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佛教发展史

南阳佛教发展史
　　佛教的传入
　　佛教传入南阳地区的时间，始于公元324年。明嘉靖《南阳府志》：“弥陀寺在（南阳）城东延曦门外，晋永昌三年创建”（查东晋永昌无三年，当为太宁二年324年）。至南北朝时期，又有所发展。北朝元魏太和（477－499）初年，淅川境内建立龙巢寺；西魏大统三年（537）镇平县建立中兴寺（灵泉寺）；北魏（420－534）年间，方城县小史店出现了摩崖造像等。进入隋代以后，佛教有了较大的发展：大业十三年（617）南阳县地鄂城寺塔和仁寿四年（694）的淅川法相寺（太平兴国中改名兴化寺）等。佛教在南阳的传播已具有相当的规模。
　　佛教的发展
　　一、唐代佛教受到皇室的大力扶植，进入鼎盛时期。唐太宗在统一中国后，曾命令在“交兵之处”建立寺刹；此后又普度僧尼、并优礼名僧，大力资助玄奘翻译佛经；颁发佛典，辗转流通，使“率士之人，同禀未闻之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武则天在争夺政权过程中，一直利用佛教，曾谕令“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唐大诏全集》）。在她统治期间，全国各地兴建了大量的寺院。在此期间，佛教在南阳地区的传播与发展也是空前的，尤其是从肃宗、代宗时起，南阳佛教的声名达到了顶峰。其中既有在全国佛教中具有声望的名寺，同时也出现了几位在佛教史中占有一定位置的名僧。
　　唐玄宗开元八年（720），“敕慧能弟子神会禅师往南阳龙兴寺，续于洛阳大兴禅法，始判南北二宗。”（《高僧传》卷八）“又在龙兴寺举行受戒大会，弘扬佛法”（《南阳和上（尚）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至开元二十年（732），与北宗辩法取胜后，使南宗成为禅宗的正宗（敦煌本《南阳和上南宗定是非王更转》）。至此，慧能的顿悟说由于神会的竭力弘扬才使其成为禅宗的六祖。
　　“肃宗上元二年（761），遣内给使也朝进迎请慧能弟子、南阳慧忠禅师进见，待以师礼。奏理国治人之要，肃宗闻之悚然，敕居千福寺，号曰国师。相国崔涣从而问津。”（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代宗即位后，将慧忠迎至光宅寺，以便随时请教。大历十年（775），慧忠卒，敕谥为大证禅师。灵骨归葬香严寺时，遣中使临吊。
　　元和年（806－820）间，“天然法师至洛阳龙门香山与伏牛和尚为莫逆之友，于慧林寺遇天寒，焚木佛取暖，后入南阳丹霞山结庵说法。”曾说：“今时学者纷纷扰扰，皆是参禅问道，至此间无道可修，无法可证”。“长庆四年（824）卒。嵯部员外郎刘柯为撰碑铭”。（《高僧传.天然传》）对后来的禅宗“五家七祖”影响很大。
　　后唐“同光二年（924），庄宗李存勖召兴化寺存奖禅师（临济宗创始人义玄的传法弟子）入殿问法，庄宗执弟子礼以事之。”（《景德传灯录》）
　　由于神会、慧忠、天然禅师诸名僧的声望很高，影响巨大，在南阳地区形成了菩提、香严、丹霞三大佛教丛林，也是豫西南规模最大，声誉最高的三座千年古刹。镇平县菩提寺自创建至会昌灭佛前的一百多年间，拥有香火田七十顷，僧众三百多名；淅川县香严寺更因慧忠国师的盛名，在地方官员们的竭力推崇下，产业逐渐扩展，全盛时期分上下两院，有殿堂房舍430间，僧众近千人，水旱田产、林地千顷，曾有“千顷香严”之称；南召县丹霞寺由天然法师苦心经营，名声大振，殿堂房舍140间，寺僧曾发展到300多人，民间有“八百里伏牛，五百里丹霞”的美誉。
　　唐武宗会昌三年（844）下令毁拆天下没有寺额的寺庵，“石幢、僧塔、经、佛入大寺，钟送道观。”受创最重的是镇平县菩提寺，土地和人员顿减。但从西峡县城内现存的唐熹宗乾符二年（875）的陀罗尼经幢来看，在武宗以后，佛教活动很快有所回升。
