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元石窟寺佛教造像

广元石窟寺佛教造像
　　张同标
　　四川在中国历史上自有其特殊性，当年司马相如从四川走出来，又奉命回去治理四川，种种艰辛，自不必多说。关键在于蜀中盆地由群山围绕，里外交通不甚便利，汉魏磨崖石刻里描述的困窘场面应当不是文学描写的夸大其辞。倘用李白的话来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庶几一言以蔽之。蜀中盆地内部却是沃野千里，水土肥美，一经开发，很快便有了天府之国的美誉。本文所说的广元正处于蜀中盆地与陕甘相连的要道上，境内群山耸立，嘉陵江的上游经过这里。秦汉以来的栈道即架在江边的悬崖峭壁上。广元石窟就是当时的工匠们站在这栈道上一锤一斧地雕造出来的。栈道的历史很久远，秦建蜀郡，广元称葭萌县，是四川最早建县的地区之一当时由汉中至蜀中盆地的交通要道是金牛道，《史记》有所谓“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的说法，在《华阳国志》里还记录了一个神奇的传说。金牛道的大部分便在广元境内。栈道原先是架木为道的，到了唐代，条件稍有改善，咸丰四年碑记说“开元三年韦抗凿石为道”，石道比木道更牢靠。像石窟寺旁边的石柜阁，杜甫曾有诗咏“石柜层波上，临虚云贵高壁”。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还记载了这里的名胜石栏桥，“桥在绵铭县北一里，自城北至大安军界，桥阁共一万五千三百六十间，其著名者为石柜阁、龙洞阁。”石窟群便在石柜阁之北。直到元代还在沿用栈道，元人佥事道察空不花《千佛崖诗》诗称“路临峻壁龛边过，人在危崖本上行”。了解到这里古代交通不便，你更能想象到古代工匠的虔诚和佛像的来之不易。也许古人都能体谅到这一点，直到清代后期，保存得还比较完好，咸丰四年碑记说当地有一万七千余尊佛像。可是1922年修川陕公路时，据说将近三分之二的被子损坏了。可是从石窟群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个数位显然有些夸张，应当理解成古今计数方法不一致造成的误会。公路应当是古栈道的基础上修造的。直到现在仍是蜀西要道，诚如元人李祖仁所说“古今皆循千佛崖以行”。
　　正因为广元北依秦岭，南控剑阁，素有蜀门锁钥之称，自然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尤其在战争年代更是双方争夺的焦点。晋末为晋寿县，十六国时归成汉46年，南北朝的大部分年代属于南朝统辖，天监中竺胤任晋寿郡太害，随夏侯道渊入北魏，改称西益州，大同二年（536）还入南梁，改称黎州。西魏废帝三年（554）改称利州。北周闵帝元年（557）改称晋寿郡。隋大业初改称绵谷，唐置利州和益昌郡于此。广元不光屡屡改名，而且归属建置而屡有改变。这一段时期，正是开山造佛的高峰期。地处要冲的广元自然也深受影响。按四川在佛教史上的地位比较特殊，国内最早的佛像在乐山崖墓，最早的佛塔图像在什邡，远远早于北方，故而有学者认为佛像在初传中国时期存在著一条从四川沿长江东传到湖北江浙的线路，即佛教造像南传系统。南北朝时南朝的佛像除南京栖霞山石窟外，绝大多数精品都在四川。即广元1983年发现的延昌三年（514）释迦文佛是四川首见的北朝纪年造像。佛像结跏趺座，藏足，内著僧祗支有十字形结带，有褒衣博带的风格。佛像背后有发愿文，曰：
　　延昌三年太岁在甲午廿日
　　梁秦显明寺比丘惠楞与
　　平都市比丘僧政等觉世非常
