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遗物与信徒供养

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寺院遗物与信徒供养
　　寺院遗址出土金银器也是宋代的一大特点，虽然与考古发现的偶然性有关，但寺院遗物为认识宋代金银器的整体面貌提供了很大帮助。唐代一些塔基中也发现金银器物，甚至有法门寺塔地宫那样大量出土。但总体来看除了法门寺遗物，其他寺院遗址出土的主要是放置舍利的金银棺椁、锡杖类的法器、香炉和少量供养器，属于寺院自身的遗物。宋代的情况不同，许多世俗的器物作为财宝供奉施舍于寺院，也有特别制造的器物。与唐代佛教的兴盛相比，宋代更加民间化，各种规则淡化，供养器也多样化。其中有珍藏佛舍利的银函、匣、盒，椁、棺、塔，用于礼佛的银罗汉、供养人，仪式活动时使用净瓶、葫芦瓶、瓶、洗、盘、盂、香熏等，形成了较完备的宗教供奉器具。
　　在河北的定县、正定，山西临猗，山东长清的宋代佛教塔基中，分别发现了不少金银器物。由于多有纪年的遗迹，基本可以推测出其制作时间的下限。
　　定县静志寺真身舍利塔基，出土的金银器物最多，有金棺，银椁、像、鎏金银塔、净瓶、瓶、熏炉、双凤盒、盒、盘、碗、洗。同出的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重建静志寺真身舍利塔铭”，最末记载新入藏的一批金银器云:“太平兴国二年岁在丁丑五月辛酉朔二十二日，三处舍利葬于地宫内，又新施到银棺子一、小金棺子三、银塔二、银香炉一、银净瓶一、银香合子一、银瓮子一……”而香炉上錾刻有“……解脱……涅 ……太平兴国二年五月十六日造记”，可见这些物品的制作时间不晚于此年限。定县净众院舍利塔基，出土有银塔、棺、瓶等5件，净众院舍利塔建于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出土的银器应早于此年限。正定天宁寺凌霄塔地宫，出土鎏金银棺、带座鎏金银棺，以及银净瓶、小瓶。地宫同时出土北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金正隆六年（公元1161年）石函和一件长方形石函，所出银器不晚于此年限。临猗双塔寺西塔地宫，宋代名为妙道寺舍利塔，地宫须弥座供放的石函内有满盛舍利子的银棺1具。该塔建于北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出土的银棺右侧刻铭文两行，“熙宁二年十二日，解州安邑县打造观榔人张文立记”，左侧刻“同造作人东京采能记”。其他银器应与其同时。长清县真相院释迦舍利塔地宫，出土银器十五件，其中主要物品是九件银罗汉，还有椁盖、棺盒、女供养人、钵、器座足残片。地宫内有苏轼撰书的《齐州长清县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引》刻石，记述此塔建成于元
　　二年（公元1087年）。所出银椁盖内刻文有绍圣五年（公元1098年）戊寅岁正月辛酉十二日的年款。因此这是一批北宋时期的银器。
　　江浙区塔基埋藏的金银器远比中原和北方地区华丽，也为其他南方地区少见。连云港市海清寺阿育王塔据所嵌碑文记载，建于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竣工于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 ［60］ 。塔心柱的长方形砖室正中放石椁，其内以铁匣盛放银棺和银精舍，银棺中置鎏金银棺和银方匣，还在砖室的铺地砖缝内放置银圆盒。银棺和方匣以银丝捆扎。据银棺、鎏金银棺、银方匣上所刻铭文，可知是谢氏家族、沈氏家族和傅氏家族在“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施舍的物品，用以盛装佛骨、佛牙、舍利，在建塔时埋入。银棺的形制接近一长方形的盒，盖较平缓，装饰纹样表现的是佛涅 的情景。银棺盖为佛的涅 像，棺前两侧为天王力士像，棺身两侧为十大弟子哀悼像和梵天来降、守护圣灵像。鎏金银棺的棺盖正中为佛的涅 像，棺身前面和两侧面捶揲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的菩萨像。新出现的银精舍为仅见的一例，形制特殊，前后各辟一门，两侧各开三窗。
