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箱敦煌残片的再发现

两箱敦煌残片的再发现
　　方广锠
　　公元1989年3月，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到北京图书馆，任善本部副主任。上班的地点在西郊紫竹院公园旁的北京图书馆新馆。新馆虽於1987年建成开馆。但开馆时图书的搬迁工作实际还没有全部完成。例如善本部的藏品就是到1988年才打包从北海公园旁的老馆搬到新馆。新馆的善本书库按照“三防”设计，建在地下。遗憾的是所建书库的技术指标没有达到设计要求，因此，善本藏品搬到新馆后无法入库，只好暂时寄存在大库的第十五、十六层。由于是暂时寄存，搬迁时所捆的包都没有打开，取放藏品均极不便。因此，善本部的工作无法正常开展。至于读者如要阅览善本，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必须开包取书外，一般都拒借。只有缩微胶卷尚可供借阅。查看善本的读者本来就不多，这样就更少了。
　　在这种情况下，善本部的工作倒是比较轻松。作为副主任，除了一些日常琐碎事务外，每周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周末查库。
　　周末查库，是善本部多年延续的老传统。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收藏的都是国宝，因此，安全最为第一。平时书库由管库人员负责，晚上下班层层锁门贴封条，早上上班启封开锁，以备接待读者。每到周末，则要由部主任率领诸副主任将书库巡视一遍，检查有无安全隐患，及时处理各种问题。然后在部主任主持下封门。当时任善本部主任的是李致忠先生，任副主任的是张国风先生与我。于是每到周末，李致忠便带领张国风与我，由典藏组的正副组长陪同，举行查库大典。
　　我因刚到北图，不甚了解情况。自己的兴趣又在佛教文献与敦煌遗书，所以查库时也就特别注意这两类东西。然而，佛教文献全部捆在包中，根本看不到。敦煌遗书倒是都装在箱子中，要开箱也较容易。但我的任务是查库，不是察看写经。由于自己还没有正式调到北图，已经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复杂的人事旋涡；到北图后，不知有多少个眼睛在盯着，巴望我能出点什么错。再说3月底我到北图，4月下旬北京闹风潮。5月份我也签过字，游过行。再以后就是作检讨。所以这时更加小心翼翼，就好比林黛玉进了荣国府，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自然更不敢提出诸如察看敦煌遗书之类的要求。至今回想那几个月的查库，每次也就是沿着库房的墙壁转一圈，看看窗户，看看门，看看书架，看看墙。窗户在十五、十六层的高空，即使是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大约也进不来。不过窗外紫竹院公园的景色倒可以一览无馀，赏心悦目。至于库门，那是层层封锁，道道把关。可谓森严壁垒。库中架上，一包包、一箱箱的藏品，都按照编号一一码放，整整齐齐，千篇一律。所以每次查库，实际只是例行公事，沿着墙壁绕个圈而已。记得唯一能引人兴趣的，是收藏在一个玻璃框架中的一件久闻大名，但尚未有缘目睹的罕见之物──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据说这是文革初期北图特意征集来的“革命文物”。聂元梓等七人签名赫然在上，灰蒙尘垢，令人不胜沧桑之感。但我看了这东西，心中总有点疑惑。据我所知，当初聂元梓他们的这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贴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墙上的，由此引起全校轰动与围攻。但库内玻璃框中的大字报却完整如新，丝毫没有糨糊痕迹，显然不是从墙上揭下来的。询之善本部的耆旧，得到的回答有两种版本。
　　一种版本是：等到这张大字报出了名，北图去征集时，贴到墙上的那份早已风雨零落，覆盖无踪。于是只好请原抄者重抄一份，诸作者重新签名。按照这种说法，北图现在保存的这份说得好听一点是复制品，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赝品。
