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大师早期师承略考

玄奘大师早期师承略考
　　徐文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玄奘（600-664年）在出国之前，四方游学，历经名师，博通经论，尤明唯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于他的早期师承和经历，前人已有所论及，但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有关玄奘早期师承的原始资料，主要有冥详《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下简称《行状》）、慧立、彦宗《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下简称《传》）、道宣《续高僧传》本传等。
　　玄奘11岁出家，即大业六年，当时其兄长捷法师先已出家，为东都净土寺僧，后玄奘亦住此寺。其时东都法事极盛，“炀帝于东都建四道场，召天下名僧尼（居）焉。景、脱、基、暹，为其称首。末年国乱，供料停绝，多游绵蜀。知法之众，又盛于彼。”[1]其中四大名僧除智脱外，后来都成为玄奘的老师。
　　玄奘在东都时从本寺景法师学《涅槃经》，又学严法师《摄论》。因大业末年天下大乱，东都更是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兵火战乱，法事告停，在这种情况下，玄奘决定随兄离开洛阳，前往四川，时在武德元年（618）。这是因为“时天下饥乱，唯蜀中丰静，故四方僧投之者众。”[2]因此入蜀是真正的目的，只是假道长安而已，所谓“今闻唐主驱晋阳之众，已据有长安，天下依归，如适父母”[3]，恐怕是后世编出来的。道宣说得很清楚，“大业余历，兵饥交贸，法食两缘，投庇无所。承沙门道基化开井络，法俗钦仰，乃与兄从之。行达长安，住庄严寺，又非本望，西逾剑阁”[4]，因而至蜀投奔道基等人才是真正的目的，并非是想瞻礼唐主。玄奘在长安并未停留，经子午谷进入汉川，在这里，他遇到了空、景二法师，“皆道场之大德。从之受学，仍相逐进向城都。虽在行旅，恒执经随问。比至益州，《摄论》、《毗昙》，各得一遍。诸德既萃，大建法筵，更听宝暹《摄论》、道基《毗昙》、志振《迦筵》。敬惜寸阴，四五年间，究通诸部。”[5]
　　玄奘在成都停留四五年，武德五年（622）在成都受具，并坐夏学律，尔后因“益部经论，研综既穷，更思入京，询问殊旨。条式有碍，为兄所留，不能遂意。乃私与人结商侣，汎舟三峡，沿江而遁。到荆州 ，止天皇寺。”[6]
　　玄奘离开四川，是因为研综已穷，多留无益，他离蜀之后想到何处呢？依《行状》和《传》，是因当时天下粗定，京城法席更开，便再思入京，由于因缘不遂，为兄所留，只得私自交通商侣，沿江而下，到达荆州。道宣则谓“晚与兄俱住益南空慧寺，私自惟曰：学贵经远，义重疏通，钻仰一方，未成探赜。有沙门道深，体悟《成实》，学称包富。控权敷化，振网赵邦。愤发内心，将捐巴蜀。捷深知其远量也，情顾勤勤，每劝勉之，而正意已行，誓无返面。遂乃假缘告别，间行江硖。”[7] 依僧传，则是玄奘听说赵州道深之名，想从学于他，因为兄长不同意，他只好偷偷离开。
　　应该说，僧传的说法更准确，因为后来玄奘并未从荆州到京，而是北上求学。不过依照《行状》和《传》，玄奘后来从荆州直接北上，依僧传，则是“经途所及，荆扬等州，访逮道阾，莫知归诣。便北达深所，委参勇铠。”[8]还顺道访问了扬州等地，游学访道，然并未遇到真正的高人，于是向北到赵州求学。
　　玄奘到达荆州的时间，可能是武德七年（623）夏。据《传》卷一：
