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文峰塔与奎星楼的古与今
浅谈文峰塔与奎星楼的古与今
当年站在颍州府中心地位的,既不是帝王、贵妃,也不是将军、元帅,而是奎星楼和文峰塔。400多年,弹指一挥间。多少世事更替,朝代兴衰,人间轮回,物是人非,烟霭缥渺。然而,奎星楼与文峰塔依然如故。
交相辉映的“双塔”
相传奎星楼与文峰塔的建立,与几百年前的印度佛教有莫大关系。古塔是佛教的建筑物,故亦称“佛塔”。传说佛祖释迦牟尼火化后的残灰骨烬,被邻近的几个国家分取,建塔建庙供奉。自此,各国佛教徒建塔建庙之风盛行。古代文化名城纷纷建造佛塔寺庙,颍州也就无可避免地烙上了那个时代的痕迹。
在颍州东城墙和南城墙的交结处巍然耸立着两座古老的塔式建筑,双塔挺拔高耸,交相辉映,与四周建筑物参差错落,已成为颍州城一处美丽的风景。
奎星楼与文峰塔是所有“读书人”的骄傲,但一场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就给其划上了句号。千古诗风也被雨打风吹去,只有奎星楼和文峰塔始终站在颍州城里“笑傲江湖”。看不完的奎星楼秘密,还有多少我们没有发现的秘密?读不完的文峰塔,还有多少后人去振兴?
奎星楼,它是阜阳最早的一座古塔建筑物。据清乾隆《颍州府志》记载:(明万历)二年(1574年)州守赵世相筑南城与旧城合为一,环五里四十四步,共九里四十四步。北门仍旧,东西南三门俱在新城,东门宜阳西日宜秋南日迎熏俱有楼有月,城西隅敌楼东南日望霍,即奎星楼……。
迄今为止,这是阜阳发现最早记载奎星楼的一部方志。
奎星楼因位于阜阳城东南拐角,所以当地人也称之为“拐角楼”。晴朗之日,登其顶而南眺,隐隐可见大别山余脉之一霍山,所以又称“望霍楼”。但是今天,我们绝对看不到了这一奇观,皆因各大城市高楼林立,挡住了我们的目光。
据《阜阳市志》记载:奎星楼为明万历二年(1574年)知州赵世相扩建南城时所建的一座敌楼。清同治九年(1870年)重修,全砖结构,三层六边形。通高9.93米,叠涩出檐,起脊翘角,结顶饰铁制舞风,六角系铜制响铃(1981年)重修时改铁铃。
奎星楼三层均有室,但互不贯通.一层朝南开一半圆形券门;二层一门四圆形券窗。南门楣砖雕有题额“文光射斗”;三层南门楣额题为“奎壁联辉”。1980年,奎星楼列入市文物保护单位。
时隔220年,在其东约一里又建造了一座更高的塔,日文峰塔。据《阜阳县志》记载:文峰塔位于城东南约2华里一座古庙基地上。因奎星楼不高,文星不太显露,所以当地文风不振,功名不多。清康熙三十五年(1796年)于此始建文峰塔,以振兴阜阳文风。在分类上属风水塔类型。塔为全砖结构,七层八边形,通高31.8米,各层均有塔心室,一层独为一窒。一层北门为阶梯入口,有盘旋梯道贯顶。一、三、五、七层四面有四券形门;二、四、六层东南西面有三门。塔为密檐阁楼式。顶部超脊挑角,三叠珠式塔刹,由铁制五叉刹杆贯穿攒类造型朴素庄严。
文峰塔既与“文”相共,又极富道教色彩。砖雕中,有表示吉祥如意的长寿鹿,灵芝草、龙、凤;有文人祈求的鲤鱼跳龙门;还有太极图案。对研究当时人的思想意识、审美心理和阜阳历史等方面,提供了形象生动的实物资料。
关于奎星楼和文峰塔,阜阳史学家刘奕云曾对此进行了一些研究。塔肇源于印度佛教建筑,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其结构、体型及装饰都渗入了中国风格,常见的有多层楼阁式样。阜阳奎星楼虽称为“楼”,实无楼的实质,而有塔的形体,因此人们习惯称“三棚塔”(棚作量词,方言,指层数),或“拐角楼”,因霍山在南,又称“望霍楼”。
奎星楼结顶饰铁制舞凤。刘奕云说,凤舞而有容仪,古代相传以为瑞应,如《西京杂记》说扬雄著《太玄经》,梦吐凤凰,王勃以腾蛟起凤来比喻文人才华富盛。这种装饰是有传统文化性质的。
奎星楼上门楣的“文光射斗”、“奎壁联辉”题额,他解释,“奎”、“壁”、“斗”均属二十八宿星座。奎星是二十八宿中白虎七宿的首宿,因其“屈曲相钩,似文字之画”,所以《孝经.援神契》有“奎主文章”之说。《春秋元命苞》更认为汉字起源也与奎星有关,说苍颉“仰观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历代名画记》说:“奎有芒角,下主辞章”。由于古籍中常把奎星与文字、文章联系在一起,所以历代文人都崇拜奎星,各地为之建楼奉祀,以祈本地文人辈出,文风昌盛。
