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五大禅院传奇

史幼波/撰文 陈锦/摄影

　　源远流长的宗教文化，对一个地方的民俗民风、普通民众的性格心理、社会文化的基本特色等，往往会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正好就是历史上宗教文化繁育生长的丰沃土壤。成都作为中国道教的发源地和佛教文化的历史重镇，一直都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一席之地。同时，作为民间土壤中影响最深、涵盖面最广的佛、道信仰，也是成都地方文化众多元素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本专题系列从佛道信仰对地方民俗的影响、成都著名佛寺道观、成都佛道艺术，以及佛道信仰对成都茶文化、饮食文化、市井文化、民间节日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全面勾勒出成都佛道信仰与民间生活的密切关系，从而对认识成都地方文化、了解成都人的独特性格、构建和谐的天府之国，提供一个新的文化视角。

　　佛道与市井（柒）

　　成都作为中国佛教文化的重镇，历朝历代高僧大德辈出，对蜀文化的影响极为巨大。而在中华文化鼎盛的隋唐、两宋时期，蜀中佛教文化更一度冠盖于全国，以至于宋代第一大文豪、大诗人苏东坡曾赞叹道：“成都，西南大都会也，佛事最胜。”而蜀中佛教文化的大本营，就是被时人称为“都市禅林”的川西五大古刹名寺。

　　唐代的知玄禅师，被唐朝皇帝封为“悟达国师”，成为宝光寺的开山之祖；南宋时全国的禅门领袖圆悟克勤禅师，两度入主成都昭觉寺，并将中国禅文化推向了历史的顶峰，令人高山仰止；明代的楚山绍琦禅师，应蜀王之邀主持龙泉灵音寺（即今之石经寺），并以其独特的禅风开创了著名的绍琦禅派，使明代中后期的四川各大丛林，几乎都是绍琦一派的传承，其圆寂后肉身不坏，至今被成都人尊为石经祖师；清代的慈笃禅师，结茅庐于北门的古庙荒址，最终在这里中兴著名的红尘禅院——文殊院；而近代高僧能海大师，以将军身而遁入空门，使龙兴寺千年舍利宝塔重放光明，成为了中国当代第一佛塔。

　　如果我们翻开川西五大禅林的兴衰史，便可以看见一个个高僧大德的身影，像天上的云一样，从历史的记忆中划过。他们或开宗立派，或兴寺讲学，或舍身求法，或著作等身……总之，如果没有这些高僧大德们艰苦卓绝的开拓之功，我们便很难想象蜀中佛教，乃至整个中国佛教从茫茫历史中走到今天的全部面目。

　　悟达国师与宝光寺

　　唐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十二月初五，黄巢军攻破长安，唐僖宗李儇在五百神策军的保护下南逃入蜀。僖宗路经新都时，曾驻跸于宝光寺。后来，他觉得这里环境很好，又距成都城不远，便在寺后修建了行宫。唐僖宗到成都之后，立即派人捧着皇帝的“玺书”，迎请隐居在彭州九陇山的高僧知玄出山。

　　唐中和三年（公元883年）三月初八，僖宗皇帝在行宫里夜不成眠，索性起身到宝光寺散步。忽然，他看见宝光塔废墟上霞光迸射，便问随行的悟达国师是怎么回事？国师回答道：“此乃舍利放光，为祥瑞之兆，今黄巢已平，陛下可回长安了。”僖宗大喜，叫人在放光处挖掘，果然在塔宫内发现石函，函内有佛舍利十三粒，晶明莹彻，光彩照人。于是，僖宗命悟达国师重修宝塔，扩建佛寺。重建的宝塔取名为无垢净光宝塔，佛寺仍名宝光寺。当时寺内有僧众一千余人，“蜀中之梵宫佛院，未有盛于此者”。因此，悟达国师被尊为宝光寺唐代的开山祖师。

　　悟达国师法名知玄，为洪雅县人，本姓陈，幼年出家为僧，十三岁便受礼请于大慈寺讲经说法，名震蜀中，被人尊为“陈菩萨”。唐僖宗时，知玄被封为悟达国师。

　　据冯修齐先生所撰《宝光寺》一书中记录，宝光寺相传始建于东汉，现在的建筑是清道光年间妙胜和尚主持扩建的，有一塔五殿十六院。清时汉传佛教中流传有“上有金山高旻，下有文殊宝光”之语，就是盛赞成都文殊院、新都宝光寺在全国佛教中的显赫地位。