　　时汉阳王以盛德懿亲，作镇于彼。闻法师至，甚欢，躬身礼谒。发题之日，王率群僚及道俗，一艺之士，咸集荣观。于是征诘云发，关并峰起。法师酬对解释，靡不词穷意服。其中有深悟者，悲不自胜。王亦称叹无极，嚫施如山，一无所取。[9]
　　据《旧唐书》卷六十，汉阳王李瑰，武德元年封汉阳郡公，五年进爵为王，后代兄孝恭为荆州都督。李孝恭于武德五年（622）四月为荆州总管，武德六年（623）八月，辅公祏反，李孝恭奉命为行军元帅，前往讨伐。如此李瑰代兄孝恭任，至少是在八月以后。既然玄奘于夏日前来，最早也是武德七年（623）夏。他在荆州天皇寺至少停留半年以上，因为“讲《摄论》、《毗昙》，自夏迄冬，各得三遍”[10]。
　　对于玄奘荆州之行，其弟子靖迈亦有记载，据《古今译经图纪》卷四：
　　洎武皇定鼎，文轨攸同，沿江侚友，途经鄢郢。于时汉阳王以盘石之寄，藩镇荆楚，先闻高誉，殷请敷扬。爰于荆府天皇寺，讲《摄大乘》及《阿毗昙》等论。淮海名僧，钦风云萃，王及群公，亲诣法筵。法师析微通质，妙尽理原，王公硕识，得未曾有。其时大德法师智琰等，并江汉英灵，解穷三藏，既观法师，妙辩无碍，泣而叹曰：“岂期以桑榆未（末）光，得遇大阳初辉乎！”遂以纵心之年，师奘卒礼。[11]
　　靖迈指出，玄奘沿江而下，为的是寻师访友，求道问学。这里还讲了一个新的说法，即他在荆州说法时，大德智琰（564-634）等竟为之感泣，道是不期以桑榆晚景，得见太阳初辉，乃以七十之龄，拜玄奘为师。虽然《传》中亦有“深悟者，悲不自胜”之说，但未说是智琰这样的长老大德。此说颇有夸大之嫌，与史实难符。
　　据《续高僧传》卷十四本传，智琰是大庄严寺爝法师的高足，为“新实”传人，陈亡东归，削迹虎丘，将三十载，受到隋晋王和文帝的钦敬。隋末之时，“属炎历有终，锋镝腾沸，四海同弊，三吴益甚。檀越子弟迎出毗坛（或当为毗陵），首尾十载，化行常部。大唐统宇，咸返旧居。武德七年，苏州总管武阳公李世嘉，与内外公私，同共奉迎，还归山寺。于是禅宾慧侣，更复曩时；龙沼凤林。信为怀喜。”[12]
　　智琰于隋开皇九年（589）陈亡后隐迹苏州虎丘，近三十载，隋末离乱时化行毗陵，在常州前后十载，武德七年回到虎丘。如此智琰未曾离开江东，武德七年时在苏州，不可能跑到荆州听玄奘说法。且以智琰这样的大德高僧，以六十高龄，拜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僧人为师，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靖迈此说，不过是增饰师门，不足为凭。
　　不过靖迈之说，表明玄奘曾与智琰相见，但相逢的地点不可能是荆州，而应在东吴，这倒是对道宣的一个有力支持。道宣坚持玄奘“周流吴蜀、爰逮赵魏、末及周秦”[13]，对于国中讲筵备曾游践，应有其故。因为他的目的就是求师访道，闻所未闻，自荆至扬，顺流而下，并不费力。
　　玄奘可能于武德七年末或八年初离开荆州，前往扬州。既然他曾受到李瑰的尊崇，由于李瑰与李孝恭的特殊关系，时任扬州大都督的李孝恭自然也会予以关照。李孝恭屡立大功，乃筑第石头城，以示威权，后来为人告发，于武德八年末被征入京，诘问无状，寻授宗正卿。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武德八年12月，以襄邑王李神符检校扬州大都督，始自丹阳徙州府及居民于江北，其时武士彟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实主其事，不日而就，时称明干。[14]
　　玄奘于武德八年先到扬州，受到李孝恭的欢迎。后又游历苏州等地，参见大德智琰等，从智琰习《成实论》，但他似乎对南方成实学并不满意，不久便北上。也可能从智琰那里，他再次听到了道深的名字，对其学问十分景仰。
