椅子与佛教流传的关系

椅子与佛教流传的关系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柯嘉豪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九本，第四分（19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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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之前，中国人主要席地而坐，没有坐椅子的习惯。图像与文献资料显示，到了唐代有一些人开始使用椅子。盛唐后，椅子日益流行，而最迟在宋初已经相当普遍。坐姿由低向高发展的趋势，引起了很多其他变化。改用椅子以后，窗户的位置及屏风与屋顶的高低也因此改变；饮食习惯与衣著也跟随著家具改变，甚至人的心理状态可能也受到影响。在此转变过程中，椅子的出现是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从宋代以来有不少学者探讨椅子的来源。
　　本文先陈述历来学者对椅子渊源的各种推测，接著利用佛教的文献及图像资料来说明佛教在中国人接受椅子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后，本文讨论此现象对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意义。
　　关键词：佛教 家具 椅子 物质文化 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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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坐礼的转变
　　南宋大儒朱熹曾为了礼殿中的塑像与钱闻诗发生一场争议。朱子“欲据《开元礼》，不为塑像，而临祭设位。”然而，钱闻诗“不以为然，而必以塑像。”为此，朱子特地考证礼殿塑像应为何种模样。他从前人得知，在郑州的列子祠内，塑像都跪坐于席上；他也听说“成都府学有汉时礼殿，诸像皆席地而跪坐。”此外，研读上古的典籍时，朱熹也注意到古人对坐礼的重视，而古时的坐礼（即跪、坐、拜）都是在席子上举行的。最后朱子写成〈跪坐拜说〉一文讨论从上古到南宋，坐礼的变迁。对南宋人来说，这些变迁的原因已经模糊不清了。朱子虽指出了古人与宋人在坐礼上的差异，但他并“不知其自何时而变”，更没有追究转变的缘由。[1]
　　在朱熹写〈跪坐拜说〉之前，苏东坡曾论及同一个现象：“古者坐于席，故笾豆之长短、簠簋之高下，适与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于上，而列器皿于地。使鬼神不享，则不可知；若其享之，则是俯伏匍匐而就也。”[2] 然而，朱熹与苏轼的呼吁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宋代以来，礼殿里的塑像并未席地而坐，而是“巍然”于座位之上。这种现象并不限于礼殿，陆游在其《老学庵笔记》云：“徐敦立言‘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3] 从“往时”两个字可知，在陆游记载这文时，妇女使用椅子已经没有人觉得失礼了。此外，在宋代的婚丧仪式中，椅子为行礼时的器具。[4] 毫无疑问地，宋代的坐礼本质上发生了转变：宋人已经从席子移到椅子上了。而朱子等好古的礼仪专家，只能期待尚有机会“革千载之缪”。[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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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朱熹，〈跪坐拜说〉，《晦奄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八，页1-2，收入《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上海印书馆，1919）集部，册一三七。
　　2. 苏轼，〈四十策〉，《东坡文集》卷二二，页5-6，收入《东坡七集》（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0）。
　　3.陆游，《老学庵笔记》收入《陆放翁全集》（台北：世界书局，1961），卷四，页24。此条也为俞樾所引用，见〈宋时椅子兀子犹未通行〉，《茶香室三钞》卷二七，页7，收入《笔记小说大观续编》（台北：新兴书局，1960），册七。
　　4.参见欧阳修，〈归田录〉卷二，页11，收入《欧阳文忠全集》卷一二七，收入《四部备要》（上海：中华书局，1936）。朱熹，《家礼》卷一，页2，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册一四二。
　　5.朱熹，〈跪坐拜说〉，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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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代的学者下了不少功夫探讨坐礼转变的时期与原因，并指出在坐礼的转变过程中，最主要的因素很可能是椅子的出现。清代的学者黄廷鉴在〈考床〉一文中指出，古代的“床”在作用及形制上都与近代的床有所不同。他说：
　　古之床与今之床异。古之床主于坐而采卧，今之床主于卧而兼坐。床之名同，而床之用少殊。何以言之？古者坐寝皆于地;用席，贵贱有等。凡经言“席”，皆指坐席。言“衽”，皆指卧席…考床之制，于古未详。大约如今之榻而小，或与今凳之阔者相类，故可执亦可移。其为物取于安身适体，宜于衰老疾病之人。故可坐、可倚、亦可卧。其设之也于寝室，而不于堂，以供老疾者坐寝之具，及人死袭敛时用之。此皆礼之变，非礼之正也。惟古之寝，以席地为正。故人死属纩时，必寝地。[6]
　　清人王鸣盛也注意到古今坐具的不同，他说：“古人所坐，皆席布于地;故不疑据地致敬，知汉无椅式也。”[7]
　　文献、图像以及考古资料，都证明这些学者的看法是正确的：上古时期的人主要坐于席子上，并不使用椅子。古人坐于席子上的习惯，在现代汉语中仍能看到痕迹。例如，当近代的日本人翻译英文的chairman时，他们借用了古汉语的“主席”一词。后来，中国人翻译英文时又把此词从日本借回来。[8] “出席”、“入席”等现代汉语的常用词亦如此。这些词汇都间接显示，上古时期正式的交际礼仪通常在席子上举行。[9]
　　古人非常重视席上的姿态、举止、以及座席的位置。[10] 一般来说，在上古时期，跪坐是士大夫的标准坐法。从当时的图像来看，在非正式的场合中，男性也可盘膝而坐，但“踞”、“箕踞”以及“蹲”却被认为是不礼貌的坐姿。如《吕氏春秋》云：“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见翟黄，踞于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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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黄廷鉴，《第六弦溪文钞》卷一，页1，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册二四六一。
　　7.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箕踞〉条，（台北：广文书局，1960），卷二四，页2。
　　8.Lydia H. Liu，Translingual Practices：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90-193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307．
　　9.有关古代席子及席地而坐的习惯，参看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页281-291。崔咏雪，《中国家具史─坐具篇》（台北：明文书局1994），页15-48。