对于拐角楼常被一些人误认为是魁星楼。对此,刘奕云特别强调,“奎”与“魁”其实不同,奎宿有十六颗星,“魁”仅是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星的专称。明代科举以五经取士,五经均为第一名者,称“五经魁首”。拐角楼题额日:“奎壁联辉”、“文光射斗”,说明其崇祀的是与壁、斗相辉的奎星。文光,即文星之光。文星又称文昌星或文曲星,它既是星座,又是古神话中主宰功名、禄位的神,还可以比拟著名的文人。如唐刘禹锡诗“莫道骚人在三楚,文星今向斗牛明”中的“文星”即指元稹与白居易。至于今人所称著名艺术家为明星,则是泛指,而不是“奎有芒角”的奎星。当然魁、奎同为文人尊崇。
追溯文峰塔历史,刘奕云认为,全国各地兴建文峰塔之风始于明代,而东、南方尤盛。这类塔,不仅在形体上改变了印度浮屠式样,而且在概念和作用上也已中国化,成为当时社会重要建筑活动之一。古代传统意识认为,天神与人事是极为相关的,天界有司文运的神,亦有相应的星,人间便为建塔楼奉祀。
奎星楼和文峰塔的建筑方位,有一共同点:无论全国何地,都建在本城的东南方,即巽方。《山海经图赞》说:“地亏巽维,天缺乾角”,我国地形西北高东南洼,按堪舆学家迷信的说法,东南洼而地轻,地气外溢难出人才,须建塔镇之。《易.巽》说巽象风:“随风,巽”。疏云:“风既相随,无物不顺”。按儒学家说法,巽为文章之府,塔有卓笔之形,故称文峰塔。外地也称文星塔、文昌塔、文风塔、文光塔、兴文塔、崇文塔等等。尽管各家说法不同,各地塔名不同,但都与“文”相关。总之,这类塔属于旧时所谓风水塔。
振兴古今多少风流人物
在一个阴雨绵绵的天气,我又一次来到文峰塔下,我记不得自己已来了多少次。站在文峰塔下,仰望高耸的文峰塔,我惊诧于古人的能工巧匠,在还没有发明水泥之前,竟能把一块块砖头码起30多米高,丝毫没有倾斜,更没有轰然倒塌。由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今天在发明了水泥后,刚建好没几年的高楼大厦,还有许多轰然倒塌,更别提几百年后巍然屹立。
当年无论站在颍州城哪个位置,都能望见颍州城巍峨屹立的文峰塔,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埃及的金字塔。那时,颍州城百姓居住的房屋大多低矮,根本没有楼房。最高的建筑物当数城楼,可以想像,站在七层高的文峰塔上,眺望远方,怎能不生发气壮山河,胸怀大志的感慨。
从奎星楼建起直至后来的文峰塔建立,在这几百年的历史中,又涌现出了多少风流人物呢?回首人类千年的历史,总有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跃上心头,李白、杜甫、韩愈、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岳飞、文天祥等等,他们光彩照人,但我们却很难从中找到一个属于阜阳人自己的名字。难道屹立的奎星楼和文峰塔,没有振兴古颍州在历史上存在的一些风流人物。
其实,从古至今,随着时光越拉越长,文字书籍越来越庞大,而人一生看的书越来越少,许多在历史上某一领域有才华有名望的人被我们所忽略。他们中间不乏有辉煌篇章留世的著作,也有在某个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人才,都能够青史留名。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难以让我们记住,这盖因我们生活在一个追求快节奏的速成的时代。
翻阅浩如烟海的史料,古颍州有许许多多让我们引以自豪的历史人物。广义上的阜阳包括亳州、蒙城、涡阳、利辛、太和、颍上等县市,狭义上的阜阳仅指阜阳县、阜阳市。然而,追溯阜阳历史,就必须抛开狭义上的地域关系,放眼古颍州,在颍淮之间,去寻寻觅觅。
古语云:三军易得,一将难求。由此可知,人才的重要性。历朝历代,都注定需要栋梁之材。惟有拥有人才,统治阶级方能捍卫自己政权。今天,也不会例外。
在奎星楼还没有建成的时候,阜阳就涌现出了管仲、甘茂、甘罗、老子、庄子、曹操、曹植、曹丕、华佗、吕蒙等等。而奎星楼建成后,则又涌现出了一些在全国都有名望的人物。
奎星楼和文峰塔,在建塔人相继远去之后,却为后人留下了两座特色各异的建筑和一脉相承的颍州文化,它们各自闪现着光泽,延续着一个个时代人物出现。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寻找。从哪里开始呢?还是从奎星楼建成后的时光开始吧!奎星楼,曾经是颍州府振兴文风的所在地,故事的源头应该从那里开始。
