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宏拙朴的藏族民间玛尼石刻文化

辉宏拙朴的藏族民间玛尼石刻文化
　　作者： 康·格桑益布
　　玛尼石刻，是广泛流传于藏族民间文化中的一种十分普及又喜闻乐见的宗教石刻艺术。也是藏族民间美术众多形式中具有独特表现手段和最有代表性的雕刻艺术之一。藏族玛尼石刻泛指雕刻在石块上的佛语、造像和图符。是极具本土地域风格特色和民族民间风采神韵的藏族石刻文化的特殊形式。有着古老而悠久的发展历史，在藏传佛教美术和民间民俗美术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教化功能，审美意义和神圣而独特的宗教地位。
　　玛尼，即佛经观音六字神咒的略称，汉字音译为嗡、嘛、呢、叭、眸、吽。是藏传佛教中最受尊崇的一句祈祷语，藏传佛教密宗认为这是秘密莲花部的根本真言，也即莲花部观世音所传的真实言教，故又称六字真言或六字箴言。这六个字，概括了大乘佛法的全部价值观念和奋斗目标。在藏传佛教看来，西藏是观世音菩萨发愿度化之地，观世音菩萨度化的最主要的方法就是祈祷诵念“六字真言”。“六字真言”所宣示的内涵又正与密教修行成佛的各种途径相符合，是诸佛思想的集成，是一切善法功德的本源，是涅IV解脱的大道。故普通藏传佛教信徒相信，对于“六字真言”只要一见一闻一触，就能证悟清净菩提心，除却一切烦恼，断除一切垢染，具足一切功德。所以，藏传佛教信徒把“六字真言”当做自己的尊崇至上的法宝，不仅把它印制在经书上广为传颂，铸刻在大大小小的玛尼轮上时时转动祈祷，印制在无处不见，永远随风张扬的风马旗经蟠上，还把他们铭刻在寺院、山顶、关隘、河谷、法器，甚至住所和生活用品处，把它绘制成精美的艺术品，制作成各种圣器圣物，雕刻在雪域广裹的无处不见的石头上，动物头骨角上，使自己能够每时每刻看到、听到、感受到、体悟到“六字真言”的神圣法力。
　　玛尼石刻悠久的形成历史
　　玛尼石刻的形成渊源于藏区原始的自然崇拜和万物有灵观念。衍生于一种古老的被称为“拉则”的山神崇拜的祭祀石堆——灵石崇拜的祭坛。藏族远古山神崇拜的主要形式是在山上建立拉则（神宫），定期祭祀。拉则神宫—意为山顶。因拉则大都建于山顶。西北方言称拉则为鄂搏，该词源于蒙古语。随着这种祭祀石堆的延续扩展，玛尼石刻艺术便应运而生。故玛尼石刻在内容和形式上是远古自然崇拜、山崇拜、山神崇拜、大石崇拜意识和高原远古岩画刻划、摩岩石刻造像的承袭和发展。西藏本土早期的文化艺术形式大多与石头有着密切关系，如石器文化、巨石文化、古代岩画和石雕石兽等。根据西藏的民间传说，藏文美术一词的起源就与石刻绘画有直接的联系。这种祭祀堆石文化是“苯”教文化形成之前的主要文化形态之一，具有建筑意义的审美特征。祭祀堆石造型是在山顶或山的某些部位，用大小石块堆积起来的锥形体石堆，堆石被远古人类视为是神灵物的居住地，是神灵的宫殿或象征神灵所在所依之处，以便于人们祭祀崇拜，故需着意供奉。据“苯”教有关“神香供养”的仪礼性著作称“从前在世界创世的时代，在白色冰川带修造了一个石堆，这是两尊人间守护神道路的界标。然后人们在自己的地区和村庄内修建这种石堆，这是当地强大的神的路标，然后又在湖旁或山岩中修造，这是地神之路标”，可见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石堆造型早于佛教传入之前已经出现。原始“苯”教崇信万物有灵，把世界分为三个部分：上有天，中有地，下有地下，“赞神”高居天上，其位最尊，“年神”少龙神’，则居住在森林、山岩、河湖、沟泊之中，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因而在山、水、林、路等处筑起石堆，一是表示对神抵的敬畏，二是使其居有定所，三是警示人们不要冲撞神灵，四是起着路标的作用。
