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融笔受楞严经质疑

房融笔受楞严经质疑
　　何格恩
　　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35册
　　大乘出版社出版
　　1978年11月初版
　　楞严经为佛教之重要典籍，始见著录于唐开元十八年庚午西京崇福寺沙门智升所撰之“续古今译经图纪”及“开元释教录” (注 1) 。其述楞严经翻译之经过，二书微有不同，玆分引之如下：
　　续古今译经图纪云：“沙门般刺蜜帝，唐云：极量，中印度人也。怀道观方，随缘济度，展转游化，达我支那 (印度俗呼广府为支那，名帝京为摩诃支那也) ；乃于广州制旨道场居止 (注 2) 。众知博达，祈请亦多；利物为心，敷斯秘赜。以神龙元年龙集乙巳五月己卯朔二十三日辛丑遂于灌顶部诵出一品名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一部十卷。鸟苌国沙门弥迦释迦语，菩萨戒弟子前正谏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笔受，循州罗浮山南楼寺沙门怀迪证译。其僧传经事毕，泛舶西归。有因南使，流通于此。”
　　开元释教绿 (卷九) 云：“沙门释怀迪循州人也，住本州罗浮山南楼寺。其山乃仙圣游居之处。迪久习经论，多所该博，九流弋略，粗亦讨寻，但以居近海隅，数有梵僧游止；迪就学书语，复皆通悉。往者三藏菩提流志译窦积经，远召迪来，以充证义。所为事毕，还归故乡。后因游广府遇一梵僧 (未得其名) ，赉梵经一夹，请共译之，勒成十卷，即大佛顶万行首楞严经是也。迪笔受经旨，缉缎文理。其梵僧传经事毕，莫知所之。有因南使，流经至此。”
　　宋赞宁高僧传三集卷三唐广州制止寺极量传，全引续古今译经图纪原文，惟末云：“量翻传事毕，会本国王怒其擅出经本，遣人追摄，泛船西归。后因南使入京遂流布，有惟悫法师资中阮公各著疏解之。”同书卷三“唐罗浮山石楼寺怀迪传”则全引“开元释教录”原文，惟末云：“后因南使附经入京，即开元中也。”
　　续古今译经图纪与开元释教录同出于智升一人之手，而所载译楞严经事，显出两歧。前者标明主译人为般剌蜜帝，并及译语人弥伽释伽，笔受人房融；后者则全异其辞，但言怀迪遇一梵僧请共译经，并为笔受缀文；又自注云：“未得其名”。前后矛盾，至为可怪。尤奇者：续古今译经图纪之末，并附小注云：“欲若题壁，请依开元释教录。”岂智升亦自疑其手撰续古今译经图纪之所载乎？此外，如开元释教录卷十二所著录云：“大唐循州沙门怀迪共梵僧于广州译，新编入录。”卷十七所著录又云：“大唐沙门怀迪于广州译”。再三著录，均不提及般剌蜜帝之名，则续古今译经图纪之不足信，明矣！而赞宁之高僧传仍取之，为极量别立一传，何也？岂以历代各种刊本楞严经，均署般刺蜜帝主译；以讹传讹，竟莫察其非耶？楞严经自古迄今，未见梵本 (注 3) ；其为伪书，李翊灼先生已论之详矣 (注 4) 。般刺蜜帝与弥伽释伽之事迹，不见于其他记载；余以为其姓名亦为后人所杜撰，正如“乌有先生”“无是公”之无足稽考，可置之勿论。玆所欲考者，则房融与怀迪之关系而已。
　　关于房融笔受楞严经事，历来之记载颇多，玆略举数说如下：东坡题跋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后云：“……故大乘诸经，至楞严则委曲精尽，胜妙独出者，以房融笔受故也。”
　　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五云：“中宗改神龙，正月流房融于高州。夏四月融于广州遇梵僧般刺蜜帝赉楞严梵夹至，刺史请就制止道场宣译，融笔受。及译经十卷毕，般剌复携梵本归于天竺。”
　　楞严经指掌疏卷一云：“按译经图纪：此经翻译在则天罢政，中宗嗣位，神龙元年时……。”正脉云：“特科为主译者，以此经未来，盛名先至。天台西向拜求十八年，竟未谐愿。彼国禁为国宝，师潜匿航海赉来。于唐中宗初年达广州，适遇房相，请于制止寺译成，速同以解责边之难。………”
　　广东通志卷二六五谪宦录云：“房融，河南人。武后时以正谏大夫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神龙元年以亲附张易之兄弟，二月甲寅配流钦州 (新唐书作高州，此据旧唐书中宗纪)。长安末，尝知南铨。在广州时值天竺僧般刺蜜帝三藏持楞严经梵本浮南海而至，融就光孝寺译出而笔受之，今寺中有笔受轩云。神龙元年五月经成入奏，适武后崩，融长流钦州，徙高州死。后神秀入道场见所奏经本，录传于世。 (高州府志)
