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十八·世纪岭南与越南的佛教交流

十七、十八·世纪岭南与越南的佛教交流
　　谭志词
　　十七、十八世纪是岭南与越南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个高潮期，不仅体现为大量的岭南禅师赴越南弘扬佛法，为越南佛教的复兴和发展奠定人才基础，还体现为越南禅师之北上岭南习禅、取法和越南对中国佛教典籍的输入和刊印。通过这种南来北往的民间禅学交流，促进了岭南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也为越南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岭南 越南 佛教交流
　　作者谭志词，1968年生，博士，洛阳外国语学院越南研究室副教授。
　　越南与中国岭南地区壤土相接，水陆交通便利， 自古以来两地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关系颇为密切。17世纪中叶明清鼎革之际，福建籍高僧拙公和尚及其弟子明行禅师(江西籍)、广东元韶禅师、石濂大汕和尚等中国高僧相继赴越弘扬佛法，成为明末清初中国岭南禅史及岭南与东南亚地区文化交流史之盛事。我国学者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其中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有著名越南史专家陈荆和先生的《十七世纪广南之新史料》。”余思黎(谢方)先生点校的《海外纪事》。姜伯勤教授的《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清初岭南禅学史研究初编》。戴可来、于向东两教授的论文《略论释大汕及其越南之行》。
　　关于17、18世纪岭南地区与越南的佛教交流问题，我国学者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清初广东石濂大汕和尚的越南之行及与此相关的问题上，这方面的研究成绩可喜，应该肯定。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对国外文献，尤其是对越南汉文碑刻、佛教典籍等史料发掘得不够，对越南当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利用方面也稍嫌薄弱。
　　从2003年9月到2004年8月，笔者对越南50多个寺庙(包括上文所述拙公和尚及其弟子明行禅师曾住持的北宁省佛迹寺和笔塔寺)进行了实地考察，又到越南汉喃研究院图书馆抄录了大量的佛教碑刻材料，并搜集了越南佛教典籍及越南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拟在这些新材料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中越文化交流的视角出发，对17、18世纪岭南地区与越南的佛教交流问题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探讨。
　　一、岭南禅师南下
　　17世纪中叶，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发展到了顶峰，吏治腐败倍于前期，王朝频临鼎革之际，社会动荡剧烈，禅林危机重重。在这种背景下，大量的岭南禅师赴越南弘扬佛法，这些禅师主要有：
　　拙公和尚与明行禅师：据越南寺院碑刻和新发现的《拙公语录》一书所载，拙公和尚(1590—1644)，俗姓李，俗名天祚，法名圆炊，法号拙拙，惯称拙公，系福建漳州海澄人，临济宗第34代传承人。大约1607年，拙公赴古眠国(下柬埔寨)弘法长达16年，受到国王及王公贵臣的热情接待。1623年曾一度回福建老家，约同年又到越南中部厂—南、顺化等地说法长达7-8年，受到广南阮氏政权的厚待，并在此遇明行禅师，收为徒弟。明行禅师(1595-1659)，俗姓何，法名明行，法号在在，系明末清初江西省建昌(今江西抚州地区)人。约1630年，拙公与弟子明行从广南、顺化北上河内，途中曾在义安天象寺、清化泽林寺作过短暂停留，1633年抵达河内。到河内不久，越南皇室贵族纷纷拜其为师，他便住持河内看山寺，宣讲佛法。不久赴北宁省住持佛迹寺，之后曾到河内看山寺、隆恩寺等地讲法。大约在1642年去住持北宁省笔塔寺，直到1644年在该寺圆寂。明行禅师嗣承拙公衣钵，住持笔塔寺15年，直到1659年圆寂。拙公和明行禅师圆寂后，分别被越南黎朝皇帝黎神宗追封为“明越普觉广济大德禅师肉身菩萨”、“成等正觉大德禅师化身菩萨”，并分别被奉为笔塔寺的第一、第二代祖师，现该寺祖堂内仍奉二祖师木雕像。拙公和尚在越南北方创立了拙公禅派，传承十代，绵延近二百年，为17、18世纪越南佛教的复兴做出了很大贡献。拙公被视为越南北方临济宗的开山祖师，其肉身像(图一)至今仍存于佛迹寺祖堂内供奉。