　　此外，祭祀石堆的用途也有多种，如为部落的平安、家族的繁衍、求得财富、消除灾难等。另外，有些石堆是两个部落地理分界的标志，是专门为确定边界而建立的。其中既有属于一个部落的，又有属于数个部落或某一地区的，还有些则是属于某个家族或单个的家庭的。
　　石堆外观造型下半部呈方台、圆台形，上半部呈锥形山丘状，源于对雪域大山巍峨造型的模仿和对山神的崇拜，是原始“苯”教万物有灵思想和审美观念的产物。石堆大小高低不等。上面放置有羊角、牛角或整个的耗牛头骨；石堆上插有树枝或象征刀箭的木杆，其上插挂象征魂像的飘帘；或由堆顶牵出一根根白毛绳，绳上系挂白牛毛、白羊毛等物，象征走向天界之路。造型庄重而富有变化，具有极强的形式美感和审美内涵。
　　佛教传入后，藏传佛教也完全继承了通过建立石堆来祭祀山神的古老习俗。祭祀石堆的表现形式和内涵逐渐演变为刻满经文、图符和神抵图像的玛尼堆造型，而具有了更深厚的美术因素和审美特征。尤其是公元十世纪后半期的藏传佛教后弘期，石头作为一种人类文化的载体，积累功德的刻石造像佛事活动和民间造型艺术样式，以大众化、通俗化的特点，大规模地在藏区各地兴起，并由民族化进而民俗化，在“神山”“圣湖”、农村、牧场、寺院、城镇、山娅、路口，众多带有佛教色彩的玛尼石刻造像兴起于此时，成为民间民俗美术中喜闻乐见的重要形式。玛尼石刻的功用也更多是表示对神佛的祈祷尊崇、顶礼膜拜和积垒功德的虔诚之举。故其名也称为“多崩”，—十万经石的意思。信徒们每过嘛尼堆必丢一颗石子或放一块刻有经文图符的石快，作为一次祈祷。丢一颗石子，等于念了一遍经文……玛尼堆年复一年地增高，有的形成小山，有的座座相连成为一堵神圣的经墙。那墙被信徒认为是人世与天地神低的界线，又是人间与天地神抵的交汇点、连接点。
　　玛尼石刻丰富的表现题材内容
　　玛尼石刻表现的题材内容十分丰富，早期主要有反映苯教拜物意识的图符，如龙、鱼、日月、“卐”雍宗图符及各种鸟头兽首人身像，后来主要是以观音六字真言神咒、佛教经文箴言、祈祷语为主。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还出现了大批形象生动直观的佛教佛祖、菩萨、诸天、明王、神灵、教派祖师等造像、各种佛教图符、象征物及装饰图案造型。并形成了在表现内容和形式上多种多样的类别体系和风格特点。
　　玛尼石刻表现的题材内容大致可计为四大类，即：灵兽动物类，兽头人身神抵，后转化为护法神类；经文咒语，六字真言及其他符号类；佛、菩萨、高僧大德类。前两类与藏族早期苯教文明乃至更早一些的原始信仰自然崇拜有关。后两类则属于佛教内容，是佛教文化传入藏地之后的产物。