　　玄奘北行的具体路线难于悉知，他有可能从从江南渡江到彭城，渐次向北，经山东到达河北。大概于八年末或九年初，到达赵州。依照道宣之说，是先到赵州从学道深，然后南下到邺，再从学于慧休。依《行状》和《传》，则是先到相州，后到赵州。这可能是由于所述先行程路线不同，若自荆州北游，必从河南到河北，则相州是必由之路，不可能绕过慧休北上，若是自扬而下，则可能经山东到河北，不必路过相州。今以僧传为准。
　　《行状》、《传》记事过简，依僧传：
　　北达深所，委参勇铠。素袭嘉问，纵洽无遗，终始十月，资承略尽。时燕赵学侣，相顾逢秋，后发前至，抑斯人也。沙门慧休，道声高邈，行解相当，夸罩古今。独据邺中，昌言传授，词锋所指，海内高尚，又往从焉。不面生来，相逢若旧，去师资礼，事等法朋。偏为独讲《杂心》、《摄论》。指摘纤隐，曲示纲猷，相续八月，领酬无厌。休又惊异，绝叹抚掌而嗟曰：“希世若人，尔其是也。”[15]
　　玄奘若以武德八年末或九年初到达赵州，从学十月，则已到了九年末，又闻慧休之名，南下相州，从学八月，则应是贞观元年（627）秋。此后又闻道岳之名，再到京师，则应在贞观二年（628）初。在京之时，他除从学道岳外，又跟名僧法常、僧辩、玄会等学法。至此，他已遍历名师，所获极多，但还是有疑莫参，便下决心远行印度求法。贞观二年（628），他已29岁，上表请行，结果有司不为通引，他便广就诸蕃，习其语言，且等待时机。到贞观三年（629），由于遭遇灾荒，有诏允许道俗外出求食，他便乘机西行，开始了求法之旅。
　　玄奘在国内所从学过的大师，一般认为是十三师。其于洛阳净土寺，初从景法师学《涅槃经》，这位景法师，与后来他在汉川所遇之景法师应为一人。因为所遇空、景二法师“皆道场之大德，相见悲喜，停月余，从之受学”[16]，这个道场指的应是东都净土道场，所谓相见悲喜，应当是本来相识。如果当时净土寺内有两位景法师，就应特别说明，一般情况下，应当认定二者为一人。景法师，《续高僧传》卷十四道基本传有附传：
　　时彭门蜀垒复有慧景宝暹者，并明《摄论》，誉腾京国。景清慧独举，诠畅玄津，文疏抽引，亟发英采。
　　这里的记载很简略，只是说景法师为慧景，以《摄论》知名。《行状》谓玄奘在汉川到益州的路上执经请教，《摄论》、《毗昙》，各得一遍。如此慧景精通《摄论》是没有疑问的，或谓前洛阳净土寺景法师所授乃《涅槃经》，有所不同，其实当时名僧，不可能只通一经一论，景法师所精者，并非只有《涅槃经》与《摄论》，只是二者为玄奘所愿学之经论。
　　慧景号称东都四大道场之首座，与智脱、道基、宝暹齐名，应该是很有学问和地位的高僧。慧景与道基同为东都名僧，后来又到益州往投道基，看来二人关系密切，志念（535-608年）有弟子法景，不知与慧景是否为一人，若然，则与道基有同门之谊。慧景的《摄论》，可能是得自于靖嵩（537-614年），靖嵩精《涅槃》、《地论》、《成实》、《杂心》、《摄论》、《俱舍》，这正是慧景的学问范围，隋文帝封禅泰山时，关中义学纷至徐州，从之受学，慧景也有可能此时前来。
　　严法师亦明《摄论》，其师承宗系无从查考。
　　空法师，精《毗昙》，为东都净土寺大德。据《续高僧传》卷十三神照传，神照为汴州中牟人，九岁时遇隋乱，亲人俱丧，唯与母流浪，不久母亲又亡，无所安身，只得日求果实，夜返尸所，行人见之，无不流涕。年十二，从尉氏明智律师出家，日负粮供众，夜诵《法华》、《胜鬘》。往邺下从慧休法师听《摄大乘论》，一闻便悟，被誉为“河南一遍照”，“又往许州空法师所，听《杂心论》，才始八卷，为师疾而返。后因遂讲之，初后通冠。时人语曰：河南一遍照，英声不徒召。尔后《涅槃》、《华严》、《成实》、《杂心》，随机便讲，曾不辞退。”[17]