　　绿湖圆景、圆宽禅师：主要在越南中部广治一带活动，1652年越南香海禅师曾师事此两位禅师习禅。由于史料没有明载此两位禅师是中国人，学界对他们的国籍尚有不同看法；越南学者阮郎先生认为他们是中国人，理由是其法名及传法系统与拙公禅派相同；《越南佛教史》认为他们是越南竹林禅宗的禅师，是越南人，理由是竹林禅宗解散后，有许多禅师隐姓埋名，逃到中部顺化、广南一带隐居，直到莫朝和黎朝中兴时期他们才逐渐抛头露面，公开活动，圆景、圆宽禅师就是其中的代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获博士学位的越南释清决法师同意阮郎的观点并认为最早在越南中部传播临济宗的应该是这两位中国禅师，而不是传统观点所说的元韶禅师。”笔者认为，阮郎先生的依据更充分些，不过，我们可以为他补充一条理由即越南竹林禅派在17世纪中叶复兴以前，儿乎是没有《传法偈》的，师傅给弟子起法名往往带有随机性，如竹林第一祖陈仁：宗给其同一代弟子起的法名有宝刹、法螺等，而拙公禅派是有《传法偈》的。如前文所述，拙公和尚在顺化、广南一带传法的时间大概是1623-1630年。由此看来，圆景、圆宽、圆炆(即拙公)很有可能是临济宗的同门同代传承人，而且有可能是在同一时间到顺化、广南一带传法，不过，后来拙公转到越南北方，而圆景、圆宽没有同去(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也有可能拙公先到，圆景、圆宽后到)。至于释清决法师认为最早把中国临济宗传到越南中部的是圆景、圆宽两禅师，而不是元韶(1677年才到越南中部——参见下文)。我们认为，他在没有看到《拙公语录》一书的情况下，能够依据自己所掌握的材料，突破传统观点，提出新的看法，分析也是比较合理的。不过，通过对拙公和尚生平的研究，在圆景、圆宽两禅师的生平尚待进一步考证的情况—卜，我们认为最早把中国临济宗传到越南中部的是拙公和尚。相信释清决法师在看到《拙公语录》一书及相关碑铭之后，也会同意本文的观点的。
　　明弘子融禅师：广东人，法名明弘，字子融，临济宗第34代传人，生卒年代不详，大约在1677年”(与元韶同时)到越南中部，主要在顺化一带弘法，约1683-1695年在顺化创建印尊寺(1841年易名慈昙寺)。据越南了观禅师碑铭，1702年，了观曾到印尊寺师事明弘习禅，1712年，明弘到顺化禅林院任夏安居禅主。可见明弘禅师在当时越南中部佛教界中具有相当高的威望。正是在该年安居期，明弘禅师授衣钵于其著名弟子了观禅师。按照当时临济宗禅师传授衣钵的习惯，禅师通常在传授衣钵后不久便圆寂，据此，我们推断明弘禅师的卒年很可能是在1712年或稍后。
　　觉峰禅师(?一1714)：广东人，在顺化含龙山建含龙寺(今报国寺)并在此弘法。据碑铭载，越南了观禅师曾在1690年到该寺师事觉峰禅师习禅。觉峰禅师创建含龙寺的时间应该在1690年以前。关于该寺的建置沿革，越史载：“报国寺，在富春社长江邑，古号含龙寺，相传觉峰和尚所造。本朝世宗(阮福阔——笔者注)丁卯元年(1746)赐金匾一，内刻‘敕赐报国寺’五字，右刻‘国王慈济道人(慈济道人系阮主阮福阔的道号，天纵道人系阮福淍道号)御题’八字。后西山残破，以其寺为硝库。嘉隆七年(1808)孝康皇后捐赀重修，改名天寿寺。明命五年(1824)复旧名。嗣德十一年敕重修之。寺北有一古井，名含龙井，深四、五尺。井底有石，如龙颈形。水从石窍喷，味甘冽，国初汲取进御，又名禁井。今存”。
　　慈林禅师：祖籍及生卒年代不详。可能于1677年左右与元韶禅师一起到越南中部，曾在顺化创建慈林庵(后来成为慈林寺)，现该寺尚存其墓。1697年慈林禅师曾为越南了观禅师授具足戒。
　　明海法宝禅师：福建人，生卒年代不详，相传他应元韶禅师之邀于广—南国英宗阮福溱在位期间(1687-1691)到顺化参加天姥寺戒坛授戒仪式，后来到广南省创建祝圣寺。其后他的两位弟子正贤和安沾将祝圣寺发扬光大。法宝禅师留有一首《传法偈》：“明实法全彰，印真如示同：祝圣寿天久，祈国祚地长；德正律为先，祖道行解通；觉花菩提寿，充满人天中”。
　　兴莲果弘国师：生卒年代不详，法名兴莲，字果弘，系广东石濂大汕和尚之弟子，可能于阮福溱在位期间(1687-1691)到越南中部。他在广南省延福县三台山以西创建三台寺，此外，他与顺化禅林寺关系非常密切，现禅林寺尚存一残塔，塔铭题“敕赐清池果弘国师”，其中，“清池”二字究竟何义，尚待研究。兴莲国师主要在顺化、广南一带弘法，先于其师傅大汕和尚到越南中部并被阮主阮福淍封为国师。他可能是最早在越南中部传播曹洞宗的中国禅师。作为大汕的弟子，他可能曾多次给阮主推荐自己的师傅，故此才有后来阮福溱两次、阮福涮一次修书遣使到广东延请大汕和尚赴越之事。后来，大汕和尚在与阮主阮福淍的通信中曾谈到：“国师系老僧法子，王所供养，因国师而得亲近老僧”。令人费解的是，作为国师，果弘的名字和传法活动不见载诸越南史籍，仅散见于大汕的《海外纪事》中。据该书，1694年8月4日，当大汕收到阮主第三次遣使(即福建商客陈添官及吴资官)所呈聘书时，兴莲国师亦有函托使者并呈：
　　八月初四日，知客叩门，称大越国专使至。见之，使闽人也，捧黄封甚谨，拜而将命享礼南金、花藤、黄绢、奇南之属献毕，跽而请曰 ‘大越国王弛慕老和上有年，今特焚香遥拜，奉尺书聘于狮子座前，伏乞道驾往化。允行，则国之福也’。余法嗣兴莲字果弘者，亦为致启，系王所拜国师也。计自前王有书，并今凡三次矣，请至于三，为已诚也。
　　当大汕和尚于1695年正月二十七日抵达顺化时，阮主派果及国师及国舅前往迎接，“到公堂泊岸……果国师暨王舅请予登陆”。大汕在越期间，果弘国师常侍从左右。大汕亦曾赴游果弘在三台山所建之三台寺并作长诗颂三台山。但在大汕离越回国前夕， 已流露出对果弘国师的不满，因为当大汕在越南会安时，果弘国师曾请大汕向阮主举荐刘清任“管理洋货该府”之职，后来刘清滥用职权，四处敲诈勒索，致使人心怨愤。大汕在信中对果弘国师提出严厉批评。他说：“独惜国师已成白首比丘，不念来日无多，急向自己分中料理甘心于奸险辈，穷尽彻夜，用尽心术，策划图谋”。