　　10.有关坐次的方向，参看余英时，〈说鸿门宴的坐次〉，收入《史学与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2），页18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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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之言;翟黄不说。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女欲官则相位，欲禄则上卿。既受吾实，又责吾礼，无乃难乎!’”[11] 这段文字也让我们联想到《论语》（宪问篇）中，原壤在孔子面前“夷俟”（也就是蹲），[12] 孔子指责他不知礼，并“以杖叩其胫”。此类资料都可说明，先秦之时，蹲是一种不礼貌的姿势。然而，最不礼貌的坐法是“箕踞”。比如，《史记》载：“高祖时，中国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陆贾赐尉他印为南越王。陆生至，尉他魋结箕局见陆生。陆生因进说他日：‘足下中国人， 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于是尉他乃蹶然起坐，谢陆生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13] 可见，当时只有不知礼或故意想得罪对方的人才会箕踞。更有趣的是，据睡虎地秦简，“箕踞”是驱鬼最灵的方法之一。[14] 也就是说，连鬼也无法接受如此非礼的姿态。[15]
　　综上所述，对上古人而言，坐法是衡量身分、修养以及心态的重要指标之一，而坐时把膝盖提高，或把脚伸向前去都被视为不礼貌的姿态。显然，在这套礼节的规范之下，当时的人不可能垂脚而坐于椅子上。这种现象在汉代画像石中亦可看见。画像石上的人物坐时通常都两膝跪于席或床上;几乎没有伸脚而坐的人，更没有人坐在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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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吕氏春秋》卷十五〈下贤〉，页9-10，《四部丛刊初编》子部，册六五。
　　12.参见李济，〈跪坐蹲居与箕踞〉，《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4（1954）：254-255。
　　13.〈陆贾传〉，《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九七，页2697-2698;也载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四三，页2111-2112。
　　14.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编，《 云梦睡虎地秦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图版一三一，竹简871-872。Donald Harper,"A ChineseDemonography of the Third Century B.C."，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5.2 （1985）：483。据李济的研究，“箕踞”到了周朝才被视为不礼貌的坐法。
　　15.Jean-Claude Schmitt 描写中古时期欧洲人的姿态观念时说，当时：“修士其有修士的姿态，骑士有骑士的姿态。在社群之内以及不同社群之间，姿态使得社会的组织具体化。”其实，这段文字也可用来描写古代的中国。La raison des gestes dans l'Occident m`edieval （Paris：Gallimard,1960），p.16。关于商周时的姿态，请参考李济，〈跪坐蹲居与箕踞〉，及刘桓，〈卜辞拜礼试析〉，载于《殷契新释》（河北：河北教有出版社，1989），页1-51。有关中古时期的坐姿参见朱大渭， 〈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中国史研究》4（1994）：102-114，及崔咏雪，《中国家具史》。余云华，《拱手、鞠躬、跪拜─中国传统交际礼仪》（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一书，也值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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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唐代，室内的陈设开始改变。凳椅问世，而坐礼亦随之改变。唐天宝五年（公元756年）高元圭墓壁画中，有人坐在椅子上（图一）。唐代文献也有一些相关的记载，但唐代有关椅子的资料究竟不多。[16] 当时的史料显示，唐代的居室文化仍然以席子为主。[17] 然而，要想找出汉人到底于何时何地开始广泛地使用椅子，颇为困难。从图像与文献的资料来看，我们只能说，从盛唐以来，椅子大概日益流行，而最迟在宋初已经相当普遍。因此，近代学者大都认为椅子是在晚唐与五代之际逐渐进入中国人的房室之中。[18]
　　图一：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高元圭墓
　　贺梓城，〈唐墓壁画〉，《文物》1959.8：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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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详见贺梓城，〈唐墓壁画〉，《文物》1959.8：31-33。唐代戴孚著《广异记》中有几条提到椅子的资料。详见〈仇嘉福〉及〈李参军〉的故事，方诗铭辑校，《冥报记．广异记》（北京：中华书局，1992），页58,201。此外，相传为唐人周昉所画的〈挥扇仕女图〉中则有宫女坐于椅子，但此画是否唐代的作品很可疑。同样，相传为唐人卢楞伽所主画的〈六尊者像〉、唐人周文矩的〈宫中图〉和〈琉璃堂人物图〉、以及五代人王齐翰的〈勘书图〉和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虽然都有椅子，但都很可能是宋代的作品。详见James Cahill，An Index of Early Chinese Paintungs：T'ang, Sung,andYuua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pp.16,28-30,50。
　　17.崔咏雪，《中国家具史》，页59。
　　18.例如，王呜盛，〈箕踞〉，页3：黄正建，〈唐代的椅子与绳床〉，《文物》1990.7：86-88;及Craig Clunas,Chinese Furniture（London：Bamboo Publishing Ltd.,1988）,p.16，都持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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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坐礼之外，椅子还引起了日常生活中的其他变化。由于室内的陈设互相关联，因此席地而坐时，必须用低矮型的家具。相反的，人坐上椅子以后，其他的家具也得跟著增高。清人王鸣盛曾阐明此点。他说：“古人坐于地，下籍席，前据几，坐席固不用椅。而几则如《书》所谓凭玉几、《诗》所谓授几。有缉御之类，其制甚小。今桌甚大，俗名‘八仙桌’，谓可坐八人同食，与几虽相似，实大不同。”[19] 此外，椅子的出现也影响了器皿的形状。正如苏拭所说，“古者坐于席，故笾豆之长短、簠簋之高下适与人均”。唐宋出土的实物表明，唐代的器皿与宋代的器皿的确有明显的差异。唐人因席地而坐，使用高型的饮食器具较为方便。到了宋代，饮食器置于高桌上，身体的位置及人的视线都不一样了。因此，碗、盘、杯等食器都变得玲珑精巧。[20] 人们改用椅子以后，窗户的位置及屏风与屋顶的高低也因此改变;饮食习惯与衣著也跟随著家具改变，甚至人的心理状态可能也受到影响。[21] 这种由低向高发展的趋势，涉及的层面极广。因此，有位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的这次“室内革命”，可与二十世纪家庭的机械化相比。[22] 至于中国的椅子究竟来自何处，源于何时、在何地出现，历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二 、椅子渊源说四种