　　笔授之事，全属子虚，固不必深辨。然房融之配流岭表，载在正史，当为事实 (注五) 。惜其诗文留存者极少 (注六) ，其南迁之路径与事迹均无可稽考耳。
　　据开元释教录，怀迪译楞严经，在入京证译宝积经之后。同书卷九著录沙门菩提流志译大宝积经一部一百二十卷，“始乎神龙二年丙午创筵，迄于睿宗先天二年癸丑毕席。”然则怀迪南归译楞严经必在先天二年以后，其时房融已卒于高州，与此经无缘，故开元释教录不言房融证译，良有以也。至于广东通志云：“后神秀入道场见所奏经本，录传于世。”尤不足信。据张说之集卷十九唐国师玉泉寺大通禅师碑云：“神龙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夜中顾命扶坐，洎如化灭。”则神秀卒时，大宝积经之译事正开始，怀迪尚未南归，又安能见楞严经奏本哉！开元释教录撰于开元十八年，其卷十二尚云：“新编入录”。盖楞严经之流传于京师，必在开元中，与赞宁高僧传所言正合也。至于怀迪神龙二年北上以前，曾否会晤房融，则以史籍无征，未敢妄测。大抵楞严经必为怀迪或同时人所杜撰，自恐声望不孚，故托言得之于梵僧。房融为当时知名之文士，又曾为相 (注七) ；而京师所译佛经，均有文士学士为润色。好事之徒，遂假借其名，牵强附会，与曹溪沙门杜撰张说宋之问之诗以光大其师，如出一辙也。
　　(注 1)见于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目录部结字帙。
　　(注 2)续藏经第贰编乙第十九套第五册曹溪大师别传云：“仪凤元年初于广州制旨寺听印宗法师讲涅槃经。……其制旨寺是宋朝求那跋摩三藏置，今广州龙兴寺是也。……仪凤元年正月十七日印宗与能大师剃发落，二月十八日于法性寺受戒，戒坛是宋求那跋摩三藏所置。”制旨法性疑为一寺之二名。证以法宝坛经行由第一所云：“遂至广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景德传灯录卷五慧能传亦云：“至仪凤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届南海，遇印宗法师于法性寺。”则印宗讲经之制旨寺即法性寺也。法性寺为唐初广州著名之禅林，天竺梵僧之来华者，多于此居止。
　　(注 3)元沙门庆吉祥在“元法宝勘同总录”卷第五，亦列此经，云：“唐循州怀迪共梵僧于广州译。”下注云：“著本阙。”
　　(注 4)李翊灼著「佛学伪书辩略”，见国立中央大学“文艺丛刊”第一卷第二期。
　　(注 5)旧唐书卷七中宗纪云：“神龙元年正月…凤阁侍郎韦承庆，正谏大夫房融，司礼卿韦庆等下狱……二月甲寅…韦承庆贬高要尉，房融配钦州。”新唐书卷四中宗纪云：“神龙元年二月甲寅…贬韦承庆为高要尉，流房融于高州。”新唐书卷一三九房管传云：“父融，武后时以正谏大夫同凤阁台平章事。神龙元年贬死高州。”通鉴卷二○八神龙元年：“二月乙卯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房融除名流高州。”其配流之地点，旧书原作“钦州”，新书及通鉴改作“高州”，谅必有据。未知是否如广东通志所言先流钦州，后徙高州？容待续考。其配流之日期，新旧书均作二月甲寅，而通鉴作“二月乙卯；虽相差一日，未知通鉴改新旧唐书，有何根据？
　　(注 6) 全唐诗有谪南海过始过兴广胜寺果上人房(一作过韶州广界寺) 诗一首，唐诗纪事卷十三作游始兴广果山房。初唐诗纪年十七作作谪南海过韶州广界寺，此诗题目颇多歧异，或疑伪作。然唐初流贬高州或钦州者，多取道韶州及广州。又唐代流贬官员，均驰驿发遣。据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云：“广州至东都四千九百里”。又据元和郡县志卷三十四：“广州西北至东都取桂州路五千八十五里”。跋涉五千里之长途，平均每日七十里计算，大约需七十余日，便可到达。据罗振玉纪元以来朔闰考卷三，神龙元年二月辛亥朔，甲寅当为初四日。假如房融于二月初四日由东都启程，则四月中旬可抵广州与佛祖历代通载所言偶合。灵鹫山在曲江县北六里 (元和县志卷三十四) 李翱来南录云：“……辛未上大庾岭，明日至滇昌，癸酉上灵屯西岭见韶石，甲戌宿灵鹫山居。六月乙亥朔至韶州，丙子至始兴公室……” (李文公集卷十八又有题灵鹫寺一则) 假使房融谪官过灵鹫山诗非膺作，其南迁时，必取道大庾岭矣！舆地纪胜卷九十云：“唐沈佺期有登灵鹫寺诗。”。今查全唐诗及各种刊本沉云卿集皆不见，未知是否佚去？
　　(注 7) 房融子房管亦相肃宗，新旧唐书均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