　　佛教禅宗中南宗（顿悟派）的振兴与南阳地区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唐玄宗开元八年（720），“敕慧能弟子神会禅师往南阳龙兴寺（位于南阳黄台岗乡），续于洛阳大兴禅法，始判南北二宗。”（《高僧传》中唐以后，经过神会（663－780年）与淅川香严寺慧忠国师，以及慧能弟子四世法孙、南召县丹霞寺的创始人天然法师等人的提倡，使南宗形成为禅宗正统的主流，弘盛于晚唐及五代。至宋、元、明、清尚连绵未已，成为在我国流传最久，势力最大，影响最广的佛教宗派。
　　二、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纷争局面，使沉寂数十年的佛教活动又恢复了生机，相继建造佛寺17处。较著名的有唐河县城的菩提寺，南阳县的兴国寺，邓州城内的龙兴（福胜）寺、清禅寺，内乡县的吉祥寺、天宁寺。《宋会要》：崇宁二年（1103）诏天下州军各赐寺额，以“崇宁”为名。三年二月，诏崇宁寺上添“万寿”二字、政和二年（1112），诏改崇宁为“天宁”。在建造佛寺的同时，还扩建、重修了一部分寺庵。著名的丹霞寺就是于崇宁年间在原有基础上加以翻新增高，购置田地，振占山水，日渐兴盛起来。《淅川厅志》卷四载欧阳修《淅川县兴化寺廊记》：“兴化寺新修行廊四行，总六十四间。匠者某人，用工之力凡若干，土木圬镘陶瓦铁石之费，匠工佣食之资，凡若干营。而主其事者，僧延遇。自言：余杭人，少弃父母称出家子，之郓州，拜浮图人，师其说。年十九，尚书祠部给牒称僧，遂行四方。淳化三年（992）止此寺，得维摩院废基，筑室自为师，教弟子以居。居二十有三年，授弟子惠聪而老焉。又十八年，七十有一矣！乃敛其衣钵之具所余，示惠聪而叹曰：吾生乾德之癸亥（963），明年而甲子一复，而将甲焉弃杭即淅，四十有三岁。去坟墓不哭其郊；闻吴愉不怀其土，吾岂无乡闾亲戚之仁与爱，而乐此土耶？吾维浮图之说畏且信以忘其生，不知久乎此世，今吾之有衣食之余，生无乡闾宗族之周，没不待岁时承尝之具，盍就吾之素信者而用焉，毕吾无恨也。于是，庀工度材营此廊，廊成明道二年之某月也。寺始建于隋仁寿四年（604），号法相寺，太平兴国中改曰兴华。屋垣甚壮广。由仁寿至明道，今四百四十有四年之间，凡几坏几易，未尝有志刻，虽其始造之因，亦莫祥焉。至延遇为此役，始求志之。予因嘉延遇之能果其学也，惠聪自少师之，虽老益坚。不坏又竭其所有，期与俱就所信而尽焉。夫世之学者，知患不至，不知患不能果。此果于自信者也。年月日记”。
　　三、元代对各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历代帝王都注意扶植和利用佛教，使佛教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在百年时间内，南阳各县先后建造佛寺45处。它们是：南阳县的丰山寺、白马寺（俗称千金寺）、观音寺、地藏寺、鹰庄寺、龙兴寺；镇平县的延寿寺、福胜寺、洪教寺（古名石佛寺）、龙泉寺、中兴寺、宝林寺、三教寺、复兴寺、孤峰寺；桐柏县的重兴寺、园通寺、报恩寺、丹山寺、白竹园寺；邓县的弥陀寺、宝泉寺、观音寺、开元寺、园觉寺；内乡县的杏花寺、白玉泉寺、延寿寺、洪教寺、清凉寺、竹林寺、观音寺、金佛寺、资胜寺；淅川县的净土寺（俗名樵峪寺）、兴华寺（县西南三里古兴化县治）、圣水寺；新野县的龙泉寺、照庄寺；方城县的云居寺、妙觉寺（旧名上古寺）。
　　元代末期，南阳佛教在全国佛教貌似兴盛的状况下，几乎频于毁灭。除香严寺规模依旧外，菩提寺残破，丹霞寺、弥陀寺、观音寺、鄂城寺、文殊寺、地藏寺皆被毁。
　　四、明代自朱元璋立国以后，对佛教倍加推崇，在洪武年间就开始营造各地的寺院。继而又于永乐、正统、万历诸代先后创立建福寺、黑涨寺、龙泉寺、莲花庵、蒿溪寺、圣水寺、千佛寺、法云寺、奈园寺、金水寺、云盖寺、慈梅寺、资福寺、点灯寺、安隐寺、郦城寺、清禅寺、福山寺、艾河庵、定水庵等二十二座寺庵。全区建于明代的寺庵达62座。与此同时，还对许多破旧的寺庵进行了扩建和重修。永乐年间，驸马都尉沐昕、工部侍郎郭进等奏请修武当山宫时，重建香严寺殿宇。成化二十三年（1486）应提督太岳尚衣监潘记奏请，宪宗皇帝敕赐香严寺长生田万顷，并颁额“宪通”。嘉靖年间，在唐王府的支持下，香严寺的房产地产空前扩大，寺院经济达到了把持一方的势力，直到土地改革的时候，寺内实有土地数量尚在97，600亩以上；还有油坊、醋坊、火纸厂三个手工业作坊的全套设备。万历十八年（1545）十一月十九日，向南召县□风寺住持及僧人发出：“佛氏之教，具在经典，用以化导善类，觉悟群迷，于护国佑民不为无助”的圣喻，并颁给《续大藏经》441函，《旧刻藏经》637函。令他们“务须庄严持诵，奉珍藏，不许故行亵玩，致有遗失、损坏、以垂永久”。继于二十七年，又以“朕发诚心印选”的佛《大藏经》颁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奉，“......俾四海八方，同归仁慈教”。特派御马监太监党礼宝送往伏牛山兴峰寺。