　　宝光寺最为著名的标志性建筑为唐僖宗时修建的舍利宝塔。此古塔高约30米，系密檐式四方形砖塔。此塔千年以来，向西倾斜而不倒坍，有“东方斜塔”之称。其与整个寺庙建筑相互配搭，保持了中国早期佛寺“寺塔一体，塔踞中心”的典型格局。

　　克勤禅师与昭觉寺

　　南宋建炎年间，已经年逾花甲的克勤禅师，从江西云居山归老辞行，终于落叶归根，再次回到了曾经住锡过八年之久的成都昭觉寺，并在寺西八里幽静处，辟建一习静之所，日日静心安禅，离席养老。

　　此前，克勤禅师在盛名之下，曾应宰相李纲之邀，主法于号称“江南禅林之冠”的镇江金山寺。在这座高僧辈出的著名禅林里，克勤禅师大展临济宗风，棒喝交驰，机锋电闪，曾于一夕之中令会下参学者十七人开悟，声震天下禅林，其禅堂也因之得名“大彻”。早在北宋末年，克勤禅师住金陵蒋山寺时，就因道法大盛，门下求学者几达无地以容的地步。当时宋徽宗待之以礼，并赐紫磨袈裟和“佛果”称号。到了南宋高宗皇帝驾临扬州时，亦诏请住持镇江金山寺的克勤禅师问道，并对其功行智慧大加叹服，行以国师之礼，并赐号“圆悟”。

　　克勤禅师俗姓骆，四川彭州（今郫县唐昌镇）人，世代宗儒。十八岁游崇州妙寂院时，见佛书如睹自己旧物，三复怅然，自言自语说：我过去一定做过和尚啊！于是依自省法师出家，博学经论。因一场大病，死里逃生，遂立志了断生死，出川参学。此后，克勤四处游访，遍参当世诸宗禅门大德，最后在湖北蓟州遇到了另一位赫赫有名的四川老乡、绵州人法演禅师。克勤在法演大师的严密逼拶下，几经波折，终于大彻大悟。

　　北宋崇宁年间，克勤以母老回蜀省亲，成都府帅郭知章迎请他入主昭觉寺，一住八年，大阐顿教，举扬宗风，一时全国入蜀参学的僧人纷至沓来。从此，昭觉寺进入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并一举确立了禅门临济宗祖庭的崇高地位，赢得了“川西第一禅林”之称誉。

　　克勤禅师是两宋之间的一代禅门领袖。他在中国禅宗史上最大的贡献，则是以《碧岩录》和《圆悟心要》两部著作，把中国的禅文化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尤其是《碧岩录》一书，当时便被人们称为“宗门第一书”，后来更成为历代禅僧参禅悟心的必读要典。此书传入日本后，被日本禅宗列入禅门三大奇书之首。

　　昭觉寺自克勤禅师住锡之后，宋高宗便敕改昭觉寺为“禅林”，使之成为蜀中第一大禅窟。其名僧辈出，为全蜀之最。

　　楚山绍琦与石经寺

　　说起明代的楚山绍琦禅师，除了对蜀中禅教有一定研究的人，可能没几个人知道他是谁。但是，只要你一提“石经祖师”的大名，则几乎所有的老成都人都能说出个一二来：这可是肉身菩萨坐道场哦！

　　在1949年以前，每到初一十五或者传统节日，成都地区的善男信女们就会蜂拥而至，到龙泉驿石经寺的肉身菩萨那里去烧香许愿，祈福增寿。也许由于心诚则灵的原因吧，人们凡有所愿，皆能有求必应，于是，不论远近，前来烧香拜佛者，可谓趋之若鹜。近代成都的大作家李劼人，就曾在他著名的小说《死水微澜》里，生动地描述过石经寺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香火盛况。这位被民间百姓尊为“石经祖师”的楚山绍琦禅师，系明代四川最著名的高僧。他于临济宗明悟无际禅师处开悟得法后，出川云游于江浙、吴楚之间多年，并入住天柱、匡庐等著名的大丛林，说法如云似雨，禅风远播四方，名重一时。50岁时，禅师取道江苏返蜀，应蜀王之邀主持龙泉灵音寺，即今之石经寺，并以其独特的禅风开创了著名的绍琦禅派，使明代中后期的四川各大丛林，几乎都是绍琦一派的传承。