　　进入主题之前，我们先要处理一个表面上很简单但实际上很复杂的问题：甚么是椅子？关于这个问题，现在的词典并不是很有用。例如《汉语大词典》及《现代汉语词典》只说椅子是“有靠背的坐具”，而这个定义可以包括很多种家具。[23] 对一般人而言，椅子最基本的定义应该是具有靠背的单人坐具。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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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王呜盛，〈箕踞〉，页3-4。
　　20.详见陈伟明，《唐宋饮食文化初探》（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页63-64。
　　21.Sarah Handler,"The Revolution in Chinese Furniture：Moving from Mat to Chair,"Asian Art4.3（Summer1991）：9-33。Wu Tung 认为，强调集体的上古中国社会不肯容忍代表“自由” 与“个人主义”的椅子 Wu Tung, “From Imported‘Nomadic Seat’to Chinese Folding Armchair,”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Society 3.2（Spring1993）：38-47，（原戴于 Boston Museum Bulletin 71{1973}）。
　　22.Donald Holzman，“`A propos de l'origine de la chaise en chine,”T'oung Pao 53（1967）：279。
　　23.《汉语大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及《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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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心目中标准的椅子常有四条脚，有时也有扶手。[24] 这是现代人对椅子的了解，是经过几百年慢慢形成的概念。
　　“椅子”一词在唐代始见，最早称之为“倚子”。最早提及“倚子”的记载约在八世纪末。[25] 唐人之所以称有靠背的坐具为“倚子”是很容易了解的，因为坐这种坐具时可倚靠靠背。如宋人黄朝英说，“今人用倚、卓字多从木旁，殊无义理。字书从木从奇乃椅字。于宜切。《诗》曰：‘其桐其椅’是也......倚、卓之字虽不经见，以鄙意测之盖人所倚者为倚，卓之在前者为卓。”[26] 因此可知，当时的倚子是有靠背的坐具。从其他资料，我们也知道，唐代的倚子容易搬移，通常是单人坐的。[27] 总之，唐代的倚子应与现在的椅子相去无几。
　　“倚子”一词出现之后，椅子的历史便较好处理，但在此之前虽然没有一个专有名词来称呼具有靠背的单人坐具，但文献及图象的资料显示，唐代之前的确有此物。这个现象不限于家具史。研究古代物质文化的学者，常常遇到这种词汇问题，因为语言的变化往往比物质的变化慢一步。例如，研究茶及蔗糖的学者都得下很多功夫探究“茶”及“糖”等字出现之前，汉人是否用其他的词汇来涵盖喝茶及制糖的习惯。[28] 由于家具的词汇问题，再加上资料的零散，从宋代以来，椅子的渊源自然成为议论纷纷的课题。以下是椅子渊源最常见的四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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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参见崔咏雪，《中国家具史》，页9。
　　25.参见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的《济渎庙北海坛祭器碑》，收入王昶辑，《金石萃编》 （北京：中国书店，1985），卷一O三，页11，及王 谠，《唐语林》在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卷六，页523。王谠是宋人，但提到倚子一段来自唐代笔记《戎幕闲谈》。
　　26.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卷四，页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八五O。
　　27.圆仁，《入唐巡礼行记》卷四，白化文等编，《入唐巡礼行记校注》（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页454。
　　28.有关茶的问题研究很多，参见陈椽，《茶叶通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有关糖，参见 ChriStian Daniels,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 6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pt.3 Agro-industries and Forest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及季羡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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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本土说
　　汉代人使用不少低型的家具。至东汉末年，屏风、案（即置物的小桌）、凭几（一种小型的靠具）、床等家具至少在上层社会已广为流行。[29] 由此可见，从科技的角度来说，汉代的木匠已具有制作椅子的能力。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唐宋时代的椅子，很可能是中国的木匠从原来已有的家具中发展出来的。
　　除了席子以外，汉代最主要的坐具是榻。[30] 汉代的榻比床小;与床不同的是，榻是坐具而不是寝具。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流行于汉、魏、晋时代的独坐式小榻。[31] 这种小榻有两人坐的，也有一人坐的，有的小榻不用时甚至可以悬挂于墙上。如《后汉书．徐稚传》云：“陈蕃为太守......在郡不接宾客，唯（徐）稚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32] 这种小榻只要加上靠背就可说是椅子了。事实上，清代学者赵翼便认为宋代的椅子来自于中古时期的榻。他说：“其时（即汉唐之间）坐床榻大概皆盘膝，无垂脚者。至唐又改木榻，而穿以绳，名曰绳床......而尚无椅子之名。其名之曰椅子，则自宋初始。”[33] 我们虽然无法否定赵翼的说法，但亦没有资料支持他的猜测。更重要的是，椅子在中国出现时，与当时外国的椅子在造形上很相似。因此，研究中国家具的学者一般不认为中国的椅子是从木榻发展出来的，倒有不少人认为椅子是从来自外国的“胡床”逐渐演变而来。[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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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参见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页216-228。