　　瑞安慧光塔建成于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宋代称仙岩寺塔，元代改为现名 ［61］ ，九件银器都装在漆舍利函内。在“建塔助缘施主姓名”中提及的器物有鎏金舍利瓶、鎏金盂子、鎏金请舍利筋 各一件，为法明院比丘利和劝缘制造，舍利瓶有景 二年（公元1035年）刻铭。此外，银瓶两件，一件有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的刻铭，为县尉柳 施舍。银神王两件，有景 四年（公元1037年）刻铭，为陈氏信徒施舍，同时记有银匠陈满的姓名。鎏金银塔一件，高34.8厘米，四面七层，第一层一面刻施主姓名，三面为武士像，其他六层四面都为佛像。银葫芦像1件，亦刻有施主姓名。
　　镇江甘露寺铁塔建于宋熙宁九年（1076年），建成于元封元年（1078年），塔基内的宋代石函 ［62］ 中藏有银函、银盒等，银函正面刻释迦坐像，两侧刻仕女月下焚香图，后面刻文字十行，共六十八字，盖阴墨书三行十四字“临川王安礼元丰元年（1078年）四月七日记”。图案在开光内置佛像和仕女，生活气息浓厚。银盒为圆形，瘗盛舍利和灵骨。此外，一件漆盒内盛有银牌。银牌双层中空，长5.5厘米，宽4.2厘米，厚0.7厘米。正面又钩刻“佛”字，背面双线钩刻“比丘慧平施”。这是较早出现的用于宗教信仰的银牌。慧平是甘露寺的僧人，在铁塔的第三层所铸的带职位名称的僧人中有“维那僧 慧平”。职务是管理寺中事务的。
　　松江兴圣教寺塔地宫石函内的漆盒中有一件铜卧佛和两件银匣 ［63］ 。银匣皆长方形，子母口，大者盛装佛牙，匣底部刻莲花牌位，其内的铭文为“郭椿年舍银造匣追荐 亡母赵氏超生”;小者盛装舍利和佛牙，匣底部刻莲花座牌位，牌位内为“蔡溥舍银造匣追荐亡妻 俞氏超生”。此外漆盒底部还有小银珠一百零一颗。元人记载此塔建于熙宁、元 年间（公元1068～1094年），发掘者根据所出文物和地宫结构，认为石函内的瘗藏品是北宋时期的遗物。
　　塔基发现的金银遗物分为两类，一类是寺院专用物品，一类是普通生活用品。
　　寺院专用物品中最珍贵的金银棺椁从北魏以来一直存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佛涅 后，香花供养，盛以金棺”。宋代考古发现的金棺银椁通常由棺盖、棺体和棺座组成。定县静志寺以金棺、银椁为舍利的盛装器具，各三件。一件金棺高4.9厘米，盖以珍珠纹衬地饰花朵缠枝纹，棺身正面表现门，背面表现佛足，两侧面分别为僧人，一侧为二人对坐论法，另一侧为三人，二对一说法，一件鎏金银椁高7.5～11.5厘米，正面为门，两侧面以云纹为框饰张口奔驰的龙和虎，背面无纹，定县净众院所出鎏金錾花银棺，高15.8厘米，长22厘米，宽10.7厘米，周身刻以流云，棺两侧各刻一条飞龙。临猗双塔寺西塔地宫须弥座供放的石函内有银棺一具，满盛舍利子。棺盖前端接云片饰件，前档刻门，门两侧刻铭文为施主姓名。棺体两侧錾刻相同的诸天降十二部乐迎佛入涅 境。后档刻门，右侧刻铭文两行，“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十月二日，解州安邑县打造观榔人张文立记”，左侧刻“同造作人东京采能记”。长清县真相院释迦舍利塔地宫的银椁，盖内刻文一百零二字，“绍圣五年（公元1098年）戊寅岁正月辛酉十二日，刘氏夫妇施银十两打椁葬父母所遗舍利，由莒镇仇宗明亲手全造”。正定天宁寺凌霄塔地宫的鎏金银棺、带座鎏金银棺的形制较特殊，前者前高后低，高度相差悬殊;后者为平顶。专为献纳而制的器物种类也较多。定县静志寺还出土四件六角银塔，高26厘米，分别以银板折成六角柱、六角锥形组合而成。塔座有施主姓名，塔顶刻有“钱共用一十两七分金一钱”。定县净众院也有银塔，高35.5厘米，二层，第一层门两侧有“善心寺”、“舍利塔”铭文牌，层下绕一对龙，第二层正面左右也表现龙。这样大型的塔在浙江天封塔塔基和辽阳市北塔天宫也有。根据相关的遗物推测，佛寺的献纳物有同时制作的。定县净众院舍利塔塔基鎏金錾花银棺、银瓶、银塔均以飞龙缠绕，并有祥云环绕为装饰，如此风格一致的装饰，表明这些物品也是专为献纳同时制成的。定县北宋静志寺的银双凤纹合子，高8厘米，盖面饰飞翔的双凤纹，盖口沿亦有施主铭文。鎏金宝相花纹合子高14.1厘米，盖中央饰细致的线刻的十六瓣花，围绕三十九个花瓣、莲叶，与通常所见的盒不同，是为献纳给塔基而造的。正定天宁寺凌霄塔地宫银净瓶的造型细高，银小瓶饰浮雕花卉，都是较特殊的样式。寺院专用物品也有不同的用途，在定县静志寺出土的物品中，净瓶是佛教的法器，用于盛装净水，香炉是焚香的器具，用于佛教礼仪中的焚香。宋代以金银制作人物尚属少见。长清县真相院释迦舍利塔地宫的九件罗汉像制作得十分出色，表现出佛祖涅 以后，弟子们精神沮丧、痛不欲生的神态。有些在腹背錾刻文字，如“郭氏史氏二人共施罗汉一尊”，“焦县丞管两尊”，“赵氏太君管一尊，邹”，“邹□法钊氏施银壹两，打十大弟子一尊”，“邹□造三尊”等。女供养人的花冠、服饰亦做得相当精细，人物小巧精细，比例适度，显示出匠人所具有的丰富的想像力和高超的制作技艺。 注 释