　　神照年九岁遇隋末兵乱，则应生于大业五年（609）左右。他十二出家，又六载负粮供众，大约18岁后前往邺下从学慧休，大概是在贞观元年（627）前后，如此他与玄奘还有可能相遇。他所从学的许州空法师，很可能就是玄奘之师。二人法名均为空，皆精《毗昙》，时代一致，为一人的可能性很大。或谓空法师已去四川，怎么会在河南许州，其实空法师很可能在天下安定之后回到中原，正如玄奘离蜀一样。
　　又据志念传，志念在汉王谅起兵后乘乱返乡，“与沙门明空等讲宣二论，绍业沧溟，望风总集。大业之始，载荡妖氛，招引义学，充诸慧日。屡诏往征，频辞不赴。以大业四年卒于沧土。”[18] 这位与志念一起讲法的明空法师很可能为其亲传弟子，精通《大智度论》和《杂心论》二论，通贯大小，学业优异，故得与师同宣****。志念以年老，又前为汉王所知，不欲赴招，明空则可能后来****到东都。明空应当就是神照和玄奘同师的空法师，其所精者，亦为《毗昙》，贞观年间神照前往求学时，明空已到晚年，因病未能卒讲，只得八卷，可能后来不久就去世了。
　　玄奘在蜀中所从学的宝暹、道基都是一代名僧。宝暹原为北齐僧人，于武平六年（575）西行求法。据《历代三宝纪》卷十二：
　　时属相州沙门宝暹(道邃、智周、僧威、法宝、僧昙、智照、僧律等十有一人以)齐武平六年相结西游，往还七载，凡得梵经二百六十部。回到突厥，闻周灭齐，并毁佛法，退则不可，进无所归，迁延彼间，遂逢至德，如渴值饮，若暗遇明。仍共寻阅，所得新经，请翻名题，勘旧录目，颇觉巧便，有殊前人。暹等内诚，各私庆幸，获宝遇匠，得不虚行，同誓焚香，共契宣译。大隋受禅，佛法即兴。暹等赍经，先来应运，开皇元年季冬止，敕旨付司，访人令翻。[19]
　　如此宝暹是上代求法僧人，他于开皇元年（581）携经归国，后为东都道场名僧。他到蜀地，应先于道基等人。据《续高僧传》卷十五志宽传：
　　属炀帝弘道，海内搜扬，以宽行解同推，膺斯荣命。既处慧日，讲悟相仍。会枭感作逆，斋事拘缠，宽便下狱待罪。有来饷遗，一不自资，通给囚僧，欢笑如昔。后并配徒，隶役于天路，常令负土，使装满笼，尽力辇送，初不懈息。同役僧曰：“此无监检，当可小停。”宽曰：“业报如此，何能自欺。违心行事，诚未安耳。”未（末）又配流西蜀，行达陕州。有送财帛祖饯之者，并即散而不遗，唯留一驴，负经而已。路次潼关，流僧宝暹者，高解硕德，足破不进。宽见卧于道侧，泣而哀焉。即舍驴与乘，自担经论，徒行至蜀，虽有事劳而口不告倦。其仁恕之性，登苦知其人矣。[20]
　　如此大业九年（613）杨玄感作乱时，受到牵连的僧人不少，他们的罪名无非是被迫为杨玄感作斋。炀帝表面崇佛，其实对佛教并不宽容，他以从乱为名囚禁了许多当初亲自招来的高僧，并以苦役、流放待之。志宽（566-643年）、宝暹等一批高僧都被流放到西蜀，这是后来蜀中高僧云集的重要原因，后来天下搔乱，唯蜀中丰静，这批僧人反而因祸得福。
　　据《续高僧传》卷十四：
　　暹神志包总，高岸伦俦，谈论倚伏，态出新异，数术方艺，无学不长。自预比肩，莫有沦溺。末年耽滞偏驳，遂掩徽猷，故不为时匠之所班列。[21]
　　如此宝暹博闻多识，学兼内外，确实是一代名僧，但晚年有所偏执，故损其盛誉，不为时匠所称。他究竟是在哪些方面得罪时匠，无法得知。道宣不为其作传，只寥寥数语及之，又有所贬斥，确实与其身份不符。
　　又据《宋高僧传》卷二道因传：
　　未几因避难三蜀，居于多宝寺。好事者素闻道誉，乃命开筵《摄论》、《维摩》，听者千数。时有宝暹法师，东海人也。殖艺该洽，尤善大乘。昔在隋朝，英尘久播，学徒来请，接武磨肩。暹公傲尔其间，仰之弥峻。每至因之论席，肃然改容，沈吟久之，方用酬遣。因抗音驰辩，雷惊波注，尽妙穷微，藏牙折角。[22]
　　道因（587-658年）为靖嵩门人，专精《涅槃》、《华严》、《大品》、《维摩》、《法华》、《楞伽》等经，《十地》、《地持》、《毗昙》、《智度》、《摄大乘》、《对法》、《佛地》等论，及四分律等，学识渊博，人所共誉。是以虽然宝暹颇以学问自负，对后生道因还是颇为看重，与之论辩，竟然处于下风。
