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王刘英与佛风初扇

楚王刘英与佛风初扇
　　作者：张华
　　佛教在中国开端的历史和传说扑朔迷离。有“大月氏王使者伊存授经”说，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白马驮经东来”说，还有“老子出关化胡”说，等等。而有文献可稽的佛教的最早传播，则是在古彭城（今徐州）为中心的区域内发生的。资料表明，中国历史上最早接触佛教的人是被封为楚王的刘英。
　　彭城佛教
　　位于丝路最东端的彭城，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子楚王刘英的治所。刘英于建武十五年（39年）封为楚公，十七年（41年）进爵为楚王，二十八年（52年）到达封国楚。最早提到楚王英与佛教有关的文献，一是袁宏（328－376）的《后汉纪》，二是范晔（？－445）的《后汉书》。前者的记述较为简略，仅提及“英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喜黄老，修浮屠祠”。后者在《楚王英传》中补充了一些细节，并提示英喜黄老、祀浮屠之说的出处则是明帝的诏书。明帝永平八年（65年）诏令天下死罪可以纳丝帛请赎，楚王英奉献丝帛以赎愆罪。明帝答诏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后汉书》）此中“伊蒲塞桑门”，即优婆塞、沙门之旧译。这表明楚王英当时已与佛教僧侣有了接触，并且僧侣接受其供养。他的“洁斋三月”，也可能与出家僧人夏安居的修行习惯有关。
　　不过，值得充分注意的是楚王英的奉佛，在汉明帝看来，是“与神为誓”,也就是说，此时的佛教是被视作异域神明而受到崇信的。《后汉书·西域传》又说：“汉自楚王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将微义未译，而但神明之邪？”范晔在晋宋之际义理昌明的时代反观东汉流行之佛教，认为当时佛教只被视作与神明有关，其原因是译经未广、教义未明。现代治佛学者则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分析，外来文化的性质初始往往受到本地文化的限制，必须有本地文化作为受纳基础。而当时汉代流行着黄老方术，尤其江淮之间是燕齐方士传扬其道术的重镇。据载，楚王英门下即招有渔阳方士王平、颜忠等，故而佛教初始流播中土时即与黄老道术方技混同而行。或者这里出现的僧侣与他交接的方士一样，是被当作通晓某种道术或法术的“奇人异士”来对待的。
　　综上所述，我们并没有提供充分的材料证明楚王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佛教徒，但不妨说他是被载诸史册的、接触佛教的第一人。
　　楚狱风波
　　楚王英之所以受到史家之关注，并不一定是因为他的信奉佛教，而主要由于他被人告发“招奸聚滑”以图谋反，从而发生了一场牵连广泛、震动江淮的楚狱风波。楚王英献缣帛赎罪，诏还之以助供养沙门，似乎表明汉明帝对楚王英的佛教信仰持默许态度，这对佛教的最早传播实际上起了保护和支持的作用。在中国佛教史上，流传着明帝夜梦金人而遣使去西域求法的故事。揆诸史实，明帝感梦之事荒诞不经，明帝与佛教的关系其实是和楚王英的崇佛分不开的。明帝为太子时，与刘英关系非常亲密，引为知己，“英常独归附太子，太子特亲爱之。”（《后汉书·明帝本纪》）太子登位后，经常赏赐刘英，永平元年（58年），还封刘英的舅舅许昌为龙舒侯。楚王英亦数度自彭城来京朝拜。以致于刘英献缣赎罪，明帝不但不以为怪，还将此事遍告各诸侯王国，以示嘉许。
　　然而，当楚王被燕广告密暗中交通方士、造作图谶以图谋逆，情况即出现了变化。永平十三年（70年）事发之后，明帝虽以“亲亲不忍诛之”，但还是将他流放异乡。明帝封告发者燕广为“折奸侯”，并下令在彭城逮捕刘英的同党，大兴楚狱，牵连很广，前后累年。素日同楚王英有交往的人全都被抓，从京师贵戚到郡县豪家，或调查案子的官吏都有涉及。严刑之下，一些人被迫诬供，诛连者达数千人。这就是东汉初年骇人听闻的“楚狱”一案。楚王英于永平十四年（71年），在流放地丹阳泾县（今安徽宣州）因“惧罪”自杀身亡，楚国国除，前后立33年。明帝派遣光禄大夫持节吊祠，加赐列侯印绶，以诸侯之礼葬于泾县。值得注意的是，史书记述当时随楚王南迁或“坐死”的人有数以千计。或许正是这些流放之民把他们的佛教信仰传播到了江淮一带，而现存文献并未暗示楚王谋反与浮屠之教有何关联。这反映了那时佛教在社会上被混同黄老、还远未形成气候，而仅限于楚王个人信仰的较小圈子。