　　敬迁释迦文佛石像一区各
　　为亡者现者眷属诸师同
　　学龙华三会愿登初首诸
　　劝助者并润动众生普同
　　此愿得道如佛
　　延昌是北魏的年号，其时广元属领于北魏。企盼现世安平和来世成佛，正是当时普遍的信仰。龙门石窟古阳洞（493~）于延昌初年刚刚中止，带有南朝风尚的龙门式样已普遍展开，同期的南方梁朝正处于张僧繇面短而艳的变更期。这尊佛像似北朝龙门式样的影响似乎更大一些，但比较成都万佛寺宋元嘉二年佛像、齐永明元年弥勒佛，你可以发现其间一脉相承的关系，似乎也可以说这尊佛像依旧沿用了当地旧有的习惯。由此可知广元地区的崇佛传统是由来已久的，石窟寺在这里获得巨大的发展也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在广元市北约五公里处的石窟群分布地嘉陵江两侧的山壁上，共有三处，一处是嘉陵江西岸的千佛崖，一处是与之斜对面江东岸的皇泽寺，一处地皇泽寺南的五佛洞。五佛洞是宋刻，规模稍逊，艺术水平不高，加之遭到很严重的破坏，因而一般不予介绍。广元石窟郡是四川境内造像最集中，遗存最丰富、艺术价值较高的石窟群。千佛崖的规模最大，南北逶迤近400米，有873处大大小小的龛窟，造像共7000余尊。
　　石窟很显著地以中间的大云洞为中心。这大云窟前有三层木结构的窟檐195713，上面清朝年光十九年（1839）写的“大云古洞”四字。所谓大云，应来源于《大云经》，这是武则天的宠臣为她登基做誉论宣传而伪造出来的一部佛经，被颂行天下，各郡县皆造立大云寺。这里又正好是武则天的故乡，洞内的大立佛（见彩图版）被当地人说成是武则天的肖像。清人给这一石窟命名的依据大概如此。大云洞前南侧有一个三米多高的马蹄形洞窟，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尊像，南北两壁各雕五排立观音。尤其重要的是窟外有一则对研究石窟的历史极为重要的韦抗的题名，“剑南道按察使银青光禄大夫行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韦抗功德”，此窟因而被称为韦抗窟。韦抗是唐代名臣，开元二年升任此职，到了开元四年已调至京城任黄门侍郎。在藏佛洞，他还有一则大唐开元三年（715）的题记，“凿石为路并凿千佛功德”，看来韦抗洞确是他任职期间的功德。从韦抗洞所处的位置来看，显然是大云洞已建好之后才挑的地方。大云洞或许与武则天确有某种联系。
　　韦抗离任之后，在开元八年和之九年（720～721），另一位名臣苏颋也来到这里任大都督府长史，他也在大云洞北侧修建了一个石窟，规模不大，也和韦抗洞一样，也是见缝插针的产物。刻有“都督府长史持节剑南道按察检校使上柱国许国公武功苏颋造”的题记，习惯上也就称之为苏颋窟了。苏颋当时人被称为大手笔、文章雄帅（其文章收录于全唐文卷250～258），诗人李白曾受其奖掖。他不光在这里凿窟造像，还写过《佛龛记》（卷256）赞叹千佛崖。苏颋窟造像很精美，保存得也完整。
　　同在大云洞北侧环绕在柏堂寺周边的石窟群中，比较重要的，还有苏颋洞的上方有菩提瑞像洞，因窟口唐碑《大唐利州刺史毕公柏堂寺菩提瑞像颂并序》（约712年）而得名，这是一铺比较完整的毗卢遮那佛，是早于开元三大士正式传入纯密之前的典型杂密造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菩提瑞像洞隔壁是弥勒窟，二者应该是一对双窟。双窟之上，在石窟群的最上层，是一座弥勒为主尊的北大佛窟，弥勒（插图）有四米多高，端庄雄伟，从主像及弟子像（见彩图）的风格判断，大约是隋代前后的作品，是千佛崖造像中年代较早的大佛。最北端的大佛窟是阿弥陀窟，窟内是一立佛二弟子二菩萨五尊像，窟外是二力士，力士之外是二天王，再上二身供养人像共十一尊像。