　　赞宁这里颇有抑扬，不可全信。不过言及宝暹晚年非常骄傲，不好接近，这也可能是诸德不加称誉的原因之一。
　　宝暹师承不明，其《摄论》学可能得自在京传法的昙迁或道尼。宝暹对玄奘的影响不单是在学问方面，他的求法经历对之更有吸引力，后来玄奘决意西行，宝暹的激励肯定起了作用。
　　道基（577-637年）是玄奘最重要的师傅之一，他是靖嵩的门人，精《毗昙》、《摄论》，大业五年（610）敕住东都慧日道场，隋末兵乱时西行巴蜀。玄奘在蜀，从之学《毗昙》。
　　志振师承事迹不明，据《续高僧传》卷十五玄会传：
　　振法师曰：“此公就我学迦延者，之赞成吾学耳。以我小术，不耻下问，乃回龙象于兔径也。吾何言哉。”[23]
　　如此振法师还是玄会的老师，玄会一直在京城，振法师在去西蜀之前，应当亦在长安传法。虽然他师承不明，但当时毗昙之学，不出号称“毗昙孔子”的慧嵩一门，慧嵩弟子志念就曾撰《迦延》、《杂心》二论《疏》及《广钞》各九卷，盛行于世，受学者数百人。志念亦曾随汉王谅于仁寿二年（602）到京城传法。振法师有可能为志念门人。
　　道深为志念门人，精《成实论》。据志念本传，隋开皇四年（584），志念告其弟志湛，自谓穷贯小乘，功夫与罗汉齐等，志湛便告当时的《成实论》大师明彦法师，明彦便与弟子洪该等请讲《心论》，又传《迦延》，受学弟子中有“襄国道深”。如此道深为志念早期的弟子，也有可能受过明彦指导，故精通《成实》。
　　慧休（548-646年）事迹见《续高僧传》卷十五本传、《慈润寺故大论师慧休法师刻石记德文》[24]等。他备历诸师，三藏俱明，始投勗律师出家，又从灵裕法师习《华严》等经论，往渤海从明彦法师听《成实论》，明彦去世后又从志念学小论。后从灵裕入关，遇昙迁禅师和道尼论师，从学《摄论》。又从道洪律师听《四分律》，晚年又听法砺讲律。慧休的学问人所罕及，著有《十地义记》、《地持义记》、《成实论义章》、《成实论疏》、《毗婆沙论疏》、《迦旃延经疏》、《杂阿毗昙疏》、《摄大乘论义疏》，又续慧远法师《华严经疏》，著《大乘义章》等。玄奘从学八个月，学的内容主要是《杂心》、《摄论》。
　　道岳（568-636）事迹见《续高僧传》卷十三本传，十五出家，事僧粲法师，后习《成论》、《杂心》于志念、智通二师，又于开皇十年（590）从九江道尼受学《摄论》等。又得慧愷法师亲笔所记《俱舍论疏》和《十八部论记》，钻研至深，卓然名家。道岳一门英杰，兄明旷法师（？-632年）住洛阳净土寺，善《大论》、《僧祇》，弟明略法师（572-638）住洛阳天宫寺，专精《涅槃》。玄奘从道岳主要学习《俱舍论》。
　　法常（567-645年）事迹见《续高僧传》卷十五本传。他初为昙延法师弟子，精《涅槃》学，后学《摄论》，明《成实》、《毗昙》、《华严》、《地论》，著有《摄论义疏》八卷、《玄章》五卷，又有《涅槃》、《维摩》、《胜鬘》等经疏记。《涅槃》、《摄论》为其所长，前者为其所尚，后者为人所称。玄奘从其受学，大概不出于二者。
　　僧辩（568-642年）事迹见《续高僧传》卷十五本传，他于开皇初年出家，受具已后从智凝法师广学诸经，尤明《摄论》。他名满天下，而又谦让知足，不求荣势，公卿显贵前来拜谒，则任其去来，曾无迎送。他著有《摄大乘论》、《中边分别论》、《大乘唯识论》、《无相思尘论》、《佛性论》《三无性论》等论章疏，对于真谛唯识学有比较全面的把握，名实相符。
　　僧辩之师智凝事迹见《续高僧传》卷十本传，他是靖嵩的弟子，从学《摄论》，一遍未尽，便了其纲领，并著章疏。他原传法关东，后为《摄论》名家明及法师所邀，承其宗绪，住京师辩才寺，领徒弘法，不求世荣。又移住禅定寺，大业中卒，年四十八。其弟子灵觉、道卓均为蜀地名僧，将《摄论》学传之岷络。