　　观音六字真言神咒、佛教咒言咒语、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是玛尼石雕刻表现的主要内容。其雕刻字体变化多端，极富装饰意趣。雕刻手法或精细入微，或大气豪放，或秀美阴柔，或稳健阳刚；其表现形式或独立成体，或数个一组，或数百上千排列展示，或成万上亿组合堆砌。佛教经咒符号和吉祥图案，是玛尼石堆中的重要内容，它往往穿插于经文与造像之间，和繁密工整的经文雕刻形成鲜明的对比，不仅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还以活脱生动的造型点缀和丰富着玛尼石刻的表现内涵。其神密与简朴，规整与多变，自然与精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堪称是书、画、工艺、雕刻的完美合壁。
　　在玛尼石堆中还能见到不少动物形象，或变形神化为鸟首、兽首人身的神灵造型，虽千姿百态，动作夸张，但天趣十足，质朴可爱，极富想象。这些随意雕刻的作品，大都信手而成，凿痕节奏明快，有一气呵成之感。
　　玛尼石刻中同样是表现宗教题材的佛、菩萨、护法、尊者等宗教内容的作品，但确被雕凿成形杰简朴、线条粗旷流畅，意景清新，拙中见巧、天趣横生的雕刻作品，已远远超越出宗教造像量度仪轨法则所必须严格依照的梗桔，而独成一体，玛尼石刻鲜明的艺术个性与民间艺人卓越的智慧技巧将这些雕刻品表现得多姿多彩，令人心旷神怡，耳目一新。
　　玛尼石刻中还有许多表现师祖、法王、高僧、大德、译师的作品，如莲花生、阿底峡、米拉日巴、宗咯巴、唐东杰布、五世达赖等。这些形像大都以写实的手法描绘，极富个性特征。形神兼备，跃然欲动，生动地再现了这些不同历史时期人物的风采神韵。
　　昂仁县发现的一批反映世俗生活场面的玛尼石，题材有耕地、播种、织布、补鞋及天葬等，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是藏族历代社会生活的直接反映，是玛尼石刻内容的新拓展。
　　玛尼石刻独特的表现形式及风格特色
　　玛尼石刻大都就地取材，其雕刻布局随形就势，信手发挥，拙朴生动。它们或镌刻于岩石、片石、巨石或卵石之上，独立成形；或依岩而刻，因势造型，融自然山川之灵气和秀美于一体，天趣依然；其陈放形式、方式也多种多样，有堆放在村口、路旁、山顶的山丘状玛尼石堆，似无数大大小小的埃及金字塔般巍然屹立，千年依然；有将数千块玛尼石刻造像嵌砌于寺殿外墙、城廓、转经回廊的玛尼墙上，成为似卢浮宫般壮观的石刻艺术的长廊，或供奉装置于民居屋顶，门檐上、窗台顶、院宅围墙上，成为家宅的守护神和建筑装点的重要组成部份；也有将数十亿块玛尼石堆放成高数十米，长达数里的似长龙般的玛尼石刻经墙；更有经无数“朵哥”石刻艺人世代延续，历经风雪沧桑，雕刻堆砌而成的状若一座石头城般辉宏巨大的被誉为石刻藏文大藏经图书馆的玛尼经石堆。玛尼石刻艺术在藏区可谓天花落雨，处处可见其神韵风姿。
　　玛尼石雕刻的表现手法丰富多样，有线刻、阴刻、阳刻、减地阳刻、浅浮雕、高浮雕、雕刻施彩、涂绘、或纯以白描，或多种手法兼施，灵活多变，极富创造性。从风格上讲，早期雕刻比较简洁粗犷，只注重整体形象的刻画，而晚期的雕刻则线条流畅自如，逐渐细腻，开始重细部表情的描绘。线条镌刻手法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异。并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点。按造型方法特点大致分为4种类型，即：卫藏地区线面、绘染结合式的浅浮雕；西藏东部地区的线刻图像和通体经文的阴阳刻；西部阿里地区的卵石剔刻；羌塘地区的石画，或圆雕、线刻、或线面结合的浅浮雕。