　　大云洞之南的最下层，往南走，首先是莲花洞，因窟顶雕有两层大莲花而得名，类似于龙门石窟莲花洞。窟内被许多小佛龛打破，其是较早的一个小佛龛有万岁通天年号（696~697）。如此说来，莲花洞应是开凿于初唐期间或更早一些。再往南相隔不远就是南大佛窟，窟内是一佛二菩萨三尊像，保留有北朝龙门式样之前的某些特征，应当是千佛崖年代最早的石窟之一。
　　大佛窟的正上方，先是一个千佛窟，窟壁上现在还有小佛近千尊。再往上是两个较大的石窟：北侧的是涅槃窟，佛周围刻二菩萨和摩耶夫人，窟壁上刻十弟子。南侧的是神龙龛，因有神龙二年（706）敬造的题记而得名，这是千佛崖惟一的开窟题记。最南端的是一对双窟：一为供养人窟，一为释迦多宝窟。
　　皇泽寺石窟群在广元境内嘉陵江西岸的乌龙山东麓，背负悬崖，下瞰洪流，隔江与千佛岩遥遥相望。现存龛窟三十四个。此地因过去曾有皇泽寺而得名。《广元县志》卷十有陈鸿因《皇泽书事碑记》云：“皇泽寺相传为武后创，其偏祀其象云。按《唐书》，武氏年十四召入军团在贞观十五年，乃寺前石一区，中空为洞，颜写心经一卷，题贞观五年。盖此寺前已有矣。”1954年出土的广政二十二年（959）《利州都督府皇泽寺唐则天皇后武氏新庙记》，可证方志所言并非空穴来风。又故老相传其地为武则天出生地，武后生于武德七年（624），可其时武士蒦未必在利州任上。碑云“贞观时父士蒦为都督于是［州乃生］后焉”，因原碑缺字，郭沫若为之推测补缀，以证明他关于武则天出生地的观点。武则天是不是出生在这里，当另寻证据，此碑在武则天生后近二百年且有缺字，而且碑文明言“寺内之庙，不知所创之因，古老莫传，图经罕记”，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原先的皇泽寺在1934年修公路时折毁，原址上现有宝成铁路和上西坝公路，已非当年旧貌。今铁道下方的一组石窟共十三个，虽造像不精，但第13窟唐碑，却与武则天的历史相关。“益昌郡城江岸之□十里，有凿石古龛，龛有释迦如来佛……圣唐贞观二载（628）郡□武都督杨夫［人］灵异如响……遽命良工……”云云。《攀龙台碑》（《全唐文》卷249）记载了武士蒦在贞观元年至五年（627~631）任利州都督，与石龛铭文正合。
　　皇泽寺石窟以大佛楼为中心。大佛楼内有上下两个较大的石窟。上层为大佛窟，雕主佛、迦叶、阿难、观音、势至五尊。主佛面容丰圆，略带微笑，作无畏与愿印。迦叶年长居左，阿难年轻居右，观音宝冠饰化佛居左，势至宝冠饰宝瓶居右，皆合佛典。惟观音势至为阿弥陀佛胁侍，迦叶阿难常随释迦左右，则主佛身份稍稍难解。该窟是皇泽寺石窟群中规模最大的，两尊菩萨文静温和，庄穆中带著微笑，堪称广元之冠，无论是石窟规划还是造像艺术水平，都达到广元石窟群的顶峰状态。五佛亭的佛像与此窟凿造年代相当，具是盛唐佛像的特征。
　　下层石窟以北壁佛像最为突出，造型严谨，刻画深入，表情肃穆，是皇泽寺所有佛像的佼佼者。门拱北上方有麟德二年（665）年题记，可证此窟是北朝后期开凿的。大佛楼旁边的是方形平顶中心塔柱窟。中心塔柱为三层楼阁式，第一第二层各开龛雕一佛二菩萨三尊像，像下雕刻栏杆，第三层四角各刻阿育王塔。最精美是北壁佛龛，大背光外侧分别刻小坐佛和飞天。小佛造型古朴，飞天的身躯呈折尺形，后扬的飘帛几乎与地面平行，比较简直刚劲。飞天是典型的北魏后期或稍后的特征，可与巩县第三窟中心柱上方的飞天相比较。武氏刻铭至少说明贞观之前这里已经有“凿石古龛”了，我想，上面提到的两个北朝石窟应该在这“古龛”之列吧。