　　30.在汉代，凳子并不流行。到南北朝，所谓“荃蹄”从国外引进来以后，坐凳子的习惯才兴起。在此过程当中，佛教或许扮演了某种角色。详见孙机，〈唐李寿石椁线刻《侍女图》、《乐舞图》散记〉，《文物》1996.5：33-49。
　　31.陈增弼，〈汉、魏、晋独坐式小榻初论〉，《文物》1979.9：66-71。
　　32.《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五三，页1746。崔咏雪却认为此文中的榻指的是折叠凳。《中国家具史》，页81。
　　33.赵翼，〈高坐缘起〉《陔余丛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卷三一，页661-662。 C.P.FitzGerald 在其Barbarian Beds：The Origin of the Chair in China（London：The Cresset Press,1965）也提到这个可能，请见页45-49。实际上，“椅子”一词在唐代已有。更重要的是，下面谈及绳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赵翼对绳床的理解也是错的。
　　34.除了榻以外，中国早期的椅子或许与中国的其他物品有密切的开系。例如，吴美凤曾指出，北魏马车之形制跟当时坐具的形制有相似之处。参见〈宋明时期家具形制之研究〉（台北：中国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美术组硕士论文，1996），页197，及吴美凤，〈坐椅绳床闲自念─ 从明式家具看坐具之演变），《历史文物》8.2（1998）：5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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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胡床说
　　中古时期的文献中，有时出现所谓的“胡床”的坐具。至今，考古学家还没有发现中古时期胡床的实物，但多种文献资料、一通东魏武定元年（公元543年）的造像碑（图二），西魏大统十一年（公元547年）的女侍俑，以及唐代李寿墓的石椁线刻，都表明，当时的胡床是一种小型、可以合拢的凳子，相当于现在的折垒凳，也称“马扎儿”。[35] 这种坐具的历史悠久，可溯源至公元前一
　　图二：东魏武定元年（公元543年）的造像碑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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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有关胡床，最详细的著作仍然是藤田丰八，〈胡床????〉，收入《东西交涉史?研究》（东京：冈书院，1934），页143-185。此外，亦见崔咏雪，《中国家具史》;页80-88，Wu Tung,“From Imported ‘Nomadic Seat’to Chinese Folding Armchair.”易水〈漫谈胡床〉，《文物》1982.10：82-85，讨论近年有关胡床的考古发现。FitzGera1d的 Barbarian Beds 值得参考，但 Holzman 在上面所引的书评里指出此书的不少问题，并提供很多颇有价值的资料和分析。关于 543年的碑，详见 E. Chavannes， Mission arche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Paris：E.Leroux，1913-15），第二册第一部，图版第二七四，第四三二号及第一册第二部，页589-590，及长广敏雄，《六朝时代美术?研究》（东京：美术出版社，1969），页69-92。有关女侍俑，见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考古》1977.6：图版第九。关于李寿墓的石椁，见陕西省博物馆，文馆会，〈唐李寿墓发掘简报〉、〈唐李寿墓壁画试探〉，《文物》1974.9：71-94及孙机，〈唐代李寿石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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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五百年的埃及。在古埃及的上层社会中，这种坐具是尊贵的象征;近代研究埃及的考古学家发掘过几件精美的宝物。[36] 胡床传至中国的途径，今已难查考，但大约是从北非经过中亚而来的。据《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37] 倘若这则资料可靠，灵帝在位时（即公元二世纪末）胡床已经进入中国，并出现在宫廷了。[38] 此后在中国的文献中，有关胡床的记载很多。除了帝王以外，有将令、官吏、讲学者乃至村妇等各种身分的人使用胡床的记载。并有胡床出现于室内、室外，宫廷以及战场等各种场合的文献。[39]
　　在坐礼的转变中，胡床扮演了开路先锋的角色。与小型榻不同，坐于胡床时，人们通常是垂脚而坐。其次，由于胡床的脚容易撕破席子，胡床与席子不能并用。简言之，胡床的兴起对室内的陈设与坐礼的习俗可能引起了一些变化。由此看来，胡床似乎可视为椅子的前身──只要加上靠背和扶手，稍微改一下它的型制就可说是典型的椅子了。[40] 虽然如此，历来大部分的学者对“胡床说”却持保留的态度。
　　宋代的张端义和程大昌及明代的王圻都认为宋代的交椅（一种腿交叉，能折叠的椅子）是从胡床发展出来的。不过，胡床虽然与宋代的交椅应有关联，但它不一定跟唐代的椅子有直接的关系。[41] 《资治通鉴》载唐穆宗曾“见群臣于紫宸殿，御大绳床”。元代胡三省的注则主张椅子的前身是所谓的“绳床”而不是胡床。他说：
　　程大昌《演繁露》曰：“今之交床，制本自虏来，始名胡床。隋以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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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Ole Wanscher,Sella Curulis：The Folding Stool,an Ancient Symbol of Dignity （Copenhagen,1980）.
　　37.《后汉书》卷十三〈五行志〉，页3272。
　　38.《太平御览》在〈胡床〉条下引《风俗通》说：“灵帝好胡床......”可作《后汉书》的旁证。请见《太平御览》卷七O六，页8，《四部丛刊三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子部，册三四。
　　39.朱大渭，〈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页106。
　　40.胡德生在其〈古代的椅和凳〉持此说。参见《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3：23-33。
　　41.张端义，《贵耳集》卷三，页64，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册二七八三、程大昌，《演繁露》卷十〈胡床〉，页3-4，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八五二，及王圻《三才图会》（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据万历三十四年本），卷十二〈器用〉，页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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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改名交床。唐穆宗于紫宸殿御大蝇床见群臣，则又名绳床矣。”余案交床、绳床，今人家有之，然二物也。交床以木交午为足，足前后皆施横木，平其底，使错之地而安;足之上端，其前后亦施横木而平其上，横木列窍以穿绳条，使之可坐。足交午处复为圆穿，贯之以铁，敛之可挟，放之可坐;以其足交，故曰交床。绳床，以板为之，人坐其上，其广前可容膝，使有靠背，左右有托手，可以阁臂，其下四足著地。[42]