　　绍琦禅师因其禅功高卓，德业深广，被朝廷敕封为“荆壁禅师”，更被明英宗尊为“国师”。楚山禅师于69岁时圆寂，三年之后，肉身不坏。其弟子遵师遗嘱，将其全身漆金后供奉于丹崖祖师殿内，成为蜀中佛教寺庙中罕见的“肉身菩萨”。

　　据传该寺始建于东汉末年，初为蜀汉三国名将赵云之祭祀家庙，后人捐庙为寺，名为灵音寺。石经寺大殿为唐时所建。明代楚山绍琦禅师中兴灵音寺，主持重建寺庙，增修了罗汉堂、东岳殿、观音殿、燃灯殿、娘娘殿等上下殿宇，并更寺名为天成寺。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简州牧宋思仁游寺，有感于绍琦禅师的道风德行，于是赠送石刻《金刚经》一部，成为该寺的镇寺之宝。天成寺也因之更名为石经寺。后来，经乾隆、嘉庆年间的数次修缮，石经寺才形成了今天的规模。

　　慈笃和尚与文殊院

　　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一位年仅22岁的苦行僧迈着沉重的脚步，从峨眉山来到了战乱之后荒芜遍野的成都。在成都北门的荒蒿丛中，这位僧人发现了数尊锈迹斑斑的铁铸佛像和一些残垣石刻，心想这里过去一定是一座盛大的寺庙。于是，他就在两棵古树之间结茅庐住下，并发愿要在这里重建佛寺，振兴佛教。

　　慈笃禅师在这里苦修禅观数年，随着战争的停息，社会的复苏，城市人口也逐渐增长。后来，这位虔诚修行的年轻禅僧也渐渐为人所知，甚至还有一些神奇传说也在百姓间流传。相传有一天晚上，慈笃禅师结茅的古庙荒址方向，有人看见火光冲天，映红了整个城北。人们都以为失火，官兵百姓前去救火，却发现那里一点火星都没有，只见慈笃禅师一个人禅坐于茅屋之中，神态安详。后来此事越传越神，甚至有人说远远看见火光中，慈笃禅师的茅庐里映出了一尊文殊菩萨的圣像！

　　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四川巡抚吉图尔、成都太守张文灿等人，发动官绅军民捐资修庙，寺成后初名信相文殊院，迎请慈笃禅师任住持。吉图尔还将慈笃乃文殊显圣的稀奇事上奏朝廷。康熙皇帝得知后，三次传召慈笃和尚进京面圣，慈笃均以有病为由婉拒。康熙四十—年（1702年），康熙亲书“空林”二字匾额及御书《金刚经》、《药师经》、《海月》诗轴，敕赐文殊院。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慈笃禅师坐化，享寿61岁。

　　如今，文殊院处成都的闹市区，具备了“都市禅林”的一切特征。它是四川省佛教协会和成都市佛教协会的所在之处，也是一所著名的佛经印行和流通处。因为在佛教中，文殊菩萨是智慧的象征，所以，一个有心向佛的人可以在这里请到最为全面的佛教经典和与佛教相关的文字、音像资料。佛教修行的最终目标是智慧的解脱，所以，以智慧而闻名的文殊院便在善男信女的心目中，具有了崇高的地位。

　　能海上师与龙兴寺

　　1944年，中国近代高僧能海上师应僧众之请，到彭州龙兴寺讲经。当时，龙兴寺最著名的标志性建筑“龙兴舍利宝塔”，其南半部已经垮塌，仅存西北一角。能海上师见宝塔残缺，于国于教不祥，于是大力倡议重修，得到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支持，并在龙兴寺、文殊院设立了“重建益州龙兴舍利塔筹备委员会”。在重庆、上海，能海上师也设立了分会，专项募捐备料。彭州素有“七佛胜地”之美称，享誉西蜀。龙兴寺则始建于东晋咸康三年（公元337年），初名大空寺，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敕号“龙兴寺”，一直沿用至今。1949年，川、康两省国民党高级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龙兴寺藏经楼集会，宣布和平起义并通电全国，避免了一场生灵涂炭的大血战。因此，该寺不仅在四川宗教界享有盛名，而且也是著名的革命纪念胜地。