奎星楼的寂寞,是写在人们的脸上。每天,行走在阜临路上的人们,他们的目光没有时间停留,也许偶乐会抬头看一看那屹立了几百年的奎星楼。但更多的时候,会从它身边匆忙走过。奎星楼就那样寂寥地站在那里,仿佛是一个走近暮年无人理睬的老人,没有人去过问它,也没有人去找它探寻当年的故事。它就那样默默地立在那里,它的存在是对当年辉煌的一种怀念呢?还是对曾经喧嚣繁华的追想?我想,或许这二者都兼有。
生活在这里的人,一旦熟悉了千年颍州文风,心底深处的漠漠烟云,万顷碧波,都会受曹孟德气吞山河、豪情万状的魏晋风骨所感染。在颍州的千年文明之路上,总能寻找到当年的燕赵慷慨之士。
刘体仁(1624——1684年),颍州人(今阜阳人),清代诗人。官至刑部员外郎,其遗著有《七颂堂诗集》10卷、《七颂堂文集》2卷、《识小录》1卷。我翻阅《颍州诗词选》就发现收录他所咏的124首诗词,成为古颍州文人中写诗最多的一位。
徐广缙(1797——1869年),太和县人,官至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道光帝封他一等子爵,赏戴双眼花翎。著有《奏议选》、《退补斋诗集》、《自订年谱》等。
杨熙纯,生于清道光中叶,他是阜阳知识界较早能“睁开眼睛看外界”的人,他著有《防海策》一文,提出巩固海防等保家卫国的主张。时人将他与宋朝宰相范仲淹相提并论。
张乐行(1811——1863年),涡阳县张老家村人,捻军盟主、号称“大汉明命王”,太平天国封“渥王”。其为推翻清朝而举义8载,震憾清廷,一生为人民所怀念。
张宗禹(?——1868年),涡阳县人。后期捻军的重要领袖。太平天国封梁王。
马玉坤(1837——1908年)蒙城县马集人。清末爱国将领。曾于1894年出兵朝鲜,率军与日本展开激战,获得平壤保卫战大捷。任直隶提督期间,与八国联军激战,杀伤敌军1000余众。病故后,清廷追赠“太子少保”,赏加“二等轻车都尉”世职,谥号“忠武公”。
谷振杰,太和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升任新疆省提督,戎马一生,政绩卓著。
马金叙(1855——1914年),蒙城县人。官至湖北、甘肃、直隶提督。有“中日甲午战争名将”之称。
程文炳(1833——1910年)袁寨镇人。曾国藩夸他有“古仁将之风”,官至长江水师提督。
近现代史上则有战斗英雄王克勤、忠诚战士陈修文、旅法画家吕霞光、降伏雷电第一人解广润、东方美学大师常任侠教授、三峡功臣郑守仁等等。以上所列人物仅是冰山一角,还有许许多多业绩、战绩卓著的历史人物没有列举,与此同时,还有县令、知州人物我也没有列举。可以说,在阜阳已有许多让我们引以为荣的人物,只不过我们没有仔细去寻找他们。正是因为双塔照耀,阜阳涌现出了这些英雄人物,才让世人知道了阜阳,并迅速成为世人了解阜阳的一扇窗户。
文峰塔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记载着文峰塔的历史。应当说,当你走进文峰塔的时候,无形之间,你就走进了历史,走进了故事,走进了一段厚重的文化。文峰塔是历史的见证,它象一支巨笔,以蓝天作纸,抒写我们颍州光辉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
鬼斧神工的文峰塔建筑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高楼万丈,起于平地。如同其他建筑一样,文峰塔亦是一砖一石层层垒砌而成。不言而喻,要将一块块平常的几何体砖、石砌筑成浑然一体且充满神奇魅力的古塔,没有高度的建筑工艺水平是不可能的。
在明清时期水泥还没有发明之前,建造文峰塔的砖石是如何粘结上去的。而高达几十米的文峰塔古人又是如何垒上去的?建造这么一座文峰塔又花费了多长时间?这些历史之谜时时困扰着我。
谈文峰塔的建筑工艺就要首先了解中国的古塔源流。公元一世纪,塔随着佛教三宝(佛、法、僧)一起从千里之外的西域来到中原,并在东汉的都城洛阳定居。自此,直至晚近的明清时期,中国古塔的建造就没有停止过。中国古塔自产生之日起,就带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色彩。
塔在印度本是埋藏舍利的坟墓。然而,来到中原的印度塔被中国的陵寝墓葬所影响,并改变了他的建筑形制。中国古代建筑师们借鉴古代陵墓的建造经验,在塔基下建造出坚实的地宫,作为埋葬佛骨、佛经或舍利之所。于是,中国古塔的底下便多了一个类似墓葬的地宫,这是域外塔的始造者所预料不及的。经过中国文化的改造,中国古塔从头到脚罩上了中国文化的色彩。