　　法化禅师(1670-1754)：福建人，俗名黎灭，法号明海佛宝。可能与元韶禅师于广南国英宗阮福溱在位期间(1687-1691)一起到越南中部，其时他只有20岁左右。1694年，他在广义省天印山创建天印寺并住持该寺长达60年。关于天印寺，越史载：“天印寺，在(广义)省平山县天印山。先朝(1716年，阮主阮福淍——笔者)御笔匾额
　　‘敕赐天印寺’，居绝顶，园树扶疏，僧徒颇众，四序香花不绝，盖胜迹也”。寺前有一水井，深21米，井水清澈甘甜。相传法化禅师创建天印寺时，附近缺水，他动手挖井，一年轻僧人自愿前来帮忙，井成之时，年轻僧人却突然见间不知所终。
　　济圆禅师(?—1689)：祖籍及赴越时间未详，在富安省创建会尊寺。据碑铭，1682-1689年越南了观禅师曾师事济圆禅师习禅。”
　　觉灵禅师：法号玄溪，广东人，生卒年代及赴越时间未详，系临济宗第35代传承人。越史载，他“少好游侠，又善武艺，常以仇杀人，遂逃于禅。初航海至东浦，为游方僧。既而往顺化卓锡法云寺(后改天福)，精持戒行，僧徒日众，人闻觉灵精武艺，有愿来学者，觉灵教之而不拒。久之，其徒恐师有隐。一日，方坐食，方丈暗挟铁锥从背后挥击，觉灵闻锥声，举箸拨其锥掷去，其艺之精如此”。
　　元韶禅师(1648-1728)：广东潮州程乡县人，俗姓谢，字焕碧，法名元韶，亦名超白，系临济宗第33代传承人。19岁出家，师事报资寺旷圆和尚。1677年搭乘商船到越南中部归宁府(今平定省归仁)，1683年在那里创建十塔弥陀寺。不久，赴顺化创建国恩寺”及普同塔。此后，约1696年”左右元韶应阮主之命去住持河中寺直至1728年圆寂，其门徒在国恩寺为其造塔，1729年，阮主阮福澍为其赐谥‘行端禅师’并御撰塔铭以资纪念。
　　元韶禅师30岁赴越南中部弘法直至81岁圆寂，在越侨居长达51年。他和弟子及其他中国禅师对中国临济禅宗在越南中部的传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越南佛教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的影响下，越南中部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禅派称元韶禅派，该派法脉绵长，从17世纪起，至今已传承了12代，并且仍在传承。”
　　石濂大汕和尚：俗姓徐，名石濂，法号大汕，又称厂翁和尚。他是明末清初岭南禅史中颇具争议的一个人物，关于其人其事，中外颇多史料均有载录，但亦有相互抵牾之处，如越史《大南列传前编》列有石濂传，但其所载有违史实之处。迄今，中外颇多学者已对人汕展开研究，硕果累累。据学者们研究的结果，人汕生卒年代为1633-1704，系祖籍江西，注籍于浙西嘉兴，16岁皈依佛门，20岁在江南弘法，1678年入住广‘州·K寿寺，1704年在押返原籍(浙西嘉兴——笔者注)途中客死刁：常州。其一生中与越南交往的时间仅一年有余，即1695年，他应厂—南国国王阮福淍之邀赴越南顺化禅林寺主持戒坛授戒仪式，次年秋回国。他将此次赴越的见闻和感受著成《海外纪事》一书并刊行，该书对研究17世纪末的广南国及中越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虽然学界对大汕的研究已颇多成果问世，但从中越关系的视角来审视这个问题，仍有可发掘之处，如越南学者称，在了观禅师(1677-1742)之前，“里路(即越南中部)的佛教带有浓厚的广东特色”、“越南中部寺院建筑深受中国建筑的影响，屋顶普遍以筒瓦覆盖”。那么，在岭南佛教文化向越南传播的过程中，人汕起了怎样的作用?其他中国禅师又起了怎样的作用?人汕到越南时，当地已有许多中国高僧已在那里弘法，为什么大汕没有同他们(除果弘国师外)见面、交流?此类问题尚多，在研究这些问题时，田野调查和发掘越南方面的新材料如碑铭等是十分必要且重要的。
　　实际上，上述禅师可能只是当时在越南中部地区弘法的中国禅师中的代表而已，根据17世纪在越南中部传播天主教的西方传教十贝尼涅·瓦切特(音译BenigneVachet)称，大约在1677年(即元韶赴越时间)左右，有一天，他参加一场在阮主之婿家举行的佛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辩论会。他看见在场的佛教徒有30-33人(包括中国人和越南人)，其中有一位佛教徒代表出面同他展开辩论，其他所有的佛教徒都称这位同他辩论的佛教徒为“师傅”。贝尼涅·瓦切特认为这位“师傅”正是元韶禅师。至1695年大汕在顺化禅林寺传戒时，“及—卜座，见当机皆中华僧及余随杖两序”。这些资料表明，在17世纪中叫‘明清鼎革之际，尤其是1677年以后，有相当多的中国禅师到越南中部地区弘扬佛法，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的名字并未见诸史籍，他们是中越文化交流的“无名英雄”。
　　由上可见，在明清之际赴越弘法的岭南禅师中，只有少部分人如拙公和尚及其弟子明行禅师到越南北方，大部分人则主要在当时阮氏封建主集团控制的顺化、厂—南一带活动。岭南禅师之南’卜弘法，一方面为越南佛教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活跃了佛学氛围：同时也为越南佛教界培养了许多著名的禅师，如北方拙公禅派的明良禅师、南方的了观禅师、香海禅师等，为十七、十八世纪越南佛教的复兴奠定了人才基础。
　　二、越南禅师北上
　　长期以来，关于越南禅师北上中国取法的问题一直是我国岭南禅学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这方面的资料散存于国外，我国学者难于接触到。从笔者掌握的材料来看，在十七、十八世纪，到中国取法的越南禅师主要有性泉湛公和尚和水月禅师两人：
