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与奈良平安写经（二）

敦煌遗书与奈良平安写经（二）
　　三、敦煌遗书与奈良平安写经的互补作用
　　敦煌遗书与奈良平安写经虽然各有特点，但如前所述，由于两者同为佛教文献，产生的时间有数百年交集，这一交集期，也正是中日佛教交流极为兴盛的时期，因此，两者自然有著种种内在的联系。在佛教研究中，敦煌遗书与奈良平安写经可以起到互补兼美的作用。
　　比如，就《净度三昧经》而言，原来人们所知只有法隆寺的卷一。该卷后归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并录文收入《卍续藏》。其后落合俊典先生在名古屋七寺发现卷二及卷三。但七寺本卷二的首部残缺若干行。此外，日本写本中也存在一些错漏，乃至一些文字难以理解。但随即研究者在敦煌遗书中发现了12个《净度三昧经》的写本[①]，这样，关于《净度三昧经》的资料就增加到15号，依据这15号资料，研究者重新整理了《净度三昧经》，分别在日本与中国发表。[②]
　　又如，日本传统流传著据说是圣德太子所撰写的《胜鬘义疏》。但敦煌遗书发现后，人们发现北京图书馆所藏BD05793号（柰93）、BD04224号（玉24）北朝写经《胜鬘经疏》与前述圣德太子的义疏内容上显然有共通之处[③]。这对于研究日本古代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近，我在随同落合俊典先生考察大阪天野山金刚寺一切经的时候，看到一件《摩利支天经》。内容大体为：有一个摩利支天，能隐身不现，又神通广大。若有人能够知道它的名字，便可以受到它的护佑，诸如“行路中护我，非路中护我，夜中护我，昼日护我，贼难护我。病难护我。水难护我。火难护我。于恶冤家护我”等等。为了能够得到它的护佑，人应该如此发愿祈求：“我某甲知彼摩梨支天名”云云。经中强调“若有书写读诵受持，著发中。著衣中。随身而行者。一切诸恶，悉皆退散，无敢当者。是故汝等应当勤心流布此经”[④]。
　　该《摩利支天经》在《大正藏》中已经收入四种异本：第一种失译人名，附梁录。第二种收在《陀罗尼经》卷十中，为唐天竺三藏阿地瞿多译。第三种、第四种据说都是唐不空所译，但《高丽藏》本与《嘉兴藏》本区别较大，所以《大正藏》把它们一并收入。金刚寺本与上述四种异本基本内容虽然相同，但行文差异很大，显然形成一种新的异本。从行文看，金刚寺本应该是由失译本及不空译本摘抄改编而成。那么，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编纂了这一新的《摩利支天经》呢？该《摩利支天经》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到底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呢？
　　敦煌遗书为我们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钥匙。
　　大体相同的写本，我在敦煌遗书中发现了17号[⑤]。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斯2059号《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该号有一篇序文，内容如下：
　　□…□陀罗尼经序/
　　□…□州山阴县人张俅，字恩训。因游紫塞，于灵□…□/
　　□…□内见此经，便于白绢上写得其咒，发心顶戴□…□/
　　载咸通元年十一月内，其年大风，因有缘事，将□…□/
　　北岸。其日冒风步行，出朔方北碾门，更与一□…□/
　　粗心，不识冻凌之病，投入龙河。同人一行，先□…□/
　　便入冻孔，俅见前人陷冰，抽身便回。不逾一□…□/
　　凌，亦寻陷身。且不没脚，下如有人，提其双□…□/
　　□溺，须臾得岸，乃自踊身上得凌床。因□…□/
　　□縻官河右，以凉州新复，军粮不充，蒙　张□…□/
　　□武发运使，后送粮驮五千余石，至姑藏□…□/
　　□时有省使五人，在凉州见俅进发，本欲□…□/
　　贾竖王严斗合，称俅儒者，前路遇贼，渠□…□/
　　且留勿去。其人果停，至来日乃发。俅所同般□…□/
　　百余人，安乐得达雄关。省使般次来日，还至俅前日/
　　宿处，地名沙沟。前日余火，尚犹未灭。其夜被横过/
　　吐蕃贼打破般次，省使被煞，诸余损伤，不可尽说。/
　　自后入奏，又得对见　龙颜于思政殿。所蒙锡赉，秉受/
　　宪官。及至归回，往返贼路前后三、二十出，不曾输□…□/
　　此皆　菩萨加持力也。固为此序，将劝后人唯除□说也。/