　　卫藏地区的玛尼石刻造像一般取材于板岩，技法以浅浮雕为主，同时也综合了线刻、浮雕、减地阳刻等表现手段，表现手法较为灵活，造像突出动态美，并常着彩，追求一种鲜明而强烈的视觉效果；造像中有印度—尼泊尔艺术样式影响的痕迹，但民族特色甚浓，造型准确，突出动态，刀法强硬奔放，线条颇有力度，内容以表现高僧大德、历史名人居多。在卫藏样式中，拉萨的玛尼石刻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内容广泛，风格多样，刀法娴熟洗练，多有精美之作。而江孜、定日旧喀则的玛尼石刻更具地方特色，扎什伦布寺的石刻刀法有力，形象简约厚重；江孜的石刻繁密复杂，朴拙粗犷；定日的石刻自由奔放，野逸原始，极富童趣。卫藏地区的玛尼石刻多置于寺庙院墙和殿堂四壁之上。
　　藏东昌都地区和那曲地区东部的样式，流行线刻图像和通体经文的阴阳刻，石刻原料多为鹅卵石块，一般造像不施色彩，具有白描效果；艺术表现上受到汉地绘画的影响，镌刻以线刻为其特色，线条优美流畅，运用减地突出轮廓，构图巧妙考究，注重细部雕刻。内容多为鸟、兽头人身的护法神形象，石刻通常置于玛尼石堆上。
　　藏北羌塘草原地区玛尼石刻以巨石为基，刻制手法不拘一格，或圆雕、线刻，或线面结合的浅浮雕。造型浑朴大气，透露着草原游牧民族膘悍的阳刚之气。
　　西部阿里地区玛尼石刻以卵石剔刻称著藏区，无论其表现内容、造型形式、布局结构、雕凿手法、艺术风格都自成一体，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技法以减地阴刻为主，构图均衡稳健，线条灵巧细腻，人物形象恬静安祥，表现内容丰富多彩，并有现实生活人物出现，放置方式中有独特的规模宏大的专门放置玛尼石刻的玛尼墙形式。
　　历代藏族民间雕刻艺人利用各种不同石质、石形的石头作材料，随形构图，因材施刀、巧妙加工，用夸张、简练、概括的手法，融入了人间的喜怒哀乐。石块残缺的利用，有意无意的重叠，大小自然的搭配与富有神秘色彩的大自然融为一体，使之更添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如哲蚌寺巨石密布的后山绵延数公里的玛尼石刻，即从局部入手雕刻，从远处望去，却构成了一派色彩斑剥，气势磅礴辉宏的整体效果，在高原变化多端的云雾弥漫中，玛尼石刻中的大小神佛时隐时现，虚实相生，给人以梦幻般奇谲的灵动感和神秘莫测的视觉美，此翻景像，真可谓绝非人为的天作之景。这种置身于大自然之中的宗教艺术，能具有非常强的生命力和广泛性就决非偶然了。这正是玛尼石刻艺术的独到之处。
　　玛尼石刻艺术是藏族“朵哥”（石刻）民间艺人创造出的藏传佛教雕刻艺术中极为可贵的部分。作者绝大部分是民间艺匠，从位置经营到形象塑造都不受经院式严格的造像度量的束缚，其中不泛有许多稚拙抽像、夸张变形之作，图像大胆生动，想象丰富，表现出较大的自由度，艺术特点鲜明强烈，洋溢着活泼灵动的艺术生命力。
　　天花落雨般遍布藏区的玛尼石刻奇观
　　青海甘德东吉多卡玛尼石刻经墙：
　　在青海甘德东吉多卡宽大厚实的玛尼石刻经墙中垒积着一部完整的藏文《大藏经》，工程浩大，雕刻刀法异常精湛。在石经墙的外缘，有规则地设置着一些佛皇，在这些佛龛里供奉着大量的用花岗岩石刻制成的各类神佛、高僧的造像，或线条粗犷，或手法细腻，或施以重彩，或为阴刻白描勾勒，意态万千，回味无穷。此处石经墙最令人着迷的是各类石刻佛像的敷色。一改以往藏族石刻艺术中存在的用色强烈鲜明的不和谐性，而呈现出协调、丰富、搭配非常自然统一的视觉效果。