　　性泉湛公(1674-1744)和尚：义称杜多和尚、两国和尚，俗姓黄，越南南定省武仙县多谷社人，12岁出家，在莲宗寺(今河内莲派寺)师事该寺开山祖师、同时也向越南莲宗创始人——如澄和尚(1696-1733)习禅。据越南佛教典籍《继灯录》载，17世纪末，如澄深感国内大道中衰，戒律无闻，便派弟子性泉赴中国广东肇庆府鼎湖山庆云寺(今在厂’』；省肇庆市)取法。庆云寺正式创建于1636年，其前身是居士梁少川于1633年所建的莲花庵。据《鼎湖山志》，庆云寺前六代住持为：
　　第一代：开山祖师云顶和尚(1586－1658)，讳道丘，字离际，晚年号栖壑、云顶；
　　第二代：在（牛+絫）和尚(1611—1686)，讳弘赞，号在（牛+絫）；
　　第三代：石门和尚(1621—1693)，讳传謜，字湛慈，初隐于石门山， 因以为
　　号
　　第四代： 东湖契如和尚(1626—1700)，讳元渠，号契如；
　　第五代： 空石意和尚(1652—1707)，讳传意，字空石，号瑞峰；
　　第六代： 圆捷机和尚(1630—1 708)，讳一机，字圆捷，别号逢场，住持庆云寺，仅一年。
　　越南《继灯录》称性泉在鼎湖山庆云寺习禅六年，并受三坛具足戒。该书还载录了在庆云寺给性泉授菩萨戒的中国三师和七证的名字，三师是：戒和尚讳其金，号光端；羯磨师讳正语，号止言；教授师讳光觉，号寤如；七证是：名实人德、七间人德、性具大德、克己人德、慎天人德、定庵大德、维持大德。性泉回国后在越南弘扬四分律，传播三坛具足戒。“一切僧尼请师(指性泉)为和尚(指性泉的师傅如澄)重受戒法。弘《四分律》， 自师为始”。…关于性泉赴粤主事，越南莲宗寺立于嗣德25年(1872)的碑铭亦有载录：“第二代开山祖师，赠封上士高禅和尚(即如澄一一笔者注)，依其私十人开伽蓝，使弟子杜多和尚(即性泉——笔者注)往北国进受三坛，多请三藏将同。我国有具足三坛从此始”。但《继灯录》记载性泉在中国习禅的年代尚待进一步考证。据该书，性泉22岁到鼎湖山庆云寺，6年即回国，回到国内时其师傅如澄已归西3年，则他在庆云寺的时间应是1696-1702年，回国时间是1702年，而该书载其师傅如澄圆寂的时间是黎朝龙德二年(1733)，可见同书两处所载年代前后不符。如果性泉在如澄圆寂3年(1736)才回国，那么他在庆云寺的时间则有40年(1696-1736)。参照其它材料，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据《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如澄曾对《毗尼日用录》一书进行考证并作序，1797年山南处上福县五陵、平陵二社的崇福寺据中国明崇祯丁丑年(1637)刻本重新刻印，刻工为红蓼社人。该书现藏于法国巴黎亚洲学会图书馆，编号为Par“Sa．PD．2349。另，阮朝安禅禅师(生卒年代未详)编辑于绍治五年(1845)的《毗尼日用》(又名《禅门修持毗尼日用》)一书称此书正本是性泉和尚从大明国带回越南的。该书现藏于越南汉南研究院图书馆，编号为：A.2347。保泰七年(1726)，如澄曾喃译《出家沙弥国音十戒》一书并作译序，越南汉喃研究院图书馆藏有该书1797年刻印本，编号为：朋，366，常信府上福县崇福寺藏版。据此，我们推断，如澄所译《毗尼日用录》的原本应为其弟子性泉从中国带回的《毗尼日用》，亦即性泉回国时如澄并没有圆寂，他还能对性泉带回来的中国佛教典籍进行考证、作序。因此，我们认为越南《继灯录》所载性泉在广东鼎湖山庆云寺6年并于1702年回国主事比较符合实际。但《鼎湖山志》未见载录上述给性泉授戒的三师七证的名字，亦未见提及性泉赴庆云寺习禅之事，可见越南《继灯录》和碑刻史料可补我国史志之未备焉。
　　越南莲宗是闽籍高僧拙公和尚在越南创立的拙公禅派的一个分支，性泉是拙公禅派的第五代、莲宗第二代传承人，同时也是莲宗寺第二代祖师。性泉赴粤一事表明，17世纪末、18世纪初广东鼎湖山庆云寺是岭南地区的一大名刹，与越南莲宗利莲宗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岭南与越南佛教文化交流史上曾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水月通觉(1637-1704)和尚，俗名登甲，号通觉，太平省先兴县清潮乡人。1664年，他到中国湖州凤凰山(今浙江)拜一句智教和尚(曹洞宗第35代传人)为师。在凤凰山：
　　一句问：“汝甚么处安身立命”?
　　水月云：“火中风发处，波上水安然”。
　　一句问：“日夜保任时如何”?
　　水月云：“午时星斗现，半夜日头红”。
　　一句问：“安身立命汝如是，那个面目子如何”?
　　水月云：“影草挥竿，箭锋当发”。
　　一句云：“莫放过一曲两头蛇，穿得蛇鼻。谨慎，谨慎。此洞家好儿孙，付汝法名通觉，绍吾正脉”。
　　水月得法后，于1667年回国。他和嗣法弟子宗演真融和尚(?—1709)在越南北方传播曹洞宗。17世纪末到18世纪，曹洞宗在越南北方影响很大，但其传承关系尚不十分清楚。现在宁平省的碧洞寺、河内市洪福寺(俗名槐街寺)、镇国寺、含龙寺均属曹洞宗寺院。
　　三、越南对中国佛教典籍的输入和刊印
