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华万佛塔出土石经幢考辨

金华万佛塔出土石经幢考辨
　　本文通过经幢与石灯、灯幢三者形制上的比较，提出了金华万佛塔出土的所谓“经幢”，是宋代所刻经文的幢子配装在唐代石灯部件上而成的，进而认为此“经幢”兼有经幢和石灯的功能，故改为“灯幢”之名称更妥当。
　　关键词：万佛塔 经幢 灯幢 金华
　　1957年浙江金华万佛塔地下龙宫出土了众多与佛教相关的文物，其中有自铭“幢子”的石刻，因幢身上刻的是“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故当时的文物简报上将此称为“经幢”(图一)（1）。最近笔者在陈列室中仔细观察了此经幢的石质和形状，发现其幢身(幢子)的石质与其他组成的多块石刻构件的石质不同，似不是同一朝代之物，尤其关键的是幢身上部中空的方石块，与所见唐代的石灯组合构件相同，是安灯之室。故以整体形状而论，此经幢更像是一座灯幢。现就以上认识考辨如下。
　　一 经幢与灯幢
　　在考辨万佛塔出土的石质经幢真正身份之前，有必要先搞清经幢和灯幢的形制及两者的区别。在新近出版的《辞海》中，对经幢定义：“是古代宗教石刻的一种，创始于唐。作柱状，往往用多块石刻堆建而成。柱上有盘盖，大于柱径，刻有垂幔、飘带等图案。柱身多刻陀罗尼或其他经文和佛像等。”当然就经幢视觉形制而言，并不局限于石刻的经幢，在敦煌千佛洞盛唐和中唐时期壁画中也看到有垂幔、飘带等图案的那种幢的原形。经幢主要流行于唐宋时期，目前见到最早的实物是唐代的石质经幢，各种经幢尽管有大有小，但经幢的形制构成和图案内容均有相对固定的式样。经幢的主要功用，据《佛学大辞典》载，是“借表麾群生，制魔众，而于佛前建之”。灯幢为何物？在叶昌炽语石卷四经幢篇上载曰：“唐有灯幢亦曰灯台，撰书皆精整，其制不甚高，约不逾三尺（指刻字部分的幢身），其文有铭、有颂、有赞，前后多刻尊胜咒或刻施灯功德经……”（2）另根据有关论述，灯幢的别称还有“燃灯塔”、“灯座”、“石灯台”等（3）。灯幢已发现的实物有：山西太原童子寺北齐时代石灯台、山西长子法兴禅寺大历八年石灯台、黑龙江宁安隆兴寺渤海国时代的石灯台和陕西乾县西湖村石牛寺石灯等（4），以石牛寺唐代石灯（图二）为例，其共八层：“顶为方形，四边刻有八个花瓣；第二层为庑殿式屋顶，刻有斜脊和瓦沟；第三层为一方形体，四面开窗，是放置灯的地方；第四层为圆形莲花座；第五层为石鼓；第六层为八棱石盘，棱角处均雕一兽首；第七层为圆形的石柱，透雕四螭相交，各有一爪上撑石盘，一爪则向下依于躯体；第八层为一方座，四面有八个小山，每山均凿一龛，龛内坐一座佛。”（5）由此可知，究竟是经幢还是灯幢，主要看幢身之上是否有一个中空的方形灯室，这是判断是经幢还是灯幢的关键所在。在审视其用途时，由于灯幢将灯和幢的两种功能合二为一，故其作为灯，它充当了在佛教中六种供具之一；作为幢，又兼有幢的功能，因而有人形象地把它比作为“幢形灯”。再者灯梵名“儞播”，幢梵名“驮缚若”，若把灯幢与经幢混同一起讲，显然有不妥之虞，目前经幢是否由石灯演变过来的还不敢轻易下结论。通过两者的对比，可明确的是，经幢与灯幢确为两种不同之物，虽在形制上有相同之处，但局部有明显不同之处，故需要我们仔细辨识才是。
　　二 万佛塔经幢的辨识
　　根据《金华市万佛塔塔基清理简报》中说，出土的石经幢位于“龙宫”靠北壁的正中，“幢高1.47米，共分七段：底层是须弥座呈六角形，其上刻有简单的水纹；束腰每面浮雕两朵云纹；上面一层雕有覆莲。幢身高54厘米，上刻‘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并刻有‘弟子使院观察孔目官吴善并妻王一娘家眷等扌秀舍净财装此幢子永充供养弟子刘知古捨此幢子一所永镇龙宫供养嘉祐七年岁次壬寅十月二十八日沙门灵寿书’。幢的顶上是重檐，顶上有宝珠。两檐之间有圆形仰莲一座。仰莲上有一方石块，中空，四面镂成四门，呈亭子状。