中国的古塔是由地宫、塔基、塔身和塔刹组成的。地宫是中国古塔所不可缺少的最基本的构成部分,地宫一般用砖石砌筑,深达数米或十几米,宫室内既有放佛经、佛骨、舍利子,也有放金银制品、珠宝玉器、瓷器等等。
而毫无疑问,颍州的文峰塔也是由地宫、塔基、塔身和塔刹组成。塔基就是塔的基础,覆盖在地宫之上。塔基不仅保证了文峰塔建筑的坚固性和稳定性,同时也使文峰塔更加雄伟壮丽。
文峰塔塔身是塔的主体部分,就其建筑形象而言,塔身有楼阁、亭阁、密檐等多种。塔壁、楼板、楼梯、塔檐全都以砖石筑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结构十分复杂。塔的中心贯穿一自顶至底的巨大的砖石中心柱,每一层的楼板皆为联接中心柱与塔壁的主要构件,从而使中心柱与塔壁互相牵制,以增强塔体的稳定性。
塔刹是塔的最顶端,也是文峰塔最崇高的一部分。从建筑艺术上说,塔刹是全塔艺术处理的顶峰,对整体形象至关重要。所以,文峰塔的塔刹是三叠珠式塔刹,由铁制五叉刹杆贯穿,高显突出,直插云霄,其建筑艺术十分精细。
从中国建塔史上,我们可知建造一座高塔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数年甚至数十年,经历许多艰难复杂的工序。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峰塔并非简单的砖、石等建筑材料的垒砌,而是集古人智慧、力量和意志的聚积。
对于颍州城矗立的文峰塔,对阜阳历史有研究的阜阳师范学院离休教授罗文博认为,用糯米、石灰掺在一起具有粘性,古代人建造文峰塔就是用这种方法把砖石一块块垒上去的。那么,30多米高的文峰塔又是怎样垒上去的呢?罗文博说,用的是“堆土法”。建造几十米高的塔只有用“堆土法”建造,即垒土围土。也就是说,建造一层塔用土垒成塔高,再建一层再垒一层土,建七层高的塔就垒七层塔高的土,建好塔后再退土。因古代受材料限制,没有现代化建筑工具,而垒土围土法不费材料,仅费人力,再说古代又有的是人力,故建造的文峰塔应该是堆土法。关于我们想知道的文峰塔是什么时间建好的,工期又是多长。罗文博说史书没有记载,无从知晓。市委党史办离休的王襄天老人也认为文峰塔是堆土法。
然而,对此我则半信半疑。因为我从中国古塔建筑史上了解到,建于北宋时期的河北定县料敌塔,是中国最高的古塔,高达83米。还有许许多多四五十米、六七十米的古塔,这些塔都是堆土法吗?我们可以计算一下,现在建一层楼是3米高,30米高的古塔则是现在10层高楼,如果是80米高的古塔,则是26.6层楼房那么高。我们还能相信是用堆土法吗?在中国古塔建造史上,还有一说是用脚手架。这种说法已得到验证,许多古塔塔身都有孔眼,是用古代一种很结实的木料当脚手架。然而,堆土法与脚手架法现在仍没有争论结束。不过,我认为可能古代人早已把这两种方法结合了。高度较高的塔,底下先用土堆,再往上可能用脚手架建造。截止目前,中国古塔建造史对于古塔如何建造的仍然是一个历史之谜。就像埃及的金字塔一样,等待人们去探索。文峰塔也是一样,在今天我们也只能是一种猜测。
文峰塔有座寺院
在中国的古塔建造史上,塔在当时是有寺就有塔,有塔就有寺。最后,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终于打破了寺塔一体的局面,出现了有塔无寺,有寺无塔的情况,甚至佛塔已经不独为佛祖一尊所享,出现了双塔相伴,三塔影足,两相顾盼,五塔争雄,乃至众僧人公墓形式的塔林和塔山。那么颍州建造的文峰塔当时是否有座寺院呢?
今年已近80高龄,从市委党史办离休的王襄天,其一生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对于文峰塔当时的概貌仍记忆犹新。当时文峰塔仅有一个大土堆,传说以前是个寺院,地势较高。至于高土堆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垫起来的就不知道了,因土堆较高就叫孤堆。庙里还供奉着一尊大神奶奶像。为此,他查阅明《正德颍州志》,却发现没有记载。然而,他在北京图书馆查阅一历史选题时,却在乾隆时期的一本志书里无意中发现了记载文峰塔的历史,文峰塔以前的确有座寺院,寺院叫孤堆寺,但对于是这个“孤”字,还是这个“古”字,他说现在年龄大了一点记不清了。