　　17、18世纪越南佛教得以复兴，其体现之一就是对中国佛教典籍的输入和刊印。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佛教典籍之输入越南大多是通过上述两国禅僧的南来北往这种民间文化交流的形式来实现的。赴越弘法的岭南禅师带去了大量的佛教典籍，如拙公和尚赴越时就带去了一部分佛经，其中有一种专门祭供水陆孤魂的经书称《水陆诸科》，“拙公及其弟子曾组织一个大斋坛，给亡灵超度。这种斋坛及其仪式颇受黎氏朝廷、郑主及王侯公卿们欢迎。《水陆诸科》从此在北方寺院中广泛使用”。后来，根据郑主郑栅的要求，拙公和尚又派其弟子明行禅师回中国“请经”，经书“请”回后就藏在北宁省佛迹寺，有一部分已刊刻，刻版均存于佛迹寺。据法国学者称，20世纪50年代，部分刻版被当作木柴用来烧火做饭，法国远东学院(当时在河内)曾将这些刻版运回该院保存。遗憾的是笔者在越南考察期间未能见到这些刻版；17世纪末、18世纪初，越南性泉和尚到／’』；鼎湖山庆云寺习禅，回国时，从中国带回经、律、论典籍三百部共一千余卷，置于乾安寺(在今河内市)，其中近两百部经书在越南北方刊印传播，许多刻版保存在崇福寺和乾安寺。”现根据笔者掌握的材料，把17、18世纪越南对中国佛教典籍的刊印(含重刊、重抄)情况略列表如下：
　　十七、十八世纪越南对中国佛教典籍的刊印(含重刊，重抄)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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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及作者(书名后数字 │撰、刊印时间(未 │ 刊印、收藏地点│ 备注 │
　　│为《提要》条码号) │ 说明者为刊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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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拙公语录》 │ 1686左右 │ 未详 │ 中国明行禅师编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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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法华经》 │ 未详 │ 河内看山寺藏│据《越南禅师》，该经由│
　　│ │ │ │宗演(?—1709)负责刊 │
　　│ │ │ │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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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华严经》(2611) │ 未详 │ 河内报天寺藏│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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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大庄严经论》二卷 │ 1732 │ 光仄守臧 │ 中国书重刊 │
　　│ (263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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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四十八愿经》二卷 │ 1726 │ 光恩寺印 │ 中国书重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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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5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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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日连经》(2655) │ 1737 │ 顺安府大光寺印 │ 中国书重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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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 1700、1745 │ 琼林寺印、莲宗寺印│ 中国书重刊，莲宗寺印本有太│
　　│ (2671) │ │ │ 上皇帝序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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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诸佛名经》(2691) │ 1772 │顺化香茶县祗园寺印 │ 中国书重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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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禅门修持毗尼日用》 │ 未详 │ 未详 │书中称性泉 (1674- │
