所剩经卷的三分之一席卷而去，奥登堡也拿走许多。中国官方宣称发现了94捆经卷，这肯定是以卷轴的数量来计算的，斯坦因低估了吐蕃文文献的卷轴数量。如果我们所持有的官方报道是正确的，即每捆约12件卷轴（斯坦因估计），那么中国仍有1100多件。然而，我们已知的却只有300余件，即使加上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另外300件卷轴，也只是我们所期待达到数目的一半。一种可能是这94捆经卷每捆的数量本身就不足12件卷轴，有些已被私人窃取。第二种可能是官方所称遗留在藏经洞内的94捆经卷其实当时已经被盗，已入了私人的收藏。第三种可能，官方所报道的卷轴捆数和贝叶经数目本身就是错误的。
　　八、作为抄经中心的沙州
　　如上所述，甘肃收藏文文献数量虽众，但几乎都属于两部佛经，其一为《十万般若颂》，以十万行诗文赞颂完美而智想的经典，这是在西藏经久不衰的赞美诗。其二是《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仅流行于中亚地区。与藏文同时并行的还有和田文和梵文本子。[27]
　　以上二经有如此之多的复本存在，一方面说明二者在寺院中曾得到普遍信仰，另一方面也是俗人供养的产物，这种景象可以通过敦煌出土的3件文书得到印证。其中2件藏于伦敦，由陶慕士翻译整理；另一件于巴黎，经拉露小姐翻译。[28] 这3件文献都讲到了抄经问题。巴黎所藏文献称当时吐蕃赞普热巴巾（Ral pa can），即赤祖德赞（Khri tsug lde btsan，815～836年在位）布施抄写《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用汉文抄了136份，用藏文抄了480份。[29] 伦敦所藏文献涉及的《十万般若颂》，当时用汉文抄了3份，用藏文抄了8份。另一部藏于伦敦的文献也谈到了由国王布施的《十万般若颂》。最近，武内绍人又翻译了一部文献，描述了监督经文抄写、惩罚盗经行为的手段等，大多数书手是汉人而非吐蕃人。[30]
　　三部文献在谈到抄经地点时，都注明是“沙州”。法国收藏的文献提到了经卷的存放地点，即lung hung si（龙兴寺）的藏经室。[31] 它是否为藏经洞或与之相仿的收藏地？这些文献表明在吐蕃占领时期，敦煌是抄写和收存文献的中心，尤其是构成甘肃所藏敦煌吐蕃文文献主体的两部经之众多抄本，都出自敦煌。
　　九、甘肃所藏文献的价值和意义
　　收藏于敦煌市博物馆的藏文文献以及保存在敦煌研究院和甘肃省图书馆的文献其重要性可与巴黎、伦敦所藏相埒，但是甘肃收藏的文献种类单一，全是板式规整的卷轴和贝叶经，不如斯坦因与伯希和带走的那些种类繁多，引人兴趣。甘肃所藏藏文文献，正如斯坦因所预料的那样，内容重复甚多。
　　这些文献都是佛经，内容少有例外，仅有书写于卷轴背面或贝叶经空白处的题记，对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截止目前，我仅对敦煌研究院的藏品进行了研究，并无意外发现。值得注意的是，在敦煌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些卷轴写本的背面书有吐蕃文诗作，已由黄文焕报道，并用中文翻译了其中的一首爱情诗。[32]
　　作为早期宗教资料，其本身的重要性就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们对于研究早期藏传佛教具有较高的价值。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3大套藏文贝叶经，尽管查阅便利，但研究成果却不多，斯坦因、伯希和在藏经洞内看到的那11大套藏文贝叶经，是否已入藏了敦煌市博物馆、甘肃省图书馆，需要进行综合研究。正如彼得·斯基凌所说的那样，我们所掌握的最初吐蕃宗教习惯形成的情况还很有限，同时对藏文佛经的早期收藏方式和书写方式的详细情况还未进行深入研究。[33] 甚至20世纪的藏学研究人员在编订、讨论佛教教规时竟然无法看到甘肃收藏的这些原始文献。虽然研究工作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但这些文献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因为进一步发掘与其同等价值的吐蕃早期宗教文献或古物遗存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了。
　　本文译自《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院刊(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002年第1期，第129～139页。作者散·冯·谢克（Sam van Schaik）系英国大英图书馆印度和东方事物部研究员。
　　（译者：杨富学，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许娜，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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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24页。
　　[②] 藤枝晃：《敦煌写本概述（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a general description）》（一），《人文（Zibun）》第9号，1966年，第13～14页。
　　[③] 同上，第15～16页。
　　[④] 至于王圆箓在斯坦因到达之前是否曾转移过文献，我们无从知晓。