　　淅川县的兴峰寺、文兴寺，南召县的丹霞寺、国清寺，南阳县的鄂城寺、文殊寺、云罩寺（存有明成化四年瓷塑十八罗汉一套），桐柏县的迥龙寺、黑明寺、桂泉寺，唐河县的竹林寺、黄台寺、复兴寺、清凉寺、净业寺等都得到了重修或重建，使元末被毁的寺庵面貌一新。著名的丹霞寺到了嘉庆年间“南北营殿，东西构堂，中则巍然一阁，耸出山巅，又塑三大佛像和十八尊罗汉。昔日蔓延荆榛，今则巍巍殿宇，临之者悚敬，游之者畅怀”。
　　明代对于历代的佛教管理制度重新加以整顿，制定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管理办法。按洪武十五年规定：府设僧纲司，置都纲一员，从九品，副都纲一员；州设僧正一员，均设官不给禄。南阳府僧纲司设于城东关弥陀寺。南召国清寺，镇平延寿寺，桐柏永庆寺，南阳崇善寺，以及内乡、新野、淅川各县均设有僧会一员；邓州（今邓县），裕州（今方城县）开化寺各设僧正一员。
　　五、清代初期，对佛教限制甚严，发展相当缓慢。自乾隆十九年（1754）起，在全国范围内通令取消官给度牒制度以后，僧尼人数迅速上升。南阳诸县除重修重建外，还新增寺庵21处。当时的寺庵有200座左右，僧尼总数不下两千人，仅桐柏山与香严寺两处，就各有600人左右。光绪二十八年（1902），宣统二年（1910），了见与融豪和尚曾先后在云台寺主持开戒，两次受戒僧尼近300人。
　　区内几处名寺在明末时均遭严重破坏，僧众流散、殿堂荒芜。镇平县菩提寺于康熙二十年经了尘和尚加以恢复，后代以其为开山鼻祖敬奉。同治十年，光绪三年两次大旱无收，寺内开设粥场、并用以工代赈的方式扩建寺内殿宇，同来救济附近困苦群众。故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县府颁布“永免菩提寺捐项杂派”的命令。此后，就更有余资开办学校，赈济灾民和承办佛教会经费的能力。
　　南召县丹霞寺“寺之初，始于唐，盛于宋，兵焚于元，迄明中兴，清乾隆重建至今”。（道光十三年重修碑记）。兴盛时期有房屋140余间，僧众达300余名；淅川县香严寺于雍正十三年，经南阳太守王维新“捐俸首倡”又得到恢复，至乾隆年间又进行两次重新，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又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重修工程，施工时间延续六年之久，全部殿宇焕然一新，僧人发展到600多名。当时香严、菩提、丹霞诸大寺的组织机构愈加完备，形成为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附：南阳佛教寺院内部组织机构一览表（表一）。
　　桐柏山原为道教的领地，乾隆四十九年（1784），临济宗第七十八世传人端德禅师，自四川省宁远府西昌县紫徽山宗林寺来到太白顶宣扬佛教，感化四名道教徒改奉佛教，在这一带收徒传法，渐次将桐柏山附近的大部分道观变为佛教，此后又延及到唐河县等地，佛教禅宗在南阳地区形成为一大支脉（《佛祖心灯》）。至光绪三年年，领寺庵37处。
　　六、中华民国时期。初年军阀混战，地方归属朝秦暮楚，使本来已经趋于衰微状态的佛教更处于朝不保夕的局面。寺庙时常遭到驻军侵占骚扰，其产业、房屋日趋颓废，有能力自我维护的寺庵为数寥寥，多数根基薄弱的寺院从而自行解体。只有桐柏山区里的佛寺受影响较轻。民国八年、十八年、二十六年分别由报清、真空二位和尚主持，先后在云台寺、海慧寺进行过三次有三百多人参加的放戒活动。