　　│ (又名《毗尼日用》) │ │ │1744)从中国带回该书， │
　　│ (2697) │ │ │后海育禅师刊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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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四分戒本》(2704) │ 1777 │ 北宁宝光寺印 │ 中国书重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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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四分戒本如释》 │ 1738 │ 大悲寺印 │ 中国书重刊 │
　　│ (2708)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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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云栖共住规约》 │ 1775 │ 未详 │ 中国书重刊 │
　　│ (271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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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 《毗尼门用录》 │ 1797 │ 崇福寺印 │ 如澄考证并作序 │
　　│ (2722) │ │ │ │
　　│14 《一经日诵》(2727) │ 1652 │ 未详 │ 中国书重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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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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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大方广│ 圆觉了义经略│ 1660 │ 未详 │ 中国书重刊 │
　　│疏》(27299 │) │ │ │越南卧云主人明如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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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妙法莲华经品节》 │ 1768 │ 福来时雨院 │中国书重刊，中国明人撰 │
　　│ (273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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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佛说目连问戒律中五 │ 1669 │武江县扶朗社永福寺 │ │
　　│百轻重事经新疏》(2736) │ │E11 │ 中国书重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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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直 │ 1654 │ 未详(疑在佛迹寺或 │ 中国书重刊 │
　　│ 说》(2739) │ │ 笔塔寺刊印) │中国明末憨山德清述义， │
　　│ │ │ │越南比丘尼妙慧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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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 《佛说正教血盆经》 │ 1773 │ 未详 │ 中国书重刊 │
　　│ (273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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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 《楞严正脉》(…[‘卷) │ 1738 │ 未详 │ 中国书重刊 │
