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文

变文
　　变文，一称“变”，是唐五代时期说唱伎艺“转变”的底本。唐人笔记小说曾有记载，如郭 〖FJF〗CA4E〖FJ〗《高力士外传》云：“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草木。 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这里说的“转变”，就是讲唱变 文。它能深入宫廷，足见流传之广。可惜这一文学样式，亡佚已久，直到敦煌藏经洞发现大 批手抄变文写卷以后，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敦煌遗书中明确标为“变文”或“变” 的作品有：《破魔变》(P2187尾题)，《降魔变文》(S5511首题)，《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 并图一卷并序》(S2614首题)，《八相变》(云字24卷背)，《频婆娑罗王后宫采女功德意供 养塔生天因缘变》(S3991首题)；《丑变》(S4511尾题)，《汉将王陵变》(S5437首题)，《 舜子至孝变文》(P2721尾题)，《刘家太子变》(P3654尾题)。这些作品一般没有留下写作时 代，若以写卷的题记或内容涉及的人物事件、风土名物、地理沿革，典章制度等，约可考知 《降魔变文》产生于天宝八载至十二载(749—753)期间，为已知变文编写年代最早的一篇， 而题记为“天福十五年(950)的《舜子变》，则为明确题有抄写年代的最晚一篇。
　　关于变文的渊源和得名，长期以来一直进行广泛的讨论，存在着不同的说法，概括起来可分 为“本土说”和“外来说”。“本土说”又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源自清商旧乐，如向 达云：“欲溯变文之渊源，私意以为当于南朝清商旧乐中求之”，“或者即出于清商旧乐中 变歌之一类也”(见《唐代俗讲考》)。其二源自我国固有的赋体，如程毅中云：“变文这种 文学形式，主要是由汉语特点所规定的四六文和七言诗构成的”，“是在我国民族固有的赋 和诗歌骈文的基础上演进而来的”(见《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其三源自文体变化，如周 绍良云：“变文之得名，应该是由于它是从某一种体裁的东西改变成另外一种体裁的缘故， 如依佛经改变成说唱文，或依史籍记载改变成说唱文，都称为变文”(见《谈唐代民间文学 》)。
　　“外来说”主张变文之“变”是从梵文音译而来与印度传来的佛教密切相关，也有三种意见 ：其一源自佛典翻译，如郑振铎云“变文的来源，绝对不能在本土的文籍里来找到，我们知 道，印度的史籍很早便已使用到韵文散文合组的文体。最著名的马鸣的《本生鬟论》也曾照 原样的介绍到中国来过。”“从唐以后，中国的新兴的许多文体，便永远的烙印上了这种韵 文散文合组的格局”(见《中国俗文学史》)。其二源自梵语，如周一良云“我觉得这个变字 似非中华固有，当是翻译梵语(Citra)”(见《读〈唐代俗讲考〉》)。其三源自变相，如孙 楷第云：“盖人物事迹以文学描写之，则谓之变文，省称曰变。以图相描写之，则谓之变相 ，省称亦曰变，其义一也。”(见《读变文?变文变字之解》)。以上诸说，各陈己见，至今 尚未定论。
　　唐代早期的变文，和南北朝“唱导”一样，是以“或杂叙因缘，或傍引璧喻”的讲经，和民 间说唱形式相结合来演绎佛经神变故事及其僧俗事理，“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 陈忏悔；若为君至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 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同。凡此变态，与事而兴，可谓知时众，又能善 说。”(慧皎《高僧传》卷13《唱导》)这种使“唱导”通俗化的讲经方式，同唐前期绘画中 描摩佛本生故事的“变相”一样，首先出现于佛寺禅门，同样是把佛教经内故事化、艺术化 和形象化的产物。僧徒为了把深奥的佛经义理通俗化，以招徕更多的听众，不得不“商榷经 论，采撮书史”，在讲唱过程中加进一些历史故事和现实内容，于是出现专门讲唱故事的俗 讲和俗讲僧。《高僧传》记载“唱导”的感染力时指出，“谈无常则令人心形战〖FJF〗B 169〖FJ〗；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徵昔因则如见德业，严当果则已示来根，谈悦乐则情 抱畅悦，叙哀感则洒泣吐酸，于是围众倾心，举堂恻怆。”俗讲则充分发扬了这些特长。中 晚唐时期，由于帝王不断提倡佛教，长安城内许多寺庙经常进行俗讲，盛况空前。韩愈《华 山女》诗云：“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长庆年间还发生关于俗霁僧文溆的一 桩公案，“善吟经，其声宛扬，感动里人”(《乐府杂录》)的文溆，由于被指斥“公为聚众 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 ”结果被“前后杖背，流在边地数矣”(《因话录》)。这正说明文溆敢于冲破佛寺禅门的常 规，走向民间，赋予俗讲以广泛的社会内容，才为统治阶层所不容。