　　龙兴舍利宝塔为中国现在仅存的19座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佛塔之一。宝塔始为木塔，到五代时改建为密檐式砖塔，其青砖垒砌，塔体方形，密檐17级，高35米，68角皆悬马蹄铃，是我国最古老的舍利宝塔之一，号称“彭州第一奇观”。

　　1945年元月1日，能海上师组织百余僧众在龙兴寺藏经楼举行拜塔法会，之后，上师亲赴印度，到加尔各答的菩提伽耶访取金刚佛塔的塔样，并在古塔东侧建造了样塔。1948年舍利塔正式动工，1949年主体工程完工之后，因为时代剧变，能海上师的这个夙愿一直到了1997年，才由上师的传人清定上师与蜀中高僧宽霖、遍能、隆莲、正乘等法师倡议筹建完成。

　　今天的龙兴舍利宝塔高81米，四隅塔各高27米，塔座30米见方，全部钢筋混凝土浇固。塔表龛供铜铸、玉雕佛像1080尊，样式同于印度加尔各答之大金塔。宝塔气魄宏大，磅礴威严，以高峻肃穆之势俯瞰西蜀大地，堪称当今中国最高的金刚宝座式佛塔。

　　作者手记

　　2006年夏秋之间，笔者陪同几位对佛教很感兴趣的朋友来到成都北郊的昭觉寺，在参观礼拜完寺庙的各个大殿之后，一位朋友突然提出，我们应该到著名的圆悟克勤祖师的墓前去拜祭一下。

　　据禅史记载，南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被宋朝两位皇帝分别赐号“佛果”、“圆悟”的克勤禅师已经73岁了。他在成都昭觉寺西的威凤山中静养，预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八月的一天，他身感微疾，决定离开人世，他的侍者连忙拿笔过来，请师父留下最后的偈颂。只见克勤禅师提笔写道：“已彻无功，不必留颂。聊示应缘，尊重尊重。”意思是我已经修行到无功无为的地步了，所以也没有必要留什么偈颂。不过，为了表示我与这个世间的缘分，还是写几个字，请大家以后多多保重啊。

　　写罢这几句话后，克勤禅师掷下毛笔，端坐而化。在昭觉寺荼毗后，留下了五色舍利无数，而且舌齿不坏。弟子们为他建塔于昭觉寺侧之威凤山中，至今仍保存完好。只是世事变迁，当年备受世人崇仰的一代大师之墓，如今却成为动物园中的一个景点了。

　　昭觉寺有一个侧门与动物园相连，我们穿过动物园独特而喧闹的氛围，终于来到一个僻静之处。圆悟禅师的墓园坐落于动物园不为人知的一个角落，被高耸的青石院墙围住。倒是墓院大门的抬额楹联红底鎏金，极为醒目。院子四周依墙栽有数十棵婆娑的棕榈，中间是圆悟禅师的圆形墓地，墓包上长满青草。院内左右各有一间厢房，左侧一边是守墓的僧人释照明的寮房，右侧的厢房里，则存放着雍正十二年（公元1735年）为祭祀圆悟克勤禅师所竖石碑的残部。

　　守墓僧释照明已年近花甲，他入昭觉寺不久，便被派往墓园看护圆悟禅师的墓，如今差不多有十五六年了。他和昭觉寺里的其他僧人一样，每天早晚都要准时到大殿里做早晚课诵。作为圆悟祖师的守墓人，他对自己的这份职责很认真，也充满敬意。

　　据说这里每年都有来自日本、韩国等国的僧众或旅游团前来拜谒，但由于处在动物园内，专程前来祭拜很不方便。有一年，一个日本僧团来昭觉寺参访，本来是要拜谒圆悟禅师墓的，但就是因为墓园在动物园内，而圈养野生动物是佛教教义所谴责的，于是他们就心存不甘地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