　　│ (2746)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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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 《维摩诘所说经注》 │ 1758 │北宁超类县人同社大 │ 中国书重刊 │
　　│ (2747) │ │愿寺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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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药师经提纲》 │ 景兴年间(1740-│ 河内洪福寺印 │ 中国书重刊 │
　　│ (2749) │ 178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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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水陆全集》(又名 │ 1797 │ 河内海会寺印 │ 《提要》称慧灯和尚真源撰，│
　　│《水陆诸科》)(2759) │ │ │疑误，因为真源已于1726年 │
　　│ │ │ │圆寂。另阮郎称该书系拙公和 │
　　│ │ │ │尚从中国带到越南。 │
　　│24 《八识略说》(2842) │ 1665 │河东省富川县多宝寺 │中国书重刊，冯昌历撰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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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印 │1614年，憨山德清作序 │
　　│25《五灯会元》(二十卷) │ 1797-1798 │ 华严寺、莲宗寺印 │[宋]普济编，中国书重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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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5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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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五种菩提要义》 │ 1726 │ 琼林寺印 │ 中国书重刊 │
　　│ (2856)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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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 《天童颂古集》 │ 1763 │东潮县安林端严寺印 │ 中国书重刊。 │
　　│ (2859) │ │ │ 法润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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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 《百法明门论直解》 │ 1665 │ 河东省多宝寺印 │中国书重刊。玄奘汉译， │
　　│ (2864) │ │ │ 释德清撰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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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妙法莲华经感应录》 │ 1768 │ 京北道大悲寺印 │中国书重刊，释广莫编辑 │
　　│ (287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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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佛祖秘传源流大道全 │ 1755抄 │ 未详 │ 中国书重抄 │
　　│ 书》(287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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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l 《准提真言仪轨》(又 │ 1756 │ 京都报恩寺印│ 中国书重刊 │