　　江淮佛教
　　然而有事实显示，楚王之彭城佛教在其死后长期存在，日渐兴盛发达，并且出现了南移现象。汉学家马伯乐曾试图证明彭城佛教渗透到了洛阳、许昌等地，但有关资料表明，彭城佛教的影响主要发生在楚王英流徙所经的江淮地区。百年后，有丹阳人笮融事佛，从彭城到广陵间出现大量群众随之信仰佛教，这一事实证明以上推测是成立的。丹阳是楚王英流放终所，笮融又是丹阳人，他的信佛显然与楚王英有着莫大的关系。而笮融的佛教活动主要发生在以下邳为中心，从彭城到广陵之间。此有文献为证，晋时慧叡法师《喻疑论》提到，“汉末魏初，广陵、彭城二相出家，并能任持大照，寻味之贤，始有讲次”。据汤用彤先生考证，这里广陵相即指笮融，广陵相或为下邳相之误（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关于笮融的崇佛，除上述《喻疑论》提及外，另在《三国志·刘繇传》中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记载，文曰：“笮融者，丹阳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丹阳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陈寿撰《三国志》吴书四）。这段文字十分重要，不仅因为它是中国造像立寺见于记载之始，更主要的是因为其中的历史记载在中国早期史籍中并不多见，我们从中察知在今江苏、安徽境内很早就有了佛教的盛行。又从上可知，其所造佛寺已十分雄伟壮观，并且已有了颇具规模的群体诵读佛经和浴佛的宏大场面（请注意引文中的数字）。
　　笮融一方面利用职务之便将漕运粮款挪来大建佛寺，祀佛以招徕民众，从而壮大自己的军阀势力；另一方面采取在当时可能比较新奇的群体念经的方式吸引远近民众，又通过设以酒饭、免除徭役的办法，使广大下层民众信仰佛教。此种现象令人深思。笮融借佛教聚集民众壮大声势，在客观上扩大了佛教的传播与影响。而从楚王英只是好黄老之微言以至对黄老、浮屠并行祭祀，到2世纪末的笮融时代专祠浮屠、不祀黄老，这个不易为人所察的微小变化说明佛教在东汉末年的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已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而不再局限于王室范围了。佛教在中国社会站稳脚跟，广泛传播绵延不绝，当自此江淮民众信仰佛教始。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民众的信仰是佛教赖以生存和维系的根本。而在中国正史甚至佛教史上，民众佛教历来占据一个很不显眼的位置，只在酿成大的社会动乱之时才为人关注。我们可以设想，倘不是楚王谋反东窗事发，笮融事佛震动江淮，那么史家有关佛教传播的最早记载还不知要晚多少年呢。
　　至于佛教在中国初始流播时，为何能在江淮间立足？一个可以相信的重要原因，即是佛教与地方文化相结合。梁启超说：“楚王英信佛，固属个人信仰，然其受地方思想之熏染，盖有不可诬者”。（《佛学研究十八篇》第二章）这种地方思想，大概就是指当时流行齐楚与江淮之间的黄老道术。《史记·乐毅传》说，“黄老之学出于齐”；《封禅书》又说，“燕齐海上之方士不可胜数”。而其时淮南王招纳方术之士千余人，则表明黄老道术早已流布江淮之间。故东汉之初，彭城、广陵诸国之王均信方术，佛风东扇，又大行其道。但在江淮一带，为何东汉初楚王英时代没有出现较大规模的民众信仰佛教，而在百多年后的笮融时代才有此盛况呢？这就要考虑东汉末世的社会背景及其他因素。　　当时朝廷外戚、宦官、党锢之祸接二连三，江淮地方叠经变乱，黄巾起义、诸郡相争，弄得民不聊生。人穷便呼天，世乱则敬鬼。笮融祠佛，设以酒饭，免除劳役，民众迫于生计而信仰佛教者大有其人，但这样看也许只触及到民众的表层行为；深层原因则是当此民生涂炭、天下扰乱之际，佛教不仅提供民众新的保护神，且其教义宣扬“省欲去奢”、“恶杀非斗”，既不失为对治时代病痛之良药，大概也能使乱世民众在精神上有所寄托和慰藉吧。
　　小结：
　　佛教传到中国后在六朝时代得到了一次大发展，可过去我们的注意点往往都集中在佛教与玄学的融合上，而忽视了江淮佛教的流播在一定程度上为六朝佛教的兴盛奠定了群众基础。历史表明，佛教义理的昌明发展，与其说是民众佛教信仰的提炼和升华，毋宁说是以民众信仰为依托的。正如上文引慧叡法师在《喻疑论》中所暗示的，由于汉末魏初江淮之间佛风初扇，“寻味之贤，始有讲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