除俗讲僧外，还出现以 转唱变文为职业的民间艺人，他们进而创作出许多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现实斗争为题材 的变文，使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得到充分的发展。同时讲唱场地也由寺庙扩向民间，并 逐渐多了起来，不仅可以与各种杂戏在“戏场”演出，而且还有专门讲唱变文的“变场”， 据段成式《酉阳杂俎》载，元和中有个李季才，曾被寺僧斥为“望酒旗，玩变场者”。《资 治通鉴》卷248还记载万寿公主到“慈恩寺观戏场”。这都说明民间娱乐场所已经能吸引王 公贵胄，士子秀才，足见变文等霁唱艺术产生的深刻影响。此外，讲唱变文时，有的还配有 画图，吉师老的“画卷开时塞外云”(《看蜀女转昭君变》)诗句，和“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 文并图一卷”的标目，可以为证，敦煌本《降魔变文》卷上绘有形象生动的画图与变文内容 相配合，亦为后代插图小说之滥觞，这也表明变文是一种向综合性艺术过渡的，为群众喜闻 乐见的文学表现形式。
　　敦煌变文包括讲唱佛经故事和世俗故事两类作品，讲唱佛经故事的变文，如《八相变》、《 破魔变》、《降魔变文》、《目连救母变文》等，主要以释迦修道成佛、降伏外道和上天入 地救母为题材，目的在于弘扬佛法和禅门义理，有时还夹杂“为国尽忠，居家尽孝”的儒家 道德观念，在艺术表现形式上，那种奇妙的构思、惊人的想象和天堂地狱的生动描写，无不 令人叹绝。讲唱世俗故事的变文，可分为三类：(一)历史故事变文，如《伍子胥变文》、《 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汉将王陵变》等，这类变文主要以一个历史人物为主，选 取历史记载中有关事实，进行艺术再创造，往往一段简短枯燥的文字被渲染成曲折起伏，有 声有色的文学作品。它们还通过塑造出不同的人物形象，对正直、善良而又遭受邪恶势力迫 害的人们寄予深刻的同情，对丑恶的社会现象和虚伪的人情世态予以揭露和批判，充分反映 出人民的思想感情，意义深远。(二)民间传说变文，如《舜子变》、《孟姜女变文》等，在 充分吸取民间传说的故事情节和轶闻趣事的基础上，使流传久远的舜子故事和孟姜女故事又 凭添灾难性和悲剧性的色采。(三)讲唱现实斗争的变文，如《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 》，虽然残损严重，但仍可看出这类作品是以直接描写唐代时事，歌颂奋起抵御民族侵扰的 英雄人物为主题，高度赞扬他们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高尚情操，具有深厚 的人民性，为变文发展开拓出新的途径。
　　敦煌变文在艺术形式上除有叙事曲折、描写生动、想象丰富、语言通俗等独特创造外，体制 上散文与韵文结合是其重要特点，变文的韵语句，一般用七言，间或杂有三言、五言、六言 句式，每个唱段或一韵到底或多次换韵，灵活多变，易于演唱。散文则为浅近的文言和四六 骈语，也有使用通俗的口语，在由说白向歌唱转变时，往往要用“若为陈说”，“道何言语 ”等交替过渡的惯用语。散文部分与韵文部分的结合也有两种形式：一是“复用”，以散文 讲述故事，再以韵文重复歌唱所讲述过的内容，有助于加深听众的印象。另一种是“连用” ，用散文串起情节，以韵文铺写情状，两部分内容互不重沓，但又紧密相连，相互补充，起 到交相辉映的作用。变文在创作上较多地继承辞赋家敷陈铺叙的表现手法，文笔粗犷，以刚 健浑厚见长，不过它往往缺乏后世小说家那种细腻传神的艺术描绘，在刻划人物性格，展示 人物内心世界方面亦嫌不足。
　　变文与唐传奇的创作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唐初张〓《游仙窟》，通篇以散文叙事、韵语 对话，这与变文的散韵结合、唱白并用的形式基本一致，而且描写细致生动，语言浅近易懂 也十分接近变文的风格。中唐是唐传奇繁荣的时期，也是俗讲、说话、转变盛行之际，这时 出现更多的散韵合体的传奇，如李朝威《柳毅传》，元稹《莺莺传》，陈鸿《长恨歌传》等 都明显地受过变文的影响。从唐代传奇到宋元以来的话本、拟话本等白话小说以及诸宫调、 宝卷、鼓词、弹词等讲唱文学，除在讲唱相间的表现形式上有着相近相同之处外，变文的多 样化题材也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目连救母变文》曾被明代郑之珍铺衍成长达百〓的《目 连救母劝善戏文》，至于伍子胥、孟姜女、王昭君等变文，后来更有多种戏曲剧目，长期流 传于世，这都说明变文对中国文学史和宗教文学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值得重视。
　　敦煌变文的整理本有：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1954年)，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195 7年)，前篇收录变文39篇，后者辑录78篇(其中尚有不属于变文的作品)。潘重规《敦煌变文 集新书》(1984年)，共校录变文86篇，是研究变文的丰富辑本。此外，还有周绍良、白化文 、李鼎霞合编的《敦煌变文集补编》(1989年)，又初录变文作品15篇。
　　(周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