王襄天老人从屋内找出一沓发黄的纸张。他指着这些泛黄的纸张对我说,这是1959年阜阳县文物古迹普查登记表。我在这份登记号为15号的表上看到登记文峰塔这一段史料:文峰塔,阜阳城关镇,城东南南阜颍路北侧。塔建成于台上,台子2.30米,呈八面形,外形成曲线,层层以砖作斗拱。除上面两三层为两层斗拱外,余皆为三层,叠斗拱,每面(八面)有斗拱分垛,空心,能上人。塔底座周围22.91米,底直径6.83米,内室2.30米,影测39.15米(现在文峰塔实际高度为31.8米)。
王襄天老人说,表上登记的全是自己亲自观察而写的,没有按留下的史料来记载,需要的是真实。文峰塔高度39.15米,是他自己利用中午文峰塔的影子用三角学的方法而测的,高度测得与史书记载有误差。同时,他还登记了奎星楼。当年年底,省里就把文峰塔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奎星楼没有成为保护单位。
对于王襄天老人提的寺院名字这个线索,我来到市档案馆查阅。然而,因市档案馆今年正在整理馆藏资料,许多资料还没有整理出来,负责看管资料的一位工作人员没有给找到。
原县级阜阳市副市长、人大主任,现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的李世宗,对阜阳历史也颇有研究。他说,文峰塔以前叫谷堆寺,是谷子的谷。他还说,现在包括双孤堆,也应该是谷子的“谷”字,因形容像谷子堆成的垛。至于庙什么时候没有的,李老说,那是在明朝时期,李自成攻破颍州而毁灭的。因李自成攻打颍州时,正赶上张鹤鸣告老还乡,张鹤鸣颍州人,家就居住在谷堆寺附近,从兵部尚书退职的张鹤鸣很懂治军之道,他自筹资金,蓦集家丁等人士,坚守城门,李自成部队攻打三天,城破后,李自成就把张鹤鸣杀死了。尔后,李自成一怒之下把其家烧了结果连谷堆寺也一同遭殃。
李老说的这段历史,我查阅志书发现张鹤鸣确实被起义军杀死的。据《阜阳市志》人物传记载:张鹤鸣(1551——1635年)。字元平,颍州人。官至兵部尚书……崇祯八年(1635年),农民起义军攻克颍州,他被杀死。传见《明史.张鹤鸣传》。
解放前及解放后的文峰塔附近又是什么一番情景呢?解放前我找了几个史学界的人,没有人能够说得清,而我也无从查阅资料。仅能查阅到解放后的文峰塔一点史料。1985年的《阜阳市地名录》记载:文峰塔解放后属于泉河乡,称文峰大队(村委会),文峰大队境内有文峰塔,故名。有文峰庄、施庄等几个村庄在文峰塔附近。
文峰塔经历的一次闹剧
守卫文峰塔十几年的司学标,这位市文物管理所所长对文峰塔当年维修情况一清二楚。文峰塔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国民党的制高点,国民党依赖这天然制高点造成不少战士伤亡。同时,因双方交战,文峰塔成为战争的争夺战焦点,以至受到战争的摧毁,使文峰塔千疮百孔,身中两发炮弹,枪弹更是无数,每一层台基也全部磨平,没有了坡度,一至七层都出现了裂缝,有的裂缝达几十公分,随时有倒塌的危险。与此同时,在文峰塔附近居住的居民建房都纷纷前往塔基处取土卖土,这种状况持续了几年,直到发现已挖到了塔基下面,市政府知道后紧急制止了群众这种取土的行为。
1982年市政府拨款加固台基。1986年8月市委再次拨款进行大的修复。此次修复专门到省里请来省文物局考古专家测绘,按照修旧如旧原则,历经一年多时间,1988年修复。并在文峰塔周围建了几间房屋,供守塔单位居住。施工人员在清理文峰塔墙壁时,弹皮弹壳随处可见,触目惊心,弹皮最大的有巴掌大,清理出弹皮弹壳达几公斤。1988年阜阳市文物管理所搬进文峰塔。司学标还告诉我,1986年维修时,打开了文峰塔地宫,宫室有两三米深,但遗憾的是里面没有放舍利及镇塔之类的宝物。
然而,对于具体时间维修,我查阅了《阜阳地区志》、《阜阳市志》这两本志书,却发现每本志书记载都不一样。《阜阳地区志》记载维修时间为1981年。而《阜阳市志》记载维修时间是1982年,加固台基,1985年再次拨款修缮。
人们有时往往就那么奇怪,文峰塔有点风吹草动,也会引起人们的好奇心,竟会不远千里赶来。相信许多中年人对文峰塔当年发生的一起闹剧还会记忆犹新。1991年文峰塔塔顶冒烟显灵了,并随着人们的传播,以十里百里的速度传播。许多人从各地纷纷赶来烧香拜佛,亳州、蒙城、临泉等县城的人也赶来观看。每天都有人在文峰塔下烧香,这种闹剧持续了半个月,直到市领导过问,派消防兵上塔顶观察,才发现是微小的虫子在结伴飞舞。人们站在塔下向上看几十米的高空中细小的飞虫,就像缕缕炊烟,难怪有人说是显灵了。