　　序文作者为张俅。上述序文的虽然文字有残缺，但大意很清楚的。张俅曾经两次奉命出使，由于书写并随身携带《摩利支天经》的缘故，得到摩利支天的护佑，两次在路途得免大难：一次免于冰凌陷身，一次免于盗贼杀害。其后多次出使，“往返贼路前后三、二十出”，都平安无事。所以对这部经典虔心信仰，特意再次抄写此经，并撰写序言，希望这部经典能够广为流传。
　　按照《摩利支天经》的正文，有人若发愿祈求摩利支天护佑，应当说：“我某甲知彼摩梨支天名……。”但斯2059号把这一文句改写成：“弟子张俅知摩利……”云云，充分反映了张俅感恩、虔敬的心情。类似的发愿祈求还可见斯5391号，敦煌一个名叫胜富的人，也把自己的名字写入自己抄写的《摩利支天经》中：“弟子胜富娑婆诃，告诸比丘……。”
　　在古代，敦煌能够得到发展，得益于它位于丝绸之路的要冲。因此，交通的顺畅与安全，是敦煌是否能够顺利发展的关键。而安史之乱以后，相当长的时间中，敦煌与内地的交通较为困难。所以，我们不断可以在敦煌遗书的写经题记中看到祈求“王路开通”之类的祝词。归义军初期，敦煌地方政权为了保护交通，还曾经派出大军，讨伐吐蕃[⑥]。《摩利支天经》宣称可以“行路中护我，非路中护我，夜中护我，昼日护我，贼难护我”，对于古代敦煌的人们，特别对张俅这样经常出使的人自然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金刚寺所写《摩利支天经》的底本来自中国。是古代中国人为了祈求摩利支天的护佑而依据大藏经本改编的[⑦]。
　　类似的经典还有金刚寺所藏录外第14号《大佛顶如来放光悉怛多般怛罗大神力都摄一切咒王陀罗尼经大威德最胜金轮三昧咒品第一》。该文献最早由《大正藏》根据延久三年写东寺三密藏本收入，原写本下有题记：“此书似误多，以他本可校之。”[⑧]但始终没有人来做这一校正的工作。落合俊典先生发现金刚寺写本后，他的学生林敏先生对金刚寺本、《大正藏》本以及保存在敦煌遗书中的14个写本进行录校研究，为进一步解明该经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基础。[⑨]
　　四、结语
　　以前阅读《大正藏》，经常在其中看到一些依据日本寺院古写经收入的典籍。阅读这些文献时，心中时常会浮现出一个疑问：这些典籍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还是日本僧人自己编纂的？这些年通过对敦煌遗书的调查与整理，发现很多日本古写经在敦煌遗书中都可以找到依据。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启发。
　　我始终认为，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宗教的传播是文化传播的方式之一。由于种种原因，文化的传播有时顺畅，有时不顺畅；有时始终持续，有时会有间断。作为宗教表现形态的某种思想观点、某种典籍，它们的传播，也同样会出现类似的时而顺畅、时而间断的情况。历时越久，某种思想、某种典籍的传播就越有可能出现间断，从而散落为零零碎碎的“文化碎片”。
　　人类的历史文化本来是一个网罗一切的因陀罗网，但由于上述原因，这个因陀罗网会出现若干破口，使某些在历史发展中的曾经存在的因果关系变得晦暗不明。前面提到的《净度三昧经》、《胜鬘义疏》、《摩利支天经》等等，如果没有敦煌遗书的出现，它们祗能是日本文化中单独存在的碎片，很难得到正确的阐明。但是，由于敦煌遗书的出现，它们被连接到东亚古代文化这一总体的因陀罗网上，从而显示其本源的因果。
　　类似的问题也同样存在在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中。因此，将敦煌遗书与日本古写经结合起来作综合的、全面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尽可能地把散落的文化碎片重新缀接到古代文化的因陀罗网上，这对于整个东方古代文化的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6年2月12日星期日于东京麻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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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这12号敦煌遗书为：BD03563号（北8654号、结63号）、BD15308号（北新1508号）、BD03565号（北8222号、结65号）、BD3765号（北8655号、霜55号）、BD00902号（北8223号、昃2号）、斯2752号、斯4546号、斯7452号、斯5960号、斯7444号、斯2301号、俄Ф351号。
　　[②] 参见《七寺古逸经典研究丛书》第二卷，日本大东出版社，1996年4月。