　　可见，胡三省认为绳床是具有靠背、扶手以及坐板的单人坐具，也就是标准的椅子。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43] 下面谈及佛藏的资料时我会列出这方面的证据，并试图重建绳床的原貌。不过，即使我们能证明绳床是一种有靠背的单人坐具，并可推测椅子的前身应该是绳床而不是胡床，最基本的问题仍待解决，也就是：这种坐具又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如胡床一样从外国来？如果绳床来自于中国之外，又是从哪国来的，以甚么样的方式传到申国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C.P.FitzGerald曾把中国椅子的渊源问题放到世界家具史中去看。
　　丙、景教说
　　从现存史料看来，世界上最早使用椅子的地方是古代的埃及。埃及古墓壁画土常常有椅子的描绘，研究埃及的考古学家也发掘了好几把相当精致的椅子。椅子从埃及传到了希腊，又从希腊传到罗马。在流布的过程中，椅子的造型及使用方法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在古代罗马的文化中，贵族用餐时不坐椅子，而躺在沙发上吃──用餐时，只有妇女和奴隶才坐椅子。[44] 随著罗马帝国的扩展，椅子传到了君士坦丁堡，即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首都。拜占庭帝国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常出现椅子。
　　第五世纪的君士坦丁堡是景教的发源地，而在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时，一批景教的传教士到达长安，并开始译经传教，三年后建寺。当时有二十一位国外来的景教教士。一百多年以后，立于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有“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之句，说明当时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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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资治通鉴》卷二四二〈穆宗长庆二年（822）〉，页7822，（北京：中华书局，1956；1987 重印）。
　　43.崔咏雪也支持胡三省的说法。《中国家具史》，页88
　　44.Schmitt,La raison des gestes,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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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兴盛。但到了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下诏拆毁全国的佛寺，同时打击景教，驱逐二千多名景教教士，中国的景教从此基本上灭绝了。[45] 由此可见，椅子开始在中国流传的时期，大约也是景教流传到中国的时期。FitzGerald认为这并不是巧合。简言之，他认为椅子传到中国的轨迹是：从埃及到希腊、罗马及君士坦丁堡，又从君士坦丁堡传到中国，而在此过程中，景教的传教士是最重要的媒介。[46]
　　可惜，这种又神奇又耐人寻味的说法并不是很有说服力。我们仔细探讨此说法的可能性时便会发现，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可支持椅子源于景教之说。这是说，中国景教的文献未曾提到椅子，景教的图像中也没有椅子。景教说显然太过牵强。[47] 除了缺乏证据以外，关键在于 FitzGerald 把中国椅子的问题当作一个技术或科技的问题来看，以为一旦有来自国外的人把椅于带到中国、向当地人展示，汉人就很自然的开始使用椅子了。然而，如上所述，椅子的问题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牵涉到礼节的文化问题。正如张载曾说：“古人无椅桌，智非不能及也。圣人之才岂不如今人？但席地则体恭，可以拜伏”。[48]
　　景教虽曾传入中国，但毕竟影响力有限。因此，景教能不能改变如坐礼这种基本的风俗习惯是很令人怀疑的。为了寻找足以改变这种基本习惯的文化势力，有些学者把注意力转向佛教。
　　丁、弥勒说
　　从第五世纪起，中国的佛教徒开始制造数量庞大的弥勒佛像。龙门、敦煌与云岗石窟中的佛像，以及独立的造像中有不少弥勒像。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弥勒的特征之一是他的坐姿。弥勒通常高坐于座位上，垂一足或双足：有时双足交叉下垂、有时双足下垂直坚、有时右足下垂、有时左足下垂等等。[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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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详见朱谦之，《中国景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46.FitzGerald,Barbarian Beds,p.33-50.
　　47.另见 Holzman,“`A propos de l'origine de la chaise en chine.”
　　48.张载，〈经学理窟?礼乐〉，收入《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页265。
　　49.在这种像中有一些属于所谓“半跏思惟像”。思惟像的性质较复杂。学者一般认为这种像通常是弥勒，但有时是释迦牟尼或其他的菩萨。Junghee Lee 甚至认为半跏思惟像中没有一个是弥勒，“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ensive Bodhisattva Images of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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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勒的坐姿是否与其来源有关，如今很难查考。关于弥勒的渊源，在二十世纪初叶，学术界曾有过一些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弥勒起源于祆教中的萨奥希亚那特 （Sao^syant）神;有些学者却认为他是波斯密特拉神的变形;也有人说弥勒的渊源就在印度的佛教，与其他宗教的神毫无关系。至今弥勒的来源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50] 至于弥勒的姿势，周绍良论及弥勒初入中国时的形象时，曾指出不同的坐姿具有不同的涵意，如双足下垂是“吉祥坐法”，“意在息灾”;双足下垂直竖是“竖坐”，“是要调伏鬼神，使怨敌皆能回心欢喜”等。[51]
　　无论如何，遍于中国各地的弥勒像把一种新的坐姿介绍给各个阶层的中国人。因此，说椅子与弥勒一起传到中国，并依赖弥勒信仰的兴旺，而动摇传统家具及坐礼似乎很有说服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仔细看的时候便发现大部分弥勒像所坐的并不是椅子。从正面看时，很多弥勒像看来是坐于其有靠背的椅子上。这些像位于石窟的时候，我们无法看到靠背的型制，但看独立造像的时候，我们却能看到像的背面。此时，我们发现许多从正面看来是具有靠背的椅子，实际上并不是椅于，而是凳子及与凳子不连接的头光（图三）。