　　广元石窟寺开始于北朝后期是不会有什么疑问的，大约到了唐代末期就基本上停上了，现存的题记表记唐以后大多数是重新修整。过去认为四川石窟的特点之一是开凿时期普遍比中原地区的稍晚一些，特别是在五代以后，基本上只有在四川地区大量开凿石窟。而就广元来说，却是与中原地区保持著相当程度上的同步性。因而有不少专家就广元与中原风格（尤其是国都长安周边的造像作风）之间的关系。就广元石窟题记中提到的像韦抗、苏颋以及武士蒦等人，都是朝廷的重要官员、当时的知名人物，他们往返于长安与广元之间，确有可能将长安新兴的作风带至广元。再从现存的盛唐造像与广元相比较，两者之间确有共通之处。
　　而广元造像在龛窟的局部处理方面也有著与中原地区明显不一样的手法，这应该是广元的地方特色。比如说石窟内部雕造的八部众形象。皇泽寺五佛窟后雕镂空双树，八部众分布其间（大佛窟后壁也有类似的八部众形象，只是残毁较甚）：
　　①迦楼罗：束发三珠冠，交领窄袖袍
　　②天：著盔甲，披帛
　　③阿修罗：三头六臂，共戴三珠冠，著交领窄袍，托日月，又二手合十
　　④紧那罗：束以三珠冠，交领广袖长袍
　　⑤龙：戴盔，披帛，头后有一龙头
　　⑥摩睺罗：兽面冠，面目狰狞
　　⑦乾闼婆：头生尖角火焰纹，左手食指中指相捻
　　⑧夜叉：卷发，裸上身，右手托小儿
　　千佛岩阿弥陀窟也有人形化的八部形象，保存比较完好，与上说五佛窟的形象相似。
　　在大乘经典中，此八部众皆系佛之眷属，受佛威德所化，而护持佛法。八部众图像首见于《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有“宋明帝·齐文皇文宣造行像八部鬼神记”之目。《寺塔记》记载东禅院“院门北西廊五壁，吴道玄弟子释思道画释梵八部”。八部众以飞天最为常见，而八部一起出现在石窟中不甚多见，因而这些石窟的八部像就显得很珍贵了。此两窟从造像风格来看，都具有盛唐时期的风格。估计与《寺塔记》所说的有著某种关系。
　　这些八部众都与菩提双树雕刻在一起，而菩萨双树在佛典往往与密教造像有著紧密的联系。像千佛岩的菩提瑞像洞即为一铺比较典型的密教造像，主像背后就是以双树为主体的背屏，这种背屏式造像有很强烈的广元特色，大致介中心塔柱窟和中心坛窟之间，并略加改造而成。《陀罗尼集经》（大正藏No.901）卷二说毗卢佛“其像背后画双树形，树上画作嚧醯陀迦布瑟波形（唐云陵宵华也），间错树叶。”菩提瑞像洞的主尊大概就是依照这类经典而刻塑双树形的。
　　又此靠背两端自上而下浮雕两鸟、两摩竭鱼头，下左侧为一裸身斜披络腋童子骑双角兽上，右侧下为一裸身禅定坐者骑于双角狮状兽上。这些形象，大多数学者认者即密宗经典中所谓的“六拏具”。按，《造像量度经》（大正藏No.1419）：“有云六拏具者。一曰伽噌拏，华云大鹏，乃慈悲之相也（鹏鸟与慈悲，梵名相近，故借其音而因以有形，表示无形之义，余皆仿此）；二曰布啰拏，华云鲸鱼，保护之相也；三曰那啰拏，华云龙子，救度之相也；四曰婆啰拏，华云童男，福资之相也；五曰舍啰拏，华云兽王，自在之相也；六曰救啰拏，华云象王，善师之相也。是六件之尾语俱是拏字，故曰六拏具。又以合为六度之义，其尺寸色饰则西番书有上中下之分。且汉地旧有其式，故不具录。”此书是工布查卞译自藏传佛教经典，广元的密宗形象与藏佛是不是有关系，尚不能下断语，但书中所说的“汉在旧有其式”，在造像中仅见于广元石窟。
　　按所谓密教，一般以开元三大士为密教传布中国之始，而在此之前，偶尔也有一些密教的因素掺杂在通行教义之中，被称为杂密。杂密经典以永徽五年阿地瞿多所译的《佛佛说陀罗尼集经》为最著名，收录于大正藏（18／901），经中详细说明了密教图像的制作仪轨，而惟一现存比较完整的就是这广元的菩提瑞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