对于这出闹剧,司学标比较清楚。他说,那是1991年,大约是三四月份,当时是一个过路群众发现的,后来一传十,十传百,许多人都赶来观看,塔葫芦上一会冒出一股像雾的青烟,形成一条龙,在三十多米高的顶部看不清。后来,群众越来越多,人山人海,那半个月经常造成阜临路、颍州路交通堵塞。直到真相大白时观众才渐渐稀少。
文峰塔在历史上到底有多少次灾难,因无文献记载,我们无从得知。及至到了今天,阜阳的史志中也没有专门记载文峰塔经受的历史性劫难,而在人们口头传播中的文峰塔却有两次劫难。一次是1948年春刘邓大军攻打阜阳城;另外一次则鲜为人知,因发生在文革时期,涉及机密,包括许多史学界人士都不知晓。
(未完待续)
文峰塔经历的两次劫难
文峰塔在历史上到底有多少次灾难,因无文献记载,我们无从得知。及至到了今天,阜阳的史志中也没有专门记载文峰塔经受的历史性劫难,而在人们口头传播中的文峰塔却有两次劫难。一次是1948年解放军攻打阜阳城,国共两军激战六天七夜,在中国历史上称为“七天七夜”,就是那一次文峰塔被国民党击中两炮;另外一次则鲜为人知,因发生在文革时期,涉及到有关机密,以至许多史学界人士都不知晓。
两发炮弹击中文峰塔
第一次劫难发生在1948年4月2日的国共两军激战之时。那是一场震惊国内的历史大战,在中国现代战争史上号称“七天七夜”,解放后并被拍成电影放映。
时任县级阜阳市副市长、市人大主任,现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的李世宗,对解放军攻打阜阳城这一段历史较熟悉。因为他曾访问了当年参加战役的任中萍(当时任一纵二旅四团侦察股长)、聂晓光(当时任豫皖苏军区直属三团参谋处书记)、刘振中(当时为11纵31旅91团政工队队员)三人,而这三人后来都留在了阜阳工作。
对于这段历史,李世宗老人了如指掌。他说,许多人都知道解放军攻打阜阳城那场战役,然而,战争之激烈却是许多人想像不到的,这场战争在历史上被称为“七天七夜”。看到我求知若渴的神情,李老慢慢打开了话匣子。1948年春,正值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的大好形势下,一方面为吸引调动大别山之敌,减轻对我军的压力,以利更有条件、灵活机动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另一方面为攻打河南洛阳,防敌增援,牵制敌军,按照中原野战军刘、邓首长的战略部署,决定由第一纵、第十一纵和豫皖苏军区独立旅及军区直属三团三七个多旅大约近5万人攻打阜阳守敌。部队统一由一纵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指挥,指挥部设在九里沟东南刘寨。
1948年3月29日(即农历二月十九),我军对阜阳城实行包围并发起攻击。阜阳守城部队系国民党新编七十四师(该师1947年夏在山东孟良崮被我军歼灭,而后重新组建的),其由于是七十四师的底子,装备比较精良,全城守敌约1万人,由阜阳第十四绥靖区司令李觉指挥。此次战斗极为激烈,战斗持续到第四天,为配合部队攻城,扫清外围惟一的制高点——文峰塔,我军一纵二旅四团团长晋士林(该同志于当年11月在蒙城涡河阻击黄维兵团牺牲)在距塔30米掩体工事亲自指挥一个连,于下午5时许对塔上守敌一个排发起攻击,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我军战士逼近塔下,塔上守敌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条件负隅顽抗。当时攻塔战士为配合部队攻城不能与敌继续对峙,决定对敌展开政治攻势,一面向敌人喊话,一面准备炸药包炸掉文峰塔。塔上敌人不为所动,攻塔战士几次想冲进塔内,终因塔底层被敌人用麻袋堵死,无法进去。后塔内敌人产生内讧,几个班长表示愿降,而排长却不同意。其中一个班长趁排长不备,从身后一枪把排长打死,随后,塔内守敌投降。攻塔战斗结束,我军立即清除了囤在一层塔门的障碍物,随之占领全塔并在塔顶上插上红旗。