　　[⑤] 斯坦因（M. Aurel Stein）：《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第2卷，牛津，1921年，第822～823页。
　　[⑥]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第2卷，第919页。斯坦因在中亚其它地区，如在米兰遗址和麻扎塔格古戍堡遗址挖掘出很多藏文写本。特别是在他第二次探险中得到的文献与敦煌藏经洞内文献之年代一样久远，最近已由武内绍人（Tsuguhito Takeuchi）整理编目，见其所著《大英图书馆斯坦因藏品中新疆出土古藏文写本（Old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of the British Library）》，3卷，伦敦：大英图书馆，1997～2000年。
　　[⑦]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第2卷，第919页。
　　[⑧] 伯希和（P. Pelliot）《甘肃发现中世纪的书库（Une bibliotheque medievale retrouvee au Kan-su）》，《法国远东学院院刊（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Extreme Orien）》第8卷，1908年，第507～508页。一张翻印的照片上伯希和在藏经洞内的烛光下研究卷子，背景是大型贝叶经卷的底部卷宗，却因看不到经卷的底层而很难猜测它的数量，我并未从其它任何照片中看到贝叶经经卷。
　　[⑨] 同上，第529页。
　　[⑩] 此信息得自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第2卷，第823页。斯坦因估计在原始洞窟有全部种类经卷1130捆，他离开后有860捆保留原处。伯希和推测他后来带走了保留物的三分之一，留下了500捆经卷。《西域考古图记》第2卷，第827页。
　　[11] 《甘肃发现中世纪的书库》，第529页。在藏文写本旁有汉文、蒙古文、回鹘文和少量婆罗迷文字。伯希和对181窟和182窟的北部洞窟写本进行编目、编号，他对敦煌莫高窟这些洞窟进行了描述，但未提及在此发现写本。
　　[12] 收藏有敦煌吐蕃文文献的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认为当时有部分吐蕃文写卷也被带走了，现在馆中庋藏的敦煌吐蕃文文献就是那次所得。政府所得卷轴并不完整，在文献于1910年运抵北京后不久就有很多被盗走了。关于清朝学部敦煌文献的丢失情况，可参见荣新江：《李盛铎藏卷的真与伪（The Li Sheng duo collection: originalor forged manuscripts）》，载苏珊·韦陀编《敦煌写本伪卷（Dunhuang manuscritpts forgeries）》，伦敦：大英图书馆，2002年。
　　[13] 藤枝晃：《敦煌写本概述》（一），第9～11页；苏珊·韦陀（Susan Whitfield）：《日本收藏的敦煌与丝绸之路写本（Japanese collections of Dunhuang and Silk Road manuscripts）》，《国际敦煌项目通讯（IDP News）》1992年第10期，第2～5页；苏珊·韦陀：《大谷探险队的中亚之行（Count Otani’s Central Asian expeditions）》，《国际敦煌项目通讯》1998年第10期，第1～2页。在日本，已有16个相关机构展出了来自大谷光瑞和其他个人敦煌及中亚文献的收藏，也有一些机构展出了吐蕃文书。
　　[14] 斯坦因：《亚洲腹地（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ān）》，牛津，1928年，第355、357～358页。这即是当时斯坦因因疏忽而造成遗失的证据，从他的第三次探险所获中被确认，这部分遗漏的卷子宗正是在六合饭店展出后被中国政府一再要求保留的内容。
　　[15] 他似乎并未从藏经洞内带走这些文献，只是亲眼目睹过。这里有366卷汉文经卷，数量不等的吐蕃文献中包含了212件文献。
　　[16] 藤枝晃：《敦煌写本概述》（一），第13～14页。
　　[17] 黄文焕：《河西吐蕃文书简述》，《文物》1978年第12期，第59～63页。
　　[18] 感谢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主任罗华庆的热情接待。
　　[19] 所有经卷总数为300卷，一些包括旁注的汉文语句，最为特殊的是独立卷子《心经》。
　　[20] 从博物馆陈列中心可看出，有两张贝叶经版式较小，其一为《十万般若颂》，其二为密教解说。可以确定二者均出自藏经洞。
　　[21] 我得知在1910年得到吐蕃和汉文经卷，然而一部分或是全部的文献所得，特别是大谷光瑞的收藏进入了国家图书馆，见苏珊·韦陀：《大谷探险队的中亚之行（Count Otani’s Central Asian expeditions）》，《国际敦煌项目通讯》1998年第10期，第1～2页。图书馆在发表所有敦煌文献照片介绍的过程中，仅有一部分收藏以此种形式公开发行，在已公刊的经卷中，有2件吐蕃文献，其一为大型贝叶经《般若波罗蜜多经》（BD00001）。
　　[22] 吴其昱：《台北中央图书馆敦煌蕃文写本佛经四卷考》，《敦煌学》第2辑，香港，1975年，第56～69页。
　　[23] 这些信息得自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文献收藏负责人的私下交流。据荣新江著《李盛铎藏卷的真与伪（The Li Sheng duo collection:originalor forged manuscripts）》（苏珊·韦陀编《敦煌写本伪卷（Dunhuang manuscritpts forgeries）》，伦敦：大英图书馆，2002年），这些文献是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向达教授购买的。