　　玄会（582-640年）事迹见《续高僧传》卷十五本传，他是法总法师的弟子，精《涅槃》学，为昙延、慧远之后第一人，造《涅槃义章》四卷。他又历事诸师，大受称赏，法总、相法师、道岳、振法师都以之为荣。贞观八年敕住弘福寺（634），废讲习禅，专修定业。其讲《涅槃》，常感灵瑞，见佛来迎，因而气尽。
　　玄会之师法总法师事迹见《续高僧传》卷十本传，他是并州太原人，少以诵《涅槃》为业，后听玄义，便即传讲。开皇年中，敕为涅槃众主，住海觉寺。大业年中卒，春秋七十。他的弟子玄会、行等（570-642年）都是一代名僧。
　　总之，玄奘所从十三师，从学说上讲，涅槃学有三人，慧景、法常、玄会；摄论学有六人，严法师、景法师、宝暹、慧休、法常、僧辩；毗昙学有四人，明空、道基、志振、慧休；成实学有二人，智琰、道深；俱舍一人，道岳。可以看出，玄奘所学的重点是摄论学和毗昙学，不出有宗。从宗系上讲，昙延系有二人，法常、道岳（道岳之师智通为昙延弟子），涅槃学其他二人也有可能出自昙延系；慧嵩、志念系有七人，明空、道基、慧休、道深、道岳、僧辩、玄会等，志振也应当属于此系，毗昙学都属于这一派；真谛系有八人，严法师、景法师、宝暹、道基、慧休、道岳、僧辩、法常等，摄论学全出自真谛系；慧光系有二人，道基、慧休。
　　十三师中，对玄奘影响最大的可能是道基，昔在东都，玄奘就曾知其盛名，可能亦至其讲筵，其入蜀求法，主要是为了投奔道基。道基为靖嵩嫡传门人，为其行状，其学说亦不出其樊篱。靖嵩从法上弟子融智学《涅槃》、《地论》，从道云、道晖习四分律，从道猷、法诞受《成实》、《杂心》，又旁通《婆沙》、《迦延》、《舍利弗毗昙》，又南游江左，从法泰学《摄论》、《俱舍》，并精《佛性》、《中边》、《无相》、《唯识》、《异执》等四十余部经论，对真谛之学有全面系统深入的掌握。靖嵩学兼南北，是当时最有学问的大师，玄奘历十三师所学，不出其范围。因此靖嵩、道基对玄奘的影响最大，也奠定了玄奘一生的学术旨趣，为其后来远行异域，成为一代大师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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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正藏50册，214页中，又见222页上。
　　[2]大正藏50册，222页上。
　　[3] 大正藏50册，214页上，又见222页上。
　　[4] 大正藏50册，446页下。
　　[5] 大正藏50册，214页中。
　　[6] 大正藏50册，214页中，又见222页中。
　　[7] 大正藏50册，447页上。
　　[8] 大正藏50册，447页上。
　　[9] 大正藏50册，222页中。
　　[10] 大正藏50册，222页中。
　　[11] 大正藏55册，366页下。
　　[12] 大正藏50册，532页上。
　　[13] 大正藏50册，447页中。
　　[14] 《册府元龟》卷690，见郁贤浩《唐刺史考全编》3453页。
　　[15] 大正藏50册，447页上。
　　[16]大正藏50册，222页上。
　　[17]大正藏50册，529页上。
　　[18]大正藏50册，509页中。
　　[19] 大正藏49册，104页中，又见《续高僧传》卷二。
　　[20]大正藏50册，543页中下。
　　[21]大正藏50册，532页下。
　　[22]大正藏50册，717页上。
　　[23]大正藏50册，542页下。
　　[24] 《宝山灵泉寺》91、9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