　　［1］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第8期。［2］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第8期。
　　［3］乔正安《山西临猗双塔寺北宋塔基地宫清理简报》，《文物》1997年第3期。［4］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等《山东长清县宋代真相院释迦舍利塔地宫》，《考古》1991年第3期。
　　［5］刘友恒等《河北正定天宁寺凌霄塔地宫出土文物》，《文物》1991年第6期。［6］张成荣等《山东省莒南发现宋代银器窖藏》，《文物资料丛刊》第8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
　　［7］罗西章《扶风出土的宋金时代金银器》，《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
　　［8］镇江市博物馆等《江苏溧阳竹箦北宋李彬夫妇墓》，《文物》1980年第5期。［9］南京市博物馆《南京慕府山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2年第3期。［10］金琦《南京太平门外王家湾发现宋墓》，《考古》1961年第2期。
　　［11］叶玉奇等《江苏吴县藏书公社出土宋代遗物》，《文物》1986年第5期。
　　［12］吴兴县文化宣传站《浙江吴兴皇坟山宋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2集，文物出版社，1978年。
　　［13］南京市博物馆《江浦黄悦岭南宋张同之夫妇墓》，《文物》1973年第4期。［14］衢州市文管会《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考古》1983年第11期。［15］肖梦龙等《江苏溧阳平桥出土宋代银器窖藏》，《文物》1986年第5期。
　　［16］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7］沈仲常《四川德阳出土的宋代银器简介》，《文物》1961年第11期。
　　［18］绵阳市博物馆《绵阳市出土宋代窖藏银器、钱币》，《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19］冯安贵等《四川平武发现两处宋代窖藏》，《文物》1991年第4期。
　　［20］陈显双《绵阳魏城公社出土的宋代窖藏银盘》，《文物》1974年第4期。［21］陈显双《四川崇庆县城出土宋代银碗》，《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
　　［22］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市涂山窑宋代瓷窑试掘报告》，《考古》1986年第10期。
　　［23］成都市文物管理处《四川双流县出土的宋代银铤》，《文物》1984年第7期。［24］彭适凡等《江西发现几座北宋纪年墓》，《文物》1980年第5期。［25］温江县文化馆《江西波阳宋墓》，《考古》1977年第4期。
　　［26］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市北郊南宋墓清理简报》，《文物》1977年第7期。［27］福建省博物馆《福州茶园山南宋许峻墓》，《文物》1995年第10期。
　　［28］江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清理简报》，《文物》1990年第9期。
　　［29］唐昌朴等《江西遂川发现北宋郭知章墓》，《文物资料丛刊》第6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
　　［30］福建省博物馆《福州茶园山南宋许峻墓》，《文物》1995年第10期。
　　［31］杨后礼《江西省乐安县发现窖藏银器》，《文物资料丛刊》第8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
　　［32］王振镛等《邵武故县发现一批宋代银器》，《福建文博》1982年第1期。
　　［33］《元丰九域志》（王文楚、魏嵩山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卷九详细记载了邵武军所辖四县的银场、金场:邵武，“黄土、邹溪、寺城三银场”。光泽，“太平一银场”。归化，“ 一金场。江源一银场”。建宁“青女、蕉坑、龙门三银场”。