　　藏北当雄康玛尔寺千尊玛尼石刻造像：
　　当雄康玛尔寺千尊玛尼石刻造像是玛尼石刻中最具备代表性的新体式。它开创了寺院立体壁画的先河，具有开拓意义。在康玛尔寺院大经堂左侧拉康（神殿）约3米高，面积仅20余平方米，布局呈“L”形的阴暗密室的近40平方米的正面墙上，通体镶嵌着上千尊石刻造像艺术精品。这些石刻约为18世纪作品，石刻造像内容有佛祖、诸多菩萨本尊、八十四大成就师、勇士、高僧、护法神、供养女或妖魔鬼怪造型。石料为一种红褐色玉石，在约30-50公分大小面积的石板上均以浅浮雕手法雕刻。少量形制较大。其造型方式、优美的动态和高度简练概括的雕刻手段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每块石料在精雕后全部打磨。康玛尔寺规模庞大的石刻作品在藏区为绝无仅有的一座艺术宝库。与平常见到的多数藏族石刻作品不同，此间造像虽刀法洗练。但雕刻精美，体势圆畅，形态生动，变化多端，毫无刻板程式化的感觉，不仅如此，康玛尔寺石刻敷色偏于冷调（一般藏区石刻偏爱暖色调，大红大绿，大黄大蓝等)，极为和谐、深沉、神秘，为藏族地区石刻艺术中独特的品种。
　　类似的造像玛尼石刻还有山南桑鸢寺中央大殿转经回廊的千尊佛像玛尼石刻和后藏扎什伦布寺转经廊千尊玛尼石刻造像最具代表。
　　青海结古寺玛尼石刻堆：
　　亦称“嘉样玛尼堆”，主要以石刻佛经为主，在和三个足球场相当的地面上堆放有约二十五亿块大小不一的刻石经版，满刻律法、历算、艺术方面的论述，还有各种佛像刻石上千块，堆高2米余。堪称一座巨大的玛尼石经城，由于规模宏大，玛尼石堆内还设有几处“门巷”可供进出，石城门巷挂满五彩经蟠，城中神塔高耸，庄严神圣。此玛尼堆被誉称为“世界第一石刻图书馆”。
　　藏东昌都玛尼石山：
　　在藏东被誉为石刻之乡的昌都黑昌道旁的山村中还有两座被称为“西藏之最”的玛尼石山，方圆一华里，顶高近二十米，伟岸如山，已有近六百年的历史，完全是信徒虔诚的心和挚着的信念追求堆积起来的玛尼石刻艺术的金字塔。
　　青海泽库县和日寺石经墙：
　　在和日寺后山顶，有长达近600米、宽约4米、高达3米的石经墙二座，石经墙由2-7厘米厚，大小不一的自然片石，经刻文后按顺序排列叠制而成。在这些浩繁的石片上刻有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贤劫经》、《大般若经》。此墙的两面所设佛皇还供放着1000余幅释迎牟尼、药师佛、无量光佛、莲花生、玛米塔、汤东杰布、八十四大成就师等石刻造像。此石经墙的文字、佛像雕刻由寺僧和民间艺人历时几辈人完成。其数量之巨，雕刻工艺之高，实属罕见。它不仅有助我们了解藏族历史、宗教、社会、文化状况，而且也有助于加深对藏民族独特的装饰、工艺美术技能和雕刻技法的认识，是绝妙的藏族石刻艺术的大展示。
　　四川让塘县邦托寺石刻大藏经：