　　│名《准提真轨》)(2896)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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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慈悲道场血盆忏法》 │ 1774 │ 京都印 │ 中国书重刊 │
　　│ (2898)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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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慈悲三昧水忏灵文》 │ 1751 │ 未详 │ 中国书重刊 │
　　│ (289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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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万法指南》(2900) │ 1660、1730│ 未详 │中国书重刊，[明]云水沙│
　　│ │ │ │弥撰，1660年黎氏玉情公│
　　│ │ │ │主重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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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缁门警训》上卷、 │ 黎朝、1775│ 未详 │ 中国书重刊 │
　　│ 《宗部著述》 十卷 │ │ │ │
　　│ (290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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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诸经日诵》二卷 │ 1771 │ 北宁宝谷寺印│中国书重刊，[明]袜宏编│
　　│ (2906) │ │ │辑，弘赞校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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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显密圆通》(又名 │ 1785 │ 未详 │ 中国书重刊 │
　　│ 《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 │ │ │ │
　　│ (291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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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观音普门经解》 │ 1772 │ 佛迹山般若庵│ 中国书重刊 │
　　│ (292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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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得山如—F结论：
　　(一) 从时间上看，这一时期越南对中国佛教典籍的刊印从17世纪后期已经开始，但绝大部分是在18世纪完成的。表中所反映的主要是刊印的情况，至于诸典籍于何时、何地，通过何途径输入越南，则颇难一一稽考，如宋代普济的《五灯会元》一书，上表反映它在越南重刊的时间是1797-1798年，而越南成书于1734年以前的《继灯录》在体例上完全仿照《五灯会元》，说明《五灯会元》早在1734年以前已输入越南。(二) 从地点上看，这一时期负责佛教典籍刊印工作的主要是越南北方的河内、河东、北宁及厂“宁省的安子山等地的寺院，表明这些地区是17、18世纪越南佛教复兴的主要基地，对中国佛教典籍在越南的传播发挥了主要作用。(三) 从数量上看，表中所列38种中国佛教典籍的重刊对越南佛教的复兴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上表所反映的仅为保存至今的佛教典籍的重刊情况，而这个时期越南实际输入利刊印的佛教典籍要比上表所列数目多得多，如上文所述拙公和明行禅师从中国带到越南之典籍的刊刻情况在上表中基本上没有记录；越南性泉和尚从中国带同并得以刊印的200部典籍中，上表仅记录了一部；再，由于越南尚有大量汉喃典籍，尤其是中部和南部地区所藏典籍未及整理、编目，我们无法了解。因此，上表只是反映了北方输入和刊印佛教典籍的部分情况。如前文所述，明清之际有大量的中国禅师赴越南南方弘法，他们或多或少都会携带一些佛教典籍到越南，而这些情况目前我们尚不得而知，只能留待来日了。
　　(责任编辑 黄夏年)
　　摘自：《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