　　云冈第六窟有几位菩萨似乎坐于椅子上，但我们很难确定坐像后是靠背还是屏风。与此相同，龙门也有几尊佛像似乎坐椅子，但从它的外型看其后面的纹饰是否靠背很难说。[52] 与此不同，刻于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的一尊石佛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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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bus Asiae 53.3/4（1993）：311-353。印度美术有类似的问题。垂脚而坐的佛像中有哪些是弥勒，哪些是释迦牟尼有时很难查考。详见 M.G.Bourda,“Quelque reflexions sur la pose assise a l'europeene dans l'art bouddhique,”Artibus Asiae 12.4（1959）：302-313。
　　50.详见Jan Nattier，“The Meanings 0f the Maitreya Myth：A Typological Analysis,"载于Alan Sponberg和Helen Hardacre 编 Maitreya,the Future Buddh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54及同书所载 Padmanabh S.Jaini,“Stages in the Bodhisattva Career of the Tathaagata Maitreya,”p.54。
　　51.详见周绍良，〈弥勒信仰在佛教初入中国的阶段和其造像意义〉，《世界宗教研究》1990.2：35-39。针对于坐禅的姿势，中国的僧人也有类似的说法──参见 Carl Bielefeldt,Dogen's Manuals of Zen Medita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112，注5。
　　52.参见擂鼓台中洞正壁、龙华寺洞东壁及惠简洞正壁。后面的纹饰可能并不代表椅背，因为印度的佛像中有类似的纹饰，而此纹饰很明显的不是椅子的靠背。参见 Madeleine Hallade,Gandharan Art of North India（New York：Harry N. Abrams Inc.,1969）. 图73。此外，〈竺法兰传〉《高僧传》（卷一，页323上）载“（蔡）愔又于西域得画释迦倚像。是优田王栴檀像师第四作也。既至落雒阳明帝即令画工图写。置清凉台中及显节陵上。旧像今不复存焉”。如果“倚像”指坐椅子，中国佛教艺术中的椅子可推到很早，但我们不能确定“倚”字是否指这座像是坐椅子。宋代以前垂脚而坐的像几乎都是弥勒或思惟菩萨。因此，“释迦倚像J可能指“释迦涅槃像”，也就是侧躺的释迦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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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楚的具有靠背的椅子。[53] 此外，完成于长安五年（公元704年）的七宝台包括几尊很明显坐椅子的弥勒像（图四）。[54] 七宝台寺是武则天于长安城建造的，是当时举世嘱目的建筑。因此，其中的造像对中国家具史或许有所影响。此外，即使其他垂脚而坐的佛像不是坐椅子，或许中国木匠看到位于高座的弥勒像时，误认头光为靠背，因此开始制造椅子。然而，如此认为汉人这么重要的坐具来自佛教的美术似乎很牵强。
　　弥勒说法牵涉到两个问题：古代印度有没有椅子，以及佛教的文献中有没有跟椅子有关的记载。在回答这两个问题时，我们将会找到一个比以上所述的四种推测──即本土说，胡床说、景教说以及弥勒说──更具说服力的说法。
　　图三 ：北魏半跏思惟菩萨像前后
　　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1），页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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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参见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页723。
　　54.参见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页660-661及 Yen Chuan-Ying，The Sculpture form the Tower of seven Jewels：the style,Patronage and Iconography of the Monument （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86）。此外，崔咏雪认为敦煌北魏254窟的一尊菩萨坐椅子上。参见《中国家具史：坐具篇》，图四一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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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四：七宝台的佛像
　　参见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图版编三》（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页660。
　　三 、古代印度的椅子
　　以上两个问题可以很快得到肯定的答案：古印度人的确曾使用椅子，而印度佛教文献有很多关于椅子的资料。有学者认为龙门惠简洞的坐具应该是椅子，并认为椅背的造型可追溯到印度笈多的佛教美术。[55] 与此相同，云冈第六窟的坐具及七宝台中的椅子可溯源到古印度健陀罗的佛教艺术（图五）。其实，印度的椅子可追溯到更早。刻于约公元前第二世纪的桑淇和巴呼特的浮雕显示，当时的印度人已经有坐椅于的习惯。[56] 在桑淇第一号塔的北门我们可以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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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参见曾布川宽，〈龙门石窟????唐代造像?研究〉，《东方学报》60（1988）：287。
　　56.详见 Asha Vishnu,Material Life of Northern India （3rd century B.C.to 1st Century B.C.）（New Delhi： Mittal Publications,1993）,pp.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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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看到一把具有靠背及椅脚的椅子（图六及图六．一）。从服装及姿势看，椅子上的人应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有人甚至认为他是著名的帝王阿育。[57] 此外，巴呼特南冀的浮雕也有一位坐在椅子上的人。浮雕的题记指明，此处所描绘的是释迦牟尼的本生故事，而坐于椅子的人是一名叫摩诃天 （Maghaadeva）的国王，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
　　图五：犍陀罗的佛像
　　此外，七世纪初叶玄奘去印度时，曾指出当地的高贵人士都使用椅子。他说：
　　至于坐止，咸用绳床。王族大人，士庶豪右，庄饰有殊，规矩无异。君王朝座，弥复高广。珠玑间错，谓师子床。敷以细叠，蹈以宝几。凡百庶僚，随其所好，刻雕异类，莹饰奇珍。[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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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参见伊东照司编，《原始佛教美术图典》（东京：雄山阁出版株式会社，1992），页227。