　　让塘县邦托寺石刻大藏经，位于壤塘茸木达半坡平地处的32座巨型佛塔群中，其寺始建于元代，属早期藏传佛教宁玛派寺院，石刻为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经书。计用50万片石双面刻成，按经文顺序页码堆放成不规则的长方形。堆放成的经堆左长46米，右长39米，左宽16米，右宽13米，左高9.7米，右高9.2米，被废弃物掩盖2米深，实高11米，占地620平方米。其《丹珠尔》为明正统年间刻成，《甘珠尔》为明末清初由该寺活佛仁青达尔基主持完成。先后60余人用了9年多时间耗资近亿枚银元刻制而成。是藏区最为完整的石刻藏经。邦托寺石经以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沉积，在藏区信教群众中有极为深远的影响。石刻藏经图文并茂、笔画流畅、疏密有致、阴阳相背、满板生辉，其数量之多为全国罕见，尤其是《甘珠尔》具有重要的版本及学术价值，这些无声的学术研究价值涉及到佛学、藏学、艺术、民族学等各个方面，慕名临此的考查观赏者无不称奇。
　　阿里古格玛尼墙和卵石剔刻：
　　阿里古格王宫玛尼墙长达千余米，墙体为泥土夯筑，内外墙表的上部均整整齐齐镶嵌有千余块玛尼石刻。表现内容有各种神佛、祖师造像、经文、符咒、图案等，造型多彩多姿，石材色彩斑斓，有锈红、青灰、深蓝、浅绿、乳白等。王城脚下的扎布让寺院北坡下和阿里玛那寺也建有规模宏大的玛尼石刻墙。上嵌有数百鹅卵石剔刻浮雕人物造像和六字真言经文玛尼石。
　　古格卵石剔刻石质多为光滑、玲珑，白而坚实的大卵石，雕刻效果明显，卵石的浑圆形制，自然产生出一种立体感，规格一般在20－60厘米之间。刻画简洁，线条均匀流畅，造像多为单体，一般不加纹饰，站立的像选择稍长的椭圆形卵石，坐像则选择稍圆的卵石，三人组合像则将长椭圆形卵石横置布局，充分利用卵石的自然形态，因石布局，因材施雕。
　　古格卵石玛尼剔刻具有北部地域特色，以造像为主，题材较宽泛，现实题材增多。石刻中写实人物造像十分突出，其中的《贵妇诵经礼佛图》，是一件表现现实题材的极有价值的卵石剔刻，卵石略呈方形，上部刻垂帐，左上角有一尊小佛像，正中的贵妇长辫后披，内着长袍，外披披风，盘腿坐于垫上，贵妇一手持念珠，一手持经书，一幅贤淑、俊俏、温馨的神态，拉长的身段比例，更增加了贵妇的秀美感，右侧还刻有一个花边小柜，上置一小水壶和一个插花小瓶，贵妇下方置一交叉腿的经书架。点缀出了贵妇典雅的生活环境。
　　文字类玛尼石刻在阿里较为普遍，这里是古老的象雄文明的源头和藏传佛教后宏期文化再度昌盛的发祥地，亦是各路高僧、大德、译师云集荟萃的圣地，礼佛、译经、著书立说活动成为佛门盛事，当时当地的民间艺术也其熏陶，直接运用各种雕刻手法表现这一时期的文化昌盛的特征。故文字类玛尼石刻首当其冲，呈百花齐放之势。梵文兰查体、梵文异体文、藏文楷行书广泛用于六字真言、三字真言及其它经咒短句的书写，还有不少刻石在文字空白处加饰莲瓣纹、双鱼纹、伞盖纹、莲花纹、盘长纹、日月图符、“卐”雍宗图符、佛塔、法塔、供器等装饰。开创了图文并茂的新体式。
　　藏族玛尼石刻艺术以洒脱轻快的造型、简洁朴实的形象语言，自由随意的构图布局、醒目悦愉的视觉感观，极富感召力的表现手法，于不经意中展现着与大自然的和谐之美，豪壮之气。玛尼石刻以浓重的佛教色彩，深隧的宗教内涵，潜意识的感召力.挚朴的民族民间韵味特色被誉为遍布雪域西藏高原独具风采的展示石文化的大地艺术，而成为藏地一大人文景观。玛尼石刻更以其巨石特有的坚硬、厚重的纪念碑式的永恒性和潜在的伟力，传达着雪域藏族人民对佛法的虔诚信仰和对未来美好生活向往追求的精神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