　　另一种版本则是：当时一式抄写两份，一份贴在大饭厅，另一份准备贴到办公楼。但第一份刚贴出，马上引起围攻的瀚然大波。这七个人有点胆怯了，第二份就没有敢贴出去。但没有想到6月1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一发表，立即天翻地覆慨而慷。七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时的笔杆与屠刀差不多，可以杀人；左派与佛也差不多，神通广大。这第二份自然也不用再贴。恰好北京图书馆来征集，就把原来没敢贴出去的第二份交给北图保存。按照这种说法，“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本来是孪生兄弟。老大冲锋陷阵，光荣牺牲；老二贪生怕死，临阵逃脱。但一旦时来运转，被鸿运高照的偏偏是活着的老二，由畏畏缩缩的胆小鬼，摇身一变成为堂堂正正的革命文物，作为善本特藏进入中国国家图书馆。至于光荣牺牲的老大，自然尸骨无存。
　　两个版本的传说到底哪个正确，至今我也没有弄明白。不过无论是哪一种，都让我不舒服。
　　例行查库时，我看到在一个窗户下面，放着两个旧式的书箱。箱盖已坏，用塑料绳捆绑着。上面各贴一张白纸，用钢笔写着“残破经卷”。看到“经卷”两字，自然触动我的兴趣。我问：“这是什么经卷？”同行诸人竟无人能够回答。于是只好罢休。虽然曾有几次冲动，想打开看看它们到底是什么经卷，但最终还是忍住了。
　　1989年底，善本书库终于可以启用了。于是，寄存在大库的善本藏品开始搬入善本库。正式搬库的时间，我记得大概已经是1990年春节前后了。善本部全体成员在搬库中任劳任怨，团结协作，工作非常顺利。由于正式搬库前，我们对善本书库的使用作了详细的规划，哪些藏品放在哪里，都有明确的安排。所以对那些还没有编目的藏品，就必须根据其内容，分别安置。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了，按照顺序应该搬这两个箱子，有人问我：“下库后往哪里放？”我便说：“打开看看，到底是什么。”解开塑料绳，揭起箱盖，其中满满腾腾全部是一个个的小纸包。有些纸包已经打开，赫然便是敦煌遗书。我当时真是大吃一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连忙再打开几个纸包，包包全都是敦煌遗书。大多数小纸包上还钤有当年北平图书馆写经组的印章。这个写经组，当年的主要任务就是整理敦煌遗书。我心头当时如电光一闪：“这是一个重大的再发现。”“再发现”，这是文物界的一个专用名词，指已经被发现的文物，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淹没无闻。过了若干年以后，又重新被发现、被鉴定。国内外文物界，包括敦煌吐鲁番学界，类似的事情已有多起。比如大谷探险队二乐庄吐鲁番残片的再发现，敦煌县博物馆本《坛经》的再发现等等。但以往的再发现，无论哪次，数量上都不能与这次的再发现相比拟。因此，这次再发现的意义重大是无庸置疑的。虽然是重大的再发现。但当时忙于搬库，没有时间仔细考察。只好重新捆绑，让有关人员把这个两个箱子送到敦煌遗书专用库中存放。
　　搬完库腾出时间，我便追根刨底，再三打听这两个箱子的由来，终于找到略微知情的人，就是1988年曾任搬迁小组负责人的一位同志。据他说，老馆善本书库原由一位老先生管理，无人可以随便进去，里面有什么东西，一般人都不清楚。1988年搬迁时，老先生已经退休。当时发现这两个箱子，既无编号，也无登记，谁也不知里面是什么。于是这位搬迁小组负责人便打开看了看，发现都是一些没头没尾的残破佛教经典。由于善本书库中类似这样既没有编目，也无人知晓的东西不少，所以并没有对这两箱东西有什么特别的重视。只是在箱子上贴上白纸标签，用塑料绳捆捆，就搬来了。搬来之后，也一直没有人看过、动过。
　　1990年夏天，我终于抽出时间，带领几位同志对这批敦煌遗书作了一次初步的整理清点，共整理出约4000号，其中不乏珍贵文献。关于这两箱敦煌遗书的由来及其具体内容与价值，我将在其他的文章中再作介绍。
　　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有一个好传统，即使是片纸只字，也从不任意丢弃。这是这批敦煌遗书能够完整无损地保留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这批存放在善本书库的遗书，如果不是在1990年初由我再发现，迟早也会被其他人再发现。但是，由于种种因缘的巧合，这批遗书竟然由我而再发现，应该说是我的幸运，这也是使我至今为之高兴与自豪的一件事。敦煌藏经洞的发现马上就到一百周年了，在这一百年周年到来之前，被埋没达60年之久的两箱残片的再发现，也算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因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