次日清晨,我军从文峰塔上架机枪向奎星楼(即三棚塔)方向射击,掩护部队攻城。敌人看到塔顶红旗,才知文峰塔已被我军占领。由于我军控制了全城的最高制高点,对东南城守敌不利,敌军随令隐蔽在第一公园(现市第一职业高中)内的六门野炮向文峰塔开炮,文峰塔塔身不幸被两发炮弹击中。一发炮弹击中一层西北角处,炸一个大豁口,约占一层的四分之一。另一发炮弹从三层西门射进,三层塔基被炸一个大洞,直径约1米,深约1.5米。塔身受到破坏,塔东面从上到下有一裂缝,宽者约四公分,如果再有两发炮弹击中,文峰塔将有倒塌的可能。在此情况下,我军守塔战士不怕牺牲,仍坚守文峰塔,不时向敌守城部队射击。直到攻城的第六天,接到上级撤退的命令。原因是敌军从平汉、陇海路沿线抽调二十多个旅的兵力增援阜阳守敌,企图夹击我围攻阜阳的部队。为拆散敌人,粉碎其合击企图,攻城部队实施战略转移。守塔战士同攻城部队一起于当夜撤离阜阳。此次战役,阜阳虽未攻克,但已达到牵制敌军的目的。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直到战役结束,奎星楼也没有被我解放军占领,可以想像,一座不到10米的奎星楼攻打了六天,仍没有攻克,由此可见国民党士兵武器多么精良,其士兵又是多么顽固。
阜阳解放后,原县、市政府对文峰塔保护较为重视,1951年阜阳县政府曾拨款组织力量作了一次重点修补。为防止塔身倾斜,1983年原阜阳市政府又拨款加固塔基,直到1986年先后拨款25万元,彻底对塔进行整修。
对于攻克塔内守敌这段历史,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中国共产党阜阳地方史》记载了这么一段话:30日开始攻城,1纵2旅由城南九里沟出发直逼南关,8团歼敌一部,首先占领南关,继而向城内攻击被城河阻隔。此时,敌军凭借文峰塔居高临下,数挺机枪向我军阵地射击,我军强攻不下,伤亡惨重。旅长命令四团火速拿下文峰塔,团长晋士林亲临前线组织爆破,只听“轰”的一起巨响,浓烟翻滚,塔身在浓烟中晃动,1米多厚的塔基炸开一个缺口,塔内敌人遂挂出白旗投降。我军控制全城制高点文峰塔。
而关于我军用炮弹炸文峰塔这一段,我是相信这本书的史料权威性的。而李世宗老人没有提我军轰炸文峰塔这个细节,我想可能是他访谈当事人没有说或许说了李老不想说,因为他不想让年轻人过于知道的太细,毕竟从今天来说轰炸文峰塔是让后人不能接受的事实。幸运的是,文峰塔没有被双方的部队炸倒,这不仅是文峰塔的幸运,也是我们的幸运,否则,我们今天就不能目睹到它雄伟的丰姿。
50头牛差点拉倒文峰塔
文峰塔遭遇的第二次劫难则鲜为人知。市文物管理所所长司学标谈起文峰塔的第二次劫难,刚才还笑容可掬的神情不见了,语气不免有所沉重。文革期间,阜阳县县委曾动用了几十头耕牛和几台拖拉机准备拉倒文峰塔。后来,由于一位领导出面制止,文峰塔才幸免于难。至于是具体年月日期,具体到哪位领导,他说不准,就没告诉我。再追问,他就把我推荐到了李世宗老人那里。作为当年亲自参与讨论并阻挠了拉倒文峰塔的当事人之一的李世宗,时至今天对那次会议仍记忆犹新。
时间定格在1966年,大约八九月份,阜阳县革委会为响应学大寨兴修水利号召,决定在阜阳县修涵闸水渠。而修涵闸水渠要用砖头,为节约资源,便想到了文峰塔上的砖头。于是,县委县政府下发拆除文峰塔的通知,并对程集、三十里铺、宁老庄等几个公社下达了出工出物的通知,要求这几个公社出50头耕牛、50条大粗绠拉倒文峰塔。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就准备定下时间拉塔。然而,一向工作细致的阜阳县委书记郭新吉心里始终不踏实,决定向当时的阜阳地委请示汇报。当时的地委书记傅大章有很强的文物保护意识,看到阜阳县递交的拆除文峰塔汇报,心里隐隐作痛。作为他个人来说,是不愿意拆除文峰塔,但当时的政治环境却让他左右为难。不同意,一旦被人拿来做文章就是反对中央学大寨号召,是会扣上反革命的帽子。经过思索,他决定召开一次领导班子会议,讨论文峰塔是拆还是不拆。当时负责地委办公室工作的李世宗也出参加了讨论会,在会上,地委书记傅大章率先在会上谈了关于文峰塔不能拆的理由,他说文峰塔附近有居住的群众,塔倒了很容易砸倒群众的房屋,同时,也会伤到在现场拆塔的出工群众及50头耕牛,容易出人命。与傅大章有文物保护意识的李世宗也是极力保护文峰塔,李世宗在会上说,文峰塔建造不是泥巴房,塔砖不是用泥土垒砌的,它是由糯米和石灰掺在一起垒砌的,其砖头的粘结硬度与现在的水泥相比丝毫不差,如果拆除文峰塔,那么高的塔倒下来砖头势必要破碎大半,而没有破碎的砖也会因粘结性太强不能使用,那么拆除掉的文峰塔还能剩余有多少好砖可以用呢?这次讨论会,最后以多数赞成不拆除文峰塔而胜利。
这次关乎文峰塔存亡的一次讨论会议,李世宗老人不记得确切的月份及日子。对于这次会议,勿宁说是一次挽救文峰塔会议。按理说,这次如此重要的会议应该大书特书,还应该在文峰塔史上重重地留下一笔。然而,没过多久的事,却让当年的当事人丧失了记忆,是因为年老的缘故还是那段非人的时代让他们失去了记忆的快乐。文化大革命这个黑白颠倒的十年,不算遥远的人和事谁又愿意去回忆,发生的许多不可思议的事谁又能说得千真万确呢?