　　[24] 详见她对伯希和吐蕃文献的整理编目1336号，见拉露（Marcelle Lalou）：《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吐蕃文献（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Fonds Pelliot tibétain）》第3卷，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1961年。
　　[25] 大英图书馆收藏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卷轴在普散（Vallée Poussin）所编目录中被统编为310号，即今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编号tib j 310。大部分卷轴装《十万般若颂》被编为109号，即今印度事务部图书馆tib j 109。所有卷轴版式各自独立，然后串起而构成册子，原始编号可以随之变动。目前通行的法藏伯希和吐蕃文献2500～4450（内容均为《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目录尚未出版。这一编号涵盖了完整的卷轴及各种残片，特别是伯希和吐蕃文献的4100～4450号。在伯希和收藏品中也有许多残缺的《十万般若颂》，在拉露的目录中被编为1495～2105号。
　　[26] 这里有2件其他形式的吐蕃文献，其一为汉文佛经的藏文音写，其二为无法辨认的吐蕃文残片。在萨维茨基所编目录中，其编号分别为213和214。见萨维茨基（Lev S. Savitsky）：《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收藏的敦煌吐蕃文献（Tunhuang Tibetan manuscripts in Collection of the Leningrad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载李盖提（L. Ligeti）编：《藏学与佛教学研究——乔玛诞辰200周年纪念文集（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commemorating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Alexander Csoma de K?r?s）》，威斯巴登，1984年。
　　[27] 相关研究见寇努（Sten Konow）：《无量寿经（The Aparimitāyuh）》,载赫恩雷（Rudolf Hoernle）编：《新疆发现的佛教文献写本遗物（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牛津：牛津大学，1916年。
　　[28] 拉露：《论敦煌吐蕃文献中的法施（Tun-Huang Tibetan documents on a Dharmadāna）》，《印度历史半年刊（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第16卷2期，1940年，第293～298页；陶慕士（F. W. Thomas）著：《与西域有关的吐蕃历史文书（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第2卷，伦敦，1951年，第73～84页。
　　[29] 文献编号为伯希和吐蕃文献999号。
　　[30] 武内绍人：《中亚出土的古代吐蕃文契约（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东京：大藏出版社，1995年，第53～55页；武内绍人：《将——吐蕃帝国千户之下的行政组织（Tshan: subordinate administertive units of the Thousand-districts in the Tibetan empire）》，载克瓦尔内（Per Kvaerne）编：《西藏研究——国际藏学研究会第六次会议纪要（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6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奥斯陆，1994年，第849～850页及857页注8。
　　[31] lung hung si，拉露小姐确认其为龙兴寺。
　　[32] 黄文焕：《河西吐蕃文书简述》，《文物》1978年第12期，第12页。
　　[33] 斯基凌（Peter Skilling）：《从译经到〈甘珠尔〉和〈丹珠尔〉（From bKa’bstan bcos to bka’’gyur and bsTan’gyur）》，载斯泰因克勒尔（Ernst Steinkellner）编：《西藏研究——国际藏学研究会第七次会议纪要（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7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格拉茨，1997年，第93页。他说道：“就我所知，现在没有可使用的早期吐蕃文献，因此我们对前弘期文献的构成、类型或数量无从知晓。我们不知道长篇文献或短篇文献的分配处理方式；他们是否变成一独立文献或与其他写本结合。”他认为：“敦煌文献中值得学习的知识很多，但人们并未认识到，有必要进行系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