　　1928年，冯玉祥主持河南政务的时候，出于移风易俗挽救民族危亡的愿望，提出“改造庙宇，兴办学校”的号召。南阳诸县相继成立了“破除迷信思想委员会”，领导各地学生捣毁神像改建学校，没收庙产资助教育事业，除偏辟山区以外，全区内多数庙宇受到破坏。只有菩提寺监院释玉普邀同南阳玄炒观方丈李翰三，淅川县香严寺方丈释润斋两人，同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保留包括丹霞寺四处著名的寺观。经批准后，得以保全。南阳佛教经过这一次严重挫折之后，并没有终断活动。尤以桐柏、唐河、淅川三县仍较活跃。
　　1944年5月，唐河县建立佛教会唐河县支会，理事长为菩提寺主持传定和尚。1946年，改选真廊和尚为理事长，佛会有僧尼会员59人，信众会员200人。他还以县佛教会的名义在净业寺内开设一座“佛教民众图书馆”，与上海佛学书局、北京法源寺流通处互有联系，订有《弘化月刊》、《现代佛教月刊》、《觉讯月刊》、《佛教新闻报》等报刊及有关佛教经籍一百多种，在佛教界负有声名。在此同时，真廊还拟出了一份以“整理教规、宣扬教主，福利社会”为宗旨的佛教改革章程。报北京现代佛学社臣赞法师及陈铭枢居士转呈行政院，要求在政府扶持下，把佛教发展引向“生产化、学术化”两大目标。
　　方城县于同年在火神阁成立了县佛教会，由东大寺本让和尚任事理长，下设理事4人，书记1人。
　　1947年，南阳、镇平、内乡、淅川、邓县、新野、南召七县佛教界人士共同筹划建立“南阳佛教联合会支会”组织。4月18日，于南阳城北紫竹林召开成立大会，此后不久，将会址移菩提寺内。选举菩提寺方丈释兰芬任理事长，下设总务、弘化两个组及会计、文牍、宣传、接待四个股。附组织机构表：表（二）
　　同年夏，香严寺在释湛洁首倡下成立“河南太虚佛学院”拟招收学生60名，分高初两个班级学习，以“培养僧材，中兴佛教”为宗旨。后因解放战争而停办。
　　在此期间，不少有志于佛教事业的人，曾力图重振南阳佛教，可是总因力不从心，未能改变已经颓废的局面，而大部分握有实权的方丈，为了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或投靠军政界，或拉拢匪霸作为后台支柱，置佛事于不顾，投身于争权夺利的世俗场中。
　　1937年，豫南佛教理事桐柏山方丈海墨和尚参加北京佛教代表大会后，按照会议决定，在桐柏山各大寺院组织“僧兵”，后因湖北随县政府带领民团抄了太白顶的寺产，砸毁了佛像，使桐柏山佛教受到很大打击，僧兵组织因而流产。
　　1942年，香严寺方丈释云斋带着八十人手持长短枪四十支，前去湖北均县为民团团长曹中歧的父亲做亡事。寺僧释福祥因与当地匪首任泰升、陈明甫、肖文甫有厚交，在他们的强力支持下，继任了方丈席位。
　　菩提寺方丈释兰芬与汤恩伯交往甚厚，曾送给他一匹日本战马和一支手枪，使其横行一时。
　　丹霞寺的清风禅师与静观和尚因门户之忌，为争夺财产权引起诉讼，结果两败俱伤。继而，明新和尚沿在当卖庙产中被人杀害；玉普和尚被捕入狱，全寺从此败落。
　　淅川县法海寺监院释坤山，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为巩固他所掌握的寺权，调唆土匪任小秃将本寺二十多年的老当家释智印杀。
　　方城县佛教会理事本让和尚勾结官府，仗势欺人，霸占人民土地财产。
　　佛教内部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曾不择手段的吸收各类会道门分子进入佛门。1919年，桐柏山有僧尼500余名，其中来自各种会道门的占79％。1937年，成立佛教会时，三华堂头子汤公山被推为佛会委员会；唐河县佛教会勾结青邦头子余胡子，成立“理门公所”，收容了不少青邦分子。三华堂、西华堂、大成佛门等组织亦有打着佛教旗帜，在某些寺院里各自发展自己的势力。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方城县东大寺和尚本让，因霸占群众财产等罪恶被镇压。唐河县净业寺方丈真廊参加上海陈海亮等发起的反动组织“佛青会”并发展会员26人，依法被捕。土地改革中政府依法没收了寺院的土地。多数僧尼分得了土地房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不少人还俗后成家立业，放弃了宗教生活。少数青年僧人经过教育后有参军的，亦有在地方参加工作的。