对于文峰塔的第二次劫难,在阜阳史学界一些人士则认为不可能。他们则向我罗列了刘公祠及资福寺等在文革时没有被推倒的证据,这几处古建筑仅推倒了屋子里的塑像,以此证明文峰塔在文革时不会出现拆塔这种愚蠢的现象。然而,没有亲自参加的会议及不了解的事情,就不能认为没有发生过。因为,在文革时许多事情是我们想像不到的,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也可能是合理的,颠倒黑白的世界不是我们能够说得清的。
今天的文峰塔及文峰公园
现在的文峰塔阶梯是石梯,以前是砖头梯子,在1986年进行大维修时,分管文化的县级阜阳市副市长李世宗建议用石头做阶梯,原因是砖头阶梯用不几年就会磨平损坏。同时,他在文峰塔中间的一层留下了许多枪弹留下的痕迹,以让后人记住当年的那场战争。但是留下的记号具体是第几层,李老说确实记不清了。
记忆中已经有好几年时光没有再登文峰塔了,因文峰塔正在进行第三期工程,塔门被锁上了。几经周折,联系到了文管所的看塔人员刘建生,是他让我又进入了令我神往的塔室内。
为此,我登上文峰塔,寻找李老为我们青年人留下的枪弹记号。然而,终因在第五层没有供人上的阶梯而停步,没有寻找到。对此,看塔的刘建生认为,可能是在言语峰塔外面不易看到,或者是在第六七层。对于塔内第五层没放梯子,他解释,现在是文峰公园建设阶段,文峰塔现在不开放,所以没放梯子。
站在高耸入云的文峰塔第五层,往下俯瞰奎星楼和文峰公园,顿感心旷神怡。焕然一新的湖面、湖心岛、湖心榭、植物景观带及步行休憩带等,都是让人心花怒放、留连往返的好景点。
作为亲自参与负责建设的园林处主任刘亚辉,这种幸福始终洋溢在他身上。毕竟建设文峰公园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心工程、德政工程,可以说,建设文峰公园是全市800多万人民热切盼望的一件大事。放眼阜阳,我们不就是这么一座文峰塔吗?能参与建设文峰塔的刘亚辉又怎能不自豪呢?
修茸一新的文峰公园,我很难用语言来描绘形容她的美丽、壮观,一切语言与文峰公园相比都失去了光采。
文峰公园因文峰塔而得名,而把当年的文峰公园与文峰塔合为一体,建设今天新的文峰公园也是围绕文峰塔而进行建设的。为此,我们就应从文峰塔苑来说。以前的文峰塔塔基仅有近十步的距离,全部是用古砖铺就,附近仅有市文管所几间房屋。今天的文峰塔是扩大了近十倍,整个塔苑由塔园与庭院两个部分组成。新建了几幢廊房及两排亭廊,全部是仿古建筑。另外,还有一幢两层新式楼房,供文管所在此办公。这些仿古建筑都设置了入口入主要厅堂,在塔园西侧则布置了庭园。文峰塔苑的建造,体现了一种文脉联系,形成一种古建筑群,是历史的延续与发展。
文峰公园北起阜临路,南至二里井河,西起奎星路,东至文峰塔,总面积14公顷(占地230亩),在二里井河彻底清淤的基础上沿河而建。在规划范围内动员拆迁户250户,拆除迁面积3。2平方米。
文峰公园于去年8月正式开工建设,整个建设公分三期工程,全部采用网上招标进行。第一期工程由武汉园林建筑工程公司中标,主要围绕建筑垃圾的清理、外运,湖体的开挖、整坡,桨砌及地形改造等;第二期工程由陕西红叶园林绿化设计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承建,主要是园路、广场、园林小品、喷泉、照明、园桥等建筑;第三期工程由上海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中标承建,重点是公园大门、文峰塔苑、湖心岛建筑等。
文峰公园规划设计遵循保护生态、因地制宜的、改造与创造相结合及以人为本的四个原则建设。在公园总体框架上以改造为主,在局部景点的设计上以创造为主。公园按功能划分为水面景区、文峰塔苑、植物景观带、步行休憩带和集会广场等等。
沿阜临路步行休憩与集会广场区,从东到西设有不少休闲椅子、临水观景平台、溪流带和休憩区等。水面景区包括大湖面、湖心岛、荷花池与游船码头等。大湖面占地约40亩,为公园游览性湖面,可供游人水上活动。环湖还建设了藤蔓园、湖心榭等景点,湖心岛则由湖心榭、湖心亭、茶室等一组建筑组成。
植物景带由南至北划分为众多植物主题园,包括桂园、玉兰园、枫叶园等。建设植物园其目的就是营造一个布局合理的景观,用各种植物的季节变化和各种形态来展现公园的自然环境,创造一种鸟语花香的气氛。
有一点我想补记一下,文峰公园早在九十年代初就被提上议事日程,1992年并成立文峰公园筹备处。然而,历届政府因资金问题及种种原因被时时搁浅,而本届政府同样也是面临资金问题,但为了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人居环境及投资环境,从生态环境保护入生,在资金异常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克服困难打造出了古迹与人文景观相结合的神来之笔——文峰公园。
今天创造的东西和发生的事情,就是明天的历史。勿庸置疑,2004年8月1日试开园已成为明天的历史。今天文峰公园因本届政府而美丽,同样,本届政府因文峰公园而让百万人民念念不忘并牢记。颍州晚报则作为见证人而记录下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并在新闻史上记下重重的一笔:在市委书记胡连松、市长刘庆强等领导共同努力下,克服种种困难,投资1000多万元建设成万众瞩目的文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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