　　58.《大唐西域记》卷二，收入《大正大藏经》第2087号，册五一，页87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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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六：桑淇　　　　　　　　　　　　　　　　　　　　　　　　　　　　　　图六?一：巴呼特
　　伊东照司编，《原始佛教美术图典》，图32。　　　　　　　　　　　　　　　伊东照司编，《原始佛教美术图典》，图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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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淇与巴呼特的浮雕及玄奘的记载都显示，椅子在印度是权威的象征。椅子的确在不同的文化中常有此含意。[59] 但除了帝王与富贵人士用椅子之外，佛教文献显示，在古代印度的寺庙中，椅子也很普遍。但讨论相关资料之前，我们得先厘清“绳床”一词的实义。
　　佛教文献中的“绳床”似乎包含几种不同的坐具。其中包括有靠背的单人坐具。有的学者认为“绳床”是胡床的别名，也就是一种可叠起来的小凳，并认为元代的胡三省说胡床与绳床是两物是错的。[60] 但佛教的文献可证明，胡三省的说法没有错：有的绳床完全符合椅子的定义。首先，绳床比胡床大，比胡床稳。据佛教的文献，当时的僧人使用绳床时，常常是跏跌而坐，如译于第三世纪末的《尊上经》云：“彼时尊者卢耶强耆晨起而起，出窟已。在露地敷绳床。著尼师檀已，依结跏跌坐。”[61] 同样，译于东晋隆安二年（公元398年）的《中阿含经》也说：“于绳床上敷尼师檀，结跏跌坐。”[62] 这类例子很多。隋代僧人智顗在论述如何使用绳床坐禅时，曾说坐禅的人应“结咖正坐项脊端直。不动不摇，不萎不倚。以坐自誓，助不拄床”。[63] 所谓“不拄床”应指不要靠椅子的靠背。这些记载正与敦煌第 285窟中的一个图像吻合（图七）。第 285窟完成于东魏兴和元年（公元539年），其壁画中的僧人正在一把较宽而具有靠背干的椅子上打坐。同样，刻于东魏兴和四年（公元542年）的一通造像（图八），也绘有在类似这种椅子上打坐的僧人。
　　至于当时人为甚么把这种坐具叫作“绳床”，大约与其椅板的性质有关。七世纪到过印度的汉僧义净曾描写绳床的结构云：“西方僧众将食之时，必须人人净洗手足，各各别踞小床。高可七寸，方才一尺。藤绳织内，脚圆且轻。”[64] 也就是说，有时绳床的椅板是用藤绳制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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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Bourda 并指出印度造像中的释迦牟尼之所以有时坐椅子与其象征意义有关。“Quelque reflexions sur la pose assise,”pp.307-313。
　　60.藤田丰八，〈胡床????〉，页183-185;朱大渭，〈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页106。
　　61.《佛说尊上经》，《大正》第77号，册一，页886中。所谓“尼师坛”（梵ni.siidana）是一种用为坐具的方形布。
　　62.《中阿含经》卷四十三，《大正》第26号，册一，页698下。
　　63.《摩词止观》卷二，《大正》第1911号，册四六，页11中。
　　64.义净，《南海寄归内传》卷一〈食坐小床〉，《大正》第2125号，册五四，页206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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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七：敦煌第285窟　　　　　　　　　　　　　　　　　　　　图八：东魏兴和四年（公元542年）的一通造像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册六，页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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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用于坐禅的绳床以外，中古时期汉译佛经中有时也提到“木床”，而所谓木床有时也是椅子的一种。僧人对外客介绍寺院时，绳床与木床是寺院中不可不介绍的基本设备，如《四分律》载：“旧比丘闻有客比丘来，应出外迎...应语言：‘此是房。此是绳床、木床、褥、枕、毡、被、地敷。此是唾器。此是小便器。此是大便器...’”。[65] 又，《大藏经》中有一百多条有关绳床的记载，其中论到“旋脚绳床”、“直脚绳床”、“曲脚绳床”、“无脚绳床”等各式各样的坐具。[66] 有的学者认为“绳床”就是一种椅子，大约类似现在的“禅椅”。[67] 然而，以上最后一个例子应该让我们有所保留，因为“无脚绳床”似乎不符合椅子的定义。其实，在这些资料中，“绳床”及“木床”包涵几种不同的家具，包括卧具及坐具在内。在中国，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的《济渎庙北海坛祭器碑》在列出祭祀的器皿时有“绳床十，内四倚子”一行，说明“倚子”一词出现的时候，当时的人认为它是绳床的一种。[68]
　　总之，配合文献与图像的资料时，我们可以确定，有时“绳床”及“木床”的确指有靠背的单人坐具。在印度，除了帝王与贵族使用椅子以外，椅子也是当时僧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另外，从律藏中的记载可知，当时的僧众对于绳床订定了很多规矩。如《四分律》说，曾有一位叫作迦留陀夷的人在某一条道路的附近“预知世尊必从此道来，即于道中敷高好床座。迦留陀夷遥见世尊来，白佛言：‘释尊，看我床座!’”。接著，佛批评迦陀夷的傲慢，并规定从此以后，僧人“自作绳床、木床，足应高八指截竟。过者波逸提 （即轻罪）”。[69] 律藏中有关坐具适当高度的记载很多。[70] 此外，也有一系列的其他禁忌，如律藏宣说僧人不许在绳床上铺设动物的皮或丝织品。而曾有比丘痛斥愿意坐上这种坐具的僧人为“不知惭愧，无有慈心，断众生命”。[71] 当时的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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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四分律》卷四九，《大正》第1428号，册二二，页931下。
　　66.《四分律》卷十二，页644上。
　　67.参见黄正建，〈唐代的椅子与绳床〉、Holzman,“`A propos de l'origine de chais en chine”及崔咏雪，《中国家具史──坐具篇》，页88-92。
　　68.收入王昶辑，《金石萃编》（北京：中国书店，1985），卷一0三，页11。
　　69.《四分律》卷十九，页693上、中。
　　70.例如《弥沙塞五分戒本》，《大正》第1422号，册二二，页98中;《四分律》卷二五， 页736中;《十诵律》卷十八，《大正》第1435号，册二三，页127下等。
　　71.《四分律》卷十九，页693中、卷三九，页846中;《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大正》第1421号，册二二，卷五，页3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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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所以对椅子持这种保留的态度，或许是由于椅子与政权的关系，也就是说，提倡少欲知足的佛僧，连在家具的使用上也要与世俗的象征系统划清界线，指明比丘的椅子与高官贵族所享用的高贵豪华的椅子截然不同。