　　《藏外佛教文献》第七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6月。
　　[③] 参见《日本思想大系·圣德太子集》所收藤枝晃先生《胜鬘经义疏》。
　　[④] 金刚寺写本《摩利支天经》录文：
　　摩梨支天菩萨陀[罗尼]经/
　　归命三世诸佛菩萨。[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
　　住舍卫城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言：诸
　　日天子前有天名摩梨支天。常行日前。彼摩
　　梨支天无人能见，无人[能]捉，不为人缚，不为
　　人欺诓，不为人责，其财物不为怨家能得
　　其便。诸比丘，若有人知彼摩利支天名者，亦不
　　可见，不为可捉，不为人缚，不为人欺诓，不为
　　人责，其财物不为怨家能得其便。诸比丘，若
　　善男子善女人闻彼摩梨支天名者，应作是
　　言。我某甲知彼摩梨支天名，故无人能见我，
　　无人能投（捉）我，不为人缚我，不为人欺诳我。不
　　为人责我，财物不为怨家能得我便。尔时
　　世尊而说咒曰：/
　　多轶他，遏伽摩四，末伽摩四，唇（？）徒摩四，支婆
　　罗摩四，摩诃支婆罗摩四，安多离陀那摩
　　四。行路中护我，非路中护我，夜中护我，昼日护
　　我，贼难护我。病难护我。水难护我。大（火）[难]护我。
　　于恶冤家护我。呵罗居隶，呵罗居隶，无
　　离鸱帝、无离鸱帝、离知帝。一切处护我。苏婆
　　呵。
　　佛说是经已，告诸比丘言：诸比丘，善男子善
　　女人，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国王大臣诸
　　人民等。知彼摩梨支天名及陀罗尼。一心受持
　　者。不[为]如上说诸恶所害。诸比丘，若有书写读诵受持，/
　　著发中。著衣中。随身而行者。一切诸恶，悉皆退
　　散，无敢当者。是故汝等应当勤心流布此经。说此
　　经时，诸比丘闻说经已，欢喜奉行。/
　　摩梨支天经 一校了/
　　（录文完）
　　承落合俊典先生、青木进先生、林敏先生提供照片及录文，谨致谢意。
　　[⑤] 该17号为：伯3110号1、伯2805号、伯3136号3、伯3824号5、斯2681号、BD15366号、甘博16号3、斯5391号、上博48号17、伯3759号、斯5646号4、斯2059号、斯5392号、斯5618号4、伯3912号1、斯5531号6、BD1598号2。
　　[⑥] 上图111号，北魏普泰二年（532）写本《维摩疏》卷一题记：“大代普泰二年岁次壬子，三月乙丑朔，二十五日己丑，弟子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领西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瓜州刺使东阳王元/荣，惟天地妖荒，王路否塞，君臣失利，于玆多载，天子中兴，是得遣息叔/和诣阙修定。弟子年老疹患，冀望叔和早得回还，敬造《维摩疏》百部供养。”
　　斯03935号，隋开皇三年（583）《大方等大集经》卷一八题记：“开皇三年岁在癸卯五月廿八日，武候师都督/宋绍，遭难在家，为亡考妣发愿读/《大集经》、《涅槃经》、《法华经》、《仁王经》、《金光/明经》、《胜鬘经》、《药师经》各一部。愿亡者/神游净土，永离三涂八难，恒闻佛法。/又愿家眷大小，福庆从心，诸善日臻，/诸恶云消；王路开通，贼寇退散；疫/气不仠（干），风雨顺时；受苦众生，速蒙/解脱。所愿从心。/”同样题记可见BD14925号《大方等大集经》卷二六。
　　属于安史之乱之后的题记有：
　　BD05825号，唐大中十二年（858）《瑜伽师地论》卷四八题记：“大中十二年六日一日说毕，比丘明照本”；“大中十二年八月五日比丘明照随听写记”。卷尾背面有1行题记：“大中十二年八月二日，尚书大军发，讨蕃开路，四日上碛。”
　　斯04601号，北宋雍熙二年（985）《贤劫千佛名经》二卷本（异本）卷上题记：“雍熙贰年乙酉岁十一月廿八日书写。押牙康文兴自手并（秉）笔墨写。/清信弟子幸（行）婆袁愿胜，幸（行）者张富定、幸（行）婆李长子三人/等，发心写《大贤劫千佛名》卷上，施入僧顺子道场内。/若因奉为国安人泰，社稷恒昌；四路通和，八方归伏。次愿幸（行）者、幸（行）婆等，愿以乘生净土。见在合宅男/女，大富吉昌。福力永充供养。/”
　　[⑦] 这类改编本，以写本的形式在民间流通，形态非常容易发生变化。现存的17号敦煌遗书《摩利支天经》，形态便互有区别，可以进一步分析为不同的系统。限于篇幅，在此不作详细论述。
　　[⑧] 《大正藏》第19卷第188页下栏第24行。
　　[⑨] 参见林敏《金刚寺藏“录外-14”について》，平成17年度“近现代佛教研究”发表稿，未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