　　镇平县菩提寺1949年寺内40名僧人，有的自动还俗，有的参加了解放军和地方工作。1951年土地改革时，尚有26人。1953年仅余释然芬（字兰芬）、释然华（字玉普）、释明道、释然亮、释道行、释道传（字香丰）、释道观、释道荣、释清洁（字月川）、释乾永十个人。每人分到双份土地共20余亩，牛两犋，自耕自食。1959年，十名僧人年老体弱，无力耕作，将他们转为非农业户口，帮助照管林木，由林业局每月发给生活费用，不足部分由县统战部给每人每月补助20元。“文革”期间，停发了生活费用和粮食供应，佛事活动被迫停止。1969年，县委统战部先后对四名寺僧发给照顾款1800元，棉衣四套，单衣六件来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
　　建国初期，宗教事务由民政部门管理。1951年首先恢复桐柏县佛教会活动、理事长乔富胜，会址设在莲花寺。法师释性南被选为桐柏县二、三届人民代表。知客释明道当选为县政协第二届委员。同年4月20日，桐柏县佛教界在云台寺召开由14人参加的佛教代表会。全国佛教协会理事净严法师和省宗教事务处丁秘书出席了会议。于1953年11月中共南阳地委建立了宗教工作处。1955R上南阳专员公署又建立了宗教事务处。1956年，桐柏县选送5位青年和尚到北京佛教学院学习，其中海法等二人毕业后分配到白马寺现任主持。1957年在武汉举办的六省宗教学习班，桐柏和尚释性南、周直贵等人参加了进修。同年，释性南还参加了全国佛教代表会议，当选为全国佛协委员。他们还多次参加地县召开的宗教界学习会议和社会主义学校学习。
　　1949年全区有寺庵98座，僧尼373人，居士297人，至1965年寺院为26座，僧尼194人，居士42人。
　　1983年，省文化厅批准成立香严寺文物保管所，连年给修善费5万元。淅川县文化馆派出专人住在寺内常年进行维护。
　　同年，省地拨款近10万元重修桐柏县水濂禅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为该寺题写“大雄宝殿”横匾。还资助两千元现金。在建造期间，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地的寺院，省内的白马寺、少林寺以及香港大悲寺的圣一法师等捐款10余万元。香港大悲寺和尚如修号传道，原为桐柏山桂泉寺和尚（原籍唐河县少拜寺）与桐柏山和尚素有往来，经常关心桐柏山的佛教事业。在重建水濂寺时，曾先后资助款项，后又不惜巨资，从缅甸订购了一尊高1.7米，重1.8吨的纯白色玉雕佛像，经上海佛教协会的协助，辗转运至水濂禅寺。现已完成大殿5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山门5间，长廊20余米。另在溪北岸建成大寮、招待室、住房等15间。原有香樟木全堂佛像也金装一新。寺内有常住僧人12人，负责接待照管。县佛协会也设在这里。
　　社旗县自1980年以来，陆续有6处寺院内住进僧尼18人。已经终断多年的龙池寺、来佛寺又恢复了活动。王明甫村原有两处佛堂，1985年时取名为清净寺和福慧寺，分别置房买地建造房屋。围绕这几个新兴的佛寺，吸引了附近几个村庄里200多位“信男”、“善女”，到寺内奉佛诵经，并自命为“居士林”。
　　至1985年底为止，南阳县、内乡县、唐河县、南阳市、南召县、方城县、淅川县、新野县、西峡县内已无经常佛事活动，只有桐柏、社旗、镇平三个县内仍保持着正常的宗教活动。另有部分僧尼流散于外地（新野县在外地尼姑2人，社旗县在外地僧众16人）。
　　自1980年以后，选送青年佛教徒入佛学院进修的有：
　　1981年桐柏县印亮到北京佛学院学习。198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曾到肯尼亚参加世界佛教和平大会。
　　1983年印度、印乐到南京栖霞寺培训班学习一年。印庚现任桐柏县佛协会秘书。
　　出自南阳民族宗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