　　［34］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列表记录了史书所载的宋代银的产地，认为可以作为当时各路银的产额参考的是《文献通考》卷二二市 考三所载毕仲衍《中书备对》所述元丰间诸路二节（圣节与南郊）进奉金帛的记录。在中加藤繁将其中关于诸路的进奉银取出，依其数量的多少列表。福建路排名第一，在同天节进奉银一万四千两，南郊进奉银二万三干两，合计三万七千两。江南西路位居第二，同天节进奉银一万四千五百两，南郊进奉银一万五百两，合计二万五千两。
　　［35］曾文德等《古代江西多银场》，《南方文物》1993年第1期。
　　［36］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1996年版。
　　［37］《福建通志·张式传》:“以银治见之于史籍的也不少，如将乐银治，南宋开禧时经营不善，岁课不足，坑治户被系者常达数百人，张式任将乐主簿，‘使贫富财力相兼，课遂有羡余，无系者之劳。’”［38］《福建通志·名宦传·江 》。
　　［39］绵阳市博物馆《绵阳市出土宋代窖藏银器、钱币》，《四川考古报告集》，1999年。
　　［40］遂宁市博物馆等《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文物》1994年第4期。［41］徐良玉等《扬州发现一批唐代金首饰》，《文物》1986年第5期。
　　［42］丹徒县文教局等《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唐代银器窖藏》，《文物》1982年第11期。
　　［43］夏星南《浙江长兴县发现一批唐代银器》，《文物》1982年第11期。
　　［44］陆游《入蜀记》（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六“乾道六年十月十三日”条载:“有妇人负酒卖……未嫁者率为同心髻，高二尺，插银钗至六只……”
　　［45］安徽六安县文物工作组《安徽六安县花石咀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86年第10期。
　　［46］王 《燕翼诒谋录》卷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
　　［47］孟元老撰、邓之诚校《东京梦华录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五“民俗”条载。
　　［48］安徽省博物馆《合肥东郊大兴集北宋家族墓群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3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49］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四“会仙酒楼”条载。
　　［50］四水潜夫《武林旧事》（西湖书社，1981年）卷六“酒楼”条、“歌馆”条载。
　　［51］耐得翁《都城纪胜》“铺席”条，见于《南宋古迹考》（外四种），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52］费均《解放后杭州出土的一些宋代货币》，《文物》1965年第6期。
　　［53］合肥市文物管理处《合肥市出土宋代金铤和金牌》，《考古》1981年第6期。［54］程欣人《荆州城外发现宋代银铤》，《文物》1960年第4期。
　　［55］沈仲常《四川德阳出土的宋代银器简介》，《文物》1961年第11期。［56］金柏东等《浙江永嘉发现宋代窖藏银器》，《文物》1984年第5期。
　　［57］江油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四川法油县发现宋代窖藏》，《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
　　［58］张启明《四川阆中县出土宋代窖藏》，《文物》1984年第7期。
　　［59］大邑县文化馆《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出土宋代窖藏》，《文物》1984年第7期。［60］连云港市博物馆《连云港海清寺阿育王塔文物出土记》，《文物》1981年第7期。
　　［61］浙江省博物馆《浙江北宋慧光塔出土文物》，《文物》1973年第1期。
　　［62］江苏省文物工作队镇江分队等《江苏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发掘记》，《考古》1961年第6期。
　　［63］上海博物馆《上海市松江县兴圣教寺塔地宫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2期。