这种东西当时放在地下，大概受‘龙宫’高度的限制。下檐有六脊，每两脊之间有瓦筒四行。上檐有四脊（无瓦筒）。经幢是用红沙石制成的。幢身表面呈黑色。须弥座上的水波纹涂有石绿及桃红，覆莲的花瓣边缘勾有金色和桃红……”（6）依此出土记载，结合观察心得，辨识一：该经幢整体组合配件并不是一物，即幢子为后添加上去的。由“弟子使院观察孔目官吴善并妻王一娘家眷等扌秀舍净财装此幢子永充供养”的语意得知，“吴善并妻王一娘家眷等”所舍净财，只是“装此幢子”，而底座和盘盖以上部分石构件，并不是他们舍净财所造，应为原先就有的。这里所谓“幢子”即 “幢身”，即座子与盘盖之间的柱径，施舍者只是巧妙地把柱径（幢子）装于石灯构件上而已。另从石质看，幢身是呈黑色的，底座和盘盖以上部分均用红沙石制成，故两者本亦不是原配之物。辨识二：灯和幢的石构件各属不同朝代。前面讲到在山西太原童子寺已发现了北齐时代的石灯台，可见石灯的起始时间要比经幢早，唐代石灯现存著名的有乾县西湖村石牛寺石灯，将万佛塔出土的经幢与石牛寺石灯上下构件相对照，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其用红沙石制成的盘盖以上部件与石牛寺石灯对应构件基本相似，尤其托起灯室的石鼓和圆形仰莲座两者几乎出于同一风格。据此判断，万佛塔所谓经幢，除有铭记年号的“幢子”为宋物外，余应属唐时的石灯构件。辨识三：基于上述认识，万佛塔出土这件所谓经幢，其名称和性质应有一个较科学的定义，笔者以为，在宋人未装“幢子”前，用红沙石制成底座和盘盖以上部分的石构件，应定其为是唐代的石灯部件，系作为石灯的功能之用；呈黑色的“幢子”上有“嘉祐七年”北宋的年号（1062），并刻有 “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故应定其是经幢上的幢身部件，系作为经幢的功能之用。在分清两者的界线后，万佛塔出土的所谓经幢，它是宋人用刻有经文的幢子安装于唐代的石灯部件上而成的，所以将万佛塔“经幢”改称“灯幢”，似乎更妥贴。
　　三 相关问题的阐述
　　在上述考辨中，笔者认为在唐、五代兴佛高峰过后，一些遗留下来的与佛教相关的物件，往往被后人再利用。在浙江宋初以来几大佛塔地宫出土中比较常见。如金华万佛塔“龙宫”除出土上述有唐代石灯部件组合而成的灯幢外，还出土了五代吴越国时期的铜质和铁质的金涂塔15座。1960年丽水县碧湖宋塔发现的《木刻佛说观世音经》，据考证，此经是五代末年杭州所刻的版本，保留到北宋晚期或南宋初年重印的（7）。另外2001年雷峰塔地宫出土一件罕见的龙顶佛坐像的器物，经清理和专家辨识，龙的右前爪是后来修补上去的（8），这说明了龙和佛坐像原先各自就有的，并不是原配，只是将两物拼凑而成。类似唐朝之物在宋墓中作随葬品，也是屡见不鲜，如唐的铜镜、钱币等。因此，万佛塔出土的石灯幢，将“幢子”装于“旧物”再利用的情况，也实属当时一种正常之举，同时也提醒我们在审度一件器物时，要多留心各部件的组合和局部的不同。
　　注 释
　　（1）（6）王士伦：《金华万佛塔塔基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5期。
　　（2）李盛平主编：《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叶昌炽（1849-1917），光绪进士,有五百经幢馆，藏书约三万卷。
　　（3）（4）陈明达：《石幢辨》， 《文物》1960年2期。
　　（5）《西安碑林博物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7）浙江省博物馆编：《浙江文物》，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雷峰塔五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