　　绳床和僧人修行关系最密切的用途，是做为打坐的工具。绳床很宽，可以“结跏趺”而坐，坐上去凉快、干净、并可避免地上的虫子。《十诵律》有一则故事阐明这点：
　　佛在舍卫国。诸比丘露地敷绳床，结跏趺坐禅。天热，睡时头动。有一毒蛇绳床前行，见比丘头动，蛇作是念：“或欲恼我”，即跳螫比丘额。是比丘故睡不觉，第二螫额亦复不觉，第三螫额，比丘即死。诸比丘食后，彼处经行，见是比丘死，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集比丘僧已，语诸比丘：“从今绳床脚下，施支令八指”。[72]
　　后来，在中国也有僧人说坐椅子可以“不收风尘虫鸟坏污”。[73]
　　总之，文献及图像资料显示，古代印度人有坐椅子的习惯，而这个习惯在佛寺中尤其盛行。此外，据敦煌 285 窟的壁画及东魏与和四年的造像，可知用于坐禅的绳床从印度传到中亚，又从中亚传到中国。[74]
　　四 、中国寺院中的椅子
　　椅子从印度的寺院传到中国的寺院，在佛教典籍中有迹可寻。译于西晋的《尊上经》中已经有绳床一词，说明当时的僧人即使没有亲眼看到绳床，但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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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十诵律》卷三九，页280中。有关床脚的高度，在上引书中，义净指出佛陀的指头比一般人的指头大三倍。因此，此文中的“八指”相当于现代的24英寸左右。
　　73.﹝宋﹞元照，《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卷中三上，《大正》第1805号，册四十，页311中。
　　74.除了敦煌的壁画以外，探讨中国家具史的著作有时提及斯坦因所发掘的一到四世纪的“木椅”。有学者认为其上所刻的纹饰是莲花，所以此物应与佛教有闲系。（Roger Whitfield 编，《西域美术：???????????》﹝东京：讲堂社，1984﹞，册三，图60，页310）。然而，斯坦因所发现的物品是否椅子迷值得商榷。此物没有靠背也没有扶手，而斯坦因发掘此物时它已经不完整。大英博物馆最近的目录甚至说它不是椅子而是桌子（参见Whitfield，《西域美术：???????????》册三，图60）。因此我们很难断定它究竟是椅子还是其他的家具。斯坦因同时发现了一些三到四世纪的“椅脚”，但因为没有同时发现靠背或椅板，所以我们很难确定它们到底是否椅脚。有关敦煌的家具参见杨泓，〈敦煌莫高窟与中国古代家具史研究之一〉，载于段文杰编，《1987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页52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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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印度有此物。此后，译成汉文的佛书当中亦常见此名。至于中国的僧人甚么时候开始使用绳床，唐初的高僧道宣的著作中有一则颇有价值的记载。他说：
　　中国（即印度）布萨有说戒堂，至时便赴此;无别所，多在讲、食两堂。理须准承，通皆席地。中国有用绳床。类多以草布地，所以有尼师坛者，皆为舒于草上。此间古者有床，大夫已土时复施安，降斯已下，亦皆席地。东晋之后，床事始盛。今寺所设，率多床座，亦得双用。然于本事行时，多有不便。[75]
　　他的意思是说，当僧团举行布萨（即说戒纤悔的仪式）时，为了让众僧保持共同的法度（理须准承），一般都使用尼师坛（即方形布），坐于地上。但因为从晋代以来也有僧人使用椅子（绳床），所以有时僧人同时用尼师坛与绳床，而在“本事行”（即僧人出家之前较复杂的种种仪式），两种坐法的并用对执行仪式带来了一些不方便。
　　道宣认为在中国的僧人自从东晋以来使用绳床，或许是依据《梁高僧传》的记载。据《高僧传》〈佛图澄传〉，东晋时代某一个水源枯竭时，佛图澄“坐绳床，烧安息香，咒愿数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76] 同书〈求那跋摩传〉记载宋文帝元嘉八年（公元431年）求那跋摩传死亡的情形时云，“既终之后，即扶坐绳床，颜貌不异，似若入定。”[77] 《高僧传》是在第六世纪初叶编成的，与此同时的一通造像碑上有僧人坐于椅子的图像（图九），[78] 这可能是中国图像中最早的椅子。此后，北周武帝天和元年（公元566年）的造像碑阴面与侧面，都有僧人坐椅子的描绘（图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确定：在第六世纪初中国已经有僧人使用椅子。此外，我们可以推测：在东晋，甚至更早，椅子大概已出现于中国的寺院中。即使我们以最保守的年代为标准（即第六世纪初），汉僧使用椅子的证据还是比非佛教的相关资料，要早几百年。[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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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上四，《大正》第1804号，册四十，页35中。
　　76.慧皎著，《高僧传》卷九，《大正》第2059号，册五十，页384上。
　　77.《高僧传》卷三，页341中。
　　78.〈张兴硕等造像〉原于民国五年发现于山西芮城县延庆寺，现藏在Kansas City 的 Nelson-Atkins Museum。详见张亘等纂修《芮城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卷十三，页3，及Laurence Sickman,“A sixth-Century Buddhist Stele,”Apollo （March 1973）,pp.12-17.
　　79.除了佛教的资料以外，最早提到椅子的记载可能是以上所引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的《济渎庙北海坛祭器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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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九：西魏535-540年间造像碑　　　　　　　　　　　　　　　　　　图十：北周天合元年（566）造像
　　Kansas City,Nelson-Atkins Museum 所藏。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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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印度的僧人一样，中国的僧人使用椅子的最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禅坐。隋代大师智顗在描述打坐的方法时，曾建议禅者要“居一静室或空闲地， 离诸喧闹，安一绳床，傍无余座。九十日为一期;结跏正坐，项脊端直;不动不摇，不萎不倚。以坐自誓，助不拄床。”[80] 又如智顗的弟子灌顶论及“常坐三昧”时说：“居一静室，安一绳床，结跏趺坐。端直不动，誓助不著床。”[81] 与此不同，绳床出现于僧人的传记资料时，坐在其上的僧人通常不是入定，而 是“入寂”。如《续高僧传》〈僧达传〉云，僧达“一时少觉微疾，端坐绳 床，口诵《波若》，形气调静，遂终于洪谷山寺。”又如《宋高僧传》〈辩才传〉说此僧“十三年冬，现身有疾，至暮冬八日，垂诫门徒已，安坐绳床，默 然归灭。”[82] 禅坐也好，静然过世也好，以下我们会看到，绳床的形象在僧团以外人士的心目中也含有恬淡无忧的意味。
　　在唐代的寺院，椅子也有较普通的世俗用途，比如说，僧人吃饭时也用椅子。义净在其《南海寄归内法传》〈食坐小床〉，曾批评当时中国僧人吃饭坐椅子（“小床”）时的姿势说：
　　即如连坐跏趺，排膝而食。斯非本法，幸可知之。闻夫佛法初来，僧食悉皆踞坐（即垂脚而坐）。至于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